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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792151
作者自述
戏曲史论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一、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
二、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
三、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
四、结语
文士与优伶的互动
———明代戏曲搬演论的生成
一、引言
二、明代戏曲搬演论的生成机制
三、明代戏曲搬演论中文士对优伶的操控
四、明代戏曲搬演论中文士对优伶的妥协
五、结语
戏曲家、 戏曲作品和戏曲活动考论
病梅：《琵琶记》 蔡伯喈形象的文化人格
一、引言：梅与病梅
二、清标与俗趣
三、傲气与柔骨
四、无病不成梅
《词林一枝》《八能奏锦》 编纂年代考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戏曲作品创作年代考
三、戏曲插图刻工情况考
四、结论
《牡丹亭》 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
一、明单刻本
二、明合刻本
三、清单刻本、石印本
四、清合刻本
五、清抄本
六、附录：《牡丹亭》改本
点铁成金： 汤显祖《牡丹亭》 传奇的改写策略及其文化意蕴
一、《牡丹亭》故事来源
二、“梦中情”：杜丽娘出生入死
三、“人鬼情”：杜丽娘起死回生
四、“人间情”：杜丽娘回生之后
五、结语
喧嚣与寂寞
——— 年前后剧作家汤显祖的自塑与他塑
一、引言：剧作家汤显祖
二、知我与罪我：“立言”的焦虑
三、家传而户诵：传播的助力
四、才情与矩矱：“误读”的导向
五、结语：“明星”汤显祖
多重空间的形构、 并置与演绎
———李玉《万里圆》传奇的“空间”解读
一、 引言
二、叙事空间的删略与扩充
三、表演空间的生成与拓展
四、想象空间的聚焦与深化
五、对话空间的开放与多元
吴伟业《秣陵春》 传奇作期新考
一、《秣陵春》传奇作期诸说
二、从《南词新谱》的编刻考定《秣陵春》传奇作期
三、从吴伟业与余怀的交往考定《秣陵春》传奇作期
四、《秣陵春》传奇在清顺治年间的传播
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
一、李渔剧本的写作旨趣
二、李渔的文学教育与知识结构
三、李渔的文学教育与创新精神
四、“填词种子”与文学教育
仪式与象征
———清顺治十七年冒襄得全堂夜宴演剧述论
一、仪式的场景：“以胜国之逸民，作骚坛之宗主”
二、象征的仪式：“抚今追昔，能不泫然”
三、仪式的象征：“选新声而歌楚调”
四、仪式的遗响：“是泥人惟顾曲，细于笔墨倩谁传”
新戏生成、 女性阅读与遗民意识
———朱素臣《秦楼月》传奇写作与刊刻的前因后果
一、引言：苏州新戏
二、新戏生成：“《红鹅别传》邮筒寄”
三、女性阅读：“为多情开生面”
四、遗民意识：“世事已惊人面改”
五、结语：“相思难写，半枝桐叶”
贫困境遇、 生存智慧与道德自赎
———《海烈妇传奇》与清初江南士人的生活与思想
一、“此谓丈夫”：从社会新闻到文人叙事
二、《海烈妇传奇》与清初江南士人的贫困境遇
三、《海烈妇传奇》与清初江南士人的生存智慧
四、《海烈妇传奇》与清初江南士人的道德自赎
五、“香闺铁汉”：文人叙事的不朽价值
戏曲学术史
中国古典戏曲文学文献整理刍议
一、曲籍影印述论
二、曲籍编校谈略
戏曲目录著作的史学价值
———简论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
戏剧史家周贻白
一、从艺人到史家
二、发凡起例
三、本源与流变
四、民间与宫廷
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
一、选题浏览
二、旨趣探幽
三、价值评说
“中国趣味” 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
一、关注戏曲的本体特征
二、思考戏曲的历史意义
三、探究戏曲的文化含蕴
四、“中国趣味”的学术追求
附录
雪泥鸿爪
———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谈起
后记
二、 知我与罪我：“立言” 的焦虑
《临川四梦》无疑成就了汤显祖的千秋万代名，但汤显祖却绝不仅仅是一位剧作家。 诗人、赋家、文章家、八股名家、官员、儒者……这些构成了汤显祖丰富多彩的文人士大夫身份，而这正是他基本的社会及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士人的身份定位，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②这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一生的终极追求。
在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语境中，当“立德”
“立功”皆不得如愿时，所谓“其次有立言”，既隐含着“退而求其次”的意味，也隐含着自我选择的信念和自我放逐的无奈两相交织的情怀。
尽管曹丕（１８７—２２６）
早就宣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③但是，先秦以来“学而优则仕”“士志于道”等“老生常谈”，毕竟早已积淀为文人士大夫内心中始终无法抹杀甚至无法淡忘的文化志向，制约着他们的人生选择与人生理想。
身为文人士大夫的汤显祖自然也不例外。 请读一读他的两段文字。
段文字是作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的《负负吟》诗序：
予年十三，学古文词于司谏徐公良傅，便为学使者处州何公镗见异，且曰：“文章名世者，必子也。”为诸生时，太仓张公振之期予以季札之才，婺源余公懋学、仁和沈公楠并承异识。
至春秋大主试余、许两相国，侍御孟津刘公思问，总裁余姚张公岳，房考嘉兴马公千乘、沈公自邠，进之荣伍，未有以报也。
四明戴公洵、东昌王公汝训至为忘形交，而吾乡李公东明、朱公试、罗公大纮、邹公元标转以大道见属，不欲作文词而止。
眷言负之，为志愧焉。①
临终之前，汤显祖怅然回首往事，以他人的评价与期许，扼要地记叙了他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生行迹。
他在少年时代即以文章名世，得到名公称赏。但是，入学为诸生时，有“异识”的先贤却不特别看重他的“文章”，而是“期予以季札之才”，热切期望他凭借自身的才能，在政治事功上有所成就。②而其后同乡理学家李公明（生卒年未详）等人“转以大道见属”，则说的是汤显祖曾有过一段“学道”
“明道”的经历，然而终他还是以“作文词而止”。所以他说：“眷言负之，为志愧焉。”
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③汤显祖临终前的这段文字，以留恋、哀怨而愧悔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完整的生命历程：从“文章名世”起步，经由“季札之才”“大道见属”的途径，终回归“作文词而止”。
“立言”—“立功”—“立德”—“立言”，这形象地展现了一位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生命历程。
我们注意到，在汤显祖这幅生平“自画像”中，只有“文章名世”和“作文词而止”两个词组，若隐若显地浮现出他的“剧作家”形象。
第二段文字是约作于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前后的《答张梦泽》：
丈书来，欲取弟长行文字以行。 弟平生学为古人文字不满百首，要不足行于世。 其大致有五。 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
然亦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 乡举后乃工韵语。 三变而力穷，诗赋外无追琢功。 不足行一也。 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
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邪，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 弟何人能为其真？ 不真不足行，二也。
又其赝者，名位颇显，而家通都要区，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
且多藏书，纂割盈帙，亦借以传。
弟既名位沮落，复住临、樊僻绝之路。
间求文字者，多村翁寒儒小墓铭时义序耳。
常自恨不得馆阁典制著记。
余皆小文，因自颓废。
不足行三也。 不得与于馆阁大记，常欲作子书自见。 复自循省，必参极天人微窈，世故物情，变化无余，乃可精洞弘丽，成一家言。
贫病早衰，终不能尔。
时为小文，用以自嬉。
不足行四也。 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见。 颇得天下郡县志读之，其中文字不让名人者，往往而是。 然皆湮没无能为名。
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韵语自谓积精焦志，行未可知。 韵语行，无容兼取。 不行，则故命也。 故时有小文，辄不自惜，多随手散去。 在者故不足行。
五也。 嗟夫梦泽，仆非衰病，尚思立言。 兹已矣！ 微君知而好我，谁令言之，谁为听之。 极知知爱，无能为报，喟然长叹而已。①
张梦泽，名师绎（生卒年未详），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任江西新喻县知县，与汤显祖同为“以文章妙天下者”
②。 在上文中，汤显祖评述自己一生“立言”的追求，其剖心沥肝的肺腑之言、难以名状的内心苦衷，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首先，汤显祖对“事关国体”的“馆阁典制著记” “馆阁大记”的由衷向往，隐含着由“立言”而“立功”的自我期许。
“馆阁”指翰林院，主要职责是为朝廷起草文告，这是汤显祖终身羡慕而难以获得的荣誉。
以“立言”为宗旨，汤显祖心中景仰的社会角色典型是明初馆阁大臣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
汤显祖晚年一再推崇宋濂，他说：“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舆台也。
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着眼。”
③他甚至将宋濂视为数百年文坛上众星拱卫的北斗星。①
而他为看重的是宋濂的“馆阁之文”，他说：
仆观馆阁之文，大是以文懿德。 第稍有规局，不能尽其才。 久而才亦尽矣。 然令作者能如国初宋龙门极其时经制彝常之盛，后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 习而鬯之，道宏以远。②
宋濂入明后，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久操礼乐制作之柄，撰作“其体绚丽而丰腴”的“台阁之文”，③因此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④。 宋濂“极其时经制彝常之盛”，这不正是文人士大夫由“立言”而“立功”
的典型吗？这也成为汤显祖发愤有为的文化践行和心向往之的人生理想。⑤
但是，由于名位不显，屡遭贬谪，屈居边僻之地，因此晋身为撰写“馆阁大记”的“大手笔”，这毕竟只能是汤显祖的一场“春梦”。⑥
其次，汤显祖对“作子书自见” “成一家言” 的深刻省思，隐含着由“立言”而“立德”的内心希冀。
汤显祖早年在诗文之外，博通“诸史百家”，旁及“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
⑦。 当他晚年反思一生为文“不朽”的努力时，不无遗憾地说：
文章不得秉朝家经制彝常之盛，道旨亦为三氏原委所尽，复何所厝言而言不朽？
文人在世，进既不得撰著经世治国的“馆阁之文”，退或可追求弘扬“道旨”的“一家之言”。①
宋濂终生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认为“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
②。 “以文懿德”，因“立德”而使“立言”不朽，由“立言”而达致“立德”人格，这也是汤显祖的人生理想。
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
汤显祖贬官徐闻时，曾撰写《明复说》《贵生书院说》等“道学”文章，③同年进士刘应秋（１５４７—１６２０）赞叹说：“读文（丈）《贵生》《复明（明复）》二说，具见近况，业已蒸蒸大道矣。”
④约第二年秋，包括
《贵生书院说》 《明复论》 的 《 粤行五篇》 刊刻，理学家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读后，感慨地说：“又惊往者徒以文匠视门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
……门下诸篇，迥别时说，何胜为吾道之幸。”
⑤汤显祖晚年还整理、刊刻一生研治《尚书》的著作《玉茗堂书经讲意》，他的弟子周大赉称他：“数十年究心理学，得其精要。”
⑥此外，他还用十年时间校订《册府元龟》，用功于重修《宋史》。⑦
然而，汤显祖由“成一家言”而得以跻身圣门的努力，终究未能如意，于是他终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归以文章“立言”。
当然，对汤显祖来说，以文章“立言”也还有“长行文字”
“举子业”与“韵语”等不同文体的选择，而他终能期许“不朽”的竟然只能是“等而下之”的“韵语”，这却是他始料所不及而内心所致憾的。
汤显祖少年时已有相当丰厚的古文词修养，曾自称：“泛滥词曲，荡涤放志者数年，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
①时人对汤显祖的古文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如虞淳熙称：当李攀龙、王世贞称霸文坛之时，“所不能包者两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
②。 但是在汤显祖看来，他“既不获在著作之庭” ③，则所撰作的“长行文字”如“村翁寒儒小墓铭时义序”之类，原本与世道民生无关，又不能“深极名理，博尽事势”
④，只能是一种“民间小作”，既是不足为的，也是不可传甚至速朽的。⑤
因此他甚至决绝地说：“不佞极不喜为人作诗古文序。”
⑥在“长行文字”中，他聊借“白云自怡悦”的，无非那些尺牍之类的“小文”而已。⑦
毋庸置疑，在 １６１６ 年前后，汤显祖作为诗赋家、八股文名家，乃至剧作家的名气， 要远远大于作为文章家的名气。 他去世不久， 友人丘兆麟（１５７２—１６２９）称：“时论称先生制文、传奇、诗赋昭代三异。”
⑧
汤显祖早年就以擅长八股文而名重天下，得到时人的推崇。 友人汤宾尹（１５６７—？）说：“制义以来，能创为奇者，义仍一人而已。”
⑨丘兆麟说：“我朝举业文字，惟汤义仍一派，孤行宇宙，而不可有二。
至今天下信而奉之，盖皆以为圣云。”
? ? ?但是，汤显祖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八股文不过是昙花一现，根本不可能达致“不朽”，他说：“制举义虽传，不可以久。”
①
而真正让汤显祖自己看好的是“韵语”（包括诗赋），他说：“韵语自谓积精焦志，行未可知。”
②还在少年时，汤显祖即已专力讲求“古今文字声歌之学”
③。 隆庆四年（１５７０）秋试中举后，他更“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乃至“名敝天壤”。④
但是汤显祖撰作诗歌作品的心境，和撰作传奇戏曲的心境是迥然不同的。 因为古人以为，诗乃文之余，词乃诗之余，而曲更是词之余。 从文化等级的角度看，文—诗—词—曲是“等而下之”的文体序列。
因此，在明代，一位写作者选择撰作戏曲，他的内心中必有难以明言的苦衷，也有不吐不快的骨鲠。⑤
所以，汤显祖晚年为好友邹元标（１５５１—１６２４）
《太平山房集选》撰序，称自己中年时“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
⑥。 而汤显祖弟子周大赉（生卒年未详）也说，汤归乡后，“日但寄兴声歌，以舒其平生豪迈之气，故《牡丹亭》、‘二梦记’、玉茗堂词赋等集盛行海内”
⑦。 对汤显祖而言，戏曲写作既是一种“闲处求欢”的心理疗治活动，⑧更是一种“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精神升华过程⑨。
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的评述也许略近其实：“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
‘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
? ? ?
无论今人对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这一命题做何种解释，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是大多数论者都认可的，即汤显祖认为：在戏剧创作中，“情”是本原，是基于自我体认的人生世界，因而是“戏”之“核”；“梦”是衍生，是基于自我体认的人生世界借以展现的艺术世界，因而是“戏”
之“境”；而“戏”则是“情”“梦”相因相生这一精神活动的终产品。①
《临川四梦》就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产物。 所以汤显祖既说“弟传奇多梦语” ②，又说“曲中传道多情” ③。 大约此“梦”、此“道”即此“情”，他说：“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
④又说：“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
⑤“情”与“道”互为表里，因缘生发，不可或缺，而凝聚于“戏”，所以他说：“弟之爱宜伶学‘二梦’，道学也。”
⑥
有见于此，汤显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略带嘲谑地自塑以戏曲“立言”的剧作家形象。
他说：“学道无成，而学为文。
学文无成，而学诗赋。
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
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
犹未能忘情于所习也。”
⑦
我认为，汤显祖借戏曲所传之“情”即为“三不朽”之情，并将“三不朽”之情幻化为戏曲之“梦”———包括“立功”之梦和“立德”之梦，融入戏曲之中，正如他说的：“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
⑧
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汤显祖将对“立功”“立德”等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探索，沉淀为寄寓着“生命不朽”这一价值期盼的“立言”，因此他的戏曲作品便含蕴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内容、社会关怀、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
当江西吉水人罗大纮（１５８６
年进士）批评他“著作过耽绮语”时，汤显祖才可以坦然地回答说：“‘二梦’已完，绮语都尽。”
⑨
然而戏已成，梦即醒，情何系？ 汤显祖深深感慨道：
弟妄意汉唐人作者，亦不数首而传，传亦空名之寄耳。 今日佹得诗赋三四十首行为已足。 材气不能多取，且自伤名第卑远，绝于史氏之观。 徒蹇浅零谇，为民间小作，亦何关人世，而必欲其传。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
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①
在汤显祖的内心中，始终躁动着渴求“人知” 的“立言” 焦虑———不仅知其文，更要知其意、知其心。
他非常明白，《临川四梦》虽然可以传之久远，但这毕竟不是他寄托了“不朽”价值期待的“立言”所在，“剧作家”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与他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相去甚远，因此他想要借“立言”之传世以达身名之“不朽”的愿望终竟归于泡影。
而且他更明白，当人们瞩目于《临川四梦》的文词秾丽与剧场喧嚣之时，必然痴迷于剧作的虚幻故事所呈现的欢乐而愉悦的审美趣味，而漠视甚至无视剧作所隐含和透露的对社会历史、世道民生、人生性命等丰富多彩的思考与追问，更无法体会剧作家彷徨求索、怅然若失的寂寞情感。
果不其然，时隔 １００ 多年，剧作家蒋士铨（１７２５—１７８４）在《临川梦》传奇中还深致慨叹：“唤做词人心骨痛。
史册弹文，后世谁能诵？”
②
《孟子》记载，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却仍然由衷感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③汤显祖撰《临川四梦》而享有剧作家的美誉，也许他同样地反躬自问：知我者，其惟《临川四梦》乎？
罪我者，其惟《临川四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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