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案例解说与评析

　　如果环境伤害事件受损者的权益得不到维护，施害者的行为就不可能被遏止。本书收集、编撰20个中国本土近几年来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案例20个，对案件的整个过程进行解说，在做出评点和分析后还附解说及实用信息，展现对环境伤害事件应当加强司法保护的紧迫性，探讨以法律维护环境的有效解决之道，有助于帮助社会公众提高环保意识，普及法律常识。

　　董剑，1991年出生，安徽人，大学在天津就读。2011年与他人联合发起青年环保社团“绿色未来青年领袖协会”，后转型为在地环保组织“天津绿领”。现为天津市滨海环保咨询中心秘书长。

前言/冯永锋
败诉的胜者——湖南望城陈利芳诉晶天科技空气和水污染案/郑琪
以诉讼推动环境保护——北京市密云县韩企非法掩埋危废案诉讼/林吉洋
曹妃甸渔民的康菲石油之殇——曹妃甸水产养殖者诉康菲石油公司污染损失赔偿案件/邵文杰
为什么要和广州市环保局打官司/赵亮 陈立雯
一个牧民的对峙——东乌旗达木林扎布起诉造纸厂案例/鞠秀玲
英雄父亲博弈污染企业/邵文杰
新媒体喧嚣下的理性抗争——海南刘福堂“非法经营罪”案例/鞠秀玲
一个村民的8年环境维权路
——河南荥阳村民环境污染维权案/赵亮
湖北钟祥村民向大生化工索赔被告敲诈勒索/谢新源
卖房悬赏环保局长下河游泳/邵文杰
农民如何通过诉讼叫停垃圾焚烧厂/赵亮 陈立雯
“民间河长”的全国**案——蔡长海诉龙兴光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案/鞠秀玲
一个人的太湖保卫战——吴立红涉嫌“敲诈勒索”案/鞠秀玲
一个父亲与污染企业的拉锯战——黄某诉某县污染企业大气污染人身损害赔偿案/刘金梅
揭秘生灵“涂炭”—— 扎鲁特牧民起诉通辽电解铝案例/鞠秀玲
一个农民的环境维权逆袭/董剑
云南曲靖铬渣诉讼追踪/邓青华 朱清
把嘉兴环保局告上法庭/邵文杰
洞庭湖上风波恶/潘庆安 蒋忆
环保志愿者敲诈勒索“迷”局/鞠秀玲

　　“公益诉讼”越多越好
　　■ 冯永锋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终于迎来了“四审”。据说审理之后就要正式公布出台。有机缘的人拿到了这份草案的原版，看到上面谈及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时，“比以前已经大大放宽”，据说条件已经变为“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仔细看一下这个条款制订者的“心理历程”，确实我们感觉到一阵欣喜涌上心头。2012
　　年，公益诉讼的条款一度被删除。2013年6月份，当时的版本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指定给了环保部的亲儿子“中华环保联合会”。2013年8月份，当时的版本开阔了一些，指定给了“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组织。所谓的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组织，用咱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环保组织”。按照中国过去创办“***民间组织”的条件，能创办这样社会组织的，只有两类人：一是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高官，二是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大企业主。普通百姓，是一点缘分也没有的。
　　现在到了这个版本之后，发现**个条件，满足的可能还真不少，因为所谓“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暗中就明确了中国在“地级”以上城市登记的就可以有起诉权了。
　　比如*近备受业务关注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就是在岳阳市民政局登记的社会团体。岳阳市是个地级市，下面有“岳阳楼区”等三四个“区”，所以，它们只要愿意，随时可替江豚发起公益诉讼。于是有人问了，如果在岳阳市的岳阳楼区的民政局，登记造册备案留档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无论是基金会、社会团体，还是民办非企业，它们只是属于“区级”，是不是也可以有环境公益诉讼权呢？按照这个法律的意旨，估计是不可以的。于是又有人问了，像北京的丰台区、昌平区，像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的那些区，在那些区的民政局登记的环境社会组织，它们是不是有权益呢？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四个直辖市，其官场定位确实有些不同。比如北京的一个镇长，很可能是县级。而一个区长，很可能是副部级。那北京的一个区，其级别至少相当于一个如保定、邢台这样的“地级市”甚至相当于如大连、深圳这样的“副省级市”。那么，如果法院死抠字眼，认为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由于只是“区级”，没有公益诉讼权，还是良心发现、酌情考虑，认为直辖市的区也相当于一个“设区的市”，可以赋予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质？
　　这么去掰扯的原因，其实是想辨析一个浅显易懂却“倍儿爽”的容易被人忽视的道理：社会组织怎么会有级别？难道真的有传说中有中央级民间组织、省部级社会组织、地州级公益组织、乡镇级草根组织？
　　如果有的话，在这些社会组织里任职的人们，是不是也要享受同样的相应的待遇啊？在中国的过去布局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公益机构”里，确实是有这样做的。比如某人当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副会长，她或者他就真的在享受副部级以上的待遇。比如河北省环保联合会的会长，就真的可能是退休的厅长占据着。比如2014年4月22日成立的北京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会长，方力先生，就是北京市环保局的副局长，至少享受着正厅级的待遇。
　　但近二十年来，那些“穷困无知浅薄情绪化”的一些公众，也陆续发起和创立了不少社会组织。比如环保界著名的廖晓义女士，在1996年创办了北京地球村。她的机构是在北京延庆的教育局里挂靠，然后到北京延庆的民政局登记的，那么她是不是也享受着正局级的待遇？比如现在风头甚健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他的机构是挂靠在北京市朝阳区科委，然后到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登记授牌的，那么他是不是也要享受正局级的待遇？比如这两年的公益明星邓飞先生，连续发起了“免费午餐”“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等十多个公益项目，几乎都在***的公募基金会里挂靠为专项基金，那么他是不是也应当享受正部级的“公益待遇”？
　　细看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个条款，里面暗藏着的就是“社会组织的等级思想”。社会组织本身追求的是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本身是要让人人都参与进来，而在我们的法条设计时，居然以“级别待遇”来封挡公众的热情，确实有违法律的基本精神，有违环境公益的基本哲理，有违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
　　在当前中国，一些村庄，一些乡镇，一些县城，都有不少的环境公益组织在活跃。比如青海湖边著名环保人士南加，为保护濒危物种****殚精竭虑，他在申请注册的机构，可能就是一个“村级”。比如四川阿坝州茂县九顶山一个村庄里的“野生动植物之友协会”，就是在茂县民政局注册的。比如同样是在洞庭湖上保护江豚的一支草根组织“湖南岳阳洞庭湖水上废弃物志愿清洁服务队”，可能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家“渔民协会”，根本无法入公益诉讼的法眼。
　　在2013年6月份，一些环保组织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发起过联署，并把联署信递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的呼吁的核心宗旨，就是“人人有权公益诉讼”。在环保法修订案“四审”开张的今天，一些环保组织又发起联署。这一次，他们的呼吁的宗旨，变成了“公益组织没有级别，人人有权公益诉讼”。这一次的呼吁，强调“公益没有级别”，就是想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所有通道，让所有的公益组织，让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可以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环境保护本来就是公益事业。中国的环境过去会一直恶化，就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地方成了“公地”，河流、森林、草原、湿地、山脉、大海，都是如此。现在，甚至连阳光、雨水、空气、心灵，也都成了人们竞相糟蹋的“公共设施”。既然环境姓公，糟蹋起来容易，那么，维护环境公益时，就需要所有公众都能参与，就需要把维护公众权益设定为基准目标。既然姓公，公众参与的通路越多越好。只让城市的人有公益诉讼权，不让农村居民有公益诉讼权；只让地级以上的人有公益诉讼权，不让地级以下的人有公益诉讼权。这道理、这心态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环境保护的法律，与其他法律，至少要有四点不同。一是要“按日计罚”，严惩污染施害者。二是要“举证责任倒置”，让污染施害者证明自己的排放没有对受害者产生影响，而不要让受害者证明施害者的排放对其产生了影响。三是要“环境公益诉讼”，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在任何时间地点，可以通过任何法院，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环境伤害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四是要强迫所有的政府如实地公示其区域环境质量，所有的企业诚实地公示其污染排放量和排放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一部法律在这四点上没有**的诚意，并在法律里真实呈现出来，那么，这部法律出来后，施行的二三十年间，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就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的环境还将继续恶化下去；那么，中国的公众都将成为“环境难民”，永远没有保护自己权益的希望，更没有替受难的自然界、灭绝的物种代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