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9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目前已经成为市场上站得住的品牌，《2016中国*中篇小说》是其中之一。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林建法，男，汉族，1950年11月出生，福建连江人。1982年1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91年1月始为《当代作家评论》法人代表，主持编辑部全面工作至今。2000年5月为主编。先后荣获1995年辽宁省十佳编辑、1996年东北三省优秀社科编辑称号、2006年第四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2006年辽宁省首届“辽宁期刊人奖”、2006年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序 真实的沉重与虚构的机巧

琴声何来

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

福地

春风沉醉的夜晚

东山宴

错乱的影子(四幕话剧)

序言

真实的沉重与虚构的机巧

陈众议

这个序言，本该由林建法先生来写，但他委约于我；而我则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正为难时，忽想它何尝不是一种陌生化呢？一个专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偶尔涉足中国文学，非特无妨，且或应该。想我前辈钱锺书和杨绛，以及冯至、傅雷、卞之琳、李健吾或者稍远一点的鲁郭茅、巴老曹诸公等，也曾一脚向外，一脚在内。他们的翻译、写作和批评也都中西合璧、古今融通。于是，我决定试试，何况我曾对周遭文友，如莫言、贾平凹、格非、劳马等多少有过评骘。

然而，毕竟是隔行如隔山，对今年入选的这几位作家，我委实不太了解；尤其是进入他们的作品——年度最佳中篇小说时，我发现差事不轻。好在只是个序言，无须长篇累牍，无须面面俱到；也好在对象诸公多少可以看在我又来客串的分上原谅一二。

一

老实说，这六部作品摆在眼前，兀自有一种真实的沉重或者虚构的机巧（而非轻巧）。列位看官，这正是我阅读它们的第一印象。所谓真实，本无须多言，但似乎又不得不言。因为，这里所说的真实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谓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二谓作者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前者是生活的照影，后者是作家攫取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但未必等量齐观、划一齐整。因此，这种真实是双重的，有时你很难界定是作家描写的背景更真实呢，还是他攫取的角度更真实。但有些作品却无须界定，譬如夏榆的《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或者孙频的《东山宴》，又或者盛可以的《福地》。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便是真实的沉重。由于过分沉重，我们会忘却作者的角度，而去更多地关注“生活”的分量。

先说分量。它当然不是用页码或字符多寡来衡量的。《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题目相当“轻飘”，因为它来自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但是，小说负载了“北漂”者的哀痛。那是一个群体的哀痛，但也是一对姐妹花的哀痛。是的，伊朗和伊明是姐妹花，她们生长在丹顶鹤的故乡。成人后，妹妹伊朗告别故乡到首都漂流。姐姐留守故乡，结婚、生子，继续祖祖辈辈传承的寻常生活。伊朗在北京遇到了同在一家报社工作的“他”，彼此惺惺相惜，开始了一段令人唏嘘的感情。感情的开始只因为伊朗遭遇流言蜚语和祸起萧墙时“他”没有投石下井。当然，他们的感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这中间除了“他”是已婚，而且很快因不堪工作环境而辞职赋闲，姐姐的悲催生活也始终是伊朗走向正经婚恋的障碍。最后，意外的车祸使她们的父亲一命呜呼。未明真相的伊朗踏上返乡之旅，但等待她的是没有结果的结果。她因此从“他”的视阈和生活消失了。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故事夹杂了大量关于众多“流散者”的信息，其中“北漂”者的心酸、单位的潜规则、年轻一代（80后？90后？）的生存法则都是不能不关注的。首先，“他”和太太都是“北漂”，生活的艰辛在“他”“不得不”辞职以后便十二分地凸显出来。“他”就像民国（包括当下台湾，如琼瑶）小说中的小职员，最后剩下的唯有辞职换来的一点点尊严，而这一点点尊严在油盐酱醋面前竟脆弱得无地自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用在渺小的“他”身上无疑太牵强了，但“他”依然是值得同情和尊敬的。至于以墨兰为象征的年轻一代，其圆滑世故似乎另当别论。她更像是个个案，否则80后、90后们一定不会答应。

《东山宴》是一篇奇谲的小说，写吕梁山山沟里一个叫作水暖村的“原始部落”。我之所以称之为“原始”（当然要加引号），是因为内心深处确实掠过了几丝原始的悲凉。它仿佛一股来自远古的寒风，带着腐朽和恐怖。类似的悲凉，我在第一次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时感受到了，早年读鲁尔福的作品时也感受到了。原以为魔幻风暴过后不再有惊奇，但孙频的这篇小说着实惊到了我。“……村子小不过是个体积问题，更重要的是内部结构错综复杂而又搭配有致，没有一个人是被浪费掉的，堪比工艺精巧的玲珑塔。张三家的窑洞里住着一男一女过日子，不过这女人本是他嫂嫂，哥哥死后，身为光棍的他便继承了哥哥的窑洞和女人。被继承的女人每日照样活得心安理得，若是这小叔子身板不强壮又死在她前面了，而他又碰巧还有个弟弟，那她还会被一路继续继承下去，说不来她活到耄耋之年还要被更小辈的继承。”如果这样的叙述还算不得奇谲（因为我们对诸如此类的故事有所耳闻），那么后来的故事就不由得你不惊愕了：一个奶奶为了安慰小孙子居然不惜“以身相许”。当然，这个孙子有点傻，却被唤作阿德。奇怪的是这个阿德念念不忘已故的母亲，最后也便追随新逝的奶奶一头扎进坟墓——死了。无独有偶，继母带来的姐姐采采也曾对他“以身相许”。而奶奶几乎亲手操办了她自己的葬礼，一如《百年孤独》中的阿玛兰塔。

《福地》可能是最可诤的一篇小说。它矛头直指社会腐败。作品从一个智障流浪女的视角，叙述某地下代孕基地的可怕景观。基地（这个词汇而今意味深长）创办者——“牛总统”挖空心思掌管代孕产业，用各种匪夷所思的奇妙招数罗织代孕机器，竭尽坑蒙拐骗之能事。他口口声声让她们开开心心，俨然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以便生产出让顾客满意的一流产品——合格婴儿。他用各色水果指代代孕者，如苹果、柠檬、雪梨、菠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叙述者智障女则被称作“桃子”。她们穿上各种颜色的制服，以显示不同的孕期：没受孕的，穿白色；怀孕头三个月，穿绿色；四到六个月，换蓝色；七个月到生产，着红色。小说除了偶然从叙述者的角度提到了“桃子”本名问水，其他人物罕有真名实姓。基地像一座管理严密的监狱，代孕者完全丧失自由和人格，尤其是叙述者“我”——“桃子”。后者因为智障而备受凌辱，就连她的小狗也未能幸免，尽管它有一个响东东的名字——“福气”。基地和“福气”一样，被称为“福地”。这正是小说标题的由来，其反讽意味溢于言表。与另两篇小说不同，《福地》在结尾处给出了一丝暖色：“福地”被查封了，有关人员被带走了。同时，它也留下了斜阳式的一抹惆怅：“我”走到大门口。“铁门是敞开的。我抓住充满腥味的铁栏栅，看着远处。太阳已经滚落山坡，福气在摇晃的野草丛中向我跑来”。问题是，“福气”明明被“牛总统”的手下“小将”杀死打牙祭，并剥皮示众了。

从叙事方式看，《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似乎有意先虚晃一枪，然后由浪漫进入残酷。《东山宴》如前所述，从一个腐朽习俗讲起，旋即顺势而下。《福地》看似平铺直叙，但很快从容地进入了“桃子”的“混沌”。这是大处着眼的取法，他们之间的不同却是更多，在此恕不一一罗列。

二

与上述三篇小说截然不同，劳马的《错乱的影子》、裘山山的《琴声何来》和朱文颖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似乎有意起到了某种制衡作用。这当然是就叙事策略而言。如果非要延续生活—生活视角来勾勒这后三篇小说，那么作家攫取生活的艺术显然被挪移到了首要位置。这其中虚构的机巧似乎更引人注目。

《错乱的影子》既是一篇小说，也是一部剧作，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阅读的文本，而非为了舞台的脚本。从形式上看，作品攫取了作为对象的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和桑丘 中国读者（师生），并将其融会贯通。彼作—彼作者—彼人物—彼语言在劳马机智巧妙的演绎和编织下与“此在”相衔接。这其中既有滑稽的碰撞，也有严峻的重叠，所催生的当然不仅是喜剧，而是对传统喜剧，乃至戏剧的颠覆性重构。这里确有元文学成分，但它不是主要元素，而是信手拈来的戏仿式点缀。重要的是劳马与对象（包括其作品、人物）的对话与狂欢。为此，劳马有意引入了中国读者（文学课师生的讨论与调侃）。于是，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理论被现代化、具象化、艺术化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崛的还原：既指向“彼在”，也面对“此在”；既有对理论的演绎，也有对以往文学演绎的再演绎。同时，作为风格要素的平移和穿越令人叹为观止。平移法不用说，因为劳马的素材来源于加引号的“喜剧”。而穿越法不仅有赖于古今中外的融通，还在于当代话语的镶嵌。此外，关涉风格的还有劳马个性鲜明的幽默，以及将悲剧转化为喜剧（反之亦然）的高超技艺。就像他作品中时常出现的矛与盾：理想与现实、彼在与此在，等等。这些矛盾犹如劳马剧作喜剧&悲剧样难分难解，奠定了他基本的格调：戏谑滑稽的面与严肃崇高的里。

《琴声何来》的叙事策略，我称之为反悬念的悬念、不可能的可能。它以一个救急电话开篇，难免令人联想到那些耸人听闻又司空见惯的电话诈骗。但这里不是。作者自称要写出爱情的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琴声何来》的确够复杂。它一反通常爱情小说的路数，甚至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或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小说起始于夤夜的一个救急电话，电话是从某医院打来的，说从一名女患者的手机中找到了男主人公的电话，而那名患者需要抢救。于是，男主人公赶到医院，遭遇了大学同学、昔日似曾暗恋他这个白马王子、而今依然单身的患者——女主人公吴秋明。他在医院的施救单上签了字。不久，女主人公康复出院，自然要感谢他这个“救命恩人”。二人一来二往，竟催生了一段奇异的感情：男主人公虽已离异，而且有过别的情感纠葛，可谓情场老手，但对女主人公这个老同学却从来没有一丝感觉。原因看似简单：女主人公长得很丑。如今，阴差阳错，命运将他们重新拉回原点——单身，且事业有成：一个是心理学家、博士后在读，一个是大学教授、学院院长。因为一样的专业、相近的价值观和鬼使神差的重逢，使他们开始了不是恋爱的恋爱。之所以称其为不是恋爱的恋爱，是因为女主人公一直心有所属（一位已故的同性）。从这个角度说，她过去暗恋男主人公、后来和他建立恋爱关系，都是不能成立的。唯有从男主人公的角度，才谈得上奇异的爱情。当然，不可能的可能完全可能。过程不能代替结果，反之亦然。

《春风沉醉的夜晚》同样是一个想象多于实际、虚构多于经验的故事，尽管这个想象和实际、虚构和经验都是相对而言的。从叙事方法看，它让我想起了鸳鸯蝴蝶派。然而，也许它比鸳鸯蝴蝶派小说更富有“微妙的肉感”。“我，夏秉秋，查丽丽”，小说这样开场。两女一男，极易将读者引向烂熟的三角恋爱。一开始，女主人公“我”出于一点点虚荣，隐瞒了自己的替代身份，在柏林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认识了台湾籍男主人公。这期间，女主人公的闺蜜恰好在德国留学。于是，三人相聚不可避免。而穿插其间的另一位男性人物、男主人公的好友似乎若隐若现，并不起眼。但随着情节的展开，女主人公“我”和男主人公确立了恋爱关系，这让她喜出望外，因为她一直担心闺蜜捷足先登，而且颇为自己的小隐瞒感到愧疚。但是，好景不长，她就等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男主人公的好友去世了，而且从闺蜜嘴里得知死者是个穷光蛋、一个“骗子”。最后，故事急转直下，奔丧回来的男主人公向她坦白，他原来也是个“骗子”，一个装扮成绅士、无所事事的穷光蛋。值得一提的是，男主人公曾以田野调查为名，一度带着女友“我”深入底层，对乞丐、妓女等进行采访。

说到田野调查，我要补充的是，这后三篇小说也不是完全脱离生活的无病呻吟。《错乱的影子》关乎某高校师生的对话，可谓妙趣横生，其中的生活哲理不可谓不现实、不可谓不深刻。《琴声何来》对现今婚恋和男女关系的描写充满现实指涉和潜台词。而《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的田野调查不仅是叙事策略，它同样可以说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不过话又说回来，越与现实或生活保持距离，便越考验机巧，但同时也越易出现逻辑错误。在此，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完美。

总之，六篇小说，分为两组，大抵使人回想起约翰逊和布莱克的著名论争。在约翰逊看来，伟大的艺术必然面向永恒的人性，故而从不拘牵于现实情景和个别事物。反之，布莱克不相信所谓的永恒人性。他反诘说：“有这样的东西吗？”他并且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学必定从个案出发，从现实切入。这当然是两个极端，我们可以轻易为二者列举大量实例，至少是基本得到公认的经典实例。不说远的，在我的前辈中，钱锺书的创作旨意是体现“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冯至却始终致力于表现现实，哪怕不得不在否定和否定的否定中否定自己。至于徘徊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则更是说不尽的，几可无限推演。这既是生活的复杂，也是文学的复杂。

好在生活有自己强大的、毋庸置疑的逻辑，甚至反逻辑的逻辑；也好在艺术常常可以自立逻辑。无论是不可能的可能还是可能的不可能，或者生活的想象还是现实的照影，皆可入戏，也足可为戏。即或纯属虚构，那又何妨？关键是读者你我，是否认可，是否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