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617306
中文全译本国内开创性出版。
翻译历时三年，查阅数百部文献，反复修订，注释五百余条。
华兹华斯、亚里士多德等人创作思想的珍贵资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世界文学学会(WLA)会长赵白生倾情作序
本书为英国文学巨擘柯勒律治的经典著作，是欧美高校英语系学生的必读书目，但目前问世的中译内容全部加起来不及全书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章节都没有，所以此次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意义重大。该书并非一部纯理论著作，不仅包含理论见解，更有一些篇幅是对作者个人文学生涯的记述，以及对当时文坛一些现象的描述和评价，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理论建构与文人自传的复合文本。书中提及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华兹华斯、骚塞……展开一幅由柯勒律治辐射开来，18—19世纪名垂青史的欧洲文化巨匠群体交游的历史画卷。
本书为英国文学巨擘柯勒律治的经典著作，自1817年问世至今，几乎每年在英语世界都有各种版本的重印，二百余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读者追捧。书中对于诗歌的本质、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想象与幻想的区别等诸多亘古不衰、言说不尽的话题都有精深的论述，同时对于英国文学中的巨匠华兹华斯、骚塞以及世界哲学巨擘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创作思想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内容横跨历史与现实、科学与人文，并从融合多国文化的世界视野对文学文化现象及历史、哲学进行探究，成为一部独特的理论文本。
第一章
我为什么要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社会各界对于我出版的首部诗集的反应；在象牙塔中熏陶我自己的情趣；当代作家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鲍尔斯（Bowles）的十四行诗；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出生前和离世后出现的诗人之比较
第二章
假设天才们的易怒状态；当天才面临现实拷问；天才被责难的理由和场合；这种指摘的不公正性
第三章
评论家赋予作者的权利，以及可能的情况；现代评论的原则；骚塞（Southey）先生的作品和特点
第四章
《抒情歌谣集》以及前言；华兹华斯先生的早期诗歌；关于幻想和想象；于艺术而言，重要的词义区分之探究
第五章
关于联想律；追溯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哈特莱（Hartley）的联想律历史
第六章
哈特莱的体系，就它与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差异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七章
哈特莱理论的必然结果；被人们接纳的初始错误和模棱两可的表达；记忆之术
第八章
笛卡儿提出的二元论——先由斯宾诺莎改进，后由莱布尼茨（Leibnitz）改进并融入前定和谐概念（Harmonia praestabilita）；泛灵论；唯物主义；这些体系，或任何可能的联想理论中，没有一个提供或取代了感知理论，也没有解释可联想事物的形成
第九章
哲学真的能被称为科学吗？它的条件是什么？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文学贵族，或者说学者之间代表着特权阶级的不言而喻的契约；作者对神秘主义者的义务——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作品中文字和精神间的差异；在哲学教学中为审慎的辩护；费希特（Fichete）完善评论体系的尝试；费希特的尝试的局部成功和最终失败；对谢林（Schelling）以及英国作家中的索马里兹（Saumarez）的义务
第十章
一章题外话和奇闻逸事，以作为想象力或塑性力的本质和起源的前奏；关于卖弄学问和掉书袋式的表达；给年轻作者的关于出版的建议；一系列作者文学生涯的奇闻逸事及其宗教和政治观点的变化
第十一章
对那些早年想成为作家的人的深情劝诫
第十二章
对于下一章节细读和忽略的预感和需求
第十三章
关于想象力，或具有融合作用的力量
第十四章
《抒情歌谣集》的创作缘由和最初计划目标；第二版《序》；诱发的争论、起因和苛评；一首诗和诗歌整体概念的哲学定义（附批注）
第十五章
在对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瑞丝受辱记》的批评分析中阐明诗歌力量的具体表现
第十六章
当代诗人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诗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将两者特有的优点结合起来的愿望
第十七章
考察华兹华斯先生的基本原则；田园生活（首先是低层的乡村生活）对人类措辞的形成特别不利；最佳语言是哲学家的作品，而非由小丑或牧羊人贡献；本质上理想和平庸的诗歌；弥尔顿的语言同样来自真实生活，但远远不止源自田家语
第十八章
格律作品语言与散文语言存在本质区别的原因和方面；格律的起源和要素；格律的必然结果及由此产生的条件对格律作家措辞的影响
第十九章
继续前一个主题；关于华兹华斯先生在其批评序言中可能提到的真正的目标；阐述和应用
第二十章
继续前一个主题；中性风格，或散文和诗歌共有的风格，以乔叟、赫伯特等人的作品为例
第二十一章
关于当前文学评论刊物办刊模式的讨论
第二十二章
华兹华斯先生诗歌的典型缺陷，进行缺陷判断的原则，推导出它们是缺陷；缺陷与优点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他理论的特点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结束语
新自传批评的双飞翼——《文学传记》记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学学会(WLA) 会长 赵白生
难道说“新自传批评”的先驱，可以算上柯勒律治？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新自传批评”？简言之，传统的自传批评，爱好索隐，潜心钩沉，像考古学家一样挖掘出作品背后的作者底蕴，以期其文其人交相辉映。《红楼梦》的“自传说”，即是一例。新自传批评，反新批评之道而行之，意在开新。作品背后的作者，固然根本，但作者背后的论者，同样关键。探求作者的自传性，揭示论者的自传性，双重主体性之并置，叠韵效果，和盘托出。
那么，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属不属于“新自传批评”呢？
《文学传记》，用当代眼光看，名不副实。这部名著，绝非传记，而是披着传记外衣的微自传。当然，写一部文学传记，柯勒律治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无人能及。跟华兹华斯、骚塞、兰姆等文坛重镇，他有着知音之交；而拜伦、雪莱、济慈等后起之秀，对他莫不引颈而羡，雪莱甚至称之为“鹰立枭群”（“a hoodedeagle among blinking owls ”）。但柯勒律治没有把《文学传记》写成文学传记，而是作了部微自传，其结果，英国文坛少了部传记名著，却多了本批评杰作。微自传部分，虽然章节不多，比重不大，但柯勒律治自报家门，让我们了解了作为批评家的柯勒律治的思想家底：他的文学训练、他的哲学渊源、他的德国学术背景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他作为论者的自传性。而在《文学传记》里，柯勒律治所耿耿于怀、长篇大论评析的是华兹华斯的诗，而不是华兹华斯这个人。也就是说，诗人的自传性，他鲜有论及。至此，《文学传记》是不是“新自传批评”，似乎不言自明。
“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几乎等同于：什么是诗人？”借助《文学传记》里的这句名言，柯勒律治好像又在宣示，诗人的自传性，乃诗学之核心。《哈姆雷特》不是简单的宫廷内斗剧，也不是单纯的王子复仇戏，而是剧作家在处理“自传性主题”——“内省与无能”。分析哈姆雷特，柯勒律治一方面从剧作家莎士比亚的角度切入，同时又掺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因此，他的哈姆雷特具有双重自传性。晚年，柯勒律治甚至夫子自道：“不妨说，我本人身上，就有哈姆雷特的味道。”
这样看来，“新自传批评”的先驱，柯勒律治到底该不该算上？
柯勒律治没有把《文学传记》写成文学传记，而是作了部微自传，其结果，英国文坛少了部传记名著，却多了本批评杰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学学会(WLA)会长 赵白生
某几部上了年头的英文著作，你只要在与认识不久的文友的闲聊中约略提到它们的名字，就足以让你在他眼中成为莫测高深而不敢造次的学者了，这就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格雷厄姆·埃里森（1977-1989在任），“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发明者，在*近一次TED演讲中对听众谈到古希腊历史学家“Thucydides”（修昔底德）的名字的正确发音，并领全场听众齐读两遍，以便他们日后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一样。
但这种讨巧获得的虚荣并不意味着你自己当真读过这些作品，或你仅仅读过一些片段，如James Boswell的Life of Dr Samuel Johnson（1791）或Samuel Coleridge的Biographia Literaria;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1817）——即便完整读过，甚至读过不止一遍，你也可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将它们译成中文。因此，两百年后，当Biographia Literaria经由王莹的译笔变成《文学传记》呈现给中文读者时，你知道这项吃力不讨好因而几乎一直无人问津的翻译工作，终于有人当真完成了，余下的事，是找一处安静的角落，每天读上十几页。
当然，你*好先阅读一下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序言》，但这篇《序言》只是华兹华斯对自己的文学观念的辩护，没有顾及《抒情歌谣集》的另一个作者柯勒律治的文学观念的不同。于是，这篇*初本该由柯勒律治执笔却*终由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完成的《序言》，就成了柯勒律治《文学传记》的写作来由，根据詹姆斯·恩格尔和W. 杰克逊·贝特的说法，《文学传记》是柯勒律治的“扩充为一本书的自己的《序言》”，而阿瑟·塞蒙斯则断言“《文学传记》是英国文学批评*伟大的著作”——他甚至没有使用“之一”来为自己的论断留些灵活的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程巍
第一章
不论是在日常言谈中，还是在一些出版物中，人们常要提到我这个人，而且提到我的名字之频繁程度简直让我感到“匪夷所思”，我的作品数量有限、微不足道、发行不广，加之我向来对自己所属的文学圈和政治圈都采取归隐和远离的态度。所以，我就只能说：我这个人算是命中注定了要成为人们的舆论中心的。多数情况下，这与我对某些指摘的否认或我从未考虑某些原则有关。但是，假如我本人并没有其他动机或者愿望，那也就谈不上要烦请读者出面来为我开脱了。下面的文字将说明我的其他目的。
读者阅读本书就会发现，我的著述中最不涉及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我动笔写作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证工作的持续性，有的时候是由于某种特殊事态的出现，诱发我的头脑产生了各种新思考，因而我就动笔写了下来，但在更多时候，是为了介绍我坚持的政治、宗教和哲学原则，并将哲学原则衍生的规则运用到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实践中去。然而，就我自己考虑的目标而言，并非最重要的要达到的效果，是要尽可能妥善地帮助文学界解决好人们在“什么是诗歌语言的真正本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争论，同时要给“诗人所应具有的真正的诗学特征”这个概念下一个最为公允的定义。这是因为：人们在“什么是诗歌语言的真正本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会爆发争论，恰是起因于一些诗人写下的文章。自从这个争论爆发之后，诗人们又在那里为这个争论不断地煽风加油。
1796年的春天，我刚刚成年，当时我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少年岁月的诗集。该诗集里的作品在当时确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赞许的。尽管我当时年龄不大，可心里还是很明白：这些嘉许并非缘于我的诗歌多么出色，只是人们认为它们是希望的蓓蕾，期盼我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那时社会上的文学评论家们，无论是最宽容的，还是最严厉的，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诗歌用词晦涩难懂、辞藻浮夸和存在大量人为生造双重修饰语的现象。第一种缺陷是一名诗人下笔之时最不容易由他自己觉察出来的一个毛病。而且，当时我的思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还没有学会有效地吸收他人的、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来消除存在于我自己头脑中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偏执。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些思想当时无法以其他方式表达出来，或者至少更清晰地表达出来。我忘了问，这些思想本身是否并不需要去特别关注与诗歌的本质和目标相龃龉的情况。然而，这一说法主要（但非完全）适用于宗教题材的诗歌。对于其他批评，我完全接受，且因其善意忠告，我对个人和公众的批评表示了真诚的谢意。
在后期编辑时，我毫不留情地删减了那些由我自己生造的种种同义反复的双重修饰的部分，并对思想和表述中的浮夸和华丽辞藻尽力进行了调整。事实上，这些年轻诗歌的“寄生植物”在我篇幅较长的诗歌中仍然存在，由于它们缠绕过于紧密，我常常不会剔除“杂草”，以免折断“鲜花”。从那时到现在，我还未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过任何文字，所以也不可能受到任何匿名批评家的批判。即使与一位朋友的作品共同刊印的诗集中的三四首诗歌受到了批判，其缺点或者相同，或者类似，但我未得到同等的公平待遇：除了牵强附会和过细陈述，同样存在修饰成分过多的毛病。（见关于《古舟子咏》的相关批评文章，发表于关于《抒情歌谣集》第一卷的《月刊》和《评论》）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我诗歌创作的初期，我便发现并承认简洁和更为自然的文风的优势，那时我的思想洞察的清晰程度，并不逊色于目前我的风格。在实现其目的方面，我所具有的判断力要强于我做事的魄力；我的语言缺陷，虽然部分源自主题选择错误，也由于我在表述一些抽象和形而上学的事物时总希望赋予它以诗一般的意境（以为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新的世界就会展现在我的眼前），这两种缺陷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自己分析比较能力的毫无自信。——在我青年末期和成年初期的数年中，我对那些重新介绍希腊和我国早期诗人雄浑简朴风格的学者深感敬佩，他们的热情让我觉得用同样的风格成功地写作是一种奢望。或许，其他诗人也有过类似经历。虽然我早期的作品以通俗易懂为特征，我学过这些诗，也许学得不太好，但它们对我的后期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基督教医学院（Christ’s Hospital）上学时，敬爱的詹姆斯·鲍耶（James Bowyer）先生是一位极为敏锐而又非常严格的老师，他对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奠定了我的诗歌倾向，使我认为狄摩西尼（Demosthenes）优于西塞罗（Cicero），荷马（Homer）和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优于维吉尔（Virgil），维吉尔又优于奥维德（Ovid）。他使我养成了将卢克莱修（Lucretius）（在我当时读到的节选本中）、特伦斯（Terence）、卡图卢斯（Catullus）（最重要的是他那些文风简洁朴实的诗歌）与其他作家对比的习惯，不仅包括所谓“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罗马诗人，还包括奥古斯都时代诗人的作品。从诗意浅显和普遍逻辑角度，看到并断言前者在思想和叙述表达真实性和本土性方面的优势。在学习希腊悲剧诗人的同时，他还让我们阅读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弥尔顿（Milton）的作品。这些课程需要我们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否则别想在他面前蒙混过关。他让我知道，诗歌，即使是立意极为高远，甚至看似情绪恣肆的抒情诗，都有其特有的逻辑，其规律性与科学一样严谨；但是它们又比科学更难以把握，因为它们更加微妙，更加复杂，而且更多地依赖于偶然因素。他指出，真正伟大的诗人，不仅使用每个词汇都有缘由，而且每个词的位置都大有讲究；我清楚地记得，他利用狄迪莫斯（Didymus）对荷马的校订，让我们对两者进行分析，说明校订本为什么不能达到原作的效果；原作字词的位置为什么特别合适。
在我们自己的英语作文中（至少在我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最后三年），他对缺乏正常语感作支撑的词句、隐喻或意象，或者同样的语感本可以用更直白的语言以同样的力度和尊严表达出来的情况下的作品，均持批判态度。鲁特琴、竖琴、里拉琴、缪斯（Muse）、女神、灵感、佩加索斯、巴那赛斯和希波克里尼灵泉，这些都是他嗤之以鼻的因素。冥冥之中，我耳畔仿佛又回响着他在课堂上的大声质问：“竖琴？竖琴？里拉琴？孩子们，你们应该说笔和墨！缪斯，孩子们，缪斯？你们是说，你保姆的女儿？比埃里亚诗泉（Pierian spring）？噢，啊！我想，是修道院的水泵吧！”部分介绍、明喻、实例也被列入了明令禁止的名单。在明喻中，我记得有一种明喻是曼奇尼果的明喻，这种明喻同样适合于太多的主题；但是，它明显不如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柯律图斯（Clytus）的实例，无论什么主题，它们都同样出色和恰当。这是野心勃勃吗？亚历山大和柯律图斯！——恭维？亚历山大和柯律图斯！——愤怒？酗酒？骄傲？友谊？背叛？后悔？仍然是，亚历山大和柯律图斯！最终，对于农业的赞美在睿智的观察中得到了证明，如果亚历山大握着犁，就不会用矛刺死他的朋友柯律图斯了。这个久经考验的老朋友被公共法令永远地放逐了。有时，我忍不住想象，应在我们的法庭和议会两院明确宣告，禁止使用此类或其他众所周知的和常用的介绍性和过渡性词汇，种类繁多的旨在表达谦恭意蕴的自谦词汇，以及旨在表达奉承他人之意蕴的“第三人称己称”词汇，如此等等。这样，会对公众带来众多好处，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时间，也可大幅减轻国王臣子的负荷，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乡下律师及其委托人千恩万谢，使他们更加轻松地在下议院提交自己的私有提案。
尽管如此，我们的老师有一个习惯，在此，我不能悄悄略过，因为我认为它是可以效仿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他经常以缺乏时间为由，让我们练习收集，直到每个孩子都收集有四到五处问题。然后，他将所有收集的资料放在桌子上，询问收集人，为什么这个或那个句子在这个或那个主题下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或者在一份练习中发现同一类型的两处错误，他便发布不可撤销的“裁决”，将练习撕毁，除了今天的练习，还会针对同一主题增加一份练习。我相信，对于我将回忆录献给这样一位老师，我想读者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因为即使现在，他的严格要求也常常促使我追求梦想，此类盲目的幻想可以轻松地向我解释精神恍惚睡眠中的各种痛苦感受，但是他的做法既不会减轻，也不会混淆我对道德义务和精神义务的深层认识。他把我们送进了大学，成为出色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学者，还有相当不错的希伯来语学者。但是，我们的古典知识是我们从他热心和认真负责的教导中获得的最不起眼的礼物。现在，他已经获得了最终奖赏，饱经沧桑，荣誉无数。他珍爱学校郑重授予他的各项荣誉，一如既往地关注学校的事务，他在此接受教育，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所学校。
从因果角度看（本文并不对此进行调查），昔日的榜样，无论多么完美，都不能像同时代天才的作品那样，对年轻人的心灵产生如此生动的影响。我接受的精神培养，使它（我年轻的头脑）没有被诗流畅的基础和话语的核心所感动，也没有为诗的修饰和华丽的表达分心；相反，它检验词语的基础和本质，探询这些特征是否只是装饰，体察修辞的虚假性；假使真正的意义是以真正的激情将血红色从心中释放；——使我逾越了欣赏优秀作品的所有障碍，而且丝毫不会影响我的乐趣。于是，我开始研读鲍尔斯先生的十四行诗及其他早期诗歌，并很快受到了它们的影响，热情也与日俱增。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似乎是另一个种族的东西，他的感觉必须保持被动和谦卑状态，犹如面对星辰和大山一般。但是，一位当代作家或距离年轻读者生活年代不很遥远的作家的作品，由于环境相同，行为规范类似，对他具有现实感，并激发了一种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好情感。他对这些作家的钦佩之情就像风一样，吹拂得他满怀希望。他们的诗歌于他而言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状态。背诵它们，赞颂它们，与它们一争高下，犹如向一个债主还债一样。
某些教育方式的确培养了与众不同的年轻人。这些教育方式使我们不得不鄙视我们伟大的公立学校和大学：
在他们的大厅里悬挂着，
古时无敌骑士的武器库。
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将被蜕变成产品。我知道有许多神童就是这样产生的！自负、浅薄、傲慢和不忠的天才！这些接受教育的天才儿童，在记忆为其突出才能的阶段，并未存储记忆，以便未来更好地进行判断；并未受最高贵楷模的启发，产生纯粹的爱和敬仰，而这正是过去年轻人所拥有的自然和优雅的品格；相反，学校教育他们进行辩论和决断；怀疑一切，除了自己和老师的智慧；除了他们可鄙的傲慢，别无神圣可言；毕业之后，他们成为全能型、极度肮脏和无礼的匿名批评家。针对这种品性，普林尼（Pliny）的训诫完全适用：“一个作家碰巧还活着，这一事实不应被视为对他不利；因为如果他活跃于遥远的过去，则不仅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任何肖像和雕像都会引起强烈的好奇心；因此，我们是否应该仅仅因为他还活着，还在我们中间，就允许他的天才在没有荣誉和关注的情况下，出于我们的某种满足而凋零和消失呢？如果我们对一个实际上值得最高赞扬的人漠不关心，只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能够和他谈话，能够为他鼓掌，能够和他成为朋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反常和恶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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