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作品系列：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精装）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发表于一九七〇年，获得一九七一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市上西区为背景，记录了早春的三天里主人公赛姆勒先生饱含思索和批判力量的内心独白，通过黑人扒手这条主线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精神堕落和人道主义危机。文中这位七旬老人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触及到犹太意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批判和人类终极生存等多个方面，时而反顾历史，时而切入现实，今昔穿插，时空交错，对六十年代的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风貌作了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扫描。这部小说与之前的小说《赫索格》一样，以呈现主人公的意识为主，因此，它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该小说从内容上看可谓一部思想小说，而从表现形式上看则是一部意识流小说。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1924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1937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出版于1953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在其创作生涯中，贝娄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塑造一些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68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76年，由于其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索尔·贝娄年表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黎明，或者从正常的天色看来，应该是黎明以后不久，阿特·赛姆勒先生睁开他浓眉下的那只独眼，察看着他在纽约西区那间卧室里的书籍和文件，他非常怀疑这些就是他需要的东西。从某个方面来说，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而且是闲居在家的人，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坚持什么都是对的，你就得变成一个怪人。对还是不对，这主要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聪明的人已经变成一种专门给人解释的角色了。父亲给孩子解释，妻子给丈夫解释，演讲人给听众解释，专家给外行解释，同事给同事解释，医生给病人解释，人给自己的灵魂解释。这事的根由，那事的原因，事件的起因，历史，结构，其所以然的理由，等等。但大多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灵魂自有它需要的东西。自有它与生俱来的知识。灵魂，这只可怜的鸟儿，抑郁不乐地栖息在解释的上层建筑之上，不知道往哪儿飞去才好。

眼睛暂时闭一下。这是一件荷兰人的苦差事，赛姆勒忽然想到，你得用抽水机抽啊抽啊，才能保住几亩干燥的地。向陆地侵袭的大海是对于事实和感觉的增加的比喻。陆地则是比喻观念的一块土地。

他想，既然没有事情需要他起来干，他可以再给睡梦一次机会，来富有想象力地为他解决某些困难的问题，于是他把那条没有接上电源、里面尽是筋筋块块的电热毯盖上身子。他的手指尖触摸到毯子的缎子滚边时感到很舒服，他睡意犹浓，但并不真的想睡。

到了神志清醒的时间了。

他裹在电线圈里坐着。昨晚临睡的时候，水已经准备好了。他喜欢察看那些灰白的金属丝起变化。它们愤怒地复苏过来，进发出纤小的火花，在派拉克斯试验瓶下面变得通红而坚硬。颜色越来越深。畏缩着。他只有一只好眼睛，左眼只能分辨明暗。但是那只好眼睛却乌黑明亮，像某些品种的狗那样，透过垂挂下来的眉毛，观察力非常敏锐。就他的身高来说，他那张脸显得小了。这样的组合，使他颇为惹人注目。

现在他老想到自己的惹人注目，并为此感到担心。一连几天傍晚，赛姆勒先生从第四十二街的图书馆回家时，在他平常搭乘的公共汽车上总看到一个扒手在扒窃作案。这个人在哥伦布圆广场上车，到第七十二街附近下手干这扒窃的勾当。赛姆勒先生如果不是一个拉着吊带站立的高个儿乘客，也许就不会用那只好眼睛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了。但现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挨得太近了，他是不是也给人看见他在看呢？他戴着墨镜，为的是随时随地保护视力，但他不可能给人当做是瞎子。他不用那种白色的手杖，只是颇有英国风度地带着一把卷拢的雨伞。而且，他没有双眼失明的神态。扒手也戴着深色的太阳镜。他是个强壮的黑人，穿着一件骆驼毛上衣，衣着异乎寻常的雅致，仿佛是出自伦敦西头的菲什先生的手艺，或者是杰明街的特恩布尔和阿塞尔公司的出品（赛姆勒先生对他的伦敦很熟悉）。这个黑人那用悦目的黄金镶边、龙胆紫色的滚圆的眼镜，正朝着赛姆勒转过来，但是他那张脸却流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赛姆勒并不胆怯，但是他在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有一大堆麻烦还在等待着被消化吸收呢，然而他可能永远也不会适应这类东西。他认为这个罪犯已察觉到有这么一个高个儿白种老头儿（冒充是个瞎子）的观察了，看到了自己犯罪作案的详尽细节了。居高临下地俯视，好像是观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尽管他装做没有看见，而且当这个窃贼瞧着他的时候，也决定不转过头去，但是他那上了年纪、结实、有教养的脸却涨得通红，短短的头发竖了起来，嘴唇和牙龈都感到刺痛。在头颅底层，神经、肌肉和血管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地方，他感到有一种收缩，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这是战时波兰的气息正在通过受伤的组织——神经绝缘套管，他这样想。

公共汽车还可以忍受，地铁可真要他的命。他是否非得放弃乘公共汽车不可呢？他不像一个在纽约的七旬老人那样关心自己的事情。这始终是赛姆勒先生的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领会自己的处境。在这里，没有地位，没有那些随着在纽约有一笔五万元的收入而可能享有的微小的特权——俱乐部会员资格、出租汽车、门役以及可靠的门路等等的保障。对他来说，这就是公共汽车，或者折磨人的地铁，自助食堂里的午餐。没有抱怨叫屈的理由，但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度过的那些岁月，作为华沙报刊驻伦敦记者的二十年留给他的那套生活态度，对一个住在曼哈顿的难民却并不特别有用。他谈吐里增加了适合在牛津大学特别校友餐后休息室里使用的措辞用语。他有一张大英博物馆的讲师那样的面孔。次世界大战以前，赛姆勒还是克拉科夫的一个小学生时就爱上了英国。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大部分已经被他抛弃了。他重新考虑了关于亲英的全部问题，狐疑地回想起萨尔瓦多·德·玛达里亚加a、马里奥·普拉兹b、安德烈·莫洛亚c和布朗伯尔上校d。他熟识这些杰出人物。但尽管如此，当他在公共汽车里碰见这个优雅的畜生，看着他扒窃一只钱包——那只钱包仍旧是打开着的——他还是采取了一种英国风度。一张毫无表情、洁净、一本正经的脸，宣布一个人没有逾越任何人的界限；一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赛姆勒先生高高的胳肢窝下面，还是热得直冒汗。当充气很足的车胎在第七十二街走了一个大弧形，同时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嗥叫的时候，他吊在皮带拉手上，被人们的身体围拥着，既承受着他们的重量，又把自己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