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11535492
* 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哲理反思。
* 面对转变与冲击的年代金融思想家系统完整的经济政策建言。
* 揭露未来15年的全球趋势。
* 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失控的翔实探讨。
* 分析快速消除失业、债务和贫困问题，讨论重振经济的可能方法。
* 深入解读当前经济局势，用全球视角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 全球经济正在陷入旷日持久的停滞，有点像日本那场绵延十多年的低迷，这就是我们从本书中读到的信息。本书是对目前经济困境的小结，闪烁着作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争议。
* 作者是金融市场方面享有国际盛誉的顾问和评论家，曾预言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本书中，作者对增长可以无限延续的设想提出挑战，并对政治领袖能否实施必要但艰难的结构变革提出质疑。他对以“宽松货币”策略来应对2008年的“大衰退”尤为不满，一一列举了举债过度和根深蒂固的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风险。作者认为，缺乏有效的政策，不但会影响到企业，也会波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财富积累，甚至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在本书的结尾，作者以思想实验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要恢复经济、金融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必须做出的大范围调整。这一实验已在冰岛付诸实施。该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不久即告破产，如今，经过痛苦的调整之后，正在走上复苏之路。
* 本书面向普通读者，语言诙谐风趣，穿插了很多逸闻趣事，可读性极强，清楚地解释了是哪些失误导致了目前进退两难的窘境，为什么复苏那么难以捉摸，以及为了保障未来的稳定，要进行怎样艰辛的补救。
如今世界上很多人仍然认为，经济活动水平在不断上升，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但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这种无休止的增长和进步只是一种幻觉。全球经济正在陷入旷日持久的停滞。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货币贬值、竞争、工业产能过剩、技术和商业模式发生改变，凡此种种，造成了全球范围内通货紧缩的压力。人口增长减慢、劳动力老龄化、革新率降低、生产率增长放缓、全球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增长减弱、不平等加剧、信任崩溃……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增长的制约。靠不断累积新的债务来推动增长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大多数大型社会和机构来说，其所面临的挑战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已经超出其应对能力。全球经济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境地：驱动增长的因素处于衰退状态，无论是传统经济政策还是非常规经济政策，作用都大打折扣。必须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而这种可持续增长必然来自实体经济。本书正是对我们目前经济困境的总结。
推荐序一创新与合作：走出大停滞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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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咬人的现实
第1章宏图远志：战后的繁荣与萧索/0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在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潮，这场危机将会终结所有危机。
第2章透支的年代：全球金融危机及大衰退的原因/0
对危机的起因及各国政府和央行反应的分析。
第3章逃逸速度：经济政策的力所能及与力所不逮/0
剖析处理危机的经济工具，如政府开支、零利率或负利率、量化宽松，分析这些工具恢复全球经济繁荣与健康的能力。
第4章增长的终结：长期经济停滞和新平庸的驱动因素/0
增长引擎，特别是人口统计数据、生产力和革新。
第5章能源耗尽：资源和环境对增长的制约/0
稀缺资源对未来增长水平的影响；人为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冲击。
第6章严阵以待、一致对外：全球化逆转/
转向封闭型经济体，逆转全球化浪潮；支持近期增长的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正在放缓。
第7章从“金砖五国”到“脆弱五国”：新兴市场的兴衰/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在过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随后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和影响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8章经济隔离：贫富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个人经济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及其抑制经济增长的后果。
第9章信任终结：民主赤字如何损害经济活动/
用以处理人际、机构和国家之间经济问题的行动之后效；银行与金融工具的信任丧失，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政治进程。
第10章间接损害：对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
找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赚取足够的工资，置业买房，存够退休储蓄——日渐增加的难度；父债子还的下一代。
尾声终审裁定
参考文献
推荐序一创新与合作：走出大停滞的必由之路
时光荏苒，2008年的记忆正在渐行渐远。
但是，2016年作为联合国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年，开局似乎并不顺利。
不久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6春季会议上，IMF第四次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 2%，相比1月份预测的3. 4%下调了0. 2个百分点。之前两次预测分别在2015年7月和10月，预测结果均高于此次预测。报告同时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为3. 5%，也较1月份低了0. 1个百分点。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外贸增长下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公共部门杠杆率上升，短期资本流动加快，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大国经济政策分化，劳动人口增速减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甚嚣尘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世界并不太平，各种风险正在集聚，新的危机并不遥远。
难道历史会周期性重演？IMF总裁拉加德（Lagarde）提出的世界经济“新平庸”和本书作者提出的全球经济“大停滞”——真的正在成为现实吗？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著作——《大停滞？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与机遇》，是国际著名金融专家萨蒂亚吉特·达斯（Satyajit Das）的心血之作。达斯拥有35年金融从业经验，2014年被彭博（Bloomberg）提名为全球有影响力的50名金融思想家之一。达斯著作等身，他的著作《极限金钱：世界的掌控者和风险的膜拜者》和《交易员、枪和钞票：亲历金融衍生品世界》，以及他长期为《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早已在国际财经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本著作中，达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停滞阶段，即“新平庸时代”。围绕“停滞”这一宏大话题，作者娓娓道来，首先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的繁荣和萧索，接着不惜笔墨，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原因、政府经济政策局限性、经济增长终结因素、能源资源制约影响、全球化逆转现象、新兴市场国家兴衰、全球贫富分化、信任危机影响，以及对日常生活间接影响等，作者旁征博引，大开大合，挥洒自如，文笔生动，完全摆脱了“严肃”学术著作的乏味，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博学，可以雅俗共赏，给人以深刻启迪。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规则并存，支撑经济增长的科技、产业和规则体系的边际效益递减；而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新的产业结构正在形成，新的规则体系正在建立，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现象。目前，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各国工业生产明显通缩，外贸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减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去杠杆”成为热门词语，但是全球杠杆率不降反升。2015年7月中国股市波动和8月中国汇市波动，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紧张。2015年，国际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全球汇率变动加剧，世界80%以上国家货币兑美元贬值。
在此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严重分化。2015年年底，在经历两年迟疑之后，美联储终于加息，结束了长达七年超常宽松货币政策。但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加息将不会一帆风顺。2014年6月，欧洲央行对金融机构在央行隔夜存款实行负利率，2015年年初又推出欧洲版量化宽松（QE）政策。2013年4月，日本央行开始实施QE政策；其后，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先后射出，但是政策效果乏善可陈。2015年9月，安倍又射出“新三支箭”，政策效果尚需观察。2016年1月，日本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方面，2015年中国央行多次降准降息，俄罗斯多次下调利率，除了巴西，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各国经济政策分化，增加了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
展望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政府监管、产权保护、人口结构、基础设施、结构转型和宏观因素等风险，总体经济增速趋于下降。未来几年，国际油价可能维持在30～50美元/桶，大宗商品价格增长乏力。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但是，世界经济体系也孕育着一些良好发展势头，比如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的突破以及融合，将推动全球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创新升级为重构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选项，各国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强合作方面已达成广泛共识。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加快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基本面继续向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会大幅贬值，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地位不会改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响应。中国正在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2016年，中国成为G20轮值主席国，国际社会对G20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改革寄予期待。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理由相信，中国改革和开放必将释放巨大红利，并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总之，人类社会必须直面达斯在书中描述的“咬人的现实”，但也不必过于悲观。作者之所以忧心忡忡，目的无非是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我认为，加快创新，加强合作，人类终将走出“大停滞”的泥潭。
感谢王志欣、王海同志为本书做出的卓越翻译。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坚喜斌同志的辛勤工作。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陈海涓副社长邀我作序，这是我的莫大荣幸。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推荐序二帝国的杠杆极限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到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接着是QE引发的全球外围地区的高通胀，然后是中东北非的内政动荡和地缘冲突，近则是扩散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暴跌和经济衰退……这一系列环环紧扣的事态已然终结了一个旧时代，也正在塑造着一个新时代。
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何在？萨蒂亚吉特·达斯所著的《大停滞?》一书从很多方面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的重要线索：原本持久普遍的增长率趋于停滞；持续了30年的全球化浪潮被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以及汇率战争所逆转；资源和环境对原有的增长模式构成了极大限制；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比例都已经高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无法进一步支撑脆弱的全球经济增长。
作者萨蒂亚吉特·达斯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金融业专家，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演变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从书中内容来看，他的书明显超越了其直接的市场经验和个人记忆，而吸纳了更宏大的理论探讨和哲理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把如此宏大而深刻的主题用颇为通俗且不乏幽默的笔调展示在读者面前，令人不忍释卷。所以，受邀为此书中文版作序，是我本人的荣幸。
既然是作序，总要探讨些相关问题。在本书中，债务问题是重点内容之一，作者在多个章节中展开论述。我也想借此机会说说自己对全球债务的一些补充性的理解。
2015年的世界银行和IMF春季年会召开时，我恰好在华盛顿。记得在世界银行一层的会议室里，美国经济学界的大名人A 教授发表其宏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官方杠杆率（即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债务率高企归根结底是因为美、欧、日等的民主体制出了问题：执政党都想把其任期内的经济增长率搞得漂亮一些，让就业率尽可能高一点，从而使其政客连选连任的概率化，而简单的办法就是持续扩大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借钱投资，借钱发福利，借钱补贴民众的消费。那么，谁来承担后的代价呢？民主体制中有两类人没有投票权：一是后代，因为他们此刻还没有出生，所以投不了票；二是外国人，因为他们不是本国公民，也投不了票。换言之，对西方的债务积累现象，A教授提供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就是民主制度下，决策者通过牺牲后代和外国人的利益来换取政客的短期好处。
这样一种解读相当机智且有趣，而且在政治观上颇对我的胃口，因为我对民主制度的优缺点向来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但是，就债务积累问题而言，我不得不在问答环节站起来反驳他的观点，因为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政府债务率是持续往下走的，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才不断上行，总体上走了一个明显的V形反转。但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确立时间大大早于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70年代以前的政客们不把还债的代价转移到后代和外国人身上去？
这类历史趋势的重大转折并非偶然。为什么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根据这个时点的位置，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或者说补充性的解释：债务由下降转为积累，是因为全球货币硬锚在1972年消失了。我们都知道，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之前，全球货币锚住美元，而美元锚住黄金，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以黄金价格为基准的金汇兑本位制。这种体制下，借钱就是在借黄金，而谁都没法像印纸币一样随便加印黄金，所以在金汇兑本位制下，信用扩张必然是慎重的。1972年之后，美元同黄金脱钩了，其他货币也就与黄金脱钩了，全球货币体系变成了一个无锚的体系。更确切地讲，是美元国债利率曲线这个软锚取代了黄金这个硬锚，成为全球价值基准。从此之后，全世界的债务可以按照其定价货币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债务人自己印的货币定价的；另一类是用自己没法印的货币定价的。前者多多益善，后者越多越麻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用自己印的货币来定义自己的债务，而后者没有这样的特权。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债务其实可以永不违约、永不归还，到期还债不必节衣缩食而只需借入新债便可；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只需要把自己货币的基准利率降到零或者负值，那么债务利息的支出就不是问题了。所以，美国政客的那句经典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其实核心还是债务特权。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尽管阻力重重、风险隐伏，但还是要去做，就是为了争取这种特权。
我自己的论文中曾经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表，把多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体GDP平减指数分段引出趋势线来，可以看到1972年之后通胀明显加速，这个转折点同国债占比的转折点惊人重合。这进一步支持上述观点：货币硬锚的消失是经济运行逻辑变化的深层解释因素。
自从美元和其他各货币从黄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不再单纯地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是获得了一种新动力，那就是债务。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穷人获得较多的购买力，从而扩大总需求，拉动本土消费、经济增长和就业。政府债务则是在确保了现有公共服务开支的前提之下，压低了本国的总体税率，从而通过财政乘数效应扩大即期的经济活动。当然，福利开支也往往终转化为政府债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恰恰是这种债务从西方国家国内储蓄者扩展到全球市场体系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售自己的血汗和环境，出售自己的能源资源，而换取对西方的债权。之所以要积累这种债权，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们没有用自己的货币对外融资的特权，所以需要储备外汇以备不时之需。
积累多少外汇才够用？其实积累多少都没有用！中国外汇储备曾高达4万亿美元，储备了就是为了让人兑付的。但是一旦资本流动因美元加息预期而有风吹草动，储备刚减少8000亿美元，立刻人心动摇、风声鹤唳，中国富人都在琢磨是不是该把自己的资产变现并转移到美元之中，政府不得不重新收紧外汇管制。可见，储备本身成为一种悖论：储备是为了应对资本外流，但是一旦储备减少，就会吓得人人准备外流。
说到资本外流问题，这两年几乎人人关心的一个话题是：美元什么时候加息？能加多高？会不会把中国的储备抽空从而导致金融货币危机？
我从2011年起就多次召集闭门会议研讨美元加息升值周期到来时中国的宏观风险与应对之策，2015年的场景其实早就在会议室里讨论得比较充分了。到了2016年，我反而比较乐观，因为美联储并没有真正的加息空间。许多论者往往从耶伦的理念或者美国实体经济波动等角度来讨论，但是往往忽略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上文所探讨的债务问题。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存量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05%，如果考虑到民主党推出的福利承诺和老龄化浪潮、阶层分化等因素，未来的支出增长非常不乐观。在此背景之下，美国联邦政府能拿出多少钱来还利息？答案是不能超过GDP的2. 5%。因为这是多年来的平均水平，也是近年美国名义GDP的增长率水平。如果债务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因为美联储的任性加息）而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长，那么利息本身就会导致政府债务率持续升高。美国将进入旁氏融资时代，帝国崩盘指日可待。所以，我相信美元在这轮加息周期的高度将极为有限。能加多少呢？可能1%而已。
推至整个西方世界，老龄化和去全球化的趋势都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空间，从而也限制了他们的加息空间。全球经济增长要想摆脱本书作者所说的大停滞，希望只能寄托在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转型升级、福利体系扩张以及新型资本—商品循环的形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人，让我们为了拯救全球经济而放量消费、大胆投资吧！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一级研究员
推荐序三寻找经济增长源
经济增长越来越难,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曾经，经济停滞或低速增长局限于人们对20世纪中期的阿根廷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本的讨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似乎正以加速趋势冲向失控。增长低迷、债务高企、政治不稳开始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蔓延，甚至连过去35年保持高速增长，1978—2011年让超过六亿人口摆脱贫困的大经济奇迹之一的中国，也开始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经济新常态”——全球经济似乎正陷入旷日持久的大停滞。
萨蒂亚吉特·达斯（Satyajit Das）所著《大停滞？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与机遇》一书就向人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看起来荒凉的场景。当然，正如作者所言：“了解是通向改变的钥匙。”通过分析经济低迷形成的原因，作者其实想探讨的是终结低迷的方法，而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毕竟，过去一段时间，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汗牛充栋，对导致危机的结构性因素的分析脉络已经很清晰，但对如何走出低迷的探讨相对较少。人们期盼好的情形，但同时害怕出现糟的局面。对于改变，人的本能是排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改变及经济增长之难。
然而，要寻找到全球经济增长之源，改变是必需的。这要求我们完整理解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经济增长的基础。关于前者，我习惯用经济学里的一个等价公式分析经济增长源：增长率=投资资本收益率×投资率。方程式的左边是经济增长率，右边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乘积。投资率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来衡量，而投资资本收益率则反映投资的效率。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可以拉动经济成长。理想的增长应该在投资率与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找到一个有效平衡。然而，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在增长乏力、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纷纷利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激进的财政政策去拉抬投资率。这种短期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帮助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其长期的政策效果却与经济持续增长本身背道而驰——与这种短期刺激政策相伴的高债务率、产能过剩和资源低效配置正变成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经济增长可靠的源泉只能是投资资本收益率，即效率的提升。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诠释，可靠的拉动经济成长的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解释绝大部分的人均GDP增长。即使在中国的改革阶段（1978—2010年），虽然增长模式以投资拉动为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仍然解释了近80%的人均GDP增长。以此观之，提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密切相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未来经济增长可靠的源泉。在中国现在的语境里，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也成了“供给侧”改革的要义。
厘清了经济增长之源，我们必须重新塑造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基础。这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需要重塑金融体系。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第二代金融体系，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也同样适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金融的本质就是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把资金多余方和资金需求方联系在一起，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是判别一种金融是否是“人们热爱的金融”的标准。美国在1880—2010年这130年间，金融行业的价值附加占GDP的比重大部分时间处于4%～6%， 2007年左右一度高达8%，接着就爆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占比过高，反映的其实是金融中介过程的中间环节太多，过度的金融创新不仅没有让金融变得更简单、直接、有效，反而变得更不透明、风险更大、效率更低。同样看中国的情况，2015年整个金融行业的附加值占到GDP的8. 5% ，甚至高于危机爆发前的美国；2015年上半年因为股市交投活跃，金融附加值甚至占到GDP的9. 5%……真正好的金融应该回归金融本质，探索怎样真正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这是全球金融行业共同面临的、急需完成的“供给侧金融改革”！
其次，创业创新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乃至投资资本收益率意义重大。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科学技术的突破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然而，创业创新，恢复创新经济活力，让投资资本收益率在增长中扮演主导作用，需要平等、宽容、透明的环境。然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及与之关联的社会阶层固化，几乎是创新创业的天敌。重塑经济增长的基础要求各个国家找到相应的方法去解决收入及财富不平等问题。
后，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不信任”这种情绪的蔓延。主权国家、大机构道德风险盛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违约事件，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市场多年形成的基于“信用”和“信任”的商业契约精神。在信任和信用式微之时，市场慢慢失效，而市场失效也为政策制定者在更大程度上对市场进行干预提供了口实。破解这一恶性循环的路径，是恢复信任（Trust）。这要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同样做出努力，重构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文化。
在《大停滞？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与机遇》一书中，萨蒂亚吉特·达斯用自己极富个性的叙述角度和叙述方式，传递了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增长基础非常重要这一信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相信全球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动。如果我们付诸行动，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所处的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好时代的开始。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大停滞？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与机遇》是国际金融专家萨蒂亚吉特·达斯的心血之作。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旁征博引，大开大合，挥洒自如，文笔生动，摆脱了“严肃”学术著作的乏味，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博学，可以雅俗共赏，给人以深刻启迪。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本书作者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金融业专家，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的演变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本书不仅明显超越了其直接的市场经验和个人记忆，而且吸纳了更宏大的理论探讨和哲理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达斯能把如此宏大而深刻的主题用颇为通俗且不乏幽默的笔调展示在读者面前，令人不忍释卷。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本书中，作者用自己极富个性的叙述角度和叙述方式，传递了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增长基础非常重要这一信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相信全球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动。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喜欢！这本书写得有热情、有远见，摆明事实，不但说清了我们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更阐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实乃想要了解潮流、引领潮流的投资者之书。
——乔恩·马克曼（Jon Markman）《福布斯》专栏作家、Markman Capital Insight总裁
增长，或者说缺乏增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本书直击问题要害，深入分析了2008年大衰退的余波如何与根深蒂固的结构因素糅合在一起，给我们的未来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本书有智慧、有风格，轻松易懂，发人深思，颇可一读。
——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Roubini）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研究院（RGE）主席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增长低迷、债台高筑、政治紧张加剧的阶段。本书对引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做了优雅而翔实的探讨。即使你不同意作者关于全球经济前景的“反乌托邦”看法，以及书中对媒体和政界关于2008全球金融危机原因的虚伪陈述所提出的质疑，这也不失为一本重量级著作。
——克里斯托弗·惠伦（Christopher Whalen）克罗尔*评级公司研究部主管、《通胀成就美国：用货币与负债铸造的美国梦》作者
在《大停滞？》一书中，萨蒂亚吉特·达斯娴熟、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全球经济冲向灾难边缘的失控态势，而当权者们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表现无能。目前货币零成本、银行权力集中、生产增长贫血的环境，并非偶然因素或经济周期造成的，而是人们有意选择的结果。发达国家债务对GDP比例超过100%，储蓄水平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债务更重、货币战争、内部外部失衡以及失去约束的金融投机。达斯满怀热情，以充满启示的证据警告世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除了少数精英，所有人的未来都将只有一种悲惨的可能。他的语调和问题本身一样急迫。所有的中央银行家、政客和普通公民都应该从他的话语中得到警示。
——诺米·普林斯（Nomi Prins）《总统的银行家们》作者
萨蒂亚吉特·达斯是早预言2008年市场崩溃的人士之一，在对欧洲一体化计划目前困惑局面的分析中，也一直属于观点为敏锐的。现在，在《大停滞？》一书中，他把目光聚焦在全球经济日渐渺茫的前景上。他的笔触一贯生动明了，但所传递的信息略显无情，值得广大读者细细品读。
——查尔斯R.莫里斯（Charles R. Morris）《万亿美元化为乌有》作者
透支的年代：全球金融危机及大衰退的原因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在正常的经济繁荣—萧条周期范围之内，而是经济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亿万身家的投资者乔治·*（George Soros）称这是超级繁荣（Super Boom）的终结。债务水平过高、全球经济失衡严重、金融化过度、未来权益层叠但缺乏必要保障，重重压力之下，战后的经济扩张衰竭了。
透支的年代：全球金融危机及大衰退的原因0这场危机背后的首要因素，是在制造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对借贷的依赖越来越严重。2015年一项涵盖22个发达经济体和25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发现，2000—2007年的全球债务总额从87万亿美元涨到14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7. 3%，是经济活动增长水平的2倍。很多国家的债务达到了非战争年代罕见的水平。似乎每个人都赞同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说法：量入为出只说明你太缺乏想象力了。
家庭借贷的原因是真实工资水平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在美国尤其如此。家庭借款买房，房产不断增值；借款购买品，以维持媒体所描绘的生活方式；借款炒股票和房地产，以支付医疗、孩子教育和退休的开支。他们借款，因为他们借得到。
便利的融资渠道和低利率使得企业可以不断扩张。企业用债务代替产权，因为这样成本更低，而且利息是可以免税的。他们贷款回购自己的股票，这提升了股份持有人的收益，抬高了授予核心员工的股票和期权的价值。
政府贷款进行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国民提供附加服务——这在大选时可比提高税收更受欢迎。金融机构借款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因为货币是它们的库存产品，贷出去的越多，它们的收益和利息也就越高。
贷款必须要靠存款来支撑。蒸蒸日上的经济、退休和医疗的需求，都促进了存款的增长，这就是贷款的来源。股票和债务证券形式的全球金融资产从1990年的51万亿美元涨到2014年的294万亿美元（大约是全球GDP的3. 8倍），年增长率大约为8%，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银行通过所谓的准备金（Reserve）或比例制银行业务（Fractional Banking）的程序让存款流通起来。钱存进银行后，比如100美元，那么这100美元初的所有者仍然拥有这笔钱，但银行或者从银行借款的一方也同样拥有这100美元。借出去的钱作为存款可能会回到这家银行，也可能进入另一家银行。然后这笔钱会连续地再度借出、再次流通起来，这同时扩大了货币与债务的供应。的限制是银行要保留一小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以应对提款的需求。
银行很快就可以熟练地提高货币流通的速度，进一步增加了信贷供应。这里的关键是影子银行系统，规模在25万亿~100万亿美元（全球GDP的40%~160%）。其他工具还包括衍生品合约（Derivative Contracts），即允许转移风险，让投资者可以把赌注压在贷款、债券、利率、货币、股票或商品价格上的金融杠杆工具。截至2014年，全球尚未平仓的衍生品总额在700万亿美元左右（比全球GDP的10倍还多）。在任何时点，这些合约的实际价值、利润或损失，都要低得多，但通常数字仍然较大，大约为30万亿美元（全球GDP的50%）。
以未来偿还借贷的承诺为条件，债务使即期消费和投资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当下的经济增长。唾手可得的贷款加速了正常情况下需要多年才会产生的消费。
有些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太过轻描淡写。他们认为，债务并不会提高总需求。一个人的存款带来的消费缩减会因借款人的消费增加而得到弥补，支出并不会改变。每个债务人都对应一个债权人，所以一方仅仅是把当前购买力让渡给了另一方，当贷款还本付息之时，交易就颠倒过来。如果货币代表的是占有收入或资源，那么借入资本无非是所有权转移到了将来的资源。债务人并不需要还本，他们只要重新贷款来支付到期债务或干脆拖欠贷款就可以了。
也有不同意见。美国商业记者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1946年撰文指出，除了大自然中有些东西可以免费之外，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免费得到任何东西，不能无限制地增加借贷。赫兹利特对债务可以忽略的观点嗤之以鼻，因为作为社会整体，我们欠了自己的债。
当债务所产生的经济活动足以偿付借款时，债务是一件好事，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债台筑得过高，已超过了偿还能力。这笔债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带来足以偿本付息的收入或产值。
贷款中只有15%~20%用于投资项目，剩下的80%~85%用于支撑现有的公司资产、房地产或无担保的个人理财项目，以“推动生命周期消费顺利进行”。在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由债务推动的、需求根本不存在的房地产投资繁荣了建筑业，拉高了GDP。很多其他国家也加大了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以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供给。贷款常常用来购买现有资产，并期待升值，这些资产转过来又会用于还款。当借贷出现滑坡时，资产价格会下跌，低于未偿还债务，这就会带来偿付困难。
债务的偿付还有固定的时间限制。资产价值下降或资信下降可能会降低为偿付初的借款而再度贷款的能力，并引发财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债务需要定期偿还。债务占据了未来的收入和财富，做其他用途的款项因此减少，这有可能会扯经济活动的后腿。
比例制银行系统以及影子银行和衍生品可能会放大经济中的风险因素。银行是债务的中间人，它有意进行杠杆化，使股份持有人资本中的每1美元可以支持大约高达30美元的贷款。资金损失很快就会威胁到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增大对现代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偿付体系的风险。
既然投资者通过银行系统直接或间接持有借款人的债务，其存款的价值和安全就与借款密不可分。违约、债务豁免或通货膨胀会拖垮存款，而存款本来是要用于支持退休这样的未来需求，这就导致国民更多地指望国家来填补资金缺口。或者，这会减少存款人未来的开支，抑制消费。
后，过高的债务就像一个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国家、企业、个人需要的借款额度越来越大，这样才能偿付已有的债务，维持经济增长。200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要产生1美元的GDP所需要的债务额度从1~2美元涨到了4~5美元。考虑到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减缓的增长和低通货膨胀，这样的快速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融资有三个阶段：在商业周期的早期，只有资信高、收入能与债务的本息持平的借款人才能贷到款，这个阶段称作对冲性融资（Hedge Finance）；随着商业周期的发展，债权人互相竞争，也会把贷款对象延伸到边际借款人，这些人的收入可以支付利息，但不足以偿还本金，这就意味着债务要不断循环下去，这个阶段称作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后，债权人会把钱借给收入既不足以偿本也不足以付息的借款人，指望资产价值的上升可以偿还债务，这个阶段就是庞氏融资（Ponzi Finance）。当货币供应减慢或停止时，一个周期就结束了。无力偿付金融债务的借款人开始出售资产，这会导致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斯基时刻。
债务和存款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负债无法清偿，幻影资产也就一文不值，整个系统将会崩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消费、投资和储蓄的严重失衡。有些国家相对于收入而言消费和投资过度，外债累累；另一些国家消费少、存款多，填补了缺口。
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多过其他国家，同时拉动了对别国产品的需求，保持世界经济呈扩张态势。这一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介入来支持全球需求而加快了速度。
美国消费者一开始是通过减少存款来支撑消费，随后他们加大了借款力度。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很多都是进口商品，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大，出口额低于进口额。于是，美国向海外借款来补足其中的差额。
随着1999年欧洲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货币稳定，利率大幅下调，欧元区国力较弱的成员因此而受益。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从德国等国家的进口额，结果就是德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大大增加。德国把这些外汇储备和庞大的国内储蓄借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否则这些国家将无力支付从德国进口的产品。
德国、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储蓄和外汇储备水平高，这是由传统的节俭观念、社会福利的缺乏、货币的估值偏低驱动而产生的。有时，储备是有意为之，以保护经济不受融资机会不确定的影响。当商品储备耗尽时，商品生产商往往将外贸收入的盈余部分投资期货。无论原理如何，这些储备和储蓄都已经变成了宏大的贷款计划，让有盈余的国家来资助贸易，推动贸易发展，加速全球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资本流动性增强、金融市场高度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愈演愈烈。到2007年，美国吸收的全球流动资本高达总额的85%（每年5000亿美元）。亚洲和欧洲是世界的资本净输出地区，排在其后的是俄罗斯和中东国家。跨境债务流动给美国政府提供了资金，也加速了美国私人债务的膨胀。这一全球失衡降低了利率，鼓励某些国家更多地借款。估值偏低的资本唾手可得，降低了这些国家储蓄或量入为出的需要。
有些国家存钱，而另一些国家借钱来维持消费，这样的经济秩序从本质上来讲是不稳定的。购买商品时欠下的债务如果得不到偿还，销售者就拿不到货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样的金融联结使得问题在经济体之间的扩散速度更快。
第三个因素就是金融化，表现为庞大的金融业以及对金融工程的依赖。
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银行规模不断扩大，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这种扩大尤为突出。到2007年，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资产已经超过了GDP的100%。美国的银行规模约为GDP的78%，在日本，这个数字大约是160%，德国大约是270%，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为213%和269%，英国则超过500%，爱尔兰是700%，瑞士超过600%。这部分反映出这些国家作为主要金融中心，成为各国之间资本流通渠道的角色。
这些银行为国内提供信贷，支持资产购买、投资和消费以及跨境贷款。随着银行业国际化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增加，2007年达到峰值，约为12万亿美元，比1980年的5000亿美元上涨了许多，年增长幅度约为12%。
美国的金融业在其鼎盛时期创造了40%的企业利润，代表了股票市值的30%。庞大的银行体系未必麻烦多多。英国的金融和保险服务为英国经济贡献了1250亿英镑的总附加值（GVA），占GVA总额的9%，仅伦敦一个城市就贡献了其中的46%。金融服务为英国的贸易盈余做出了显著贡献。这一行业提供了大约4%的全国就业机会，2010—2011年为英国创造了210亿英镑的税收。
但是，如果银行的角色超出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即方便付款、为存款提供安全去处、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以及管理风险，那么，庞大的银行系统确实会制造问题。对增长和更高利润率的渴望，导致银行去冒更大的风险，鼓励银行通过降低信贷标准来提高贷款额度。美国的次级贷款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会让借款人在没有足够抵押物或没有适当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获得贷款。银行的焦点转为给投机活动或与客户需求无关的利润追逐提供资金渠道。经常会出现零和游戏，博弈双方的资产转移变成交易，但总体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增加。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全球金融体系错综复杂的联结关系，这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传播的通道。如此一来，跨境资本流动陡跌，直到今天仍远远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无论是对个体机构还是对整个体系来说，金融创新都带来了新的风险。融资人利用复杂产品卖家和买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获利。银行经理、主管及监管机构跟不上这些新的发展，难以保障充分的监控。在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没有几个人意识到风险更高的抵押或贷款、复合证券、衍生品和影子银行潜在的问题，而这也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过去20年间,银行的资本比率和流动性储备资金大幅减少。在杠杆推动下，股本收益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稳定。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无论是否计入资产负债表，高杠杆比率都让问题进一步放大。
银行系统的庞大和复杂所带来的相关风险，是由国家隐式担保的，评估机构都承认这一事实。其典型形式是存款人的资金保护、流动性保险和心照不宣的资本支持。考虑到银行在支付和信贷供应中的关键作用，政府很难放任银行倒闭。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介入来支持自己的银行，其他国家也通过扩大存款担保范围的方式间接支持本国银行。这或使政府负债更高，或加大了潜在的财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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