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中美经济外交

不必忌言责任，更无需忌讳战争。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

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构成了世界经济关系的顶层构架。中美两国的关系决定了世界的未来。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中国的期待，也是世界的福音，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要理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守成之间的关系。回顾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一直处于生长中。这种生长，通过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即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规范，体现得一览无余。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的着轨运行，而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相对开放性，为权力转移提供了包容性。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构建具备制度基础，进而铺就了中美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

罗小军，复旦大学法学博士，主攻中美关系方向，晨哨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2003年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历任国际新闻总监、头版委员会副主任，获2009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接触中国十年，走访世界十余国家，问道全球商贾政要，关注政治经济的相生相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趋势。

第一章中美经济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

第一节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关系的理论重要性()

第二节经济外交角度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重要性()

第三节中美经济外交研究现状()

第四节中美经济外交研究的方法论()

第二章国际经济秩序与中美经济外交()

第一节经济规则竞争与中国道路选择()

第二节中美经济外交理念与策略()

第三节规则红利与中美经济增长()

第四节共同规则下的制度竞逐()

第三章经济发展、权力转移与中美经济外交()

第一节经济发展、权力转移与中美经济外交()

第二节变化中的相互依存与中美经济外交()

第三节互补分工与中美经济外交()

第四章制度建设与中美经济外交着轨()

第一节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

第二节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

第三节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

第四节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

第五节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

第五章经济发展与中美经济外交目标及手段()

第一节中美经济外交目标与手段()

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目录第二节经济发展与中美经济外交目标及手段的演变()

第三节经济发展趋势与中美经济外交未来目标与手段()

参考文献()

前言历史上大约有过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有11次与既有大国之间发生了对抗和战争，即历史上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竞争时，最后双方多数走向战争。那么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与既有大国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在纷繁复杂的竞争、合作、冲突中迎接战争还是和平？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从而爆发战争？　　中国方面率先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大国兴衰的历史悲剧。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更多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和诚意，这种关系的关键词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世纪9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展了不结盟外交，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5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发表了《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提出中美伙伴关系应向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态度非常诚恳,行动更加务实。而美国方面也最迟自克林顿政府以来就开始思考一个稳定和繁荣的、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才是安全的。　　对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处于战略优势一方的美国的态度一直是不公开否认也不公开接受。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要理顺中国崛起与美国守成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特征。结构决定行为，行为规范结构演变结果。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先不管美国政府的接受诚意，仅从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两国的持续努力，可以发现，30多年来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路上，正在为中美全面新型大国关系铺就道路、铸就压舱石。一、走出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历史窠臼美国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国家，所谓守成的美国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而言，尤其从美国是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革新者这一角度而言。中美经济关系的崛起和守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观察。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前言客观上，中国经济在绝对强势崛起中，美国在相对衰落中。从千年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166倍，120年后的1820年是其18倍，80年后的1900年是其07倍，1950年是其02倍，2001年为06倍，2015年预计为1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公布的报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经与美国相当。把最近30多年历史放大来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1978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8%，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2015年是美国的70%；1978年中国名义GDP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占11%，美国197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5%，2013年占21%，尤其是根据IMF统计，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同样按照名义GDP计算，基于中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历史轨迹预测未来，最早于2025年左右中美经济总量相当，2087年左右中美贸易相互依存达致对称性地位。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中美经济存在巨大差距，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767美元，美国人均为53152美元，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273%，2013年美国经济总量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的日本、第四的德国的经济量总和相当，全球经济格局总体依然是一极的世界。尽管差距巨大，但背后隐藏的趋势仍然是显著的，即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中美经济的崛起和守成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更重要在于主观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主导当前秩序的恰恰是美国，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守者。这从主观层面构成了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即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的挑战国和霸主国。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要避免走过去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走向冲突的老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在于不同于一战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那样走向战争，不同于二战后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苏联和美国这一对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走向冷战，也不同于二战后具有相同经济社会制度的美国和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除了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外，还牵扯到价值观、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技巧。二、接触和开放政策的相互拥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不冲突的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很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的原因。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除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结构变化外，在一个缺乏权力中心和相互依存失范的国际体系里面，行为主体最容易发生冲突。借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从国际体系的系统规则、系统结构、权力中心、主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对相互依存的规范——中美经济外交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观察，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中美两国间生长。就体系的系统规则而言，冷战结束前，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就国际体系而言，世界其实有两大阵营两种规则，第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却由于实力局限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圈子。1956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思考跳出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道路，期间历经曲折。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寻求主动融入西方国际社会圈子，这一圈子毋庸讳言是美国主导的，1978年中国做出这一历史抉择，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加入IMF、世界银行（WB），并积极争取复关。随后苏联解体、冷战基本结束，放眼世界大势：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复关”（GATT）谈判获得实质性推进，2001年中国“入世”，完成融入国际社会一大步；而美国自从里根政府开始了明确的对华接触外交，希望把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去，期间这一大方向历经波折有过游移，但克林顿政府最终又回到了对华接触外交，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入世过渡期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体制的一个成员，作为成员将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公开措辞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家副总理汪洋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至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国确认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美已经认可了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的规则——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和这一规则下的制度安排：联合国（UN）、IMF、WB、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体系规则面前，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经济外交理念相互吻合；策略上，美国对华接触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美经济外交策略相互拥抱，这构成了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来的宏观写照。中美此后的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一系统规则下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补充和完善，诸如：美国主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中国主推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美各自发展水平和资源能力的差异，导致中美在推进区域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着力点不一样，美国推进的是自由化这一规则的深入发展，类似WTO的区域升级版，中国推动的是发展性基础设施，类似WB和IMF的区域版。在这种竞争中，中国方面主动褪去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更多是直接利益之考量，扎扎实实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TPP就产权这一基础经济制度上对国有企业设立了准入限制的门槛，这对国有企业居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不过，目前中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跨境双向投资的便利化改革，或许能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障碍。从较长时间而言，就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推行一样，中美不会在这些基本经济制度上有实质性差距，中美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上不会存在重大分歧，但规则上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际利益分歧，如何有效管控分歧、使得分歧保持在某个“走廊内”成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三、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着轨运行从体系的系统结构层面而言，尽管如前所述，美国经济总量是全球第二、第三、第四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的总和，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权力中心，且地位短期内不可动摇，这种经济权力中心的地位稳固也能够避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发生冲突，但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逐渐减小，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带来权力转移和责任的转移，带来了渐进的全新的变化。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相生的，这一过程蕴含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中，并通过相互依存的变化来体现。而回顾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一直处于生长中。这种生长，通过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即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规范，体现得一览无余。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的着轨运行，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相对开放，为权力转移提供了包容性，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构建具备制度基础，这铺就了中美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中美建交前后至今的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8年，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1989—2000年，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2001—2007年，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2008—2012年，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2013年至今，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以中美建交和确立经济利益对于战略三角的优先重要性、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和签署中美贸易协议等为标志；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以中美经济关系“政治脱敏”、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1995—1996年中美经贸往来免受台海危机的影响、1999年中美确立PNTR（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等为标志；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中美贸易以WTO为底层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顶层机制，其他双边、多边对话为中层机制，构成了多层次的机制化结构，有效地规划和建设中美经济关系；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以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制的一员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中国公开文件认可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以中美在国际经济治理组织中按照组织原则调整在IMF、WB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共同治理经济危机，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为标志；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建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完善全球治理为标志，以中国先后落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金砖银行，提出了丝路基金、亚太梦想为标志，有效弥补和完善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全球治理，以自身能力承担更多责任，呼应了美国一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全球善治的呼吁，这一呼吁自“9·11”前后由小布什总统明确提出，且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提出，这与尼克松自二战后首次呼吁盟国分担国际责任大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