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本卷选录瞿秋白于1919—1935年间发表或撰写的重要论著，包括论文、散文、杂文、译文、书信等。涵盖作者在政治学、哲学、文学、史学、新闻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翻译学诸多领域的成就。限于篇幅，过长文字只选最有影响的章节。以初刊或撰写时间排序，均注明原始出处、日期与署名。编者导言介绍瞿秋白生平主要业绩、思想理论，肯定其历史贡献，指出局限不足，力求客观公允。卷末附作者年谱简编。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生于1899年。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在中共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党的“八七”会议，反对右倾妥协，提出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主张。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犯过左倾盲动错误。1928年至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1930年回国解决李立三冒险错误，并主持中央工作。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集团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和译著。1935年2月，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编者简介
　　陈铁健，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10月25日生于黑龙江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2—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著有《重评〈多余的话〉》、《瞿秋白传》、《〈多余的话〉导读》、《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绿竹水南集》、《书香人多姿》、《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等篇。

 

导言
不签字后之办法（1919）
革新的时机到了！(1919)
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1920）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1920）
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1920—1921）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1921）
赤都心史（1921—1922）
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1923）
赤俄之归途（1923）
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1923）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
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1923）
《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192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
讨论中的发言（1923）
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1923）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
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
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1925）
《热血日报》发刊辞（1925）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1926）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1926）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
——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1926)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1926）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926)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中国妇女之白化与赤化
——中国妇女运动，恭贺新禧!(1926)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1927）
《湖南农民革命》序(1927)
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1927）
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7)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
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1928）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8)
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1929）
清校问题(1930）
声明书(1931)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1931）
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1931)
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1931)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
大众文艺的问题（1932）
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1932）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1932）
并非浪费的论争（1932）
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
“儿时”（1933）
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1933）
多余的话（1935）
致胡适(1923)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伍豪同志（1928）
致政局诸同志（1928）
致杨之华（1929）
致杨之华（1929）
致杨之华（1929）
致杨之华（1929）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
致郭质生（1931）
致郭质生（1931）
致鲁迅、冯雪峰（1931）
论翻译——给鲁迅的信（1931）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致鲁迅（1932）
瞿秋白年谱简编

　　一、生平事迹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常州，1935年6月18日于福建长汀就义，年36岁。
　　瞿家世代书香，为官为绅，自云过了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幼年受家庭熏陶，养成良好的气质情操。12岁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动荡，瞿家官绅地位动摇，家道中落。举家迁入瞿氏宗祠，靠典当借债度日。瞿秋白虽学业优异，却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1916年春节，母金衡玉自杀，一家星散。瞿秋白执教于无锡江陂杨氏小学半年。1916年底，离常州赴武昌，考取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未就学。1917年初，随堂兄瞿纯白前往北京。江南水乡文化中浓烈的尚学善思、博学致用、重情贵柔、多愁善感的人文精神，在17岁的瞿秋白心灵中扎下深深的根。
　　到北京后，遵纯白嘱，瞿秋白先参加文官考试，未取。又拟报考北京大学，以学费高昂作罢。不时到北京大学文科旁听。1919年秋，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课外自修英文、法文，研习文学、哲学。从今文经学到佛学老庄，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由思考个人、家庭的出路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国家未来。
　　1919年五四运动中，瞿秋白成为俄专学生领袖，深感中国迫切需要改革，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影响，又由民主主义转而憧憬社会主义。先后参与创编《新社会》、《人道》杂志，不断探索人生使命与社会变革之路。
　　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应《晨报》聘请作为特派记者准备赴苏俄考察。拒绝亲友一再劝阻，于10月成行。在苏俄两年，写有五六十篇旅俄通讯，向中国人直接报道苏俄“共产主义人间化”某些真实状况，并予高度赞颂。由此确立对列宁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信仰，加入苏式共产党人队伍。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21年9月，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译员兼助教，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理论。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率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译员。会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回国。随即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参与编辑《向导》周报，全力投入中共宣传工作。同年6月，起草中共党纲、修正党章，出席三大，力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10月，鲍罗廷来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瞿秋白随赴广州任其助手和翻译，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瞿秋白与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组成指导小组，指挥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并任《民国日报》编委，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委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7月，孙中山任命瞿秋白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击右派反共逆流。冬，遭上海租界当局通缉，转入地下活动。
　　1925年1月，瞿秋白参加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组成五人中央局。6月，参与领导五卅运动，主编《热血日报》。8月，撰文反击戴季陶反共主义。10月，出席北京中执委扩大会义，赞成“耕地农有”。
　　1926年2月，出席北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中共准备支持北伐战争。3月病重住院，写作不辍。8月赴广州，原拟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因故停开。留广州考察形势，返沪后向中央提出警惕蒋介石反共动向的报告。
　　1927年2月，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23—1926）。参加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策划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月中旬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与张国焘、谭平山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并兼管中央宣传部。4、5月间，出席中共五大，会上发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但未引起广泛注意。此后，中共高层围绕工农运动与革命进退问题争论不休，举棋未定，只能任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遥控指挥。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反共，中国国民革命没有按照莫斯科一厢情愿建立蒋汪亲苏政权，而是按照国民党的反共路线走下去。莫斯科决策者和指挥者，便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头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瞿秋白与鲍罗廷去江西庐山，商讨中共改变政策，发动武装暴动。7月下旬，参加中共常委会议，决定先在南昌举行暴动。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等与罗明那兹一起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8月初，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部署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令清算陈独秀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9日，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被推选为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党组织涣散、党员大量脱籍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恢复和整顿各地组织，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全力组织发动各地农民秋收起义，回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进而创造工农红军和井冈山等根据地；创办党刊《布尔塞维克》，用以指导全党工作。中共中央和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过左理论和盲动政策，断言中国革命仍处于高涨和“直接革命”的形势，应当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以城市暴动为中心，超越民权主义范围而急剧发展。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推行上述方针，形成盲动错误。所幸，在无锡、宜兴、广州暴动失败后，及时刹车，于1928年春改正错误。在此期间，瞿秋白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也提出一些正确主张，如通过农村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建立工农政权，等等。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留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近东部长及俄文季刊《中国问题》编委。参与国际反帝斗争，并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研究中共党纲、苏区宪法、土地法和婚姻法，拟定《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草案》。在列宁学院和中山大学系统地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其间，王明一伙在米夫支持下，制造“江浙同乡会”假案，利用苏联清党肃托运动及中山大学派别纠纷，中伤攻击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1930年6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适逢国内发生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共产国际于7月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解决立三错误。9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依照莫斯科7月指示顺利结束立三冒险行动。岂料，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居然指责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错误。而王明一伙竟事先窥知莫斯科意图，在党内兴风作浪，集中攻击瞿秋白。原本承认错误的李立三，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也同与会者异口同声，捏造事实，反诬瞿秋白。1931年1月，米夫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解除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在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中，瞿秋白身心俱伤，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但是，他很快振奋起来，在文学园地施展杰出的才华，取得丰富的成就，并与鲁迅合作，参与领导左翼文学运动。
　　1933年7、8、9月，瞿秋白应中共中央刊物《斗争》之约，以狄康为笔名撰写多篇政论短文，揭露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战略变化。193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斥瞿秋白“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从白区到苏区，在全党范围对瞿秋白进行严厉批判，残酷打击，企图消除他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影响。斗争的结局，是驱迫他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他被排除于权力中心，担任苏区政府教育部长，主编《红色中华》。在九个月时间里，他主持制订苏区教育法规，建设教师队伍，推行群众扫盲运动；培养专业文艺人才，开展戏剧歌咏等群众文艺活动，宣传动员群众，鼓舞军民斗志。尽管病体支离，他仍然活跃于苏区文教宣传战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党政机关实行战略转移。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决定瞿秋白留在即将沦陷之地，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任留守办事处教育部长。“三人团”此举，毛泽东严斥为对瞿秋白的“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这种“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1935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江西赴上海医病。2月24日，于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境内被俘。拒绝劝降后，于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岑盘龙岗从容就义。
　　瞿秋白就义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等，多次高度评价瞿秋白的历史功绩和崇高气节。
　　二、中国革命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贡献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从21岁到35岁，15年间，积文500万字。举凡政治学、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翻译学、心理学，无不涉及，且有足够深度。与瞿秋白同时代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沈雁冰、郑振铎、毛泽东、陆定一、杨尚昆、马林、鲍罗廷、库西宁等中外人士，莫不称赞其才华出众。在中共高层人物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人真是找不出几个。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建设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瞿秋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关于革命理论建设。
　　1考察中国国情和统治阶级。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文，以及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
　　瞿秋白始终坚持革命的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考察近代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社会性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矛盾和阶级状况等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等等。他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认为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经列强历次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沦为列强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的半殖民地。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政府代表地主豪绅官僚买办阶级，成为列强在华帮凶，连年制造内乱，镇压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不是中国原有经济基础发展的产物，而是列强割占领土，投货投资造成的。瞿秋白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导源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一开始就区分为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一部分地主官僚依附外国资本，日益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帝国主义通过买办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而买办资产阶级又通过中国农村的大地主阶级剥削中国的农民阶级。瞿秋白认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等，中经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吴佩孚等，到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等，都是帝国主义治理中国的代理人，是“新式的买办国家”的代表。这一观点虽然正确，却有片面性。袁世凯、吴佩孚、蒋介石等，既有依附追随帝国主义的一面，也有摆脱外国控制，反对列强侵略，追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一面，对他们的评价不可绝对化、简单化。
　　2．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等文。
　　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瞿秋白指出它也是随着列强入侵和自然经济破坏而产生的新经济力量的产物。受制于外国资本与买办资本压抑，以及封建主义束缚，民族资本没有独立顺利发展的可能，同时又与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反侵略反专制的革命性，动摇妥协的不革命性，是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有时会背叛平民，对革命具有危险性。革命过程中，应当对其实行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警惕和防止其夺得革命领导权。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瞿秋白误判这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它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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