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丛书·内山完造：魔都上海

    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中国人民老朋友。自起汉名邬其山。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在中国期间，内山完造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鲁迅先生曾在给内山完造的赠诗中提到，内山完造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由于广泛接触大江南北多阶层的中国人，内山完造得以对中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开书店，使内山完造得以博览群书；“漫谈会”的交流探讨，又使内山完造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观。 康桥编著的《内山完造——魔都上海》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

 

亲历中国丛书他们是大师，是20世纪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更是朋友。他们都抱有中国关怀、中国情结。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指点前程；在我们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他们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伟人：孙中山、*、周恩来、宋庆龄……他们的学说盛行一时，影响深远，曾经引起过轰动，也引发过争论和思考。”亲历中国丛书”（第一辑）选取的是20世纪有代表性的文化、学界名人：内山完造、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萨特和波娃、海明威。他们都曾亲历中国。这些亲历中国的大师，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大到当时中国发展中的困境、国民性，小至儿童教育、旅行见闻等问题。
本丛书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行迹，精选其在中国期间发表的演讲及谈话。从这些真实、有趣的文字中，我们会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思想文化的撞击。这些谈话和讲演虽已成历史，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震动人心的力量仍有足够的阅读价值。大师们的中国情结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在今天读来依然能给人启迪和领悟。书后还配有中国的文化名人如徐志摩、胡适、蔡元培、鲁迅对这些大师的点评，可谓中外大师言论并录。
《内山完造：魔都上海》1913年首次来华，以后在中国长期居住。
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中国人民老朋友。自起汉名邬其山。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在中国期间，内山完造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鲁迅先生曾在给内山完造的赠诗中提到，内山完造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由于广泛接触大江南北多阶层的中国人，内山完造得以对中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开书店，使内山完造得以博览群书；”漫谈会”的交流探讨，又使内山完造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观。本书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

“亲历中国丛书”总序
序内山完造与中国的情缘
内山完造谈中国
  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
  帮的一种
  零买更划算
  便茶
  剩饭
  又一剩饭
  因人定价
  股份有限公司无法盈利
  彻底的实际生活
  钟声
  赌博的概念
  洋纱
  饭店二景
  偷与落
  天井
  木与竹
  不用心必败
  福禄寿
  唯吃论
  看法和想法
  字和文字
  人是不能拆分的
  吞噬人的人和被吞噬的人
  白相相
  争吵要在外面
  中国人的客气
  白市和黑市
  涨价与两种生活
  魔都
  面子
  笑不出来的事
  言行合一
  鲁迅先生
中国人眼中的内山完造
  致尤炳圻（鲁迅）
  一面（阿累）
  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王宝良）
  上海三处内山书店（薛理勇）
内山完造在华活动年表

     内山完造与中国的情缘 在20世纪亲临中国的大家之中，按来华时间顺序，内山完造是第一位：他首次来华时间是1913年。
     或许有人会说，内山完造并不是某个方面的大家。的确，他不像杜威、罗素，也不像泰戈尔、萧伯纳、萨特和西蒙·波伏娃，不能被称为哲学家或文学家；同时，内山完造也没有在中国做过轰动—个时代的讲演，更没有在中国社会引发过多大的争论。
     没有人生来是英雄。同样，也没有人生来是大家。
     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内山完造的生平：内山完造（1885— 1959，自起汉名邬其山），日本冈山县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念过四年小学，便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为了维持生计，少年时代即赴大阪，到一家洋纱店当学徒。1912年他27岁时，因信奉基督教而加入京都教会。在教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日本参天堂药房做店员。不久，参天堂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征派店员去上海，因此，内山完造得以来到上海。此时，他的唯一工作是推销员，为参天堂推销“大学眼药”，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地区走街串巷…… 且慢，让我们暂时就此打住。至此，我们还看不出内山完造有任何成为“大家”的迹象。参天堂当时的药品推销员，恐怕不会只有内山完造一人。按一般人的事业发展，多年辛勤工作之后，无非是得以（或许未能）担任类似“销售课长” 之类的职务，最终荣归故里，安享晚年。如果他的儿孙有兴趣，他可以对他们讲一些中国见闻。但这不是内山完造。让我们接着看他的生平： 1917年，内山完造结婚一年多之后，在上海四川路魏盛里开设了一家书店，名为内山书店。虽然当时上海只有三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但这也绝对称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况且，书店的经营隋况也不好，只卖日文书和一些德文书，平时靠妻子井上美喜子和中国店员王宝良，每天平均只能卖出十来本书。内山完造平时还是忙于做推销员，只有周末才得以在店里。这样，内山书店惨淡经营了10年。
     1927年10月5日，星期三。这个原本并不特别的日子，由于鲁迅第一次出现在内山书店，而被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从广州到上海的，当时暂住在共和旅馆。10月5日这一天，内山本人不在店内，中国店员王宝良注意到了这位不同寻常的顾客，因为鲁迅一次所买的书，已经超过书店一天的营业额。对此，王宝良后来口述了一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鲁迅第二次去内山书店，是10月8日下午。这时，他已经移居到了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一天是星期六，内山完造恰好在店里。他们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内山先生曾说：“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在这10年里，鲁迅十分信任内山的为人，认为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而内山又善于结交各种朋友，于是，内山书店的一角，便开始了“漫谈会”，人员并不固定，但常常高朋满座。鲁迅本人也是兴致盎然，常在日记和书信中提及“漫谈会”。1932 年4月，内山因事回日本。“漫谈会”主人不在，只好停办几次。
    为此，鲁迅还在给内山的信中深表遗憾，“热切的盼望您早日归来”。直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去世前2天，他还抱病去参加 “漫谈会”，并在10月18日写给内山的信（实际上是鲁迅先生的绝笔）中提到“漫谈会”。
     …… 再次是展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现实。
     比如买一碗粥喝也要计较稀稠（《彻底的实际生活》），中国人对待工作之便（《偷与落》），中国人对待赌博的态度（《赌博的概念》）等。另外，对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内山完造也在《洋纱》《不用心必败》等文中提出不少见解。
     第四，生动展现了老上海的市井生活。在《魔都》《白相相》等文章中，内山完造用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幅上海市井百态图。
     总之，《活生生的中国》等书充分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可称“天下一品”，至今仍值得一读。
     内山完造关于中国的著作，除了《活生生的中国》之外，还有《上海漫语》（1938）、《上海夜话》（1940）、《上海风语》（1941）、《上海霖语》（1942）、《上海汗语》（1944）以及《花甲录》（1960），本书从这些著作中精选了30多篇具有代表性的短文，由邹欣晨和黄晨最新译出。译文兼顾了内山完造的语言风格与当今的语言习惯。此外，本书还编选了鲁迅、内山完造、王宝良等当事人的几篇珍贵的回忆文章以作映衬。
     我们愿以本书来纪念内山完造对中国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 

     剩饭 没有紫山，也无清水，茫茫之外只有茫茫。没有比上海更缺乏自然景色的地方了。连鳞次栉比的房屋也像是终日梦金成疯的蠢人之海——因此，上海的公园才愈发有巨大的价值了。
     幸好在上海还有设施齐全的外国人经营的公园。
    鄙人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早晨散步，傍晚纳凉，都算是沾了这些公园的光，每念及此，不得不说唯有公园才是我们无上的乐园了。我讴歌着上海的公园。
     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某一天的事了。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向新公园走着去散步。斜对面工地上来了一个苦力，哎呵哎呵地挑着一担昨天的剩饭，两只大竹筐子里装得满满的。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飞蹿出来的两个叫花子，像狗一样地靠过去。一前一后，壁虱似的贴紧了饭筐（可是一粒米饭也没有吃），又是拜，又是求，合着手，说着“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要讨一碗冷饭。
     挑饭的苦力抬起脚来，说着“去去去”赶他们走。可是，两个叫花子固执地苦求，不肯离开。苦力说这是“包饭作”的东西，而且刚刚称过了分量，一给他们吃，自己就得赔钱了，所以不行。叫花子可是不听这一套，只管死皮赖脸地求。苦力好几次想要挣脱，无奈叫花子紧跟着饭筐，不停地说肚子饿，弄得苦力一筹莫展，进退两难。恰好这有趣的场面被我撞见了。
    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再没人来，我就挺身而出来调停此事，所以请妻子暂时停步旁观。
     卖剩饭的苦力终于生气了。在这时候，苦力照例将扁担往路边一扔，大发脾气。叫花子却依然拜倒哀求。
     我想与其如此拜倒哀求，还不如先抢了吃掉再说好了；可是他们却决不上手，只是苦苦哀求，等着苦力说一声“ 好吧”。苦力的目光时不时看向我，是可以开口的时候了。心中正想着，忽然对面来了一位先生（掌柜的，地位相当于老爷）。
    越来越有趣了，这位先生肯定会加入调解的。果然，他开口了。
    苦力将经过描述了一遍，讲叫花子如何如何无理。听完双方主张的先生，最后下了明断。
     他指着饭碗对两个叫花子说：“你从前面的筐子里取剩饭两碗，你从后面的筐子里取剩饭两碗。”于是一个叫花子啪地脱下他的旧帽子，堆成高山一样的装了满满两碗。另一个也脱下了破短衫，堆成山一样装了满满两碗，将筐子里的剩饭扒平，站了起来。两人的面孔突然明朗起来，笑嘻嘻地道着谢，便塞满了一嘴，一面嚼一面跑进小巷子里去了。先生也随即走开了。卖剩饭的苦力唠唠叨叨地抱怨着，拿了扁担，说了一声 “没法子”，就又哎呵哎呵地挑着走了。我们才走向公园，心情非常愉快。
     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中国的形态在这里鲜明地浮现出来了。
     双方的理由，一方是：“饿得一顿饭都没有吃呀，给我一碗吧。”一方是：“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不能给。” 听到了双方的理由而加以权衡，宣告说，每人盛两碗。
     不可忽略的是，叫花子饿着的肚子终于胜了。这就是中国文化形态鲜明地浮现出来的地方了。中国是饥荒之时，即使抢劫米粮店也不受罚的特殊国家，这道理平常时候也都是明摆着的。
     醉心于西洋文化的人们，请回过头来看看这事实吧。这种事实至今毫无变化。再说一句，法律的使命为“最后一人生存权之确立”，这话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P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