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094870丛书名: 碎金文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批评家李长之先生探讨中国文化走向的文章集。由五四运动、儒家传统、大学精神等问题切入,所涉皆为文化认知与建设的宏旨大义,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本书凝聚了长之先生的眼光与智慧,是以一个饱学之士理智的研究,加上爱国的热情,又稍带些许天真和浪漫来谈中国的文化。
目 录
自序
一、 论如何谈中国文化
二、 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
三、 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
附录一:评《新理学》
附录二:评《新事论》和《新世训》
附录三:评《新人生观》
四、 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
五、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
六、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中):古代的审美教育
附录: 缅怀文化城的北平
七、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下):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八、 文化上的吸收
附录一:论翻译工作
附录二:《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
九、 战争与文化动态
附录:再论战争与文化动态
十、 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
十一、舆论建设:论思想自由及其条件
十二、思想建设(上):论思想上的错误
十三、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
十四、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
十五、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
一、 论如何谈中国文化
二、 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
三、 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
附录一:评《新理学》
附录二:评《新事论》和《新世训》
附录三:评《新人生观》
四、 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
五、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
六、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中):古代的审美教育
附录: 缅怀文化城的北平
七、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下):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八、 文化上的吸收
附录一:论翻译工作
附录二:《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
九、 战争与文化动态
附录:再论战争与文化动态
十、 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
十一、舆论建设:论思想自由及其条件
十二、思想建设(上):论思想上的错误
十三、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
十四、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
十五、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
附录:
战争与时间观念
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
论大学校长人选
在线试读
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好像是缺少了些什么似的。但这缺少的东西首先似乎不是唯物史观,虽然这一名词的输入尚属不久,而且还有不少人以为新奇。你看“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不是唯物史观?只有像孟子那样锋芒太露(因此不为一般中国人所喜)的人才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我们似乎也不缺少适应环境及生存竞争的思想。你看“不怕官,只怕管;在人墙檐下,谁敢不低头”,这不是适应环境的自白?再看“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不又是生存竞争的口号么?
可是我仍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总是缺少了点什么。上汽车要抢,公家信封要偷,正式的开会要早溜,享乐的场所要占座,子弟入学要托人说项,没人看见时在公众地方(哪怕多么讲究)要随便吐痰……我惭愧,我列不周全。难道这些毛病没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吗?
这些事诚然小,然而扩充下去,关系却很大。上汽车要抢,于是时间可以浪费,工作效率可以减低;公家信封可偷,于是贪污不知伊于胡底!其他勇于享乐,怯于负责,爱使面子,只图自便等等,不能不说是都可以影响建设,而且是会动摇国本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就对于中国的一切表示悲观。任何壮士也免不掉生病;问题只在有病而不自讳,并且赶快就医。我今试谈我们民族的病,目的是为恢复健康。
我们的病源到底何在?我不想轻轻地委之于环境,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还有反省的诚意,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勇气与信心,所以我不妨把这病源派给我们自己。
我首先告诉大家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吧,我们的病源是在我们自来都是一些“唯名论者”。这个名词,是我借用自欧洲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唯名论的要点是只承认“殊物”的真实,而不承认“共相”的存在,说共相不过是空名。和唯名论相对的是实在论;实在论者则说共相才是真实的,用术语说,就是共相存在于殊物之先。
话说得通俗一点,实在论或实在主义近于理想主义,唯名论或唯名主义近于现实主义。就欧洲各国看,英国很近于唯名主义,德国很近于实在主义。就中国和西洋看,中国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唯名主义的;西洋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实在主义的。
假若这两个名词只是关系中古时期的宗教哲学,我们大可不问;即使退一步,只关系哲学课本上的用语,我们也可以漠不关心。然而不然,这乃是关系世界观、人生观的一种根本分野;它支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或影响于我们的命运。我们因此不能不问。
我知道大家对我所说的话还摸不着头脑。我不妨说得再具体,再直率些。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眼光多半只注射在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上,不曾超乎这些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而倾注在一个更高更大更统一的对象上。
比方就学问来说,献身于自己所治的学问,生死以之;点点滴滴的贡献,都觉得是增加到那种客观的广大的学问世界里去;自己的荣辱不问,自己的利害不问;坚信学问不会中断,即使个人的生命随时可以丧失;坚信学问不会不进步,即使自己的研究毫无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在主义者的精神。试问中国人有没有?我们很少重在那个超乎个人的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学问上。我们却只重在一些参加这门学问的特殊的个人的身上。所以在中国治学是重家法与师承。学问是公的,如何能为某家某师所独有?重心既在个人,不在超乎个人的学问,所以人亡而学问亦亡,许多学问是成“绝学”了,许多技能是成“绝技”了,后人只好从头再在暗中摸索,眼看着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技术却都日新月异地在合作之下进步了!只因为我们重人而不重学,重特殊的自我而不重天下为公的对象,所以结果如此。
再比方说,讲事业。的事业,都非有殉道者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殉道者的精神就是只看见“道”,而不注重在“道”之下的任何个人,以及关系个人的任何事件。可是中国人讲三不朽,是讲立德、立功与立言。立德是某人立德;立功是某人立功;立言是某人立言。这样的德,这样的功,这样的言,不也太小了么?在这种历史的小圈子里打滚的人,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
中国人讲孝道,起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终结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种道德观念,只如限对个人的具体的某父某母负责的。西洋的道德观念比较上就广泛一点。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有一篇叙述苏格拉底不主张逃避国刑的话,其中曾有这样一段:“岂因国法有加害于汝之道,尔遂有破坏法律颠覆邦家之道乎?嗟尔至德之士何以自解于此?以尔之明哲,焉有不知邦家之庄严神圣,神人共钦,远胜于父母祖先者;又焉有不知虽在愤怒,仍当温恭事之;事国之忠敬,甚于严父,纳谏不听,即唯有无违之一道者?仍至受其刑罚,若笞若囚,亦当默而忍之!”其对国法之服从,殊不减于中国人所讲的孝道。但国法是什么?邦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超乎个人或个人事件的,更大更高而更统一的对象!中国的道德观能与此相较么?
关云长为什么在华容道上放了曹操?只因为他个人的知己之感!但是国法呢?军令呢?国家的前途呢?他竟一律不问。这是一个典型。
徐宁为什么上了梁山?只因宋江已使戴宗和汤隆二人去把他的老小都搬来了。卢俊义诚是英雄,但也不免要说:“头领留卢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实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消息。”这又是一个典型。请问他们是否真正厌恶强盗?如果老小确是这般重要而有敌人也把他们的老小掳掠去了,岂不是虽做汉奸也可能吗?这种思想多么危险!他们何以不能够把情感倾注在那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上面,却只恋恋于单个个人关系的老和小?
中国人的爱情亦然。我常觉得中国人只有色情,没有爱情。因所谓爱情也者,也是要把情感倾注在一个超乎个人的对象上,所以其中有诗,有狂,有醉,但也有伟大的圣洁的神秘力量。中国人的爱情却还不离自己享受的圈子,只为自己,不为对象;即使是为对象,亦只为其一部分的身体,而不是为超乎个人关系的理想。这是低级的享乐。这是占有欲。唯物的色彩太浓,贾宝玉之吃胭脂,便又是典型了!
推而至于中国人的人性观和女性观,亦莫不然。中国人除了孟子以外,很少人真正主张性善,多半是摇着头说“人心不古”或“人心叵测”的,可是他们谁都有些张三李四之类的亲戚朋友,觉得还是可以引为知己的!在西洋则不同。例如朵斯退益夫斯基,据批评家迷列考夫斯基说,是憎恶与人来往的,但他对于人类全体则仍热爱。中国男人对于女性,一般地也是表示着憎恶与藐视,然对特殊的某一女性,却只知有爱,和捧!西洋人又不同。据说那位常为一般女性而呼吁的易卜生,遇有单个的女性向他道谢时,他却又以“作诗”自解!总之,中国人是只看见个体,否认共相;西人则是肯定共相,轻视个体。西洋人所看重的是一个全体性的理念,中国人所看重的是具体的此物与彼物。
因太看重此物与彼物,以为真实仅在于此,所以不会为着理想而奋斗。在特殊的个体中间,可靠的当然便是自己。所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观念,势必至于统驭了一切,这就是偷信封,抢汽车,占座位等等百病之源。
为什么有这一种病源?关系的方面很多。首应提及的是我们所过的生活,一向是种农业社会的生活,一般人都可自给,自足,自立,而又缺少需要集体力量来克服的大敌。克鲁泡特金之反对竞存,主张互助,就是因为他看见有许多候鸟为着御寒而合作。“寒”是它们的共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于是不幸而只作了个人本位的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者了。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都带个人色彩,游戏是打牌与下棋,人自为战,同伴皆敌;口才仅是专对一人的游说,而没有对大庭广众的演说。处在这种充满着个人关系的生活方式之中,欲求产生一种超越的集体的观念,自属很难,独善其身的生活,产生了各顾其私的观念,各顾其私的观念,又加强了个人色彩的生活;由因生果,果复变因,于是我们的病势,不得不与日俱增!
我们只有迷信,而无宗教。宗教须有一个超越乎个人关系的抽象的神;但我们没有。我们的生活是太散文化了,太没有含蓄!
我们没有不近人情的哲学。像柏拉图所主张的理念,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我们都没有。所谓理念与理性,都要假定在那现实的此物与彼物之外,另有一种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这对我们却太格格不入了,因为它们太不近于常识!例外固有一些,但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像朱熹所讲的理,王守仁所讲的心,都是很哲学的,但从一般人看来,却是太空疏了,甚且不知所云。
我们的精神太现实,太反哲学,太执著于单个的人(尤其是自己),太执著于单个的物(尤其是一张一张的钞票),夫何怪乎西学的各种哲学都不能合我们的口味,而只愿吸收些唯物主义呢?
我们是被现实的生活所胶着,个人的利害重担所压缩,哪有热情!哪有理想!
在升平时代,个人主义的生活还可以做到“独善其身”的地步,虽然即在道德的造诣上,成就也不见得甚高。沾滞于现实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能做到消极的“廉”。至于轰轰烈烈的牺牲,前仆后继的运动,体大思精的学术,皆不出此。一遇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便是破绽全露了。唯如上面所说,中国人这种生活,既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今欲图改造,自非推本穷源,直中要害不可。
我以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倡反功利的精神,提倡热情,提倡理想,提倡牺牲。即使我们不能信有一个上帝,我们也得多接受些不近人情的西洋哲学才行。囿于个人利害的眼光,必须解放;低级的唯物主义,必须放弃。我们要看全体,不要看片面;我们要兼看共相,不要专看殊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尤须要从辽远的古代招回;否则便使惶惶、热情救世的孔孟二老在地下太寂寞并伤心了。
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好像是缺少了些什么似的。但这缺少的东西首先似乎不是唯物史观,虽然这一名词的输入尚属不久,而且还有不少人以为新奇。你看“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不是唯物史观?只有像孟子那样锋芒太露(因此不为一般中国人所喜)的人才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我们似乎也不缺少适应环境及生存竞争的思想。你看“不怕官,只怕管;在人墙檐下,谁敢不低头”,这不是适应环境的自白?再看“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不又是生存竞争的口号么?
可是我仍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总是缺少了点什么。上汽车要抢,公家信封要偷,正式的开会要早溜,享乐的场所要占座,子弟入学要托人说项,没人看见时在公众地方(哪怕多么讲究)要随便吐痰……我惭愧,我列不周全。难道这些毛病没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吗?
这些事诚然小,然而扩充下去,关系却很大。上汽车要抢,于是时间可以浪费,工作效率可以减低;公家信封可偷,于是贪污不知伊于胡底!其他勇于享乐,怯于负责,爱使面子,只图自便等等,不能不说是都可以影响建设,而且是会动摇国本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就对于中国的一切表示悲观。任何壮士也免不掉生病;问题只在有病而不自讳,并且赶快就医。我今试谈我们民族的病,目的是为恢复健康。
我们的病源到底何在?我不想轻轻地委之于环境,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还有反省的诚意,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勇气与信心,所以我不妨把这病源派给我们自己。
我首先告诉大家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吧,我们的病源是在我们自来都是一些“唯名论者”。这个名词,是我借用自欧洲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唯名论的要点是只承认“殊物”的真实,而不承认“共相”的存在,说共相不过是空名。和唯名论相对的是实在论;实在论者则说共相才是真实的,用术语说,就是共相存在于殊物之先。
话说得通俗一点,实在论或实在主义近于理想主义,唯名论或唯名主义近于现实主义。就欧洲各国看,英国很近于唯名主义,德国很近于实在主义。就中国和西洋看,中国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唯名主义的;西洋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实在主义的。
假若这两个名词只是关系中古时期的宗教哲学,我们大可不问;即使退一步,只关系哲学课本上的用语,我们也可以漠不关心。然而不然,这乃是关系世界观、人生观的一种根本分野;它支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或影响于我们的命运。我们因此不能不问。
我知道大家对我所说的话还摸不着头脑。我不妨说得再具体,再直率些。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眼光多半只注射在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上,不曾超乎这些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而倾注在一个更高更大更统一的对象上。
比方就学问来说,献身于自己所治的学问,生死以之;点点滴滴的贡献,都觉得是增加到那种客观的广大的学问世界里去;自己的荣辱不问,自己的利害不问;坚信学问不会中断,即使个人的生命随时可以丧失;坚信学问不会不进步,即使自己的研究毫无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在主义者的精神。试问中国人有没有?我们很少重在那个超乎个人的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学问上。我们却只重在一些参加这门学问的特殊的个人的身上。所以在中国治学是重家法与师承。学问是公的,如何能为某家某师所独有?重心既在个人,不在超乎个人的学问,所以人亡而学问亦亡,许多学问是成“绝学”了,许多技能是成“绝技”了,后人只好从头再在暗中摸索,眼看着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技术却都日新月异地在合作之下进步了!只因为我们重人而不重学,重特殊的自我而不重天下为公的对象,所以结果如此。
再比方说,讲事业。的事业,都非有殉道者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殉道者的精神就是只看见“道”,而不注重在“道”之下的任何个人,以及关系个人的任何事件。可是中国人讲三不朽,是讲立德、立功与立言。立德是某人立德;立功是某人立功;立言是某人立言。这样的德,这样的功,这样的言,不也太小了么?在这种历史的小圈子里打滚的人,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
中国人讲孝道,起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终结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种道德观念,只如限对个人的具体的某父某母负责的。西洋的道德观念比较上就广泛一点。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有一篇叙述苏格拉底不主张逃避国刑的话,其中曾有这样一段:“岂因国法有加害于汝之道,尔遂有破坏法律颠覆邦家之道乎?嗟尔至德之士何以自解于此?以尔之明哲,焉有不知邦家之庄严神圣,神人共钦,远胜于父母祖先者;又焉有不知虽在愤怒,仍当温恭事之;事国之忠敬,甚于严父,纳谏不听,即唯有无违之一道者?仍至受其刑罚,若笞若囚,亦当默而忍之!”其对国法之服从,殊不减于中国人所讲的孝道。但国法是什么?邦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超乎个人或个人事件的,更大更高而更统一的对象!中国的道德观能与此相较么?
关云长为什么在华容道上放了曹操?只因为他个人的知己之感!但是国法呢?军令呢?国家的前途呢?他竟一律不问。这是一个典型。
徐宁为什么上了梁山?只因宋江已使戴宗和汤隆二人去把他的老小都搬来了。卢俊义诚是英雄,但也不免要说:“头领留卢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实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消息。”这又是一个典型。请问他们是否真正厌恶强盗?如果老小确是这般重要而有敌人也把他们的老小掳掠去了,岂不是虽做汉奸也可能吗?这种思想多么危险!他们何以不能够把情感倾注在那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上面,却只恋恋于单个个人关系的老和小?
中国人的爱情亦然。我常觉得中国人只有色情,没有爱情。因所谓爱情也者,也是要把情感倾注在一个超乎个人的对象上,所以其中有诗,有狂,有醉,但也有伟大的圣洁的神秘力量。中国人的爱情却还不离自己享受的圈子,只为自己,不为对象;即使是为对象,亦只为其一部分的身体,而不是为超乎个人关系的理想。这是低级的享乐。这是占有欲。唯物的色彩太浓,贾宝玉之吃胭脂,便又是典型了!
推而至于中国人的人性观和女性观,亦莫不然。中国人除了孟子以外,很少人真正主张性善,多半是摇着头说“人心不古”或“人心叵测”的,可是他们谁都有些张三李四之类的亲戚朋友,觉得还是可以引为知己的!在西洋则不同。例如朵斯退益夫斯基,据批评家迷列考夫斯基说,是憎恶与人来往的,但他对于人类全体则仍热爱。中国男人对于女性,一般地也是表示着憎恶与藐视,然对特殊的某一女性,却只知有爱,和捧!西洋人又不同。据说那位常为一般女性而呼吁的易卜生,遇有单个的女性向他道谢时,他却又以“作诗”自解!总之,中国人是只看见个体,否认共相;西人则是肯定共相,轻视个体。西洋人所看重的是一个全体性的理念,中国人所看重的是具体的此物与彼物。
因太看重此物与彼物,以为真实仅在于此,所以不会为着理想而奋斗。在特殊的个体中间,可靠的当然便是自己。所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观念,势必至于统驭了一切,这就是偷信封,抢汽车,占座位等等百病之源。
为什么有这一种病源?关系的方面很多。首应提及的是我们所过的生活,一向是种农业社会的生活,一般人都可自给,自足,自立,而又缺少需要集体力量来克服的大敌。克鲁泡特金之反对竞存,主张互助,就是因为他看见有许多候鸟为着御寒而合作。“寒”是它们的共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于是不幸而只作了个人本位的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者了。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都带个人色彩,游戏是打牌与下棋,人自为战,同伴皆敌;口才仅是专对一人的游说,而没有对大庭广众的演说。处在这种充满着个人关系的生活方式之中,欲求产生一种超越的集体的观念,自属很难,独善其身的生活,产生了各顾其私的观念,各顾其私的观念,又加强了个人色彩的生活;由因生果,果复变因,于是我们的病势,不得不与日俱增!
我们只有迷信,而无宗教。宗教须有一个超越乎个人关系的抽象的神;但我们没有。我们的生活是太散文化了,太没有含蓄!
我们没有不近人情的哲学。像柏拉图所主张的理念,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我们都没有。所谓理念与理性,都要假定在那现实的此物与彼物之外,另有一种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这对我们却太格格不入了,因为它们太不近于常识!例外固有一些,但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像朱熹所讲的理,王守仁所讲的心,都是很哲学的,但从一般人看来,却是太空疏了,甚且不知所云。
我们的精神太现实,太反哲学,太执著于单个的人(尤其是自己),太执著于单个的物(尤其是一张一张的钞票),夫何怪乎西学的各种哲学都不能合我们的口味,而只愿吸收些唯物主义呢?
我们是被现实的生活所胶着,个人的利害重担所压缩,哪有热情!哪有理想!
在升平时代,个人主义的生活还可以做到“独善其身”的地步,虽然即在道德的造诣上,成就也不见得甚高。沾滞于现实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能做到消极的“廉”。至于轰轰烈烈的牺牲,前仆后继的运动,体大思精的学术,皆不出此。一遇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便是破绽全露了。唯如上面所说,中国人这种生活,既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今欲图改造,自非推本穷源,直中要害不可。
我以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倡反功利的精神,提倡热情,提倡理想,提倡牺牲。即使我们不能信有一个上帝,我们也得多接受些不近人情的西洋哲学才行。囿于个人利害的眼光,必须解放;低级的唯物主义,必须放弃。我们要看全体,不要看片面;我们要兼看共相,不要专看殊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尤须要从辽远的古代招回;否则便使惶惶、热情救世的孔孟二老在地下太寂寞并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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