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精装）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等。

大正十四（1925）年，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不过，也要努力沿着过去研究积累山脉的最高山脊走下去。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概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种可称为基本研究的事实发现。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的初期论文就是专为呈请这些先生过目的。我不揣浅陋，一心努力向学，同时也潜藏着探求伟大未知数之数值的愿望。结果却发现未知数是全然的未知数，因为我连目标都未能设定。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给予我巨大的包容。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一点点改变。我也觉得，必须以用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青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我重复讲解的长篇大论仍没有令未知数满足，但以甜言蜜语惯着未知数，更是必须避免的吧。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
宫崎市定
1977 年6 月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他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史》也写得有特色。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复旦大学 葛兆光
    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中国史》一书即是范例。
——北京大学 刘俊文
    仅就学术而不是文化意义而言，如果拿宫崎市定比，人家的成就可能就比陈寅恪高。
——萨福克大学 薛涌

成祖永乐帝
　　燕王便是永乐帝，其庙号最初为太宗，后改为成祖。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官僚受难之残酷，没有更甚于明代的了。除了每遇事端便一再进行的大规模杀戮，还有随时因为琐细过错而到来的不测责罚。太祖时，官僚经常惴惴度日，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官僚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职责，因而将责任追究到底的原则是正确的，其实明王朝正因此才保住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不过官僚的生活因此很不安稳，难以忍受。虽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不喜欢，不当官僚不就行了？然而，官僚的身份自古以来便万人垂涎，地位提高后，从当天起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耍威风，这么有魅力的职业别无能比。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都甘愿入虎穴。幸好恐怖的时代不一定会永远持续，时代变了之后，官僚的黄金时代说不定又会回来。不过，有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这么可怕的职位，绝对不干。他们不要官阶，不要特权，情愿一介庶民，在都会的尘埃中享受身心的平和。像这样，文化人的生活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裂，是明代的特征，也是与宋代不同的地方。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