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建构

本书为德国汉学家阿梅龙教授的论文集，共分四个部分。*部分为关于黄河的研究，应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尝试强调由1855年黄河改道所带来的环境变迁。第二部分为科学史和科学史学史，将术语与概念问题置于有关科学各学科兴起的整体问题下来加以考虑。第三部分为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探讨西方知识在晚清中国的普及及应用。第四部分为德国汉学，介绍了德国汉学的发展情况。

阿梅龙教授，现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文化与语言系主任，中国研究教授。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波恩研习汉学与历史，获硕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开始博士论题的研究，并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晚清时期的黄河治理问题。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几年，曾在北京大学任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访问教授。阿梅龙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华帝国晚期史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过去侧重于中华帝国晚期西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最近，他的研究课题包括近代中国科技的历史编纂学、以及近代中国有关新知的接受过程及其与身份（认同）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其专著《山东黄河：晚清洪灾治理》得到国际学术界好评。他与人合编的《新术语与新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等论文集在近代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中颇受推崇。曾应邀在英、法、意、日、新加坡等国家以及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区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自序／i

 

黄河研究

19世纪后期山东黄河流域的环境动态／003

“黄河”在德国／019

 

科学史与科学史学史

炼丹术与“中国科学”传统的建构／049

重与力:晚清中国对西方力学的接纳／069

命名物理学：晚清勾画一种近代科学领域轮廓的努力／104

望远镜与西方光学在中国／130

现代化国家的新地图：西方制图知识及其在19至20世纪中国的应用／147

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术语问题的观察／184

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史学／207

“科学”及其本土化——以民国为视角／229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

晚清百科全书、《新学备纂》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系／251

国债概念的接受和中国早期发行的国内公债／274

晚清科举制度与西学东渐／291

论借用的进程：东亚的“福利”和“文化遗产”／316

 

德国汉学

德国汉学：起源、历史演变和现状／347

一个旅行的理论与挑战——《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导言／359

 

参考文献／367

索引／415

自序

 

20世纪80年代，当我对中国历史发生兴趣时，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是被归于“汉学”这一学科之下的。在当时，“汉学”基本上首先意味着要处理中国文献，特别是那些以文言文书写的中国文献。

这一学术取向当然有它巨大的价值。作为其开拓者，法国汉学家在这个领域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成就显然又受惠于一些基本假设，即被萨义德尖锐而准确地描述为“东方主义”的那些假设——中华文明是恒定的，经典典籍是本质化的，中国是不适应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无用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洲，有人试图将所谓“中国学”变为“区域研究”，就像美国的哈佛大学所做的那样。这主要意味着，传统的由文献研究主导的汉学将要引入“社会科学”的视角，而这一视角几乎完全是专注于当代发展的。

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不管人们认为什么时候才是中国近代的起点——在汉学研究中仍处于极不重要的位置。当然，德国曾有过研究中国历史的传统——只要想想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研究就知道了。但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这个传统在战后德国并没有真正延续下来。一部分原因是在1933年至1945年间的纳粹时期，许多德国汉学家都移民了。

当时的汉学家如果要处理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会使用整理及编订好的资料集，如二十四史、通鉴、会典等，很少会在史料方面做得更为深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做不到，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只收藏于极小的“汉学研究所”资料室（那往往仅是一到两个小小的房间），资料条件有限而难称完善。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同样也难以得见，于是欧洲（包括德国）的中国史研究便很少受其正面影响，因而进步缓慢。尽管欧洲有伟大的汉学研究传统，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的中国历史研究开始落后于美国，这一点已经日益明显了，更不必谈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