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

“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识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即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影响所及，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故此，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自有其必要性。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并藉此把握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章清      1964年生于四川。1998年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常务副主任，2013年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科组副主任委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自1989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以来，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最初主要集中于研究胡适的学术思想，先后出版《胡适评传》、《“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获“第八届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等专著。以后研究领域逐渐拓展，致力于发掘新的史料、从新的视野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10余篇论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等项目，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德国学术基金会共同资助项目“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 China”中方负责人。2009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并担任台湾中研院主题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子课题负责人。主讲的课程《史学导论》2008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03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2005年列入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交流计划”，2007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自序／i

引论　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历史的维度／001

　　一　“西学东渐”历史图景的塑造／004

　　二　并非“已知”的西方学科知识形成的背景／030

　　三　“日本因素”的呈现及其意义／036

　　四　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本土的作用／051

　　五　塑造近代历史的物质因素、技术背景／058

第一章　“西学门径”的探讨：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069

　　一　“穷理学为百学之门”／071

　　二　学科论述的转向：格致之学的内涵／082

　　三　“采西学”：学科次第问题的浮现／093

　　四　学科次第与“西学门径”／113

第二章　“中西学门径”：“体用”之辨的学科史意义／129

　　一　中西初识时围绕知识“本原”的辨析／131

　　二　新教传教士“援西入中”之策略／142

　　三　“中学”与“西学”：“中体西用”论浮现的背景／150

　　四　近代学科知识的“普世性”与“现代性”／162

　　五　学科规划与体用论／174

第三章　学、政、教：中学、西学之分与合／192

　　一　“西政”“西学”无关“西教”／194

　　二　“政”与“艺”：接引西学的变奏／220

　　三　“学”与“术”：由分到合／238

　　四　无法替代“政”与“教”的“学”／251

第四章　西学、东学书籍的“汇编”及“知识再生产”／258

　　一　西学“汇编”：知识的编辑与复制／265

　　二　西学“汇编”资料的多种形态／274

　　三　“经世文编”中的西学／306

　　四　报章媒介作为西学的载体／317

　　五　西学知识编纂：形式与内容／330

第五章　科举改制与“策问”：接引西学的特殊机制／340

　　一　科举改革与“策问”／342

　　二　“策论”：对新式知识之接引／356

　　三　“策问”资料的编辑与出版／373

　　四　“策问”资料所呈现的西学／390

第六章　质疑“现代性”：晚清中国士人“阅读世界”之一瞥／408

　　一　“睁眼看世界”：阅读西书之肇端／411

　　二　接受西学：“纵向”与“横向”的限制／419

　　三　引导下的“阅读”：课艺提供的例证／429

　　四　日记：私人的阅读／448

　　五　理解“现代性”的屏障／465

结语／472

征引文献／495

索引／520

自　　序

 

“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这番话，是一位学子在回答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所出课艺时给出的答案。同样是针对“道”，王国维1924年在一篇文字中则阐述了这样的看法：“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据此可看出，认识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中国之道难以行于天下，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晚清以降的读书人还致力于思考是否有“无中外”“无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这也成为晚清士人思虑之枢机。项芳兰1896年在日记中曾录下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的交流：“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这是项明确表达的看法；黄绍第则忧心于“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当然，何谓“学”，如何区分“道”与“学”，也还是问题。罗振玉对清朝学术源流之辨析，其目中之“学”，即可视作“道”：“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

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也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实际上，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在日记中也曾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这也意味着，中西之间自明末清初以来所展开的文化交流，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在“学”这一层面大致实现了所谓“中外无异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即表明他们那一辈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谓“学”，不再是“西学”，也不是所谓“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