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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26483844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中国的历史》是柏杨与司马辽太郎高度推崇的历史作家——陈舜臣代表作。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学界盛赞的中国历史读本！
史学 文学 实证 推理，独特视角，构建中国通史！
以史诗笔法、工匠精神，写尽中华上下五千年，揭示华夏王朝的隐匿真相！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学界盛赞的中国历史读本！
史学 文学 实证 推理，独特视角，构建中国通史！
以史诗笔法、工匠精神，写尽中华上下五千年，揭示华夏王朝的隐匿真相！
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极大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媒体评论
中国的历史zui久，中国的历史书册zui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zui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柏杨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日）司马辽太郎
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李长声（旅日学者）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日）司马辽太郎
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李长声（旅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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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一边行走在旧金山中华街的坡道上，一边思考：刚才所听到的故事将如何在那个社会传播呢？那样的故事会传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那个社会会一直存在下去吗？
这是一位第二代华裔老人对我讲述的故事：关于他的父亲随祖父移居美国的经过。他的故乡广东省花县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出生地，因此居住在叛逆者首领之地的居民都受到清朝廷严厉的镇压。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压迫，人们便开始出国谋生。
这位老人的儿子、四十多岁的第三代华人对这个故事似乎还有些兴趣，但当时也在场的下一代的青少年，据我观察，对祖父讲述的故事却毫不关心。他们大概连“太平天国”的基本知识都没有。
不言而喻，对于已经成为美国国民的年轻华人来说，华盛顿、林肯的故事比太平天国更感觉亲切。即使他们还记得曾经听说过的太平天国的故事，但对其发生的年代以及重要人物等，恐怕都记忆模糊了吧。尽管他们家族中的近祖和这一起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他们心中，太平天国仍然是遥远时代的遥远世界里的事情，对其记忆无疑会越来越淡薄，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修建横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时候，移居美国的中国人急剧增加。因为美国人认识到，作为这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的建设者，中国人比当时美国所能招募到的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华人劳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美籍华人社会中，这种记忆极其鲜明深刻。
当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的后裔，其中的成功者所集结的同乡、亲属的后裔，在美籍华人中大概占相当大的部分。他们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故事中，讲述修建横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叙事诗要比太平天国战争的残余片断更加生动，更有激情。因为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他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这块土地上。
后来，中国的留学生来到美国，也有的定居下来。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也会给后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美籍华人中，有哪几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光辉耀眼的天才是华人社会的骄傲，他们的故事大概也会久远地流传下去。
不管什么行业，成功者的背后总有失败者。失败者的故事作为警诫后人的教材也会流传下去，但往往会被抽象化为“懈怠懒惰、干坏事的人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失去其固有的姓名。也有的失败者的名字被人长久记住，那他一定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经历的人物。
美国的华人社会的历史，充其量不过百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因为历史短暂，当被记忆的时候，就能看见所谓历史的原型。
某个行业中的华人后裔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势的华人后裔，引起他们强烈关注的那些事情就成为主要的记录对象。有权记录并保存历史的是多数派或者胜利者。少数派或者失败者的历史很少被记录下来，或者不能正确地得以记录。人们思考历史的时候，对于那些缺少记录或记录不实的历史，必须采取寻找、挖掘史实的态度。
在记录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即使是少数派，只要愿意，就可以强行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除了文字，还可以利用录音或者影像。但如果无视保存，那只会埋没历史，最终无异于没有记录。然而，后代的人只要想发掘，就有可能发现其痕迹。
几百年后，还有谁能挖掘出那位旧金山的第二代华裔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呢？
一般地说，神话是远离神话生存时代之后的记录。
记录是一种整理，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会变形。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为什么有必要记录神话及其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形势。
例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录的日本神话，据说就是为了阐述皇室以及国家的起源所构成的。津田左右吉将其断定为完成于8世纪初的“虚构的神话”，在战前引起争论，他也被驱逐出大学校门。记录的时期就是认为有必要阐述国家起源的时代。
因为神话的构成具有明确的目的，其体系自然保持首尾相当的一致性。被记录下来以后，虽然政权所在地变来变去，但总是皇室圈内的事情，无须对阐述建国的神话加以修改。从地区上说，也没有同时存在第二个、第三个政权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神话缺少首尾的一贯性，同类的神话多有重复，有的不过是片断的拼接。中国的神话缺少完整的体系。
中国地域辽阔，早年曾经政权并立，大概都有各自的建国神话吧。但是，这些地方政权盛衰兴亡反复无常，神话也随之消失遗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消失的那部分，有的就可能留存下来。
神话具有反映历史的一面，但绝非全面反映，是所谓的片断性反映。神话是在某种意图的支配下虚构出来的，所以从神话中寻觅历史可以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与之相比，考古学上的发现则是极其具体的历史本身的痕迹。然而，痕迹终归是痕迹，以此重构全部历史绝非易事。
尽管是虚构的神话，但产生虚构的必要性这个事实本身会成为解读历史的重要钥匙。例如，日本的神话被记录下来，应该是在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相当稳固，并觉得必须予以加强的时代。当时已经进入8世纪，所以神话虚构工作具有很高的组织性。
中国的神话不是日本式的国家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国家神话。如上所述，国家神话应该是非常之多，而国家神话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
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神话已经被吸收进诸子百家的著作里。他们的著作是阐述自己的思想，并展示说服力，并非以论述国家起源为目的。中国的神话中，国家神话的色彩很淡薄。诸子百家的著作文字平铺直叙，其中所引用的神话往往失去生气，已经“化石化”的评论未必夸大其词。
同样是使用神话，《楚辞》等文学作品中引用的神话故事至今依然鲜活生动。
神话不等于历史。
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都认为始于三皇五帝，但司马迁的《史记》起始于《五帝本纪》。他舍去了三皇，大概因为他不认为三皇是史实。
所谓五帝，即黄帝、帝颛顼、帝喾、尧、舜。司马迁从黄帝开始论述，但在《五帝本纪》的结尾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甚至在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那个时代，有地位、有学问的人都不谈黄帝。有关黄帝的著述非常之多，其中过于荒唐无稽之事也非常多，不能将其全部视为史实。
令人注意的是，司马迁没有盲目附和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轻视黄帝。他写道：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五帝德》是《孔子家语》中的一篇，《帝系姓》是《大戴礼》中的一篇，其中都记述有黄帝之事，但当时的儒家学者不认为二者为正统的经典，未加以传播研究。
然而，司马迁明确指出，像《春秋》《国语》这样最正统的经典著作中也引用或参考上述两篇的记述，批判儒家学者之所以漠视《五帝德》《帝系姓》这两篇文章，是因为他们缺少深入思考的缘故。如果深入思考的话，大概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未必全部虚构。司马迁相信这一点，他以这样两句话作为《五帝本纪》的结束语：
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尽管荒唐无稽的记述很多，但经过严格的筛选，将那些认为稳妥可靠的内容置于《史记》卷首。
司马迁将黄帝置于神话和历史之间，大概是想赋予历史的“半市民权”吧。
从黄帝这个名字来看，具有浓厚的五行说的味道。认为古代史上实有黄帝其人大概比认为神武天皇是真实人物的人要少。黄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但其中包含着不止一个古代帝王的影子。大概司马迁从这个意义上赋予黄帝历史世界的半市民权吧。即使神武天皇并非真实人物，大和王朝的祖先里也存在过含带有神武天皇影子的人物，这一点总不能否定吧。
五帝之后，是夏、殷两代王朝。史书上如此记述，但先前也有人认为这两代王朝也是神话。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出殷王朝的帝王家谱，但人们大抵视之为神话时代的虚构。即使认为殷王朝的存在是历史事实的人，也不曾相信司马迁所写的殷王朝帝王家谱。但是，1899年以后，随着占卜用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后来的殷墟发掘，《史记》中所记述的殷王朝各个国王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得以证实。
进入20世纪以后，殷王朝才从神话跨入历史。
日本曾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被称为“抹杀博士”的学者，中国也有此类学者，称为“疑古派”。从做学问这一点来说，可以予以肯定。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不相信黄帝实有其人，但是他认为关于黄帝的传说并非完全虚构，而将其置于《史记》的卷首。从司马迁不盲从的态度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疑古派。
五帝之前的三皇，司马迁也不认为是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避而不谈。现在的《史记》记述始于《三皇本纪》，但这并非司马迁所撰，而是唐朝司马贞的补笔。司马贞尽管和司马迁有同姓之缘，但这个补充显得多余。
司马贞将庖羲、女娲、神农定为三皇，并介绍另有一说指天皇、地皇、人皇。庖羲大概就是伏羲，但三皇还有其他说法，有的以祝融或者燧人甚至黄帝代替女娲。说法如此之多，这也是神话时代的特点。
人们习惯于说三皇五帝，我认为还是出于时间的顺序。大概司马迁认为五帝比三皇更接近历史。然而，我怀疑那些所谓古代的诸神其实都是新神。
大家十分熟悉的诸神已经密密麻麻地充斥于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新神的插足之地。即使硬塞进去，也会发现原来是另类，被孤立起来。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新神安插在不太为人所知的更加久远的古代。反正那是正如《古事记》所说的“成群海蜇轻轻漂游”的混沌初开的时代，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其混进更加久远的古代。
将新神安放在久远的古代里，疑古派的顾颉刚（1893—1980年）主张称为“加上说”。日本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1715—1746年）也创立同样的学说。
不仅新神，其他地方的诸神也在寻求插足之地。那些非主流的诸神往往在久远的古代获得了立足之地。
五帝和三皇，与其说是新旧区别，我以为不如说是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
三皇中的神农，在日本的知名度最高。正如其名，神农是农业之神，据说发明了农具铁锨、锄头，并将使用方法教给大家。他还尝百草，寻觅医药，所以也是医药之神。司马贞说，神农还制造五弦瑟，教人们进行市场交易。他既是音乐之神，也是商业之神。
日本的药店也祭祀神农。大阪医药批发街道修町将神农作为守护神。以前的汉方医生，将冬至这一天称为神农祭，设宴款待亲朋好友。
庙会时节摆摊的小商贩也祭祀神农，听说小摊贩的老板家里多挂着绘有神农图像的挂轴。民间艺人表演与音乐关系密切，占卜的、卖药的在庙会上都十分活跃。最重要的是神农教大家开设市场进行交易。他是庶民百姓小摊小贩的守护神，这个中国的神在日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神农样”。
神农是一个老实的神。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的后裔在阪泉与黄帝大战，败失天下。败神之祖，尽管在日本被亲切地称为“神农样”，恐怕也不能叫主流派吧。
《史记》的列传开篇便是非暴力主义者伯夷和叔齐的传记。他们力谏周武王勿以武力伐纣，未被采纳。周取天下后，他们又坚拒仕周，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临死前吟唱的那首歌十分著名，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
忽焉没兮。
吾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
命之衰矣。
司马迁以两个圣人为例，哀叹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圣人了。伯夷和叔齐最尊崇的圣人是神农。虞的圣人是舜，夏的圣人是禹。舜是一个崇尚和平的统治者，禹是治水成功的圣人，他们都没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神农原本如此，坚决主张非暴力主义的伯夷和叔齐自然将神农作为自己心灵支柱的第一位圣人。
这是一位第二代华裔老人对我讲述的故事：关于他的父亲随祖父移居美国的经过。他的故乡广东省花县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出生地，因此居住在叛逆者首领之地的居民都受到清朝廷严厉的镇压。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压迫，人们便开始出国谋生。
这位老人的儿子、四十多岁的第三代华人对这个故事似乎还有些兴趣，但当时也在场的下一代的青少年，据我观察，对祖父讲述的故事却毫不关心。他们大概连“太平天国”的基本知识都没有。
不言而喻，对于已经成为美国国民的年轻华人来说，华盛顿、林肯的故事比太平天国更感觉亲切。即使他们还记得曾经听说过的太平天国的故事，但对其发生的年代以及重要人物等，恐怕都记忆模糊了吧。尽管他们家族中的近祖和这一起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他们心中，太平天国仍然是遥远时代的遥远世界里的事情，对其记忆无疑会越来越淡薄，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修建横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时候，移居美国的中国人急剧增加。因为美国人认识到，作为这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的建设者，中国人比当时美国所能招募到的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华人劳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美籍华人社会中，这种记忆极其鲜明深刻。
当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的后裔，其中的成功者所集结的同乡、亲属的后裔，在美籍华人中大概占相当大的部分。他们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故事中，讲述修建横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叙事诗要比太平天国战争的残余片断更加生动，更有激情。因为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他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这块土地上。
后来，中国的留学生来到美国，也有的定居下来。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也会给后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美籍华人中，有哪几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光辉耀眼的天才是华人社会的骄傲，他们的故事大概也会久远地流传下去。
不管什么行业，成功者的背后总有失败者。失败者的故事作为警诫后人的教材也会流传下去，但往往会被抽象化为“懈怠懒惰、干坏事的人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失去其固有的姓名。也有的失败者的名字被人长久记住，那他一定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经历的人物。
美国的华人社会的历史，充其量不过百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因为历史短暂，当被记忆的时候，就能看见所谓历史的原型。
某个行业中的华人后裔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势的华人后裔，引起他们强烈关注的那些事情就成为主要的记录对象。有权记录并保存历史的是多数派或者胜利者。少数派或者失败者的历史很少被记录下来，或者不能正确地得以记录。人们思考历史的时候，对于那些缺少记录或记录不实的历史，必须采取寻找、挖掘史实的态度。
在记录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即使是少数派，只要愿意，就可以强行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除了文字，还可以利用录音或者影像。但如果无视保存，那只会埋没历史，最终无异于没有记录。然而，后代的人只要想发掘，就有可能发现其痕迹。
几百年后，还有谁能挖掘出那位旧金山的第二代华裔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呢？
一般地说，神话是远离神话生存时代之后的记录。
记录是一种整理，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会变形。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为什么有必要记录神话及其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形势。
例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录的日本神话，据说就是为了阐述皇室以及国家的起源所构成的。津田左右吉将其断定为完成于8世纪初的“虚构的神话”，在战前引起争论，他也被驱逐出大学校门。记录的时期就是认为有必要阐述国家起源的时代。
因为神话的构成具有明确的目的，其体系自然保持首尾相当的一致性。被记录下来以后，虽然政权所在地变来变去，但总是皇室圈内的事情，无须对阐述建国的神话加以修改。从地区上说，也没有同时存在第二个、第三个政权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神话缺少首尾的一贯性，同类的神话多有重复，有的不过是片断的拼接。中国的神话缺少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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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具有反映历史的一面，但绝非全面反映，是所谓的片断性反映。神话是在某种意图的支配下虚构出来的，所以从神话中寻觅历史可以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与之相比，考古学上的发现则是极其具体的历史本身的痕迹。然而，痕迹终归是痕迹，以此重构全部历史绝非易事。
尽管是虚构的神话，但产生虚构的必要性这个事实本身会成为解读历史的重要钥匙。例如，日本的神话被记录下来，应该是在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相当稳固，并觉得必须予以加强的时代。当时已经进入8世纪，所以神话虚构工作具有很高的组织性。
中国的神话不是日本式的国家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国家神话。如上所述，国家神话应该是非常之多，而国家神话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
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神话已经被吸收进诸子百家的著作里。他们的著作是阐述自己的思想，并展示说服力，并非以论述国家起源为目的。中国的神话中，国家神话的色彩很淡薄。诸子百家的著作文字平铺直叙，其中所引用的神话往往失去生气，已经“化石化”的评论未必夸大其词。
同样是使用神话，《楚辞》等文学作品中引用的神话故事至今依然鲜活生动。
神话不等于历史。
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都认为始于三皇五帝，但司马迁的《史记》起始于《五帝本纪》。他舍去了三皇，大概因为他不认为三皇是史实。
所谓五帝，即黄帝、帝颛顼、帝喾、尧、舜。司马迁从黄帝开始论述，但在《五帝本纪》的结尾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甚至在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那个时代，有地位、有学问的人都不谈黄帝。有关黄帝的著述非常之多，其中过于荒唐无稽之事也非常多，不能将其全部视为史实。
令人注意的是，司马迁没有盲目附和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轻视黄帝。他写道：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五帝德》是《孔子家语》中的一篇，《帝系姓》是《大戴礼》中的一篇，其中都记述有黄帝之事，但当时的儒家学者不认为二者为正统的经典，未加以传播研究。
然而，司马迁明确指出，像《春秋》《国语》这样最正统的经典著作中也引用或参考上述两篇的记述，批判儒家学者之所以漠视《五帝德》《帝系姓》这两篇文章，是因为他们缺少深入思考的缘故。如果深入思考的话，大概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未必全部虚构。司马迁相信这一点，他以这样两句话作为《五帝本纪》的结束语：
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尽管荒唐无稽的记述很多，但经过严格的筛选，将那些认为稳妥可靠的内容置于《史记》卷首。
司马迁将黄帝置于神话和历史之间，大概是想赋予历史的“半市民权”吧。
从黄帝这个名字来看，具有浓厚的五行说的味道。认为古代史上实有黄帝其人大概比认为神武天皇是真实人物的人要少。黄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但其中包含着不止一个古代帝王的影子。大概司马迁从这个意义上赋予黄帝历史世界的半市民权吧。即使神武天皇并非真实人物，大和王朝的祖先里也存在过含带有神武天皇影子的人物，这一点总不能否定吧。
五帝之后，是夏、殷两代王朝。史书上如此记述，但先前也有人认为这两代王朝也是神话。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出殷王朝的帝王家谱，但人们大抵视之为神话时代的虚构。即使认为殷王朝的存在是历史事实的人，也不曾相信司马迁所写的殷王朝帝王家谱。但是，1899年以后，随着占卜用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后来的殷墟发掘，《史记》中所记述的殷王朝各个国王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得以证实。
进入20世纪以后，殷王朝才从神话跨入历史。
日本曾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被称为“抹杀博士”的学者，中国也有此类学者，称为“疑古派”。从做学问这一点来说，可以予以肯定。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不相信黄帝实有其人，但是他认为关于黄帝的传说并非完全虚构，而将其置于《史记》的卷首。从司马迁不盲从的态度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疑古派。
五帝之前的三皇，司马迁也不认为是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避而不谈。现在的《史记》记述始于《三皇本纪》，但这并非司马迁所撰，而是唐朝司马贞的补笔。司马贞尽管和司马迁有同姓之缘，但这个补充显得多余。
司马贞将庖羲、女娲、神农定为三皇，并介绍另有一说指天皇、地皇、人皇。庖羲大概就是伏羲，但三皇还有其他说法，有的以祝融或者燧人甚至黄帝代替女娲。说法如此之多，这也是神话时代的特点。
人们习惯于说三皇五帝，我认为还是出于时间的顺序。大概司马迁认为五帝比三皇更接近历史。然而，我怀疑那些所谓古代的诸神其实都是新神。
大家十分熟悉的诸神已经密密麻麻地充斥于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新神的插足之地。即使硬塞进去，也会发现原来是另类，被孤立起来。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新神安插在不太为人所知的更加久远的古代。反正那是正如《古事记》所说的“成群海蜇轻轻漂游”的混沌初开的时代，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其混进更加久远的古代。
将新神安放在久远的古代里，疑古派的顾颉刚（1893—1980年）主张称为“加上说”。日本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1715—1746年）也创立同样的学说。
不仅新神，其他地方的诸神也在寻求插足之地。那些非主流的诸神往往在久远的古代获得了立足之地。
五帝和三皇，与其说是新旧区别，我以为不如说是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
三皇中的神农，在日本的知名度最高。正如其名，神农是农业之神，据说发明了农具铁锨、锄头，并将使用方法教给大家。他还尝百草，寻觅医药，所以也是医药之神。司马贞说，神农还制造五弦瑟，教人们进行市场交易。他既是音乐之神，也是商业之神。
日本的药店也祭祀神农。大阪医药批发街道修町将神农作为守护神。以前的汉方医生，将冬至这一天称为神农祭，设宴款待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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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是一个老实的神。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的后裔在阪泉与黄帝大战，败失天下。败神之祖，尽管在日本被亲切地称为“神农样”，恐怕也不能叫主流派吧。
《史记》的列传开篇便是非暴力主义者伯夷和叔齐的传记。他们力谏周武王勿以武力伐纣，未被采纳。周取天下后，他们又坚拒仕周，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临死前吟唱的那首歌十分著名，其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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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
忽焉没兮。
吾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
命之衰矣。
司马迁以两个圣人为例，哀叹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圣人了。伯夷和叔齐最尊崇的圣人是神农。虞的圣人是舜，夏的圣人是禹。舜是一个崇尚和平的统治者，禹是治水成功的圣人，他们都没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神农原本如此，坚决主张非暴力主义的伯夷和叔齐自然将神农作为自己心灵支柱的第一位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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