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5095284
这是一部将晚清时期的政治状况与中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研究的文集，涉及慈禧、光绪时期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事件。这中间有一个人物主线，即曾国藩。曾国藩既是一代文人——其所留存的书信、文章、家训都广为流传；亦是一代重臣——无论太平天国还是天津教案，都无法越过他而评价。本书虽为论文集，却颇具可读性，尤其对晚清历史有一知半解的了解的读者，将得到一种带着问题找到答案的阅读快感。
《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是一部史论文集。朱东安先生毕生研究晚清政治以及与曾国藩相关的历史事件，对历史资料的占有和研究方法都有独到之处。这部论文集主要关注晚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与之相关的人物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影响，分为八个专题：太平天国的性质与作用、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义和团运动的主导思想与历史作用、袁世凯与辛亥革命、晚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曾国藩集团的社会基础与特点、曾国藩集团的社会基础与特点、曾国藩集团与传统文化、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与造诣。
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代序）
前言
出版说明
一 太平天国的性质与作用 /001
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 /002
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 /065
太平天国与传统文化 /078
二 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 /091
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
——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 /092
文化冲突还是主权之争
——三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 /106
三 义和团运动的指导思想与历史作用 /113
从三份历史文件看庚子之战的性质与起因 /114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 /141
四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161
评载沣驱袁 /162
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 /176
曾国藩和晚清政治走向 /189
五 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府 /193
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194
关于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 /210
曾国藩集团的社会来历 /228
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的矛盾与对策 /241
曾国藩集团的人才理论与实践 /280
晚清军制演变和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 /295
关于晚清垂帘听政制度的确立 /314
关于清代的道和道员 /338
六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371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372
中体西用 师夷制民
——评曾国藩集团的文化取向与社会实效 /384
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 /406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420
曾国藩和理学 /432
曾国藩与湘乡文派 /449
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 /466
战国封建说质疑
——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 /483
附录：社会反映：360 百科等对本集论文的推介 /504
然而，历史学究竟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怎样才算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问题。《史记》曾对刘邦、吕后多有微词，而对项羽、韩信却充满同情与敬意，以致被人斥为“谤书”；《资治通鉴》则对众多的帝王进行过批评。难道它们没有为当时的现实政治，即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应该说不仅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且服务得非常好，故而受到历代帝王的欣赏。可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过于狭隘，过于简单、直接，也会走向愿望的反面，使优秀著作遭到扼杀，平庸甚或有害之作四处传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史学界同行有了共同认识，但实际上，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究中曾发生过“三大高潮”与“四个阶梯”之争，表面上双方见解尖锐对立，各执一端，实际上却仅仅是政治内容与方向上不同，而在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其理解与做法却并无分歧。就是说，他们对于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与做法，都只是停留在宣传上，用“借古讽今”“ 以古喻今”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表面上，即口头上或字面上说的是历史，实际上，心中之所想、所指，却是现行政策和现实政治问题。古代史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少，而要让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多半要靠那些影射史学之类。而近代史则属近水楼台，同现实政治联系较多，只要把那些与现实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拿来，加以批判或歌颂，也就达到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例如，借歌颂义和团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借歌颂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借批判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来批判蒋介石等等。由于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相近，所以，在近代史学乃至整个史学领域，也就最受青睐，独占鳌头，以至在中国史学史上风光了几十年。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中心改变，由强调战争、强调革命、强调阶级斗争，转而强调资金、强调技术、强调现代化，由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转而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列强，学习其积极追随者“亚洲四小龙”。在新的形势下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一些学者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排队，提出“四个阶梯”之说，以打破原有的相关理论体系，实现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年代向建设年代的过渡。然其最大的改变，不过是洋务运动地位飞升，义和团运动遭到淘汰，太平天国虽屡遭批评但仍保有一席之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太平天国的日子则一天不如一天，不断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冲击。例如，经济上搞包产到户，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治上否定“文革”、 批判“造神运动”，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红卫兵”，是神权政治；国家强调稳定、强调发展经济，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稳定、破坏生产；强调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传统文化；要批判邪教、取缔“法轮功”， 就有人指太平天国为邪教；政治上要批判“台独”，推进中国的统一，就有人要取消太平天国的国号，搞什么“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甚至连什么国际承认都搬出来了。凡此种种，都曾在史学界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有的甚至引起全国性的轰动。同一个太平天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命运竟会如此天差地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除要看到政治上的变局这一外部条件，亦需要对其内因，即历史学的自身特性，做一些认真的考察。
……
清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民众为什么要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被视为“此案关键所在”的迷拐幼童一节，究竟是无根之谣，还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这本是多年来早已弄清的问题，且为后来发现的资料所证实。笔者在撰写《曾国藩传》一书时，有关津案经过即据此草就。唯碍于题例，于原始资料未曾大段征引，且当时亦未感到有此必要。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此事提出不同看法，尤其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专辟《名毁津门》一章，造作大量情节，对此案作出新的解释。这不仅涉及天津民众的百年沉冤能否得以昭雪，更关乎一个穷困落后的国家，是否也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因而，有必要对津案关涉的历史事实，尤其迷拐幼童一节详加考证，专文辨析。文中如有与事实不符、论事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有涉无涉的学术界朋友，提出批评指正。
(一)
同治九年五月端午前后，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收养的中国幼孩突然大批死亡，先后达数十人，葬于河东荒野。其中有一棺二三者，有尸身无目、胸腹洞开、失去脏器者。因乘夜掩埋，草率行事，尸体暴露，鹰啄狗刨，惨不忍睹。“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五月初八日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读，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当时民情汹汹，既疑法国教堂虐杀儿童，复疑迷拐幼童之事与其有关。天津道府官员迫于民众压力，只好将另外二名拐犯张栓、郭拐迅速审结正法，并宣称崇厚要去之人并非拐犯，以解众疑。“自此人心稍安，浮议渐息，而百姓仍疑拐犯系天主堂指使，县官不敢深究，且以河东前葬幼孩多棺，终觉怀疑莫释。”
“〔五月〕二十日复有乡民获送拐犯武兰珍一名，讯系用药迷拐桃花口人李所被获属实，未加刑讯，到堂即供。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人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
并供称：“王三系天津口音，脸上有白麻。有天津人开药店教民王三，且面上果有白麻。则迷药之得自王三，似非虚捏。”
“此供于被获之时伊已据实告知乡民，是以甫经送案，而城乡四境早已哄传天主堂真有用药迷人之事。”
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感到左右为难：事涉教堂，势难穷追到底；而消息走漏，民情汹汹，又势难置之不问。于是，拿着供单去见知府张光藻，请示办理之法。张以为事关教堂，如何办理应由崇厚决定。崇厚亦以为社会压力太大，势难不为查办，遂令天津道周家勋往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请其将教民王三送案质对。该领事许为查问有无此人。不料丰大业中途变卦。次晨崇厚令刘杰前往询问时，被丰大业呵斥而回。崇厚只得亲自往见丰大业。丰大业初推不管，继乃令天主堂主持人谢福音查问。谢福音将王三密匿堂内，诡称堂中并无此人。崇厚等无奈，只好放下王三不管，仅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巳刻由天津道员周家勋率同府、县官员，带犯赴教堂指认门径。结果，堂内并无栅栏、天棚，与供情不符。天津地方官感到此案已无法再查下去，遂带犯赴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天津地方官员离开之后，仍有不少人在天主堂门外围观，见教民出入，齐声喝好讥诮。堂内杂役出扭一人发辫殴打。于是，双方发生争斗。法国天主堂离三口通商衙门甚近。谢福音派人告知崇厚，崇厚当即令两巡捕前去弹压。巡捕到后，众人均已敛手。这时，忽有堂内人出来，呵斥巡捕“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用拿他？”丰大业闻声而出，持鞭将巡捕乱打，口称“尔宫保教尔领许多兵来此搅我，我定不依”等语。两巡捕跑回告知崇厚，崇厚复令一弁前往。丰大业带跟丁西蒙“各执利刃洋枪”，揪住去弁发辫，一同去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即放一枪。崇厚逃向内室，丰大业即将屋内器具砸毁。经众巡捕将丰大业劝住，崇厚复出相见。丰大业又放一枪，大肆咆哮，口称“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等语。
崇厚向其周旋，他竟不理，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其时，纷传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前与法国人开仗，各水会鸣锣聚众，前往救援。人们满面怒容，手执刀枪，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而各处仍在鸣锣，水会会众塞满街巷，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向这里涌来。崇厚怕乱中出事，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丰大业更怒，口称：“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遂复走出。崇厚只好派两弁护送其回天主堂。两旁民众执刀怒视，犹未动手，且纷纷后移，给丰大业让出通道，令其通行。丰大业行至浮桥，与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刘杰劝其暂回三口通商衙门。丰大业突然向刘杰开枪，打伤跟丁高升。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打死，随即奔往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死外国人20名，烧毁房屋数处，从天主堂救出中国人10名，从仁慈堂救出中国人150名，在天主堂内搜获拐匪教民王三，在教堂门前抓获拐犯教民安三。
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此事发生后，西方列强列舰天津海口，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清政府极为紧张，一面通令各地督抚弹压民众，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一面命正在病假中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刻销假，赶赴天津查办此案。曾国藩亦极为紧张，害怕自己成为叶名琛第二，而职任所在，无法推诿，只好写下遗嘱，带病应命，一面奏报启程日期，一面派人赴津，令地方官详禀事件经过及处理意见。很快，曾国藩收到天津道周家勋密函一件，天津知府张光藻密禀一件。此后，曾国藩还就天津教案写了密片两件，一件上呈清廷(收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一片留下未发。这四个密件，曾国藩一直妥为保存，后来辗转流落台北，1965年由学生书局夹在《湘乡曾氏文献》中影印出版，使人们从而得知天津教案的真相与曾国藩的真实看法。可惜此书印数有限，发行不广，知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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