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9118267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晚清西学丛书”），是希望能搜集、整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著作，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至今完整的“西学东渐”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晚清西学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周伟驰
《列国变通兴盛记》从属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重点规划图书项目“晚清西学丛书”，本书原版于清末，今日通过校注、导读形式与读者见面，对研究西学东渐学术史、科学史有重要价值。
本书含“俄罗斯变通兴盛记” “日本变通兴盛记” “印度变通兴盛记”
“缅甸安南变通兴盛记”四卷，借由俄罗斯、日本效仿西法实现强国，印度、缅甸、安南效仿西法实现“保国”的实例，论证仿效西法进行革新是挽救晚清*办法的观点。虽然，该书含有为列强殖民主义辩护的强烈政治色彩，但传达出的“革新”观念却十分中肯、深入人心。该书通过对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影响，对维新变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目录
俄罗斯变通兴盛记 / 1
日本变通兴盛记 / 35
印度变通兴盛记 / 71
缅甸安南变通兴盛记 / 95
跋 / 103
*《列国变通兴盛记》导读（为阅读方便，注释皆省略）
一、李提摩太生平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威尔士（Wales）卡马孙郡（Carmarthenshire）人。14岁受洗，成为浸礼会教徒。1865—1869年间李提摩太求学于哈佛孚德韦斯特（Haverfordwest）神学院。1866年，受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的刊物《传教指南》影响，以浸礼会成员的身份于1869年底前往中国传教。
1870年初，李提摩太到达山东烟台，开始了布道生涯。在烟台的前两年，李提摩太用街头布道的方式传播教义，但是成效甚微[4]。后来，李提摩太采取“寻找上等人”的方式进行布道，探访周边的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精神领袖，官场上的人物以及地方有名的士绅并试图说服他们改信基督教。这种做法效果不错，并对其后来参与晚清社会和政治改革影响巨大。需要指出的是，“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式，并不是李提摩太的发明。明朝时，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就采用了直接打入宫廷的办法，以发展基督教的势力。
1876年山东大旱，李提摩太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争取信徒的机会，他一方面救济贫困的百姓，尤其是贫寒的秀才们，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基督教义，带领他们向上帝祈祷。信徒的数量在这段时间迅速增加。同时，灾荒使许多孩子成为孤儿。李提摩太和助手们建立了孤儿院，不但使得他们躲过了瘟疫，而且教授他们基督教义和各种实际知识。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的经历使他摸索到继“寻找上层人”之后的第二条布道的方法：传教方式中国化。他期待这些孤儿长大之后，能够和他一起参与传教，并认为这样将大大减少中国人入教的阻力。
1877年山西也发生灾荒，而且情况更加严峻。李提摩太接受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博士的邀请，前往山西赈灾。李提摩太“真切地感到是上帝在直接指导我们去开辟中国的内陆地区”，“使我们得以对数百万人施加影响”。在太原，李提摩太拜访了山西巡抚曾国荃。虽然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并无好感，但终还是答应帮助他发放救济。同时，针对赈灾，李提摩太提出各个基督教差会应该搁置争端，争取联合与协作，以实现教会事业利益的化。差会当时虽然并没有遵从李提摩太的意见进行合作，但30年后终还是组成了联合会。
1880年，李提摩太与李鸿章见面。此次见面对前者影响很大，使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走上层路线从而对中国领导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在山西针对官员和学者们举办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李提摩太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他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发生兴趣，他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提摩太花重金购买各种图书和科学仪器，并亲自向官员和学者们演讲、展示实验。在处理上帝与科学的关系时，李提摩太并不是简单地把二者对1890年，广学会的创建者韦廉臣逝世。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推荐下，上海教会委员会请李提摩太去主持广学会。李提摩太于1891年赴任。任职期间，他将自己在传教时获得的经验写入广学会的发展规划，确定广学会刊物的读者群是大清帝国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的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紧接着，李提摩太就给在中国比较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出一些对中国人重要的主题，以便组织翻译相关西方书目。另有一些人答应专门著书立说。除此之外，广学会还大量发表有关时事和改革的文章，并得到官员们的支持。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提摩太与助手蔡尔康也完成了对麦肯西《泰西新史揽要》的翻译并连载在《万国公报》上。在为《泰西新史揽要》中译版所写的序言中，李提摩太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他们像同一
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满洲人，继续起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他们不仅仅是在反对外国人，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而，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受失败的原因，她应当代之以一种善意、友好的态度。那样的话，她就不难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这个观点的争议之处在于，它将天命从大清皇帝的手中夺走，赋予了外国人，反
对外国人被等同于反对上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从大清朝手中把整个国家夺走也变成顺应天命，名正言顺了。《泰西新史揽要》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李提摩太也因此更加受到高层关注，频繁参与政事。
1895年，李提摩太见到康有为，二人商议变法维新的有关计划。会晤之后不久，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请愿书传到李提摩太处。李提摩太“吃惊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被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李提摩太不仅自己加入强学会，还邀请其他传教士如李佳白、白礼仁成为会员，以示对维新派的支持。同时，李提摩太利用传教士的身份，“游说于‘后党’、地方实
力派，以及各国驻华公使之间，以减轻推行新政的种种阻力”。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李提摩太对中国政界的影响也逐渐衰弱。1919年，李提摩太逝世于英国伦敦。
二、帝国主义时代知识的构成
学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1951年，历史学家丁则良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旗帜鲜明地批判李提摩太。丁则良开宗明义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但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侵夺中国的领土，剥削和奴役中国的人们，而且还利用宗教，对中国人民进行不断的欺骗、愚弄和压迫”。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李提摩太也正是“打着‘传教’的招牌”，“和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外交官、特务等共同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丁则良尖锐地指出了在19世纪下半期瓜分和殖民化中国的浪潮中，传教士与其他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事实。单就观点而言，它是尖锐和深刻的，也与当时全球范围内高涨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思潮相互呼应。也正是因为如此，丁则良将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在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以至于此后40年，大陆关于李提摩太的认识都未曾走出这个框架。1958年，哲学家冯友兰发表《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思想》，重点强调宗教在殖民主义扩张中所起的作用，将丁则良的观点向前推进一步。文章指出：“‘传教’的目的是企图使殖民地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与统治，不但不想反抗，而且‘心悦诚服’。这是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麻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狠毒的政策”。
对传教士殖民主义的批判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的基督教史专家顾长声教授于1985年出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李提摩太的事业，但依然认为包括李提摩太在内的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是要中国人民接受这批伪善者提出的使中国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变法主张”。
不过，进入80年代，殖民主义的问题已基本退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借着这股思潮，传教士以及基督教由此再度进入研究的视野。台湾学者王尔敏较早地肯定了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在为1981年出版的《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一书所写序言中，王尔敏指出：“西洋传教士来华，对中国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欲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90年代，王立新教授《美国传
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欧美传教士的矛盾处境：“林乐知等人对戊戌变法的推动既是欧美传教士影响晚清现代化运动的高潮，同时也是其影响走向衰落的起点”。但这里的衰落并不表明传教事业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他们成功的必然结果。对此，王立新解释道：“20世纪的中国人不再容忍西学笼罩一层基督教的‘圣光’，而一旦传教士丧失作为西学传播者的特殊身份，恢复其本来的宗教面目，他们在中国社会
中的作用和地位必然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西学的传播虽然有助于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情绪上的仇视，但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进化论思想却反过来成为20世纪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抵制宗教迷狂的有力武器”。
90年代学界的另一件大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进。1999年，王宇根先生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巨匠爱德华·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翻译成中文。《东方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不仅仅在制度上对东方形成控制，更是形成了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与语言系统，二者相互呼应，使得东方难以从中自拔。王立新教授在4年后的一篇文章中盛赞以《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其“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我将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对李提摩太的这部著作进行粗略的分析。
我想说明的是，既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李提摩太既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同时也充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的帮凶，那么，应该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二者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二者的重叠是李提摩太个人的问题，还是时代的症结？即帝国主义时代的现代化与殖民主义是否是孪生双胞、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如果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以一种结构性的关系构成知识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来了解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勾连。李提摩太的《列国变通兴盛记》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书中的俄罗斯、日本、印度和缅甸安南四个章节代表了一种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勾连方式，合在一起，又恰好展示出李提摩太具有帝国主义时代殖民者知识分子特征的知识结构。
俄罗斯
在李提摩太的笔下，通过变通实现兴盛的俄罗斯是现代化的典范，是“清夜之钟、迷津之筏焉”。它的典范意义在于通过学习西方，俄罗斯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顺利扩张了领土，获得通往欧洲的出海口。
俄罗斯学习西方，从器物开始。首先是重整水师，发展现代军事，“礼聘荷、奥、普、意四国之老于军事者，训练新军”。同时，彼得大帝又重视发展造船业，“由外国延聘精于造船之人，以教俄工，复遴派群臣子弟五十人，分往意、荷、英三国学造船只”。不久，借着新练的士兵和新建的兵船，彼得大帝打败了瑞典国王和土耳其，并扩张了领土，获得通往欧洲的出海口。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西化虽起于战争，却未终于战争。相反，俄瑞战争之后，彼得大帝尝到了西化的甜头，进一步对国内政治制度、农工商业和生活习俗进行改造。比如，将全国机构重新划为10个部门，“每部又各设一书院，延聘各国名人以为教习，兼采他国章程，参以本国定制，务衷至当”。鼓励本国居民种植经济作物，贩运欧洲的优良牲畜，建立化学局制造现代物品。彼得大帝甚至“自御西国衣冠以倡之，令学者亦皆效法”。
李提摩太认为，俄罗斯之能够迅速崛起和让权于外国人有重大关联。比如，全国10部中，在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商务部门，“半用外国人”。而且彼得大帝“聘英、法、荷兰、瑞典、瑞士、日耳曼诸国之名人至俄，或令译书，或供制器，皆以教其民人。凡有奇技艺能者，务罗致之，以广裁成”。同时，“外国人之寓俄者，许其随处设肆贸易，并准置买庄田房产。或欲与俄人结婚姻，及在俄为官，亦随其意”。
如此一番治理，使得俄罗斯财政收入大为增长。整顿之前，每年收入300万卢布，整顿后增值1000万卢布。发展之神速，确实令人向往。清廷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弱，国土日渐被蚕食。如果清廷能够像俄罗斯一样通过学习西方，重振雄风，固然好，但此时已是不可能。彼得大帝振兴俄罗斯之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距此时已近百年。这100年欧洲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英法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完成殖民地的瓜分，其霸主地位更加巩固，并且
也更加熟练地使用东方主义的话语对东方进行管理。换句话说，俄罗斯的现代化模式只是一个表象。李提摩太真正想说的是，清廷应该更大幅度地让权于外国人，让他们主政中国，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这是整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并以不同方式贯穿全书。
李提摩太极力推崇俄罗斯之领土扩张，这是值得深究的。在对柔发野（现译索菲亚，彼得大帝之异母姐，时为沙俄摄政）的批评中，李提摩太集中在了其丢失领土这一点上：
柔发野既败于土，不敢觊觎满蒙地，旋与中国盟于哦庆司克，订立条约，举昔日所占黑龙江一带之地，还之中国。其时，强邻逼处，亦渐蚕食其疆土。柔发野不但见凌于亚细亚洲之国，又屡辱于欧洲，以致国势日促，民不聊生，内治不修，外辱均至，此古人所以贵战胜于庙堂也。
这个表述是非常奇特的。在清朝文献中，《尼布楚条约》是体现大清国对外邦礼让大度的典范。即使是在当下近代史的描述中，这一条约也是有清以来少见的公平条约。但在李提摩太这里，柔发野归还昔日强占中国土地之举却被认定为国家羸弱遭受屈辱的表现，仿佛国势强大就不必考虑公平、正义的问题。晚清世人读到这一段时究竟作何感想，今日已不可知。但是李提摩太发展胜过一切、强权即真理的思考方式却已经昭然若揭，换言之，所谓学习西方，也即是壮大自己以便侵略别国而已。更何况中国也已经错过这个时机，学习西方也多是避免被别国侵略，正如下面日本的案例。
日本
如果说俄罗斯的变通兴盛还是师法多家的话，那么日本的变通兴盛则是专师英国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变通兴盛在许多方面与俄罗斯相似，比如对军队的重视，尤其是对海军的重视。两者纷纷建立造船厂、水师学堂，聘请外国人做教员，而且对海军实行专业化建制，分大兵
船、小船、水雷船、大快船、水雷艇等战队。但实际上，早年俄罗斯是仿各国而采其长，现在日本则专门向英国学习。日本水师之建立，先商之英钦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又接受其举荐英官来日做教练，后又请一英官分教日本某省水师。至1873年，又请一英官在东京设立水师学堂教导学生。可以说，在李提摩太看来，日本海军的发展乃是由英国一手栽培的。
光是海军还不够，李提摩太还特别指出日本将国家道德建设的任务也交给了英国人，尤其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简单回顾道，虽然遭到日本政府的排斥和打击，早期传教士们依然坚守在通商口岸“翻译书籍，设立书院，以讲论道德、博通杂学为要务”。明治维新之时，日本政府意识到仅仅学习器物知识是不够的，于是又向西方学习制度。在向西方学习制度的过程中，日本人才意识到“教会之专尚道德也”，而且在西方地位甚高，“其君若相皆推崇备至”。
于是日本解除以前的禁令，并开始推崇基督教信仰。有的大臣“见耶稣教之有益于欧美两洲也，深喜日人之入教得以归于至善”；有的大臣“力劝朝廷下令通国，使皆随是教者。且言，人苟但学杂技而无道德以束其心，则自家及国根本不固，何能持久远？”还有的大臣“见国
家设立学堂，专讲杂学而不及道德。因共上书论之，又以耶稣教原以道德、杂学二者并重，愿将己之子女送入教会读书，而不入国家书塾”。同时，社会上也兴起推崇基督教的风潮，当“教会设塾时，日本绅士均乐资助，以便购买机器书籍及一切必需之物。又延请外国教习，以成全子弟，其意皆以道德为重，往往欢欣鼓舞，以助其成”。在李提摩太的描述下，日本简直成了一个基督教乐土，根基深厚的日本土产的国学、佛学和汉学则完全被忽略。如此
有意识地重视基督教而排斥其他宗教、精神和学术体系，很明显就是为了抬高传教士的地位，从而使中国的读者更加重视传教士和接受基督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由此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话语当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英国在日本影响之强大更体现在一些非常基础的方面，比如教育。李提摩太特意强调，日本为和各国列强做生意，建立了同文馆，“募人入馆，学各国语言文字”。但是由于英美两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各海口之商务则多用英文”，因此日本特别颁布法令，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英语学习的事业中去。以至于到了19世纪末，日本“能操英语者多至数十万人”。李提摩太感叹道，25年前，日本几乎一无所有。而现在，“遍国皆筑铁路，名区大邑无不旁通曲畅。电报所通亦不在西国下。昔年水师之不能比欧西下国者，今更俨然与欧西上国并驾齐驱”。但在这一表象之下，显示出的是更加吊诡的一面，即李提摩太式的学习西方其实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获得国家权力的让渡，这一点在印度以更加极
端的方式凸现出来。
印度
与日本相比，印度的变通兴盛不仅仅是专师英国，更是接受英国的管理，成为其殖民地。这也决定了当我们在分析李提摩太所提供的以印度为样本的现代化模式时，不能使用分析俄罗斯和日本的方法，而必须另辟一条路。这条路就藏在李提摩太对印度的风景和历史貌似客观公正的描述里。
李提摩太开篇谈及印度的疆宇，“亚细亚境内，中国幅员甚广，而印度则有中国二十行省地，后为英国藩属。近今生齿约二百八十五兆名口，内有六十一兆系印度诸王所辖，而通属于英印度。北境有雪山，东西长五千里，名曰希马来亚，其东境为缅甸，亦为英属。西境有夹溪
密见、阿富汗、俾路芝等处，皆属于英”。四句话，分别介绍了印度的面积、人口、山川和地域信息，全面而又公正，但他又在每一句话的后加上了它们的所属权：“英国藩属”“通属于英印度”“为英属”“皆属于英”。好像在将印度描述完全之后以一句话的方式表明其为英属还不够，必须在每一笔财产后面都注明其属于大英帝国才可以。李提摩太自豪和炫耀的心态可窥一斑。
由此可见，在描述印度时李提摩太成了一名地理学家，正在向中国读者展示由他重新构造后的印度地理。萨义德认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地理学“以一种试图发现、揭示和建构人类历史的貌似客观公正的道德面貌出现”，“其目的是要为单纯的占领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将对更多地域空间的渴望转变为与地域空间和发达民族或未开化民族之间特殊关系有关的一套理论”。我们在李提摩太笔下见到的印度正是这样一种建构。当我们在读到下文多次强调印度风光秀丽，土地肥美时，其所暗含的正是对当地资源完全占有的幸福之感。
如果重构地理是为了表现英国对印度的所有权，那么接下来李提摩太对印度历史的重构则是对这种所有权的合法化。在李提摩太的笔下，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外人侵占的历史。先是公元前327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统治100余年；而后公元前126年，匈奴人占领印度，统治六七百年；紧接着，公元977年又被穆斯林占据，直到19世纪初。将印度悠久的历史梳理成一部占领史，其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可以为应该占领印度提供合法依据。确实，如果印度的存在史就是一部占领史的话，那么英国自然也可以通过占领它以证明它的存在。在李提摩太的笔下，英国也正是这么做的。英国先是借用印度的港口做生意，到了雍正年间，“英与印度失和，构兵而胜。自是英人始在印度为主”。
李提摩太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印度的渊博知识，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放到了传统的战争话语中。因为这套传统的战争话语体系也符合清廷统治者的思考逻辑，因此也就不会对英国占领印度有任何质疑。正是这样，李提摩太巧妙地帮英国获得占领印度的合法权，并且避开了殖民地问题。因为，实际上英国对印度的占领并不同于以往蒙古或者蒙古帝国对印度的占领。后者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剥削与掠夺，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正是因经济利益而起，终也因经济成本过高而放弃殖民统治。李提摩太指出，经过英国对印度的管理，印度由一开始每年“外运之货止值银四百万两，而今印度每年外运之货值银二千六百万两”。这确实是兴盛的迹象，但这些钱都去了哪里呢？这些钱并没像俄罗斯或者日本的盈利那样
成为本国再生产的投资，而是作为利润运回了英国。李提摩太没有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现代化，其受益者是英国，而不是印度。
缅甸、安南
相比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李提摩太对缅甸和安南着墨甚少，而且将其塑造为变通兴盛的对立面，即因为不懂变通，所以走向灭亡。但是笔者认为，两国的“他者”形象实则折射出李提摩太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冲突不
断的焦虑。
李提摩太如此描述英国和缅甸之间的矛盾：“光绪十一年，法人既据安南，英人恐异日之害印度也，起而整顿缅甸。”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英国和缅甸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矛盾，只是法国占据了缅甸的邻国安南，英国便心生担忧、恐惧，由此准备占领缅甸。这种帝国心态终促使英国完全统治缅甸。光绪十一年（1885年），缅甸为摆脱其危险处境，暗中与法国人签订协议。英国据此认为缅甸：“不睦近邻而远交法人，其心叵测。遂遣兵侵之，又据其北半国。缅人自是无权而全听命于英矣。”缅甸是英法两国殖民冲突的牺牲品。但李提摩太又不便将矛头直接指向法国，只好将责任全部归到缅甸身上。于是才有了开篇对缅甸的概括：“缅甸，蛮部大国也。”“其人俗悍而性诈。”这样一来，就不必和缅甸采取文明国家间处理问题的方式了，直接用武力解决。饶有趣味的是，当初英国对中国的战争也是在指责中国是野蛮国家的情境下发生的。
安南更加特殊一些。虽然它和缅甸一样，是被灭亡的国家，但它为法国所灭，成为法国的殖民地。而且，安南是从中国的藩属国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此一易手，清廷震动巨大。所以，李提摩太在处理这一部分时尤其小心，其叙述基本是符合史实的。甚至有些时候，李提摩太为照顾中国读者的心理感受，特意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中法战争之后，两国签订条约，中国“准”法人保护安南。一个“准”字就将清廷置于法国之上，保住了清廷的尊严。同时，法国又“强”中国日后与兴筑大工宜兼用法人。这样一来，既突出了法国的霸道，又表现出中国的不得已，而且拉近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其用心可谓良苦。
在缅甸一章的后，李提摩太感叹道“缅甸、安南二国共合中国七省地之广，乃十年之间亡也忽焉，呜呼可不慎哉”。缅甸与安南终因自己的弱小而无力抗拒被英法殖民的命运。但李提摩太此句分明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写的。意思就是，如果中国不和西方合作，也难逃两国一般的厄运。
三、总论
萨义德在论及19世纪英国旅行家、东方学家理查德·伯顿时指出，伯顿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吸取了一个异质文化的信息和行为系统而能富于策略地游刃于其中”，与此同时，他的内心还生发出“一种对东方生活的所有复杂情况进行断言和支配的意识”[1]。李提摩太也是这样一个天才的知识分子。《列国变通兴盛记》不但展示出他对亚洲和中国情况的熟悉，而且流露出他与殖民主义息息相关的东方主义式的知识结构以及语言风格。在晚清，以发展的话语掩盖扩张和侵略的事实之文献不在少数，也只有在晚清的有识之士出国考察之后，国人
对发达国家的认识才为之一变。这一点在梁启超赴美洲游历而写下的《新大陆游记》中反映尤其明显。在游历纽约时，梁启超感慨道：“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长此以往，不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既贫又愚之人永无翻身之日。梁启超此语直指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一内在冲突在殖民地更是普遍存在。
李提摩太回避殖民主义式发展的内在问题，专讲发展的好处，尤其是跟随英国发展的好处，其目的也是明显的。四条道路，不管中国选择哪一条，英国的受益都是的。而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危难时刻清廷统治者们也并没有采纳李提摩太的意见[2]，委托英国全权管理中国事务，而是利用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相互制约，在半殖民地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
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殖民主义的浪潮虽然已经过去，但变通兴盛的话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它现在的名字是发展，它以制度性的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制造假象，阻碍人们反思。如何真正有效地对21世纪的发展话语进行祛魅，认清其背后所隐藏的、扭曲的、遮蔽的种种真实，识别它的种种伎俩，并找到真正合适的道路，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总序（为阅读方便，注释皆省略）
一、晚清西学东渐的译述时期与转译时期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知识传播运动，表现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如希腊经典被译为阿拉伯语（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语的希腊经典被译为拉丁语，印度佛典被译为汉文，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等。明清之际，西方知识开始向中国传播，虽然中间有过停顿，但西学东渐规模越来越大，在晚清呈现上升趋势，到民国达到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进行，目前的态势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也不为过。“西学东渐”作为一个过程，跟“中学西传”是一体两面。就西学东渐本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少量著作是撰写的，但主要还是以翻译著作居多，可以说西学东渐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在明末以来这个生机勃勃的“400年翻译运动”中，晚清占有特殊地位。晚清译介者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学者，既有教会组织也有政府机构。翻译内容五花八门，从宗教知识到世俗知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翻译活动的方式是直接翻译还是转译，是合作翻译还是独自翻译，概括地将晚清西学翻译分为两个时期，时间上大致以甲午战争至维新变法为界。甲午战争前是“译述时期”，维新变法失败后是“转译时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甲午战争，翻译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一般情况下是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笔述”。当然，这时期不是没有个别人士可以单独地进行翻译（如颜永京），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1807—1898年）称为“译述时
期”。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如果受雇于教会，则其翻译内容多为宗教类著作；如果受雇于清政府（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其翻译多为军事科技类著作；如果是自立的学会（如广学会），则人文社科类著作会多一些。
“译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到次鸦片战争，为个阶段，翻译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他们主要在中国的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翻译的内容主要是宗教书籍，也有一些地理、历史、科技的著作，还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第二个阶段。这时香港被割让，广州之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太平天国使得帝国南部陷入战乱。以上海为中心，传教士在各大口岸与其中国助手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与文化著作，创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在这两个阶段中，著名的译撰者有马礼逊、米怜、郭士立、麦都思、合信、俾士、湛约翰、罗孝全、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伟烈亚力等，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人。这些传教士所出中文书刊对林则徐、梁廷楠、徐继畲、魏源都有影响，使他们成为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较出名的出版中心有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到上海后改名美华书馆）、上海墨海书馆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期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太平天国被镇压，同光中兴，洋务运动兴起，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有一些服务于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地的清政府机构，与中国助手翻译了大量军事、科技、史地类著作。一些为教会服务的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一些有“文化传教”情怀的传教士则创办了广学会这类文化机构，他们办刊、出书，译述了一些社会科学类的著作。西学翻译的中心，在教会方面主要有广学会、益智书会、美华书馆、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金陵汇文书院、福州美华书局，在官方和中国知识分子方面则主要有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上海译书公会、农学报社、申报馆等。活跃的口译者有嘉约翰、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慕维廉、花之安、韦廉臣、舒高第等人，著名的笔述者则有中国的王韬、沈毓桂、蔡尔康、徐寿、徐建寅、华蘅芳、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任廷旭、范祎等人，能从事独立翻译的有李问渔、颜永京等少数几人。他们译介的西方知识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有影响，西方知识传播者的影响力在维新变法中达到。
甲午战争的战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日本因为“同文同种”、路近学费低、现代化成绩较好而获得了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青睐，他们认为留学日本学习西学是一个捷径。在他们的提倡下，清政府自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和次年，留日人数达到，分别是8000人和1.2万人。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加上留日学生，使得从日文“转译西学”大为兴盛，翻译数量快速地超过了“译述时期”，我们可将这一时期（1898—1911年）称为“转译时期”。这不是说在此阶段已没有“译述”和单独直译，广学会、严复、林纾亦仍在翻译，而只是说，在规模和影响上，这一阶段是以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西学为主。民国后才进入对于西学大规模的“独立直译”阶段。
这一时期译介西学的机构有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南洋公学译书院、广智书局、作新社、文明书局、会文学社（会文堂书局）、金粟斋译书处、教育世界出版社、新学会社、中国医学会等，翻译的内容侧重于社会科学和史地书籍，而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比重减少。译介者
大多是留日者，如樊炳清、蔡元培、王国维、范迪吉等。在“转译时期”，明治时期由日本学者创制的对译西方名词的“和制汉词”大量进入中文，有很多取代了“译述时期”的译法，成为今天我们仍然在应用的主流译词。这可能是自佛教词汇之后规模的“外来词”群
体。像“哲学”“社会”“文学”“经济”“政治”“宗教”“自由”这类人文社科名词，都是来自和制汉词。这些词的总量在1000个左右，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此。由于“转译”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此前的“译述”，和制汉词逐渐占据主流，替代了“译述时期”的许多译法，而使汉语基本词汇实现了“急速现代化”。不过，明治和制汉词本身对于日本来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现象。随着日本减少汉字学习，以及用“和制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词及和语逐渐不用或少用，汉字在日本的使用本身呈萎缩状态。但是，明治和制汉词在中文世界中反而站稳脚根。可以说，今天中文世界的翻译已难以离开和制汉词。虽然里面问题很多，但是约定俗成，即使要改良也只能逐步地进行了。
由“译述”逐渐向“转译”发展，这在书目汇编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了。晚清新书的编目，除了出版者（如广学会）的年报外，比较集中的有：傅兰雅《译书事略》（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5—8月连载。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要论》，本为上海格致书院作业，对140本西书做出比较评价，后刻印出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报馆1896年版，录通商后西书名352种，附表录通商前西书名86种、近译未印书目88种。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读有用书斋1897年出版。黄庆澄编《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刻，里面西学部分多取自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899年出版。这些书目所录的绝大多数是“译述”著作。沈桐生《东西学书录》后来得到顾燮光帮助，顾燮光补充了从日文译为中文的西书，二人合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赵惟熙编《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出版。而上海通雅书局在1903年、1904年出版的《新学书目提要》，编者可能是一群留日学生。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杭州金佳石好楼1934年印。这些书目中，齐全的可以说是《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1900年后从日文转译的西学著作已成为当时翻译书的主流，在社会科学著作中占有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1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至少有1014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文书数量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的数量。而其中社会科学著作达366部，法律图书98部，政治图书96部。
上面所说的西学著作多指图书，但是晚清介绍西学的还有一些中文报刊，不少著作都是先在报刊上登出再出单行本的。近代报刊的一般情况，可以参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以及美国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等。关于这些报刊的详细目录，可以参考《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西学书目表》《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都侧重于科技类与社会科学类译著，许多书被遗漏，比如新教人士的著作。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所译撰的著作，可以参考伟烈亚力1967年出版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860年后的新教译撰著作散落各处，近已有人系统整理，如黎子鹏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1860—1911》。
二、译述时期的主要译撰者及其观念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并准备翻译《圣经》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晚清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百年翻译”运动。如果说后15年（1896—1911年）是“转译”由无到有到兴盛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的近90年（1807—1895年）则是“译述时期”。虽然有不少翻译机构，但如果看
活跃的翻译者，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大多是新教传教士。译得多也有名的，几乎全是传教士，如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金楷理等人，因为当时愿意来华且愿意从事文化传播的西方人士只有传教士。西方本土的知识分子没有机会、动力和经费来华，中国人也没有主动去请他们。这种局面要等到“五四”前后杜威、罗素受邀来华方有改变。传教士撰译宗教书籍是其来华的本行和义务，而译介科技、史地、人文社科著作，要么是因为受雇于清政府，要么是被“文化传教”“社会福音”的淑世情怀驱动。如广学会的几位传教士，他们避开了直接传教的做法，也避免只译介实用性的技术，而是通过《万国公报》等报刊和著书立说，对西方文明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这跟他们背后的一些基本信念有关。
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跟当时的西方人一样，都自觉不自觉地持有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要优越于其他文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由等）要优越于东方。对于他们来说，优越的根本原因是新教优越于别的宗教。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新教文明等级观”，主要包括
几个信念：从事实来看，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商贸、军事、科技方面都超出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逐步屈从于西方即真实的证据；追溯西方文明强大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它使西方人有道德，有博爱精神，重团结，乐群，有求知精神，追求知识，在教育、慈善等方面都具有宗教精神；当时的国家富强等级是新教国家（英美德）强过天主教国家（法意西），基督教国家强过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半文半野”国家，更强过非洲、南太平洋野蛮人国家，这表明新教要优于天主教，基督教要优于异教；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吸收了西方“教化”（文明）的长处，当然，它现在还没有学到“教道”（新教）。而拒绝学习西方的国家（如中国和土耳其），则往往面临险境。国家想强盛，就要像日本那样要处理万物，中间要对待同类，因此而有神伦、物伦和人伦。只有崇拜真神，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以平等、自由、民主处之，才能正确地对待万物，发展科技，利用厚生。如果说神伦是强调基督教排他一神论，物伦则是要引入西方科技观念，以破除中国人的泛灵论和风水迷信之类阻碍现代化的观念（如风水严重阻碍了修铁路和开矿），那么人伦跟中国传统的人伦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教会新报》阶段，林乐知尚侧重耶儒在仁义礼智、忠孝节义、戒
律上的一致，但随着甲午战争严重暴露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林乐知开始强调新教人伦异于且优越于儒教之处，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来反衬儒教的专制、束缚、愚昧，较为系统地揭露并批判了儒教的负面影响。正如在印度的传教士对印度文化的批判促进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一样，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风俗陋习的系统批判（从男尊女卑、缠足到专制），启发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与启蒙主义。
今天，如果我们系统地阅读《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中外作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对皇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上，以及提倡白话文、汉字拼音化，在晚清已经全面展开，只不过用词没有那么激烈。他们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可以称为近代波启蒙主义运动。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是以现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波启蒙主义运动就是以现代新教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西学对晚清各方面，尤其对政治和思想方面，一直持续发挥着影响。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到洪仁玕和冯桂芬这样的新式思想家，一步步地向前深化，直到在戊戌运动中达到高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受李提摩太、林乐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他们的许多改革建
议、新知识和新思想，直接来源于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著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反西方文明后，清朝痛定思痛，决定实行君主立宪，不仅西学在“转译”中迎来新一波高潮，连民教关系也在双方的反思和克制下开始缓和，基督教迎来一个平稳增长期。西学不仅对经世派、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有影响，对一早一晚以洪秀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人士亦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甚深，尤其深受《圣经》《劝世良言》的影响。孙中山早年自命“洪秀全第二”，1894年他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李傅相书》，改良不成后，决定采取革命方式再造中华，其早期追随者与起义人员中多为基督教徒。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再忍受清朝的腐败统治。在晚清，香港、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和海外，中国基督教徒已呈现网络状分布，通过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连接，他们中间正酝酿着一些新的思想和人群、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力量，也酝酿着新世界各行业的领袖。
梁启超在关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中，对西学的影响和意义做了高度评价。但是，后来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晚清西方人士如何译介西学，将新的思想和观念传递给中国知识分子（口岸文人），并通过他们的笔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整体上的研究尚不足。比如，桑兵主编的近800页的巨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就很少谈到晚清译述带来的知识变化，而直接从日本的影响开始。相比之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用了《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章专门讨论这种影响，显得比较平衡。
在资料上，与明清时期西学东渐重要文献逐渐得到系统出版不同，晚清西学文献（包括宗教文献）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出版，相关著作的出版只能比较孤立而零散地进行。比如，在人文社科书籍方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近代文献丛刊”出版过晚清几本产生过重要影
响的西学书，如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花之安编著《自西徂东》、林乐知译《文学兴国策》、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佐治刍言》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将当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著予以出版，除了工程类书籍外，还选了较有思想性的“政史类”书籍，收入《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西美战史》《俄国新志》《法国新志》《埏纮外乘》《四裔编年表》《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公法总论》《美国宪法篡释》《欧洲东方交涉记》《英俄印度交涉书》《东方时局论略》等。201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全套《万国公报》，在清晰度上超过了当年曾普惠于学界的台版《万国公报》。在宗教类书籍方面，近几年，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对近代基督教（包括新教）文献的总量和馆藏情况做了一个系统摸底，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作为以后出版的一个路线图。在港台，一些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开始得到搜集、整理和出版，郭士立、丁韪良、米怜、宾为霖、理雅各、杨格非等人的中文著作选集开始出现[1]。不过，跟晚清西学的总量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仅仅由广学会出版的著作，当年数千卷著作中，今日有机会重出的也是寥寥无几。
我们出版这套“晚清西学”丛书，是希望能搜集、整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著作，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的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至今完整的“西学东渐”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三、广东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港口，也因此是西学东渐的口岸。以新教传教士为代表的具有现代知识的西方人士，都是先到广州，如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人；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开放后，西方人士才逐渐分头奔向这些
沿海城市。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广州在西学东渐中占有优势，但后来逐渐被上海赶超。关于广州为何被上海赶超，以及何时被上海超过，曾经有过讨论。一个主要的可能原因是，鸦片战争后，按《南京条约》的规定广州应对英国人开放，但广州人抗拒，前前后后拖了十五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人士开始从广州迁往上海，广州西学人才外流。虽然如此，广州也仍旧是近代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心点。广东人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反观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能知道，从太平天国起，“南风北吹”跟“西学东渐”几乎是同步的。这种态势甚至持续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在近代报刊创办上，广州领先一步。广州原为清朝通商口岸，早期来华西方人士为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而创办了一些英文期刊，同时又创办了一些中文报刊，一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二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促进文化交流，增加西方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中文报刊中，较为连贯且有影响的，包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都是在广州、香港与南洋创办的。后来，上海和北京的发展速度超过广州，《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万国公报》均在上海创办，《中西闻见录》则在北京。维新时期京沪涌现了一些报刊，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同一时期在广州也有一些新的报刊，但是影响力主要在南方和南洋一带。西方知识也以著作的形式在广东出现。1834年，西方人士在广州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裨治文和郭士立（郭实腊）是其中主力。该会出版的著作包括：郭士立《大英国统志》（1834年）、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录》（1838年）、《犹太国史》（1839年）、《贸易通志》（1840年）、《万国地理全集》（1838年）、郭士立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1838年）、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罗伯聃《意拾喻言》（1838年）、裨治文《广东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Canton Dialect）。1843—1860年之间，西方人士在广州出版的中文书刊，除了《圣经》、传教小册子、词典和年鉴外，还主要有裨治文《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1844年）、合信《天文略论》（1849年）、合信《全体新论》（1851年）、哈巴安德《耶稣教要理问答》（1851年）和《耶稣正教问答》（1852年）、合信《博物新编》（1855年）、湛约翰《上帝总论》（1856年）、俾士《地理略论》（1859年）、纪好弼《醒世要言》（1859年）和《真教问答》（1859年）、嘉约翰《经验奇症略述》（1860年）等。鸦片战争后，原在广州的一些西方人士逐渐转移到上海。1857年，裨治文、卫三畏、艾约瑟、雒魏林等18人决定成立“上海文理学会”，后来它成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海的西方人士办报著书的越来越多，使上海成为传播西学的中心，但广东仍有叶纳清（1864年去世）、花之安（1839—1899年）等人在从事译撰活动。花之安于1886年去上海，但其主要著作是在广东时完成的。
广州作为晚清重要的西学中心之一，其西学传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文显示，在广州及广东的西学著作以宗教类和医学类为突出，马礼逊、梁发、合信、嘉约翰都是显著者。一些用粤语翻译的文学著作，如《天路历程》、《人灵战纪》、《辜苏历程》（即《鲁滨孙漂流
记》），在粤语文学中有一席之地，可视为《虾球传》的先驱。即便在近代国际公法方面，也是广州的伯驾节译瓦泰尔《国际法》在前，丁韪良翻译惠顿《万国公法》在后。由于开放早，广东得风气之先，其西学视野领先内地一步，不少广东人从事西学的介绍或引进。如鸦片战争前，对西方了解的中国人是梁廷楠，他著有《海国四说》《夷氛纪闻》等。跟随马礼逊和米怜学习的梁发，其《劝世良言》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洪仁玕在香港与传教士韩山文、理雅各等人交往，阅读他们出版的中文著作，使他能够写出中国近代个现代化纲领《资政新篇》。再如跟德国人关系密切的东莞世族王家，代王元琛是郭士立的弟子，王元琛之子王炳耀和王炳堃跟叶纳清、花之安等人有师承关系，交往密切，王炳耀与孙中山也有深厚友情，其子王宠惠后来成为民国外交部长和总理，他们都有西学著译问世。再如南海人何进善（福堂），他是理雅各在马六甲任教于英华书院时的学生，著有宗教书多部，其子何启是维新派思想家，女婿伍廷芳曾任清廷驻美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像王元琛、何进善这样的世家尚有不少。至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思想家，张荫桓、何如璋等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就不多说了。甚至康有为的弟子、创办孔教会的高要人陈焕章，也到美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1911年），其英文著作《孔门理财学》还被马克斯·韦伯引用过。其对儒教的认识已经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含有与西学比较的问题意识，跟传统的儒家大为不同。广东人久在西学熏染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西学促中学，以中学解西学，融会贯通，创立新学。康有为之参照基督教创立孔教就是一例。
四、编选说明
我们这套丛书，选取了晚清西学中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校注。在“西学”范围上，我们不做严格限定，而大致指跟泛称“西方”有关的知识和思想。在时间方面，我们所说的“晚清”，限定在1807—1911年之间，若有个别作品或作者实在重要而延伸至明末清初或民国，也可做
灵活的处理。比如，某些译者或作者的选集文章发表时代横跨清朝、民国两个时期。在地域方面，凡是以汉文译撰的著作，不管它们是在南洋、港澳或内地产生的，都可以入选。在作者方面，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是直接翻译还是借鉴后独创，都可以入选。由于是立足于广州和广东，我们会侧重广东的西学传统。
我们选书的考虑，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对晚清思想界和社会产生过影响的西学著作，比如，影响过晚清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甚至保守派的著作。产生影响的译撰著作不一定是在西方本身重要的著作，但在当时晚清的形势下，它们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大同学》《中东战纪本末》《中西关系略论》《治心免病法》《西学略述》《列国变通兴盛记》《时事新论》《西学考略》《格物探原》等。
第二，有些书的影响较小或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它们在西方本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有永久的价值，因此是值得重视的，如哲学名著培根的《格致新机》（即《新工具》），以及一些文学名著，如《天路历程》《鲁滨孙漂流记》等。这些名著在民国还有不同的译本，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产生新的译本。回过头去看晚清的译本，一些词语和概念的不同译法，显得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还有些是因为晚清译本提供了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具有语言考古价值。晚清译述出现在日语转译之前，译撰者尚未受到和制汉词的影响，而根据汉语自身的规则与历史进行翻译，因此为今日西学的翻译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比如颜永京、丁韪良关于心理学的著译，艾约瑟、傅兰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译，里面很多关键词语的译法跟现代汉语译法（大部分为和制汉词）颇为不同，值得玩味。这就如同在文学上，新文化运动掀起白话文革命之初，涌现了很多种白话文的可能性，在今天语言越来越趋于统一和相同的情况下，回过头去考察白话文革命之初的种种表达方式，有可能敞开新的空间一样。在一种语言的构成中，词语是基本细胞，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意味着思想的界限，重新审视汉语革命的历史，也就是对现代思想史的一种反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过反思和争论，如现代中国人用“现代汉语”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等，是否等于“汉话胡说”，是否在“以西解中”？对于近代以来学科的分类、变迁，基本词语和概念的巨大变革，我们可以借由对这些处于变革前夜的晚清西学译著典籍的“渐变”所进行的微观考察，来重新把握和理解现代中国人思维内容与方式变革的过程，也对诸如“自由”“哲学”这类重要译词是否能准确表达西文原词展开反思和探讨。与此相关，对于一些在和制汉词中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今天很少被人提起的转译本，我们也会予以注意。比如王国维翻译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及《伦理学》等等，就既对王国维本人的思想发展起过作用，也对哲学类和制汉词进入中文世界有所影响。在译述和转译之间，相对来说，我们会侧重于译述时期的译撰著作。
第四，虽然我们所理解的“西学”是广义的西学，但由于出版数量有限，我们会侧重于考虑各领域的代表作。比如天文学，晚清相关著译是相当多的，我们可能只选早也代表性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本《谈天》，以及他们两人译述的《几何原本》和《代数学》，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当时有开创性的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著译也将酌情选入，当然，如果今天其他出版社已有出版，我们会尽量避免重复。晚清历史、地理的著译相当多，我们也只选有代表性的。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可以考虑比较中英法律、详细介绍英美陪审团制度的哲美森《华英谳案定章考》，中国人介绍英法政治制度的刘启彤《英政概》《法政概》，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李佳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列国政治异同考》，详细介绍美国宪法的林乐知《环游地球略述》，以及舒高第、郑昌棪译述的《美国宪法篡释》（1907年）等。在西方思想的译介上，虽然只是到了“转译时期”才大盛，但译述中也有不少，比如李提摩太和马林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尤其是马林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含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成分的关于地租、公正、平等的文章，对孙中山等人产生过影响。在宗教方面，宣教著作我们不会选，但比较有特色或者有历史价值，或者在今天仍有比较宗教、比较经学和比较神学意义的少量译撰著作，会适当选入。韦廉臣、艾约瑟对古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的宗教情况做了较多的介绍。在哲学思想等方面，艾约瑟、林乐知等人介绍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哲学，林乐知的包含十四本书的《自历明证》丛书，就详
细介绍了基督教八大教父中的两位即奥古斯丁和金口约翰的生平与学说，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同志社大学的创办人新岛襄的传记，其篇幅在中文世界里都是前无古人的。在文学方面，比如艾约瑟对弥尔顿、库柏诗歌的译介，都堪称早。
第五，如前所说，广州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有特殊地位，西学对广东敢为天下先的近现代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随着广东人走向全国而在全国产生影响。我们将选择有广东特色的译撰著作，包括方言作品，以呈现一个鲜活的广东近代西学传统。
第六，虽然晚清西学著译不少，但我们侧重于以往不太受重视和整理的那些著作，而对于已得到很好整理、校注或市面上易得的著作，如严译、容闳的《西学东渐》等，则尽量避免重复，因此我们的选择含有一种“补遗”的意味，以呈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更多面的历史。
五、致谢
在倪梁康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在2006年成立西学东渐文献馆，搜集、整理西学东渐文献与资料，并定期出版《西学东渐研究》，目前主要有法国籍的梅谦立教授做明清天主教文献研究，倪教授本人做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我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我跟中山大学有特殊的情谊。近些年我在做晚清新教研究，涵盖的范围从太平天国到广学会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之关系，正属于“晚清西学东渐”范围。因我父母在广东，每次我回家探亲，都会去看望在中山大学的师友，如哲学系的陈立胜老师和中文系的新进学者姚达兑。姚达兑是80后学者，他对近代西方文学的中译颇有研究，对出版晚清西学很有兴趣。2015年夏天，我与陈立胜老师拜见倪梁康教授，谈起西学东渐，说起我和姚达兑约了几个海内外同人想做晚清西学校注，只是出版资金一时遇到困难。倪教授听闻后，觉得此事有益于西学东渐研究，也有益于社会和学界，乐意促进此事，于是决定将这套丛书置于西学东渐文献馆的项目当中，通过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及广州市科创委“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的经费予以资助。我们决心放眼长远，编出一套有参考价值的丛书。
晚清西学的校注与普通古籍的校注尚有不同，在文言之外，尚有外语（英法德日）及西学知识的问题，校注起来有额外的难度，相关人员寻找起来非常不容易。为找到这套丛书每本书的校注者，姚达兑和我可没有少在网上和微信上讨论。后，对丛书辑的校注，我们找到了几位学贯中西、学养上佳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是海内外名校毕业的博士，有的长期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工作，堪称“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此项计划的完成，有赖于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帮助。尤其是以下机构：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计划和“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以下个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倪梁康，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黎衡，以及加盟本项目校注工作的学者肖清和、马永康、赵璐、张洪彬、李彬、王雨、龚昊、孙若圣、韩晓、葛小辉、窦新光、杨汤琛、叶杨曦和陈思行等。姚达兑在联系校注者和出版社方面付出了大量劳动，很多实际的工作也是他在做，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希望我们的丛书能够有益于读者与学术界，越做越好。
周伟驰
201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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