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79904
内容简介
谭惠娟、倪志娟编译的《大地的葬礼–南非经典短篇小说翻译与赏析》译自Come Back,Africa!Fourteen Short Stories from South Afric（Herbert Shore,Megchelina Shore-Bos,ed.,1968），包含了14篇南非当代短篇小说，作者皆为南非著名作家。14篇短篇小说以不同身份、年龄、性别、职业的主角的故事经历呈现了南非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尖锐的批判和反思则指向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些小说情曲折，主题鲜明，语言融入了南非英语特有的口语化特征，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目 录
导言：论南非生活和文学
作者：赫伯特L．肖尔（Herbert L．Shore）
译者：齐童巍 馀艳利
艾伦·斯图尔特·佩顿
（Alan Stewart Paton，1903-1988）
荒地陈许译
走道举杯胡雪娇译
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
（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
大地的葬礼谭惠娟译
马弗京之路杨念念译
埃斯基亚·姆法莱勒
（Es’kia Mphahlele．1919-2008）
行李箱倪志娟译
威廉·莫迪森
（William Modisane，1923-1986）
乞讨的尊严高俊鹏 郭继东 译
菲利斯·奥尔特曼
（Phyllis Altman，1919-1999）
文件签署人赵媛媛译
亚历克斯·拉·古玛
（Alex La Guma，1925-1985）
一杯红酒黄巍译
理查德·赖夫
（Richard Rive，1931-1989）
安德鲁王一安译
刘易斯·恩科西
（Lewis Nkosi，1936-2010）
波特希特城堡吴雨薇译
迈克尔·皮卡迪
（Michael Picardie，1936-）
我曾经爱上个黑皮肤男人孙慧艳译
阿尔弗雷德·约翰·万恩鲍
（Alfred John Wannenburgh，1936-2010）
只不过一个…… 韦琴红赵娣译
森巴·哈利·谷拉
（Themba Harry Gwala，1920-1995）
那个东西汪琳译
作者：赫伯特L．肖尔（Herbert L．Shore）
译者：齐童巍 馀艳利
艾伦·斯图尔特·佩顿
（Alan Stewart Paton，1903-1988）
荒地陈许译
走道举杯胡雪娇译
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
（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
大地的葬礼谭惠娟译
马弗京之路杨念念译
埃斯基亚·姆法莱勒
（Es’kia Mphahlele．1919-2008）
行李箱倪志娟译
威廉·莫迪森
（William Modisane，1923-1986）
乞讨的尊严高俊鹏 郭继东 译
菲利斯·奥尔特曼
（Phyllis Altman，1919-1999）
文件签署人赵媛媛译
亚历克斯·拉·古玛
（Alex La Guma，1925-1985）
一杯红酒黄巍译
理查德·赖夫
（Richard Rive，1931-1989）
安德鲁王一安译
刘易斯·恩科西
（Lewis Nkosi，1936-2010）
波特希特城堡吴雨薇译
迈克尔·皮卡迪
（Michael Picardie，1936-）
我曾经爱上个黑皮肤男人孙慧艳译
阿尔弗雷德·约翰·万恩鲍
（Alfred John Wannenburgh，1936-2010）
只不过一个…… 韦琴红赵娣译
森巴·哈利·谷拉
（Themba Harry Gwala，1920-1995）
那个东西汪琳译
前 言
非洲传统在这里……
基督教曾塑造了整个西方文明，它尊重生命、保护弱小、弘扬艺术，推动了西方的政治民主和法律进程，其精神曾照亮过世界。但欧洲打着基督教文明的旗号，对非洲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殖民掠夺。詹姆斯·鲍德温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脸上涂着雪花膏的传教士去非洲，就是为了叫那些裸体土著人穿上衣服，让他们马上投入耶稣那苍白的怀抱，并很快沦为奴隶。”那些非洲的征服者和欧洲的黑奴贩卖者声称：“奴役一个堕落的民族没有什么不正当，奴隶制是拯救非洲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给非洲人带来了基督教文明。”非洲的一些思想家在欧洲打着宗教文明的口号殖民非洲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完全忽略非洲文明，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他如此写道：“自从有历史以来，非洲始终处于封闭状态，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黑人一直约束于人类历史幼年时代的地方……”
1961年，南非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这仍是白人无情专政下的共和国，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丧失话语权，黑人反抗运动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严厉的警察压制制度重挫了大多数黑人积极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行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泛非洲大会（PAC）的地下抵抗组织已经被警方所粉碎。此时的南非政府变本加厉，于1967年颁布《反恐怖主义法案》，对反抗者施以酷刑，整个南非都被笼罩在恐怖统治的氛围中。南非共产党（SACP）的左派知识分子经常将种族隔离政策描述为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得以维持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积聚在少数白人手中，以便资本主义剥削多数黑人并以此来维持种族隔离制度。
19世纪末的现代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掠夺非洲”时的欧洲文学与非洲文学相遇后产生的结果，它颠覆了盛行的欧洲假设说，使欧洲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文化只是在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表现现实的方式之一，“当欧洲支配性文化对西非和东非的‘野蛮’文化进行强制性压迫时，一种另类世界观以非洲面具、雕刻和珠宝等形式呈现出来……唤醒了现代主义者的灵感，激发他们尝试一种的非现实主义创作。”世人对非洲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评判准则，也烙上了“他者建构”的时代特征。
欧美人开始跳出基督教文明至上和欧美中心主义的观念，对欧美文化本身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投向欧美之外的世界，包括被他们所殖民，曾经被他们认为一文不值的非洲文化。尽管欧洲中心主义隐形化了作为“他者”的非洲艺术，但这种表征意义是这些敏锐的现代作家们的艺术源泉。他们任性地在自己的国家展出非洲艺术品，将其艺术财富据为己有，并从中获得灵感。例如，英国远征军占领贝宁所得的非洲艺术品②被分类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直接启发了D．H．劳伦斯塑造小说《虹》（．Rainbow，1916）中的非洲艺术形象；巴黎人类博物馆的非洲藏品是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中非洲元素的灵感来源。毕加索以巴塞罗那亚威农大街的妓女形象为原型，借鉴和吸收了非洲神秘主义的艺术元素，尽量淡化作品中“劝人为善”的创作动机。非洲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和表现的艺术，它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新奇与快乐，也改变了国际学界对非洲艺术的隐形化。米歇尔·拉巴泰总结道：“欧美现代主义者并不仅仅关心东方。1913年的一个关键词是埃塞俄比亚，它代表了崭新的非洲乌托邦的诞生。”
南非历史悠久，位于非洲南端，17世纪上半叶，荷兰取得海上霸权，荷兰的60家公司合并成荷属东印度公司，强有力地推行向东扩张的政策，在南非开普建立船只停泊供应站，对开普进行了长达154年的统治。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下，南非是一个迷失的沦陷之地，充满了罪恶与孤独。
非洲思想的发展在地域上并不平衡，南非是非洲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肇端于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就是非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失望的产物，也使南非不再是一座思想和灵魂的贫民窟。埃塞俄比亚运动具有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性质，反对非洲教会内部的种族歧视，捍卫非洲的传统文化。
埃塞尔比亚运动后来逐步蔓延到非洲其他地区，并逐步演变为一股颇具声势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思潮。到20世纪80年代，由埃塞尔比亚运动延伸出来的埃塞俄比亚主义盛行于整个南非和东非，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要么是革命的埃塞俄比亚，要么是死亡”（Revolutionary Ethiopia or death）①成了那一时代非洲文化思想独立运动的口号，并促使全球刮起一股“埃塞俄比亚之风”（Ethiopian airs）②，并奏响了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旋律，也带来了非洲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潮的崛起。
“埃塞俄比亚之风”是非洲流散作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11．ison）的术语，他巧妙地借用埃塞俄比亚运动，并将地名与风的复数搭配，表现了他对非洲传统艺术的关注。“埃塞俄比亚之风”让世界看到，构建非洲的黑人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内涵，他们将非洲本土的内容、角色，将包含了20世纪非洲骚动不安的城市生活方式注入了欧洲形式之中，南非未来的伟大也正孕育于此，所有艺术形式都显示出过去三百年的跨文化影响，它们站在不同文化的交汇处。无论从艺术还是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查考“埃塞俄比亚之风”，它都可称得上是非洲艺术的典范。
在埃利森看来，“埃塞俄比亚之风”就是非洲语言和文学艺术的传统，这种传统散播到美国，使许多美国非洲流散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都带有非洲情结，连美国英语也不例外：“美国英语的许多发音都源自非洲音色和非洲的听觉习惯。即使是有教养的哈佛口音也带有黑奴的发音，例如：de’z and do’z，如果有耶鲁口音这么一说，就一定带有尼格鲁人的拖音——那是著名老校友约翰C．科恩（John C．Calhoun）从他的黑人保姆那里学来的，他把这个腔调带人了耶鲁校园。”
借着埃塞俄比亚运动的东风，非洲文学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1986年10月，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1934年7月13日— ）“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戏剧”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1961年，沃莱·索因卡帮助创办了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对尼日利亚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8年，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籍作家。1991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纳丁·戈迪默成为第三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戈迪默的作品都以南非社会为背景，关注黑人同白人之间的关系。她的早期创作主要关注私人生活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2003年，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获诺贝尔奖，库切曾两度获布克奖。2007年，尼日利亚作家奇诺瓦·阿契贝获布克奖，他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赫伯特 L．肖尔认为：“这些都标志着非洲文学的繁荣，表明这种文学会更深刻、更透彻地阐明非洲悲剧的本质所在，从而阐明人类命运的状况。”从文学意义上来看，这些作家们的获奖标志着非洲文学作品完全进入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列。
非洲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融合而成的区域，严峻的社会形势及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得南非许多白人作家对现实十分不满甚至深恶痛绝，南非社会的现实就是政治形势。他们关心南非的政治走向，关注南非的社会形势，发出了大量抗议的声音。这些白人作家的抗议并不是对他们自身处境的反抗，因为他们本身的肤色使得社会自发地将他们归类为特权阶级。他们是在目睹了政府当局对黑人的迫害，出于对黑人的同情，才为黑人发声的。他们对如斯恐怖的政府当局提出严厉的批评，运用冷嘲热讽的文字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的荒诞。非洲传统在南非，这种传统典型体现为黑人和白人不应该非此即彼。
如何协调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是非洲作家们笔下的永恒主题之一。艾伦·斯图尔特·佩顿（Alan Stewart Paton，1903—1988）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英语作家、反种族隔离社会活动家，也是南非前自由党领导人。佩顿同情黑人，支持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他的小说具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他使用的语言——朴实无华，似乎未曾修饰，但又受到非洲语言和阿非利肯语某些节奏的影响；这种感染力还来自南非土地、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开明的白人希望通过非洲艺术来协调黑白关系。《走道举杯》中的主人公范·伦斯堡就是一个这样的白人，他十分欣赏非洲艺术，渴望通过黑人和白人共同欣赏的艺术，来与偶遇的非洲人交朋友，但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从他已经形成的传统思维习惯中挣脱出来。
经济掠夺和贫穷无疑是南非作家们重要的关注点。尽管南非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如拉斯维加斯一样繁华富裕，但这些富裕的生活的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和种族暴政基础上。南非的贫穷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三百多万非洲人生活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保留地上，在自己富裕的国土上饱受饥饿的折磨。南非当局甚至制订了一套班图斯坦政策（后改称为黑人家园制度），强行规定所有住在白人区的南非黑人必须从属于一个班图斯坦，并取得其“国籍”，借此试图取消所有南非黑人的南非国籍，企图将黑人与白人彻底“分离”，并试图将黑人沦白人的“流动劳工”，甚至迫使其沦为乞丐。威廉·莫迪森（william Dodisane）的短篇小说《乞讨的尊严》关注的就是南非底层黑人的凄苦生活，该作品勾勒了南非底层小人物为自由与尊严而战斗的精神面貌。尊严能否成为乞丐获得自由与平等的后希望？他们又如何能在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后找到自己的尊严？莫迪森深沉的笔调中流露出的多是无奈和绝望。
对于战争的描写，“南非的文学天才”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的文学叙述视角和语言都很独特，其创作手法丝毫不亚于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对美国内战的描写。博斯曼采用的是一种调侃式的政治表现手法，他不正面描写战争的喊杀震天和血肉横飞，而是通过对普通人命运的描写，将战争以一种更直观和温和方式展现出来。博斯曼对南非这片土地和土生土长的南非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人人终将归于大地，但在博斯曼笔下，战争的死亡与南非大地和泥土意象紧密相连，他先是将泥土转向“死亡”这个沉重话题，继而又转向新生这个更为积极的主题。他的笔力给读者带了无限深刻的寓意。
许多南非作家因家乡的暴政而被迫流亡，这些作家尤其注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批评。埃斯基亚·姆法莱勒（Es’kia Mphahlele，1919～2008）、刘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1936—2010）都有流亡经历，这种经历使两位作家成了构建非洲与西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1919年，埃斯基亚·姆法莱勒出生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市，因反对南非政府对黑人作家的迫害，流亡到尼日利亚、肯尼亚、法国和美国等国。1959年姆法莱勒出版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沿着第二大街》，这部作品抨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非洲黑人的迫害，成为南非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作为南非文学的奠基者，姆法莱勒将自己在国内外的经历写入他的小说和自传中，他通过作品中的小人物揭示大事件，他笔下的小故事多能引出大主题。
这些流亡作家们去欧洲、英国、美国和非洲其他地方呼吸自由空气，然而，身后的非洲土地仍是他们心中的依恋。刘易斯·恩科西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又在英国生活多年后这样说：“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渴望回到非洲，因为，这里虽然有自由，但也有年轻强健的非洲所没有的腐败。”①可见他们对家乡的向往，不仅仅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似的思家情结。恩科西的话可能道出了这些流亡作家的共同心声。
菲利斯·奥尔特曼（Phyllis Altman，1919—1999）也和很多进步南非作家和自由斗士一样有流亡的经历，大学期间的奥尔特曼主修政治哲学教育，这使她热衷于政治活动，但她选择了用文学创作来实现她的政治抱负。奥尔特曼的短篇小说《文件签署人》讲述了主人公伦索里幼年时离开故乡葡萄牙来到南非，因南非《通行证法》发生变化，步人年老时惨遭遣送回葡萄牙的悲剧经历，揭示了南非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政策。可以说，这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的遭遇在读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无独有偶的是，1964：年，奥尔特曼也不得不以政治避难的形式同丈一起离开南非迁居伦敦，后病故于伦敦。
发生在南非文学的爱情故事并非阳春白雪和精纯灵魂，其主题往往探讨“黑白糅杂和黑白等级”。亚历山大·拉·古玛（Alex La Guma，1925—1985）1948年加入南非共产党，该党在非州是非法组织，古玛落到南非社会边缘的地位后又不断地被软禁、监禁，后他不得不于1966年离开南非，流亡到英国。因此，古玛的文学作品关注社会政治现实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直接影响，体现了作者的政治使命感。但古玛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他准确地使用各种方言，使语言生色，让读者觉得新鲜活泼、受到鼓舞。他巧妙地激发情绪、渲染氛围，甚至有时候在悲怆痛苦之中仍有幽默。正因为这些艺术成就，他才能对南非的状况做出深刻的阐释，许多批评家认为古玛是南非重要、成功的黑人作家之一。即使是创作爱情小说《一杯红酒》，作者也不忘记杂糅南非荷兰语、祖鲁语和英语俚语等语言，在语言意义层面上再现了南非社会复杂的种族文化状况，并籍此强化文学思想的反种族主义主题。
南非小说家理查德·赖夫（Richard Rive，1931—1989）的短篇小说《安德鲁》讲述的是黑人小伙安德鲁和白人女孩露丝的恋爱故事，作者露丝一家对黑人的态度，表达了当时普通白人民众对种族歧视政策的不满。本书由爱情主题后过渡到非洲文化主题，小说《安德鲁》结尾处的交响乐《莫尔道河》，音乐声中的河流意象传递了两岸种族斗争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反抗种族主义的英雄主题。在非洲原始文化中，自然界的一切都被拟人化和灵魂化，非洲民间流传下的种种艺术形式是社会现实的延伸，因此具有文学潜能，特别是音乐艺术，其审美和批判内涵使其成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先锋和催化剂，这种现象在非洲则是一种沿袭已久的文化传统。
南非正在创造的文学，结合了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文化。这种传统吸收了过去和当下的诗人和作家，融合了传统和现代，消解了“单一的现代性”，融人了“多元的现代性”。这种传统也造就了一大批不同肤色的南非作家，尽管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主题各异。
四
种族冲突、贫穷、跨种族恋情、流亡和身份问题、对殖民和奴役的反抗，以及随之产生的非洲民族的自我审视和精神提升，并以此摆脱欧洲对非洲的精神殖民，这些都是非洲文学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也都为非洲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主题资源。“非洲流散并不一定是黑色的，以此类推，非洲一直存在的非黑人群恰恰是官方认定的正统非洲人，而非洲人并不一定是黑人。”南非文学传统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和视角，有了这种立场和视角，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就必然要重写。未来的文明将如何构建？东南西北的地球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白人经历了灭绝人性的道德堕落过程，但只有很少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在泥淖中打滚的白人，不能再假装自己多么文明。当欧洲人夸耀其两千年文明时，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了。人类的大脑有多狡猾，人类的语言就有多诡辩。
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有一个重要传统——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例如，印度民族、马来民族、犹太民族和朝鲜民族等都曾有过被剥削和压迫的经历，这些国家每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也都或激昂，或隐晦的进行着反抗。这一点，与我们国家近代以来遭受的痛楚，以及先辈们生生不息、星火燎原般以各种形式驱除侵略，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相互辉映。在学界，几代学者们视黑人为弱小种族，将其划人受同情、受支持的行列，不断勾勒出一个个受难的形象，不断译介他们的作品，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来振奋国民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
当代，我们进行非洲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综合介绍非洲的传统、现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响应国家的号召，倡导各高校加强对非洲的研究，积极与非洲的教育和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与2013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①（由布克奖获得者奇诺瓦·阿契贝编）相比，这本编译集集中于南非有名的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家。与前者的另一个不同是，在每个短篇小说后，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作家生平和文学思想介绍和作品简介，以飨读者。
谭惠娟
2018年7月4日 于杭州
基督教曾塑造了整个西方文明，它尊重生命、保护弱小、弘扬艺术，推动了西方的政治民主和法律进程，其精神曾照亮过世界。但欧洲打着基督教文明的旗号，对非洲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殖民掠夺。詹姆斯·鲍德温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脸上涂着雪花膏的传教士去非洲，就是为了叫那些裸体土著人穿上衣服，让他们马上投入耶稣那苍白的怀抱，并很快沦为奴隶。”那些非洲的征服者和欧洲的黑奴贩卖者声称：“奴役一个堕落的民族没有什么不正当，奴隶制是拯救非洲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给非洲人带来了基督教文明。”非洲的一些思想家在欧洲打着宗教文明的口号殖民非洲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完全忽略非洲文明，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他如此写道：“自从有历史以来，非洲始终处于封闭状态，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黑人一直约束于人类历史幼年时代的地方……”
1961年，南非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这仍是白人无情专政下的共和国，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丧失话语权，黑人反抗运动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严厉的警察压制制度重挫了大多数黑人积极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行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泛非洲大会（PAC）的地下抵抗组织已经被警方所粉碎。此时的南非政府变本加厉，于1967年颁布《反恐怖主义法案》，对反抗者施以酷刑，整个南非都被笼罩在恐怖统治的氛围中。南非共产党（SACP）的左派知识分子经常将种族隔离政策描述为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得以维持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积聚在少数白人手中，以便资本主义剥削多数黑人并以此来维持种族隔离制度。
19世纪末的现代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掠夺非洲”时的欧洲文学与非洲文学相遇后产生的结果，它颠覆了盛行的欧洲假设说，使欧洲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文化只是在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表现现实的方式之一，“当欧洲支配性文化对西非和东非的‘野蛮’文化进行强制性压迫时，一种另类世界观以非洲面具、雕刻和珠宝等形式呈现出来……唤醒了现代主义者的灵感，激发他们尝试一种的非现实主义创作。”世人对非洲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评判准则，也烙上了“他者建构”的时代特征。
欧美人开始跳出基督教文明至上和欧美中心主义的观念，对欧美文化本身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投向欧美之外的世界，包括被他们所殖民，曾经被他们认为一文不值的非洲文化。尽管欧洲中心主义隐形化了作为“他者”的非洲艺术，但这种表征意义是这些敏锐的现代作家们的艺术源泉。他们任性地在自己的国家展出非洲艺术品，将其艺术财富据为己有，并从中获得灵感。例如，英国远征军占领贝宁所得的非洲艺术品②被分类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直接启发了D．H．劳伦斯塑造小说《虹》（．Rainbow，1916）中的非洲艺术形象；巴黎人类博物馆的非洲藏品是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中非洲元素的灵感来源。毕加索以巴塞罗那亚威农大街的妓女形象为原型，借鉴和吸收了非洲神秘主义的艺术元素，尽量淡化作品中“劝人为善”的创作动机。非洲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和表现的艺术，它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新奇与快乐，也改变了国际学界对非洲艺术的隐形化。米歇尔·拉巴泰总结道：“欧美现代主义者并不仅仅关心东方。1913年的一个关键词是埃塞俄比亚，它代表了崭新的非洲乌托邦的诞生。”
南非历史悠久，位于非洲南端，17世纪上半叶，荷兰取得海上霸权，荷兰的60家公司合并成荷属东印度公司，强有力地推行向东扩张的政策，在南非开普建立船只停泊供应站，对开普进行了长达154年的统治。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下，南非是一个迷失的沦陷之地，充满了罪恶与孤独。
非洲思想的发展在地域上并不平衡，南非是非洲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肇端于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就是非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失望的产物，也使南非不再是一座思想和灵魂的贫民窟。埃塞俄比亚运动具有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性质，反对非洲教会内部的种族歧视，捍卫非洲的传统文化。
埃塞尔比亚运动后来逐步蔓延到非洲其他地区，并逐步演变为一股颇具声势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思潮。到20世纪80年代，由埃塞尔比亚运动延伸出来的埃塞俄比亚主义盛行于整个南非和东非，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要么是革命的埃塞俄比亚，要么是死亡”（Revolutionary Ethiopia or death）①成了那一时代非洲文化思想独立运动的口号，并促使全球刮起一股“埃塞俄比亚之风”（Ethiopian airs）②，并奏响了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旋律，也带来了非洲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潮的崛起。
“埃塞俄比亚之风”是非洲流散作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11．ison）的术语，他巧妙地借用埃塞俄比亚运动，并将地名与风的复数搭配，表现了他对非洲传统艺术的关注。“埃塞俄比亚之风”让世界看到，构建非洲的黑人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内涵，他们将非洲本土的内容、角色，将包含了20世纪非洲骚动不安的城市生活方式注入了欧洲形式之中，南非未来的伟大也正孕育于此，所有艺术形式都显示出过去三百年的跨文化影响，它们站在不同文化的交汇处。无论从艺术还是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查考“埃塞俄比亚之风”，它都可称得上是非洲艺术的典范。
在埃利森看来，“埃塞俄比亚之风”就是非洲语言和文学艺术的传统，这种传统散播到美国，使许多美国非洲流散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都带有非洲情结，连美国英语也不例外：“美国英语的许多发音都源自非洲音色和非洲的听觉习惯。即使是有教养的哈佛口音也带有黑奴的发音，例如：de’z and do’z，如果有耶鲁口音这么一说，就一定带有尼格鲁人的拖音——那是著名老校友约翰C．科恩（John C．Calhoun）从他的黑人保姆那里学来的，他把这个腔调带人了耶鲁校园。”
借着埃塞俄比亚运动的东风，非洲文学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1986年10月，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1934年7月13日— ）“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戏剧”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1961年，沃莱·索因卡帮助创办了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对尼日利亚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8年，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籍作家。1991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纳丁·戈迪默成为第三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戈迪默的作品都以南非社会为背景，关注黑人同白人之间的关系。她的早期创作主要关注私人生活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2003年，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获诺贝尔奖，库切曾两度获布克奖。2007年，尼日利亚作家奇诺瓦·阿契贝获布克奖，他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赫伯特 L．肖尔认为：“这些都标志着非洲文学的繁荣，表明这种文学会更深刻、更透彻地阐明非洲悲剧的本质所在，从而阐明人类命运的状况。”从文学意义上来看，这些作家们的获奖标志着非洲文学作品完全进入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列。
非洲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融合而成的区域，严峻的社会形势及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得南非许多白人作家对现实十分不满甚至深恶痛绝，南非社会的现实就是政治形势。他们关心南非的政治走向，关注南非的社会形势，发出了大量抗议的声音。这些白人作家的抗议并不是对他们自身处境的反抗，因为他们本身的肤色使得社会自发地将他们归类为特权阶级。他们是在目睹了政府当局对黑人的迫害，出于对黑人的同情，才为黑人发声的。他们对如斯恐怖的政府当局提出严厉的批评，运用冷嘲热讽的文字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的荒诞。非洲传统在南非，这种传统典型体现为黑人和白人不应该非此即彼。
如何协调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是非洲作家们笔下的永恒主题之一。艾伦·斯图尔特·佩顿（Alan Stewart Paton，1903—1988）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英语作家、反种族隔离社会活动家，也是南非前自由党领导人。佩顿同情黑人，支持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他的小说具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他使用的语言——朴实无华，似乎未曾修饰，但又受到非洲语言和阿非利肯语某些节奏的影响；这种感染力还来自南非土地、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开明的白人希望通过非洲艺术来协调黑白关系。《走道举杯》中的主人公范·伦斯堡就是一个这样的白人，他十分欣赏非洲艺术，渴望通过黑人和白人共同欣赏的艺术，来与偶遇的非洲人交朋友，但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从他已经形成的传统思维习惯中挣脱出来。
经济掠夺和贫穷无疑是南非作家们重要的关注点。尽管南非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如拉斯维加斯一样繁华富裕，但这些富裕的生活的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和种族暴政基础上。南非的贫穷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三百多万非洲人生活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保留地上，在自己富裕的国土上饱受饥饿的折磨。南非当局甚至制订了一套班图斯坦政策（后改称为黑人家园制度），强行规定所有住在白人区的南非黑人必须从属于一个班图斯坦，并取得其“国籍”，借此试图取消所有南非黑人的南非国籍，企图将黑人与白人彻底“分离”，并试图将黑人沦白人的“流动劳工”，甚至迫使其沦为乞丐。威廉·莫迪森（william Dodisane）的短篇小说《乞讨的尊严》关注的就是南非底层黑人的凄苦生活，该作品勾勒了南非底层小人物为自由与尊严而战斗的精神面貌。尊严能否成为乞丐获得自由与平等的后希望？他们又如何能在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后找到自己的尊严？莫迪森深沉的笔调中流露出的多是无奈和绝望。
对于战争的描写，“南非的文学天才”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的文学叙述视角和语言都很独特，其创作手法丝毫不亚于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对美国内战的描写。博斯曼采用的是一种调侃式的政治表现手法，他不正面描写战争的喊杀震天和血肉横飞，而是通过对普通人命运的描写，将战争以一种更直观和温和方式展现出来。博斯曼对南非这片土地和土生土长的南非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人人终将归于大地，但在博斯曼笔下，战争的死亡与南非大地和泥土意象紧密相连，他先是将泥土转向“死亡”这个沉重话题，继而又转向新生这个更为积极的主题。他的笔力给读者带了无限深刻的寓意。
许多南非作家因家乡的暴政而被迫流亡，这些作家尤其注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批评。埃斯基亚·姆法莱勒（Es’kia Mphahlele，1919～2008）、刘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1936—2010）都有流亡经历，这种经历使两位作家成了构建非洲与西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1919年，埃斯基亚·姆法莱勒出生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市，因反对南非政府对黑人作家的迫害，流亡到尼日利亚、肯尼亚、法国和美国等国。1959年姆法莱勒出版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沿着第二大街》，这部作品抨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非洲黑人的迫害，成为南非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作为南非文学的奠基者，姆法莱勒将自己在国内外的经历写入他的小说和自传中，他通过作品中的小人物揭示大事件，他笔下的小故事多能引出大主题。
这些流亡作家们去欧洲、英国、美国和非洲其他地方呼吸自由空气，然而，身后的非洲土地仍是他们心中的依恋。刘易斯·恩科西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又在英国生活多年后这样说：“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渴望回到非洲，因为，这里虽然有自由，但也有年轻强健的非洲所没有的腐败。”①可见他们对家乡的向往，不仅仅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似的思家情结。恩科西的话可能道出了这些流亡作家的共同心声。
菲利斯·奥尔特曼（Phyllis Altman，1919—1999）也和很多进步南非作家和自由斗士一样有流亡的经历，大学期间的奥尔特曼主修政治哲学教育，这使她热衷于政治活动，但她选择了用文学创作来实现她的政治抱负。奥尔特曼的短篇小说《文件签署人》讲述了主人公伦索里幼年时离开故乡葡萄牙来到南非，因南非《通行证法》发生变化，步人年老时惨遭遣送回葡萄牙的悲剧经历，揭示了南非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政策。可以说，这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的遭遇在读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无独有偶的是，1964：年，奥尔特曼也不得不以政治避难的形式同丈一起离开南非迁居伦敦，后病故于伦敦。
发生在南非文学的爱情故事并非阳春白雪和精纯灵魂，其主题往往探讨“黑白糅杂和黑白等级”。亚历山大·拉·古玛（Alex La Guma，1925—1985）1948年加入南非共产党，该党在非州是非法组织，古玛落到南非社会边缘的地位后又不断地被软禁、监禁，后他不得不于1966年离开南非，流亡到英国。因此，古玛的文学作品关注社会政治现实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直接影响，体现了作者的政治使命感。但古玛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他准确地使用各种方言，使语言生色，让读者觉得新鲜活泼、受到鼓舞。他巧妙地激发情绪、渲染氛围，甚至有时候在悲怆痛苦之中仍有幽默。正因为这些艺术成就，他才能对南非的状况做出深刻的阐释，许多批评家认为古玛是南非重要、成功的黑人作家之一。即使是创作爱情小说《一杯红酒》，作者也不忘记杂糅南非荷兰语、祖鲁语和英语俚语等语言，在语言意义层面上再现了南非社会复杂的种族文化状况，并籍此强化文学思想的反种族主义主题。
南非小说家理查德·赖夫（Richard Rive，1931—1989）的短篇小说《安德鲁》讲述的是黑人小伙安德鲁和白人女孩露丝的恋爱故事，作者露丝一家对黑人的态度，表达了当时普通白人民众对种族歧视政策的不满。本书由爱情主题后过渡到非洲文化主题，小说《安德鲁》结尾处的交响乐《莫尔道河》，音乐声中的河流意象传递了两岸种族斗争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反抗种族主义的英雄主题。在非洲原始文化中，自然界的一切都被拟人化和灵魂化，非洲民间流传下的种种艺术形式是社会现实的延伸，因此具有文学潜能，特别是音乐艺术，其审美和批判内涵使其成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先锋和催化剂，这种现象在非洲则是一种沿袭已久的文化传统。
南非正在创造的文学，结合了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文化。这种传统吸收了过去和当下的诗人和作家，融合了传统和现代，消解了“单一的现代性”，融人了“多元的现代性”。这种传统也造就了一大批不同肤色的南非作家，尽管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主题各异。
四
种族冲突、贫穷、跨种族恋情、流亡和身份问题、对殖民和奴役的反抗，以及随之产生的非洲民族的自我审视和精神提升，并以此摆脱欧洲对非洲的精神殖民，这些都是非洲文学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也都为非洲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主题资源。“非洲流散并不一定是黑色的，以此类推，非洲一直存在的非黑人群恰恰是官方认定的正统非洲人，而非洲人并不一定是黑人。”南非文学传统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和视角，有了这种立场和视角，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就必然要重写。未来的文明将如何构建？东南西北的地球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白人经历了灭绝人性的道德堕落过程，但只有很少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在泥淖中打滚的白人，不能再假装自己多么文明。当欧洲人夸耀其两千年文明时，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了。人类的大脑有多狡猾，人类的语言就有多诡辩。
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有一个重要传统——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例如，印度民族、马来民族、犹太民族和朝鲜民族等都曾有过被剥削和压迫的经历，这些国家每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也都或激昂，或隐晦的进行着反抗。这一点，与我们国家近代以来遭受的痛楚，以及先辈们生生不息、星火燎原般以各种形式驱除侵略，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相互辉映。在学界，几代学者们视黑人为弱小种族，将其划人受同情、受支持的行列，不断勾勒出一个个受难的形象，不断译介他们的作品，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来振奋国民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
当代，我们进行非洲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综合介绍非洲的传统、现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响应国家的号召，倡导各高校加强对非洲的研究，积极与非洲的教育和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与2013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①（由布克奖获得者奇诺瓦·阿契贝编）相比，这本编译集集中于南非有名的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家。与前者的另一个不同是，在每个短篇小说后，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作家生平和文学思想介绍和作品简介，以飨读者。
谭惠娟
2018年7月4日 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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