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3085645
章开沅作序并推荐
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晚清民国至1949年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记录
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
–章开沅
叶笃庄先生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
他的一生起伏跌宕，出生于封建大家庭，曾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毅然归国投身抗敌事业，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主持编译委员会，对建国初期农业知识的普及、提高，贡献至伟。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含冤入狱18年，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本书即是他这一生的缩影。包括叶家往事、过眼烟云、解放以后、狱中记四个部分，详细讲述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用章开沅的话说：“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
*后，在大唐帝国的帮助下灭百济、平高丽的新罗国终于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业，持续许久的战火终于平息。
部分.叶家往事
我的家世
河北住宅室内陈设
高祖情况
曾祖情况
祖父情况
父亲情况
祖母
大夫人
二夫人
三夫人
三叔
四叔
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六弟
七弟
八弟
九弟
十弟
十一弟
十二弟
二姐
三姐
四姐
五妹
我的奶母
我家的老师们
我家的仆人们
姚妞
姑母
日常生活
过年、过节
小孩过生日
忌日
卖零食的
第二部分.过眼烟云
上私塾
上中学
退婚
追求孙竦
大学
留学日本
参加八路军
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
民族革命大学—渭南师范学校—第三国际
全民通讯社——工业合作协会（工合）
特种情报所
太平公司
GBT小组
1946年初至北平解放
补记两件事
第三部分.解放以后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反右”前奏
被捕
第四部分.狱中记
草岚子监狱
亲笔写供词，转入甲监
从甲监转到乙监
转入乙监的小号
转移到功德林监狱
从功德林转移到自新路的法院看守所
保外就医
病号看守所
团河劳改队
良乡劳改队
安徽白湖农场改造
调回北京，进秦城监狱
由秦城又回到白湖农场
由副业队调到试验站
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被释放
转业到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
十四年后与亲人团聚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整理后记
序 言
章开沅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中文译稿（《叶家》）与《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即将出版问世，老友周锡（JosephW.Esherick）教授来信索序，开门见山说：“我盼望你能做序的原因很多，从1992年在圣地亚哥谈及叶娃父亲的自传，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其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对此，我有同感，写序应属义不容辞。
那些年我正羁旅北美，先后在普林斯顿与耶鲁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承担若干教学工作。1992年5月承蒙周锡瑞热情邀请，提前辞别我熟悉的耶鲁大学，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任教，历时一年有余。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城市，也是我与锡瑞以及其他友好学者共事久的一段美好时光。其间，他与夫人叶娃送来叶笃庄先生回忆录初稿，并且嘱我过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建议。叶氏家族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天津著名世家，笃庄兄弟一辈更有我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因此我反复阅读几遍，并提出若干初步建议。回忆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作者是农业科学大家，毕竟与史书撰述有所疏隔，何况又是不够成熟的初稿。我深深感谢周氏夫妇的信任，因为他们不仅如实转告笃庄先生，让他花费很多精力，不断增补并完善回忆录。其后锡瑞又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撰写了涵盖明清以来直至现当代的叶氏家族史《叶家》。我一向害怕被称为“人”，但是却可以算是叶家圈子以外的个中国读者。
时隔20多年，我重新聚精会神温习叶家的漫长历史。首先阅读的是《叶笃庄回忆录》，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初稿，可以作为参照。如果从1993年算起，作者在他余剩的七年岁月中，已经对原稿做过许多必要的补充与修改。总的感觉是，史事脉络更清晰了，涉及人物更鲜活了，对于钩稽史料与叙述往事更为得心应手了。我特别佩服这位前辈的超强记忆力，在他的笔下叶氏家族几个世代几十个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的个性乃至躯体特点。他的记忆范围已经超过直系亲属，但凡在这个大家庭中工作过的众多中英文老师、奶妈、仆役，乃至厨师、马夫和黄包车夫，大都有名有姓，跃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训练有素的农业科学家，他对叶氏家族的栖息处所，诸如地理环境、房屋布局、建筑结构、室内陈设，均有极其详尽的记述并有图表说明。当然，还有家人的日常生活，年节习俗，生丧嫁娶等细节的描写，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
当然，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在这部口述史中体现出的严谨求真。我常说“真实是文史工作的命根子”，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在《叶笃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从1993年到2000年，在他一生后7年，我们不仅看到他日复一日地认真盘点过去，而且还看到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他把全部人生感悟都融化于忆旧述史之中，并且敞开心扉与后世的人们进行心灵交流。
总之，《叶笃庄回忆录》已经为《叶家》提供初的框架构思与实证基础。当然，如果老天假之以年，这些片断的局部回忆可能更为天津并且促使天津叶家登场的，却是元琦的儿子，即曾于1911年出任直隶巡警道的崇质。崇质是天津安徽会馆理所当然的头面人物，并且在会馆的正后方购置一座三进庭院的大宅，这才是天津叶家真正的发祥地和世代绵延的棲息之所。民国初年北方政局的混乱多变促使崇质决心弃仕从商，起初是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兴起，随即又谋求自己家族更为长远的稳定发展。传统的科举入仕，特别是就任地方官员或充当封疆大吏，往往需要频繁移居各地，因而习俗称之为“游宦”或“宦游”，其实是地方官风流表面掩饰下的无奈。唯有兴办现代实业，才能保障家族在某个地区长治久安。因此，头脑精明且眼光远大的崇质选择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滨海商埠天津，并且转而全力营建新式实体经济。崇质本人的转型，衍生为家族的转型，不仅是家族中心的地区转移，而且是家族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从科举致仕到实业科技。
崇质在作者的笔下，成为坤厚、伯英之后又一位家族的耀眼明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本人的思想业绩，他的父母与后代，他的巨大豪宅，乃至生活起居等等，俨然是一幅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感受更为亲切的却是崇质为数众多的子女，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1912-1917之间，年龄相当于我自己的小叔与长兄，而其中如笃庄、笃义、笃正等兄弟更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他们距离我们近，他们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变，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我们大多亦曾亲身经历，因而觉得他们与我们之间心灵相通之处更多。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四文化乳汁哺育下长大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多在燕京、清华等名校接受过完整教育，有的还在美国、日本留过学，并且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虽然仍旧属于天津叶家这个范畴，然而大多都具有自食其力的独立意识。他们多数人的志愿既非做官亦非发财，而是执意走科学救国之子通信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严格说起来，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其他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甚至宣扬以家族→宗族→国族这样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但也无从阻遏宗族的不断分崩离析。家族与宗族文化的绵延有两大依存：一曰祠堂，一曰宗谱。据我个人的感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祠堂的威权随之日渐低落，而战争与人口的大幅度变迁（包括农业宗法社会自身的解构），到上个世纪40年代，连边远乡村的祠堂也逐渐“空洞化”。1938年我就读的国立九中设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地方士绅为2000多名流亡学生提供的主体校舍，就是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祠，如三共祠、五福祠、云庄祠等。不仅祖宗牌位搬迁一空，而且不再看见任何宗族集体活动（如祭祀、节庆等），只有残存的石碑记录着这些宗族昔日的辉煌。尽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但祠堂附近的墓地很多已经成为荒坟野冢。我过去只知感恩四川乡亲的慷慨大度，却未曾想到自己家乡的宗祠也遭遇同样的命运。1949年以后，祠堂与家谱更被新政权视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全部列入彻底洗涤扫除范围，而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连绵不绝，更使家族分崩离析。开放改革以来，祠堂修复有之，宗谱续纂有之，宗亲聚会更扩大到世界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复活，实际上多半仍出于地方官员追求GDP政绩的需要，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祠堂修复无非增加旅游景点，宗亲聚会实乃招商引资罢了。在全球化与商业化大潮猛烈的冲击下，连家族的凝聚力都得靠鼠标点击的共享虚拟世界，何况更为古老也更为疏远的宗族呢？
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叶家》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我殷切期望有更多更好的同类著作问世。
谨以此文为序，未知当否，尚祈作者与读者赐教。
从三十年的广度上鸟瞰，我1984年那本书，《活动余地：值得渴望的种种自由意志》（Elbow Room: The Varieties of Free Will Worth Wanting），可以算是一次试水。它重度依赖于我用十页篇幅（pp.34-43）对意识进化所做的简单勾勒，同时还许下了两个承诺：为抱有怀疑的读者给出对意识和进化的更详细分析。我花了十几年时间来履行这些承诺，成果是《意识的解释》（丹内特，1991A）和《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丹内特，1995）。
在此期间，我继续留心那些启发并塑造了《活动余地》的模式的实例：那些试图歪曲所有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理论化工作的幕后动机。在全然不同的领域工作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和研究议程，却常共享着一种秘而不宣的反感，试图与如下两个观念保持距离：我们的心智（minds）只是我们大脑并不神秘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大脑的天赋只是像任何其他自然杰作一样进化而来的。
他们拒此图景于千里之外的努力，令其思考陷于停滞，为主义（absolutism）的虚假招牌提供欺骗性魅力，并鼓励它们将不难跨越的微隙视为深谷巨壑。本书的目标是要揭露这一来路不正的防卫大厦是人们出于恐惧而建造的，然后拆掉它，代之以一个能够支撑我们所珍爱事物的更好基础。
200年，在后冲刺阶段，我同时得到了来自机构方面和个人方面的极大帮助。我这些年来的学术老巢塔夫茨大学给了我一个休假学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赛尔贝罗尼别墅大酒店（贝拉吉奥）再次提供了完美的写作环境，半数章节的稿是在一个月的紧张工作中产生的，其间从其他住客的讨论和建议中得到了启发，特别是谢尔顿·西格尔、伯纳德·格罗斯、丽塔·卡戎、弗兰克·列维、埃夫林·福克斯·科勒、朱丽·巴马泽尔、玛丽·奇尔德斯和杰拉德·鲍斯特玛。此外，桑德罗·纳尼尼和他在锡耶纳大学的学生与同事，成为书中一些核心论证的初次亮相的首批精力充沛而富有学识的听众。
四月，我以莱弗尔梅客座教授的身份居住在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我将前七章在每周公开讲座和次日的专题讨论会上加以发表，并得到了在伦敦经济学院和数次访问牛津时的许多非正式讨论的补充。约翰·沃勒尔、尼克·汉弗莱、理查德·道金斯、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马泰奥·马梅利、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奥利弗·克里、海伦娜·克罗宁、基思·道丁、苏珊·布莱克摩尔、安蒂·萨里斯托、詹妮·曼特科斯基、瓦莱丽·波特、伊萨贝尔·戈伊什和卡特里娜·西费尔德，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反驳、修正和建议。
克里斯托弗·泰勒（Christopher Taylor ）的视角转换思维让我受益良多，这已体现在我们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也在本书第三章起了重要作用，他对其他各章草稿做出的深入敏锐的建议也让我受益。我也要感谢大卫·本尼迪克特（David Benedictus），一位非凡作家和三十多年的朋友，感谢他的另一种视角转换，终为我带来了本书标题。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和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他们的书将在此受到批评（建设性的，我希望！）——慷慨地评论了我对待他们思想成果的方式。
其他一些朋友与同事也阅读了各份草稿中的很大部分并提供了编辑方面和实质性的建议，按字母顺序分别是：安德鲁·布鲁克、迈克尔·卡普西、汤姆·克拉克、玛丽·科尔曼、波·达尔鲍姆、加里·德雷舍、宝琳娜·艾桑格、马克·豪瑟、艾琳·克里、凯萨琳·克斯里基、保罗·奥本海默、维尔·普罗文、彼得·里德、唐·罗斯、斯科特·舍恩、米奇·西尔维、艾略特·梭柏、马修·斯图亚特、彼得·苏伯、杰基·泰勒和斯蒂夫·怀特。
我得以继续我的传统，在我的秋季研讨会上，我用本书倒数第二稿大玩汤姆·索亚（Tom Sawyer）的刷篱笆游戏，书稿被广泛阅读，并分拆成几部分交给各执己见的几大群学生和听众、本科生和研究生。詹姆斯·阿里内罗、大卫·巴蒂斯塔、马特·毕道金、林赛·贝叶斯滕、西纳蒙·比德韦尔、罗伯特·布里斯科、赫克托·坎塞科，罗素·卡波恩、里贾纳·秋道、凯瑟琳·戴维斯、阿什利·马切纳、詹妮尔·德威特、贾森·迪斯特霍夫特、詹妮弗·杜瑞特、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安·J. 约翰逊、莎拉·恩森、托马斯·科济纳、马西·拉塔、瑞安·龙、加布里埃尔·洛夫、凯里·摩尔维吉、布雷特·.穆德、凯茜·穆勒、塞巴斯蒂安·里夫、丹尼尔·罗森伯格、安珀·罗斯、乔治·A. 塞缪尔、德里克·桑格，索雷纳·沙夫达什维利、马克·史瓦德，安德鲁·西尔维、纳奥米·斯里珀尔，萨拉·斯莫利特、罗德里戈·巴内加斯、尼克·魏克曼、杰森·沃克和罗伯特·胡，都提供了评论，导致了数十处改进。遗留的错误和缺点不是他们的错，在帮我纠正想法方面，他们已尽全力。
感谢克雷格·加西亚和达尔伍德·马歇尔的原创图表；感谢认知研究中心的特蕾莎·萨尔瓦托和加布里埃尔·洛夫的无数次图书馆奔波和准备众多手稿时的文书协助；感谢布达佩斯高等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 ），它在本书终编辑修订期间为我提供了一次既有思想碰撞又宾至如归的接待。
后也重要的，再次向我妻子苏珊致以感谢和爱意，为她四十多年来的忠告、爱情和支持。
从甲监转到乙监
在甲监住了六个多月，又转到乙监。乙监的规格和甲监一样，生活也一样。“值星员”姓张，很快我就发现他是甲监那个姓张的“点传师”的侄子。他是通县法院的秘书，懂得法律，他估计，他犯的是“包庇反革命罪”，顶多判七至八年；至于他叔叔，就不好说了，重则是“死缓”，轻则“无期”，不至于枪毙。所谓“死缓”，是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长期饥饿之后，有几种感觉：
（1）头晕、头涨，脑子里很少想别的事，就盼那两个窝头。听说劳改队的生活好，可以吃饱，所以许多人都尽量“坦白”，争取早日判刑，参加劳改队。北京的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有两个：一个在草岚子胡同，专押“反革命”犯人；一个在北新桥炮局子，专押刑事犯。这两处都是解放以前的旧监狱，犯人被逮捕后，在这里预审。预审结束后，写“亲笔供词”，叫做“结案”。“结案”后，送往检察院起诉。起诉后，送往自新路法院看守所，在那里等候法院审讯，一般大约审一次，然后等候判决。判刑后，还要在法院看守所等候分配到劳改队。到了劳改队，又由公安局管理。被捕后，重要的一关是公安局的预审，预审结案后，公安局即提出参考性的刑期意见给检察院和法院，法院大都根据公安局的意见判处犯人刑期的长短。此外，公安部也有看守所，先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这里也是一处老监狱，是清朝末年修建的，李大钊就绞死在这所监狱内。现这所监狱已拆毁，改建化工部的职工宿舍。解放后盖的一所新监狱在秦城，故名“秦城监狱”，是关押要犯的地方。话扯到别处去了，再拉回来谈饥饿的感觉。
（2）小便时用头顶着墙，闭着眼睛，用力才能小便出来。有人小便后立即晕倒在地，过一会儿才会醒过来。这是由于膀胱把尿排空之后，血液立即下行，造成血压突然下降，引起脑缺血而致昏迷。由于长期饥饿，血压本来就低，在低压的前提下，再行降低，人就不能支持了。
（3）在开饭前一个小时内，嘴里泛甜，等到吃下那两个窝头后，甜味也消失了。
（4）睡觉时经常梦见吃东西，夜间起床小便时，也经常听到入睡的人们吧嗒嘴。平常休息时聊得多的，就是谈吃谈喝，但这不被允许，是违反监规的。
（5）如果敞开吃，总不觉得吃饱，吃了还想吃，以致胀死。我在安徽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牛棚里的犯人，趁着别人出去开会、留下他看门之际，偷偷把夜班饭的锅巴和喂牛的黄豆混在一起煮，吃了又吃，等到别人开完会回来之后，看见他躺在锅台旁边，手里还拿着半碗黄豆锅巴，人却已胀死半天了。我亲身也有胀肚的经验：在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星期天休息，说可以随便买饼干，因为梅雨季节就要来到，怕饼干发霉，我买了两斤，准备留着一点一点吃的，岂知吃了之后，欲罢不能，一个下午就把两斤饼干都吃完了。开晚饭时喝稀粥，其实我已经吃不下了，但舍不得不吃，又把那份稀粥也喝下去了，不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胀得疼，我赶紧到厕所用手抠嗓子眼，希望吐出来，但无论怎样抠，都吐不出来，想拉屎，蹲在那里半天也拉不出来。这时一个老犯人过来警告我，说千万不要躺下，不要喝水，要慢慢散步。我照他说的溜来溜去，足足溜了三个小时，才拉出屎来，拉出来的都是没有经过消化的白色饼干。
星期日不学习，上午洗衣服，下午缝补衣服。洗衣服时，把所有犯人的脸盆都集中起来，再加上两只打饭用的绿色大瓦盆，去号外打水。因为洗衣服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水也够用。脸盆和肥皂都是家里送来的。犯人有钱不能放现款，都得存入银行。用这些钱可以买脸盆、肥皂、缸子、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买东西时，管理员送来一张表，上面有可以买的东西，谁买什么，就在表上填好，然后把存折交出，过一两天后，就可以把东西买回。买东西叫做“开大账”。洗好的衣服，由“值星员”用脸盆端出，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再由“值星员”收回，发还给每个人。
下午缝衣服时，由管理员发针和线，线有限制，每个人两三根，有些犯人不缝补，这些人的线，大家可以分着用。我对于缝补很有兴趣，但缺少碎布，于是我把一件布中山装拆掉，一部分捐给号子作洗碗布，一部分留下了缝各式各样口袋。缝补时，要紧的是不能丢针，这是为了防备犯人藏起来，把针插进血管里自杀。有一次一个犯人把针丢了，全号动员起来炕上炕下来回地找，足足找了两三个小时，后总算找到了。如果找不到，就不给开饭，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开饭。丢针的犯人为此还要自我检讨，大家分析其思想根源，进行批评帮助。“值星员”常说，在监狱丢了一根针，等于在社会上毁掉十只电线杆子，罪莫大焉。
洗衣服之前，就是打扫号内的卫生，把房内墙壁和屋顶的尘土打扫干净。此外就是扫被子，每一个人的被子都要打开打扫。每周这样打扫了后，就会在地上撒上一层白色的皮屑。由于缺少油水，人很容易落皮肤。
每逢十月一日国庆节、阳历元旦、春节，都给吃一顿大米饭，管饱，可以随意尽量吃。因而这一天犯人们在饭前就不喝大量的水了，甚至不喝菜汤以便腾下肚子吃大米饭。即使没有菜，也觉得大米饭非常好吃，又香又甜。我一次吃过四大碗冒尖的大米饭；还记得一个犯人吃了九大碗，后来还是怕他吃坏，“值星员”强迫他不要吃了，这才停下来。这一天可以说笑话、小声地唱，不过大家吃饱以后，谁也不愿再动了。
在乙监住了大约两个月，又调到丁监。在甲监时，看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员。这人大约已判刑，留在草岚子监狱内劳动改造，如修理电灯、修理水管等，干一些轻劳动。他吃窝头不受限制，吃多少，打多少，一个人住在甲监的一个小号子。他可以买点酱油。
丁监关的全是“劳动号”，即从事一些轻劳动的犯人。另外这里有一个病号监房，吃窝头也不受限制。关在这个监房的犯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是受优待，我则属于后者。这个监房里关有以下几个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山西人，大陆解放后，他跑到台湾，和特务接上了关系。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少校电台台长，三十余岁。在台湾，阎锡山还亲自接见了他。领了一笔特务经费后，潜回大陆。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已判刑，大约是“死缓”。他有一点存款，准许他买点心和咸菜。有一次他买回来一包“自来红”月饼，给号内每一个人吃一块，真是香极了。他整天躺在那里，咳嗽，吐浓痰，真叫人恶心。有一天，他病重了，把他抬出去送往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又回来啦。当抬他出去时，他大声喊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回来后仍靠墙睡在紧里边。一天夜里，他不行了，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清晨他死去了，没有哼一声。管理员叫我和另一个人用褥草把他抬到院里，这是我平生的一次抬死人。
有一个华侨，讲一口广东味的官话，他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和一个人骂共产党，那个人把他揭发了，因而被抓起来。他总是傻乎乎地微笑，若无其事，一点也不着急。只是刚一吃窝头就皱起眉头，咽不下去，他把窝头掰成小药丸那么大，一点一点地往下咽，他抱怨说:“就是咽不下。”过了一个星期，他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
有一个工业中专的教员，二十三岁左右，南方人。划了“右派”之后，他向一个年纪比他大的朋友透露，他要跑到国外去，后来这个人把他检举了，于是被抓了进来。有这样行为的人，大都以“企图偷越国境”判罪。他会体操，会玩平衡木等。他说，划为“右派”后，把他关了起来，他曾打破玻璃窗，借助一件斗篷，从三层楼跳下，而未受伤。有一天下午，他用扑克牌过关，一下子拿通了（这是很不容易拿通的），他非常高兴，说：“通了！通了！”当天七时左右，天黑以后（冬天），他要去厕所大便，便一去不回，逃跑了。厕所房顶有一个大气孔，刚容下一个人的身子，他从这里钻到房顶，由房顶跳到大墙，又向下跳去。不幸的是，当时地面上有冰，没有站稳，把腿摔断了，结果没有跑成。他逃跑后，监狱长亲自提审号内所有的犯人，问他逃跑前，号内的人是否知道？是否合谋？还有，问当时值班的管理员是否是那个？果然，后来那个值班的管理员不见再上班，听说这个管理员因失职受到了惩罚。又过了两三天，开了一次斗争会，把他架出来挨斗，这时他的腿已经摔坏，但还是给戴了脚镣。据说此人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病号监里还有一个犯人，姓宫，四十余岁，山东胶州人，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1938年入党），被捕前是中央某一个部的人事司副司长。他的案情是：土改时，把他家划为富农，他不服。当时他在部队里任职，于是返乡和村干部理论。回乡时，带着一个警卫员，腰间挂着手枪。不料返乡第二天，就和村干部吵闹起来，以致扭打一团。他急了，拔出腰间的手枪，准备行凶，被他的警卫员夺下，未酿成人命案。这么一打，他家的富农问题未得解决，他只好回到部队。村干部跟着把他告到军区，说他“武装镇压土改”。他也有理由，说划他家为富农是错误的，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参军后家里没有劳动力，只好雇工。像这种情形，根据当时规定，不得划为富农。他不承认他用枪威吓，只认为那是互殴。这是四十年代的事，后经军区和行署联合调查后决定，给宫某以警告处分。这件事本已了结，可是1958年搞“反右倾运动”时，村里又把他告了，部里不得不受理，叫他重新交代。他认为这个问题本已解决，有当时军区和行署的决定，所以认为村里是在无理取闹，拒不交代。部里开会“帮助”他，他完全采取对立态度，结果被送到监狱里来了。
有趣的是，这个人在抗日战争时，做过“敌军工作”，他还记得“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两句日语口号，而这两句口号正是我在八路军129师时，和几个留日同学共同拟出的。他和我一样，抱有幻想，认为政府不会判刑，只是因为在社会上态度不好，教育教育就会释放的。他常向我说：“抓住两只刺猬，判也判不得，放也放不得。”后来听说，他瘐死在狱中了。
还有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左右，是一个未考入大学的高中生，戴深度近视眼镜，北京人。一进号子，就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我是搞哲学的，信仰斯宾诺莎。”表现极为狂妄。他和他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读书会，从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抓进来了。
另一个青年，二十多岁，他父亲是北平的军统头子，北平解放后留下来了，后被枪毙。他父亲枪毙后他去收的尸，他把他爸爸从刑场背出来放进棺材。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他旷了工，没有去上班，后索性不去上班了，住在他的一个女朋友家，很快就发生了关系，吃住均在这个女朋友处。这个女人知道他父亲是军统头子后，便以为他有特务关系，曾在床笫间问过这件事。他便顺竿爬地说：“我是反共救国军的司令，正在发展成员。”于是把她发展进来，后来又把她的姐姐也发展了进来。他还向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借过钱，也把他发展了进来。这个大骗局暴露以后，连男带女，一起抓将起来。这本来是假的，可是却把他当真的特务抓起来了。
后来，这个病号监房也要参加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制作小孩玩的玩具木剑，我们做的一道工序，就是把木剑上涂的用石灰、胶等物制成的腻子用砂纸打磨光，然后送出监号，由另一道工序涂银粉、油漆。这一道工序脏。打磨下来的细粉末飞满屋内各个角落，鼻子眼里、耳朵眼里，都充满了这种粉末。而且监门关着，粉末都落在屋内，无法飞出去，满屋灰尘滚滚，令人不堪。后来，我们向狱医反映，说我们都是肺病号，这样大的灰尘，对于病情有害。狱医果然替我们反映了，于是给我们换了一个工种，就是用纸在一个模型内，脱制宝剑护手。这个活既干净又轻松，大家都很高兴。
这时竦仍按时给我送鱼肝油，不过不是清鱼肝油，而是鱼肝油糖浆。有一次，还给我送来一点酱姜芽，这是我爱吃的，她还记得这点，我真感激极了。我吃送来的东西，心里很难受，万分过意不去。我无法想象她们母子四人在外边怎样生活，这种内疚的心情，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心痛，非语言所可形容。
在丁监里还关着两个女犯，一是北京某教派主教的夫人，她的丈夫就关在隔壁。他们犯的什么罪就不得而知了。这位夫人会织毛衣，给监狱管理人员编织毛衣。丈夫是单独关押的，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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