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生活逻辑

这套“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共包括8本专著，当属中国社会学界近20年来研究艾滋病问题的学术著作之集大成。作者们从多种视角深入剖析了艾滋病流行情况和感染者的处境，相关记录和分析有益于国内学界的知识更新，也有益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者进一步认识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根源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艰难处境。 

本书整体上是在社会文化的模式之下来展开艾滋病的社会学讨论，试图在身体社会学与日常生活的理论脉络之下，分析艾滋病与跨国流动、性/别、身体、情感等以往被忽略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相比已有的研究，本书在讨论议题上更加具有前沿性，在方法上运用访谈与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方面突出批判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角以及叙事分析的策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书将强调艾滋病所处的中国社会与历史情境，突出不同人群的主体性以及“日常生活”的逻辑，关注“结构”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导，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性/别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独著，2018）、《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合著，2017）、《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合著，2013）、《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合著，2011）、《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独著，2008）等作品。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和“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

上篇
携带HIV生活的女性/17

第一章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18

一、三类文献/18

二、一个案例/20

三、“社会性别分析”及其不满/28

 

第二章
带着HIV谈性说爱/33

一、找人谈性/33

二、八卦“男人”/36

三、生活故事/49

 

第三章
身体的界限与生活的战术——延伸讨论/77

一、当女性遭遇HIV：性/别与疾病的碰撞/78

二、当政策遭遇生活：“配偶告知”的伦理/82

三、当HIV打破日常：道德与规范的桎梏/88

结语：未尽的相亲之旅/91

 

中篇
流动与阶层视野下的“风险”/95

第四章
往返于城乡的男民工/96

一、工地生活/100

二、民工谈性/109

三、找小姐与“聊小姐”/124

四、风险及其规避/132

 

第五章
跨界于中西的中国移民/147

一、李冰的跨国性经历/151

二、文兰的跨裔性交往/169

三、杜凌的越界性故事/191

 

第六章
流动、阶层与风险——延伸讨论/213

一、城乡与中西：两类层化的跨境流动/213

二、流动的实践：跨越还是强化了认识的边界？/217

三、切身的风险：转向更为日常的“社会分层”/220

 

下篇
当医学碰到生活/227

第七章
艾滋病时代的命名政治及其问题/229

一、安全性行为(safe sex)/231

二、高危人群(risk population)/237

三、男男性接触者(MSM)/244

 

第八章
当科学知识遭遇生活常识/255

一、“风险”与“防病”的民间知识/256

二、当公共卫生碰上欲望：科学与生活的断层/261

第九章跨学科知识的有限实践：一个案例分析/271

一、常见的公共卫生干预模式/273

二、爱心健康中心的综合干预实践/280

三、以职业健康为目标与核心的干预理念/290

四、实践的意义及受限条件/292

 

未结之论“生活逻辑”的进一步提问/298

 

补记/305

 

参考文献/306

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艾滋病以来，人类社会在面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先后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

第1种倾向是把艾滋病“道德化”了，认为艾滋病是对于“性混乱”的惩罚，艾滋病感染者是“咎由自取”。这种倾向在艾滋病传播的早期非常盛行，到21世纪开始衰亡，目前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

第二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社会性别化”，片面地强调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自21世纪以来，这种倾向在发达国家日渐式微，但是在我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第三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灾难化”，过度夸大艾滋病传播的速度与规模，因而错误地宣扬：艾滋病传播必定会给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到2010年才逐渐淡化。

第四种倾向是“唯医学化”，认为艾滋病只是一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医学和公共卫生手段就足以遏制其传播。这种倾向在防治艾滋病的各个领域中一直表现得很明显。

正是为了消除上述四种倾向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社会学者才获得了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历史机遇。

早在20世纪末，国际学者、国际组织和具体工作者就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上述的前三种倾向危害较大，但是纯粹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与工作者由于学科所限很难与之抗衡，急需更加专业的人员参与进来。其二，艾滋病传播者和感染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医疗与预防的各种工作也开展于其中；但是，同样由于学科所限，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也很难解决这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于是，国际上开始呼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积极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与工作中来。在我国，这一进程开始于2000年，当时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作开展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不仅是当时艾滋病防治领域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而且在我国也是第1次大规模地引进社会科学家参与这样的工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与具体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本丛书的主编之一景军教授牵头，2003年召开了第1次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其中的主力就是社会学家。

此后，在长期实践中，社会学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的相关论文与出版的书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本丛书仅仅是万紫千红之一抹，志在创立“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综合学科。

艾滋病社会学不仅是把社会学简单地运用于防治艾滋病，而且向着跨学科研究的光明前景前进。目前已经获得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擦出了火花，“人”的概念得以拓展，“人的主体性”意识得以推进，出现了发展数据收集方法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1，艾滋病社会学已经创建出不同于原学科的世界观。因此，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能深入各种不同的高风险人群，了解他们的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而不仅仅是“看病治病”。同样，社会学研究者基于新的世界观，开始积极参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的实践，而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第二，在思维逻辑上，双方也找到了具有相通之处的元命题：生理状况与行为特征是互相建构的。正是由于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命题，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会努力去探讨感染者与高风险人群的求医行为，而社会学研究者也才会不断主张把预防和治疗妇科病纳入“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之中。

第三，在价值取向的层次上，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双方已经超越了“关爱生命”这一原生的共同点，深入到新的元命题：生命在于存在，也在于质量。因此，很多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已经“越界”去帮助感染者解决医保或低保问题，而社会学家则深入到感染者用药和治疗情况的探讨。

由此可见，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学科正在形成之中，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为它增添新的动力。

 

潘绥铭

2017年6月29日

黄盈盈在这套丛书中就自己从2002年以来对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交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她在书中讨论的第1个主题是女性感染者如何生活、如何处理各类关系，包括感染之后对于性、婚姻以及亲密的家庭关系的想象与实践。她希望在性、性别、身体、婚姻、疾病等多重交叉关系中将艾滋病议题从医学空间拉回生活空间，凸显出身体及亲密关系的在场。黄盈盈在书中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感染风险的关系，具体涉及往返于城乡的男性农民工以及生活于跨境空间的加拿大中国移民。在已有的与艾滋病相关的文献和报道中，男性农民工因为远离家乡、大部分为青年单身或者妻子不在身边，往往被认为更有可能与性工作者接触，且因为其相关知识缺乏，所以具有更高的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黄盈盈认为，这些论述所依据的生活现实并不可靠，因为研究者往往忽视不同农民工的工地生活（尤其是钱的管理、日常作息、休闲与老乡关系）、如何谈性（不限于，但是包括找“小姐”）以及对于性病、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的看法，因而未能从多样化的声音与谈论细节切入，走近农民工在工地的日常生活，并在他们的生活中理解其对于风险的认知与建构。相较于农民工，加拿大移民在社会阶层、跨境生活以及性实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基于差异性的考虑，黄盈盈主要依据一名男性的跨国异性性经历、一名女性的跨裔异性性经历以及一名男性的跨国跨裔同性性经历，纵向地展现受访者对于在加拿大的生活以及来往于中、加之间的经历的描述，在跨国流动的背景下讨论受访者对艾滋病、性健康方面的认识，进而批判性地检视以往研究对于人口流动与风险的认识框架及其背后的假设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