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2856641
编辑推荐
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所有家庭成员的需求呢?这本书能告诉你具体的解决办法,本书适用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及社会工作实践者。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实践反思并强调组织关系的重要性,通过案例分析、实践指南、练习、阅读建议等生动多样的方式,拟解决当下社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需求?书中总结了在成年人或儿童服务中社会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如在实施社会工作评估时如何涉及整个家庭、如何平衡成年人和儿童的需求、如何确保在家庭面对的复杂困难中儿童福利和安全优先等。同时提供了具体工具和分析框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成年人生活困难、家庭问题、养育能力及孩子需求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其对家庭实施评估和解释结果时更全面地考虑所有家庭成员的需求,兼顾成年人和儿童。
目 录
第一章成人与儿童交叉服务评估1
第二章尊重式参与25
第三章建设性合作59
第四章探索父母身份107
第五章了解儿童经验137
第六章了解家庭关系165
第七章后记195
附录1家庭整体评估中常用术语、缩略词、全称与解释202
附录2成人和儿童服务中最常用的临床工具及量表206
附录3儿童与父母服务中的实用工具和资源212
参考文献214
译后记239
第二章尊重式参与25
第三章建设性合作59
第四章探索父母身份107
第五章了解儿童经验137
第六章了解家庭关系165
第七章后记195
附录1家庭整体评估中常用术语、缩略词、全称与解释202
附录2成人和儿童服务中最常用的临床工具及量表206
附录3儿童与父母服务中的实用工具和资源212
参考文献214
译后记239
前 言
本书旨在帮助社会工作者了解如何评估成人服务和儿童服务之间的交叉部分,并且,在优先考虑儿童需求的同时支持成年人的父母角色方面,也试图寻找着出路:那天的一个会议上,一名精神健康医学的主任在讨论保护问题的时候说:“孩子不是我们的事儿。”我分享了在一家儿童医院的相似经历,那家儿童医院的主任告诉我说“父母不归我们管”。听到这样两个相互补充的经历,会议中的每个人都觉得好笑,但大家都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讨论:它们共同意味着从组织上来说,亲子关系不关任何人的事儿。(Gopfert、 McClellend & Wilson, 2010)这本书关注的是通过平衡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需求,以实现家庭的幸福与安全。同时本书还认为,儿童的福利在英国法律中始终是最重要的。无论儿童的福利如何受到损害,他们的需求必须要优先于父母的权利。无论你的主要职责是儿童服务还是成人服务,你都需要同时具备这两项评估服务实务的工作知识。评估是良好社会工作的基础:它能够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并保护最弱势群体免受伤害。通常,在达成全面的理解之前,必须汇集几种不同的评估。有的时候,专家评估提供了全新的见解,也有可能是令人费解的、矛盾的信息。家庭中的个人有时会受到多种不同评估过程的影响。在评估家庭功能、养育能力和儿童需求时,社会工作者必须了解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充分认识到成年人的困难,以及养育方式对成年人的影响。不幸的是,现有研究一直表明,在关注成年人的困难所造成的影响时,社会工作者通常将重点要么放在成年人自己个人的需求上,要么放在儿童身上,却很少关注对整个家庭的影响,以及在不利情况下,如何使父母履行其职责。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服务,你都必须搞清楚我们该如何帮助成年人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并且确保社会工作干预的措施不会增加个人和整个家庭的压力。在英国,社会工作者完成了通用的培训后,能够在所有服务领域,公共、志愿和私营部门下工作。这种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反映了Seebohm报告(1968)中规定的整体性原则,即每个社会工作者应该参与到整个家庭中,处理与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社区照顾立法的推进导致了成人社会照顾服务与儿童服务开始分离。在1999—2010年,对“参与式”服务的强调导致成人社会照顾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对成年人所提供的服务通常是围绕着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困难。通常情况下,对于有残疾的成年人,包括感官或智力障碍、情感或精神痛苦、吸毒或酗酒、患有急性或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受到家属压迫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的团队来负责。同时,许多对儿童和家庭的服务已被纳入国家的大型部门,包括幼儿和青年服务部门,以及教育部门和学校。在英国的地方政府(不包括英国的其他三个司法管辖区),Victoria Climbi去世后Lord Laming的第一份报告(2003)导致了成人和儿童管理部门的分离。这些举措旨在加强不同专业间的合作,但意想不到的是它们削弱了儿童服务与成人服务之间的联系。只要具有资格,社会工作者便分散在这些碎片化的服务之中。专业有效性往往滞后于专业发展,这促进了早期的职业选择,由于社会工作者在他们选择的专业领域迅速获取知识和技能,从而可能会造成对其他领域实践的忽视。成人服务和儿童服务的组织错位,阻碍了与同伴之间的学习与合作,也就限制了对不同知识的基础与重点的了解。对对方的角色、职责以及不同工作文化的了解不足,可能会导致在成人和儿童服务之间产生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局势有时可能会造成那些来自不同实践领域却服务于同一家庭的实务工作者在沟通和协调方面出现问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都是复杂的:作为家庭成员和朋友,我们需要扮演多重角色,承担多种责任,而且我们经常不得不同时平衡好这几种角色与职责。虽然社会服务总是用一个方面的问题来定义我们,但其实我们的生活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困扰。接触过服务的人都会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出现了问题,需要重新审视(Beresford, 2007)。许多成年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接受过不止一种服务。有身体疾病的人更有可能经历情感或精神上的痛苦,反之亦然。这些痛苦也经常与酗酒以及药物使用的问题同时产生。有些人试图通过自我治疗来改善痛苦的症状,其他人可能会寻求兴奋和刺激。酒精可引发抑郁和焦虑。失败的解决方案可能成为新的问题,使一些人陷入多重挑战的恶性循环之中,更易受到欺骗、暴力和自杀行为的伤害(Weaver、 Madden & Charles, 2003)。那些处于情感或精神痛苦之中的人同样也是酒精和药物的滥用者,双重的诊断可能会导致偏见和歧视,并且会对资源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服务造成阻碍(Banerjee、 Clancy & Crome, 2002; Franey & Quirk 1996)。面临复杂的多重生活困难的成年人可能会接触到几种不同的服务,也可能没有接触过服务。一个人可能会重复遇到同一种问题,或者是家庭成员们都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家庭经常发现他们的问题是分别由从事各种服务的工作者解决的。他们经常不被认定为一个家庭单位。例如,在一对育儿夫妇中,一方遇到情感或精神上的困扰,另一方存在酗酒的问题,同时他们又担心孩子的发展,这时可能会有三个或更多的团队来对他们进行评估,提出建议或对他们进行支持。相比之下,那些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或许也正挣扎于父母角色之中,可能无法在成人心理健康或学习障碍服务方面得到任何帮助。官僚主义的要求已经危及社会工作者在儿童服务中的专业角色,并且削弱了进行儿童保护所需要的非常实际的评估工作能力(Ferguson, 2011; Munro, 2011b)。在英国,甚至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提高儿童保护的程序性方法导致了昂贵和防御性的实务工作(Turnell, 2012)。传闻有证据表明,在从事成人服务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技术策略也要不断发展来匹配服务的需要。同时商业模式和复杂的法律法规相结合,在两种服务领域中创建了机制性评估程序(mechanistic assessment procedures)。Lord Laming(2003)在先发制人地进行有效的专业社会工作评估时,对资格标准审核等过程提出异议。“技术理性”(technicalrational)的决策方法没有考虑到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并且削弱了实务工作者判断如何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本书中使用的“父母”(parent)根据不同语境,有些情况下也译作“家长”。——译者注一词,应理解为任何作为父亲、母亲或监护人的人,无论该孩子的照顾角色是由其亲生母亲或父亲,继父或继母,亲生父母的伴侣,寄养或收养的父母,还是亲戚朋友承担。同样的,本书中的“儿童”(children)一词,意味着小于18岁的孩子或年轻人。18个月以下的被称为婴儿,“非常年幼的孩子”指还未达到6岁。“童年时期”是指从6岁到12岁的年龄段,青春期指13岁到18岁阶段。这本书借鉴了多元化、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不同的术语描述了类似的想法。这里使用的词汇通过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 TUC)统一发布指导意见(未注明日期),并且经过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讨论(Sardar, 2008)。基于实践经验的案例研究与分析文本,有时说明了正在讨论的主题,有时提出问题引发思考。问题的目的是发人深省。有时它们会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或者让你假设、考虑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获得明确的答案。如果你因为自身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回答某些问题,如法律或政策方面的问题,你可能需要去查找相关资料。这本书向读者指出了相关信息、想法和研究的来源,以及在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调查领域内进行的有关家庭整体评估的重要讨论。对于本书中的具体问题作者都引用了研究文献来说明。这本书并不试图对所概述的不同实践领域的研究证据提供全面的概述:对所涉及的所有问题的复杂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每章结尾都会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建议,这些建议会指导你对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由于在英国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的评估任务有所不同,所以经常讨论的是广泛的法律原则,而不涉及具体的立法。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提供了与家庭整体评估有关的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的概述,尽管它不能复制关于成年人面临的一系列生活困难、育儿能力或具体的儿童问题评估的大量文献。它也无法深入研究风险的含义,以及对那些受到危害的儿童和成年人进行保护的意义。本书所预设的读者是熟悉核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工作方法的。虽然书中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比如说机构间的工作和工作的多样性,但并没有深入去探讨。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们日常所应对的知识领域被简要地进行讨论。例如,从事儿童服务的工作者可能会在第六章中找到关于依附理论的简短讨论,但对于从事成人服务的工作者,这本书应及时提醒他们关注在日常实践中不常用的理论与研究。同样,关于心理能力的评估还有很多需要说明:第四章的概要旨在提醒从事儿童服务的工作者,他们需要预测家庭评估的重要性,并且要意识到,对于目前许多从事成人服务的工作者来说,这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读者们应该在整本书中找到相关的社会工作专业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是他们在目前的角色下通常并不需要仔细审视的。本书旨在帮助社会工作者利用他们在各自实践领域发展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回顾并审视其组成部分是如何与整个家庭的需要相契合的。它不侧重于通过社会工作的技术理性方面,也即法律、政策和程序来处理。它利用了一系列知识的来源,包括对成人和儿童的严重伤害或死亡的调查(公认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严重案件审查,苏格兰的重大案例审查,或北爱尔兰的案件管理审查)。有些人认为这些悲剧不代表日常的社会工作实务,但本书的前提是,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为如何保障家庭生活安全提供宝贵的见解(Brandon et al., 2012; Vincent, 2004)。本书旨在汇集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的内容,以及他们需要做的事。使用工具和框架以帮助他们理解成人问题、家庭关系和功能与儿童健康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需要整体性思考,接受复杂性,利用情感智力,了解评估工作(对自己、同事和家庭)的影响,建立关系并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与每个个体,以及成人生活困难对育儿造成影响的家庭进行相互合作(Brandon et al., 2009; Ferguson, 2011; Howe, 2005):社会工作者通过了解良好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发展专业知识来提供服务,更好地应对需求的变化……新手一开始可以使用程序的方法,但需要超越这一点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掌握。在鼓励遵从程序、责备偏差的文化中,社会工作者是不被鼓励建立专业知识的。(Munro, 2011a: 62)本书旨在帮助社会工作者了解如何评估成人服务和儿童服务之间的交叉部分,并且,在优先考虑儿童需求的同时支持成年人的父母角色方面,也试图寻找着出路:那天的一个会议上,一名精神健康医学的主任在讨论保护问题的时候说:“孩子不是我们的事儿。”我分享了在一家儿童医院的相似经历,那家儿童医院的主任告诉我说“父母不归我们管”。听到这样两个相互补充的经历,会议中的每个人都觉得好笑,但大家都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讨论:它们共同意味着从组织上来说,亲子关系不关任何人的事儿。(Gopfert、 McClellend & Wilson, 2010)这本书关注的是通过平衡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需求,以实现家庭的幸福与安全。同时本书还认为,儿童的福利在英国法律中始终是最重要的。无论儿童的福利如何受到损害,他们的需求必须要优先于父母的权利。无论你的主要职责是儿童服务还是成人服务,你都需要同时具备这两项评估服务实务的工作知识。评估是良好社会工作的基础:它能够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并保护最弱势群体免受伤害。通常,在达成全面的理解之前,必须汇集几种不同的评估。有的时候,专家评估提供了全新的见解,也有可能是令人费解的、矛盾的信息。家庭中的个人有时会受到多种不同评估过程的影响。在评估家庭功能、养育能力和儿童需求时,社会工作者必须了解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充分认识到成年人的困难,以及养育方式对成年人的影响。不幸的是,现有研究一直表明,在关注成年人的困难所造成的影响时,社会工作者通常将重点要么放在成年人自己个人的需求上,要么放在儿童身上,却很少关注对整个家庭的影响,以及在不利情况下,如何使父母履行其职责。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服务,你都必须搞清楚我们该如何帮助成年人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并且确保社会工作干预的措施不会增加个人和整个家庭的压力。在英国,社会工作者完成了通用的培训后,能够在所有服务领域,公共、志愿和私营部门下工作。这种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反映了Seebohm报告(1968)中规定的整体性原则,即每个社会工作者应该参与到整个家庭中,处理与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社区照顾立法的推进导致了成人社会照顾服务与儿童服务开始分离。在1999—2010年,对“参与式”服务的强调导致成人社会照顾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对成年人所提供的服务通常是围绕着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困难。通常情况下,对于有残疾的成年人,包括感官或智力障碍、情感或精神痛苦、吸毒或酗酒、患有急性或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受到家属压迫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的团队来负责。同时,许多对儿童和家庭的服务已被纳入国家的大型部门,包括幼儿和青年服务部门,以及教育部门和学校。在英国的地方政府(不包括英国的其他三个司法管辖区),Victoria Climbi去世后Lord Laming的第一份报告(2003)导致了成人和儿童管理部门的分离。这些举措旨在加强不同专业间的合作,但意想不到的是它们削弱了儿童服务与成人服务之间的联系。只要具有资格,社会工作者便分散在这些碎片化的服务之中。专业有效性往往滞后于专业发展,这促进了早期的职业选择,由于社会工作者在他们选择的专业领域迅速获取知识和技能,从而可能会造成对其他领域实践的忽视。成人服务和儿童服务的组织错位,阻碍了与同伴之间的学习与合作,也就限制了对不同知识的基础与重点的了解。对对方的角色、职责以及不同工作文化的了解不足,可能会导致在成人和儿童服务之间产生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局势有时可能会造成那些来自不同实践领域却服务于同一家庭的实务工作者在沟通和协调方面出现问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都是复杂的:作为家庭成员和朋友,我们需要扮演多重角色,承担多种责任,而且我们经常不得不同时平衡好这几种角色与职责。虽然社会服务总是用一个方面的问题来定义我们,但其实我们的生活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困扰。接触过服务的人都会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出现了问题,需要重新审视(Beresford, 2007)。许多成年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接受过不止一种服务。有身体疾病的人更有可能经历情感或精神上的痛苦,反之亦然。这些痛苦也经常与酗酒以及药物使用的问题同时产生。有些人试图通过自我治疗来改善痛苦的症状,其他人可能会寻求兴奋和刺激。酒精可引发抑郁和焦虑。失败的解决方案可能成为新的问题,使一些人陷入多重挑战的恶性循环之中,更易受到欺骗、暴力和自杀行为的伤害(Weaver、 Madden & Charles, 2003)。那些处于情感或精神痛苦之中的人同样也是酒精和药物的滥用者,双重的诊断可能会导致偏见和歧视,并且会对资源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服务造成阻碍(Banerjee、 Clancy & Crome, 2002; Franey & Quirk 1996)。面临复杂的多重生活困难的成年人可能会接触到几种不同的服务,也可能没有接触过服务。一个人可能会重复遇到同一种问题,或者是家庭成员们都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家庭经常发现他们的问题是分别由从事各种服务的工作者解决的。他们经常不被认定为一个家庭单位。例如,在一对育儿夫妇中,一方遇到情感或精神上的困扰,另一方存在酗酒的问题,同时他们又担心孩子的发展,这时可能会有三个或更多的团队来对他们进行评估,提出建议或对他们进行支持。相比之下,那些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或许也正挣扎于父母角色之中,可能无法在成人心理健康或学习障碍服务方面得到任何帮助。官僚主义的要求已经危及社会工作者在儿童服务中的专业角色,并且削弱了进行儿童保护所需要的非常实际的评估工作能力(Ferguson, 2011; Munro, 2011b)。在英国,甚至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提高儿童保护的程序性方法导致了昂贵和防御性的实务工作(Turnell, 2012)。传闻有证据表明,在从事成人服务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技术策略也要不断发展来匹配服务的需要。同时商业模式和复杂的法律法规相结合,在两种服务领域中创建了机制性评估程序(mechanistic assessment procedures)。Lord Laming(2003)在先发制人地进行有效的专业社会工作评估时,对资格标准审核等过程提出异议。“技术理性”(technicalrational)的决策方法没有考虑到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并且削弱了实务工作者判断如何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本书中使用的“父母”(parent)根据不同语境,有些情况下也译作“家长”。——译者注一词,应理解为任何作为父亲、母亲或监护人的人,无论该孩子的照顾角色是由其亲生母亲或父亲,继父或继母,亲生父母的伴侣,寄养或收养的父母,还是亲戚朋友承担。同样的,本书中的“儿童”(children)一词,意味着小于18岁的孩子或年轻人。18个月以下的被称为婴儿,“非常年幼的孩子”指还未达到6岁。“童年时期”是指从6岁到12岁的年龄段,青春期指13岁到18岁阶段。这本书借鉴了多元化、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不同的术语描述了类似的想法。这里使用的词汇通过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 TUC)统一发布指导意见(未注明日期),并且经过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讨论(Sardar, 2008)。基于实践经验的案例研究与分析文本,有时说明了正在讨论的主题,有时提出问题引发思考。问题的目的是发人深省。有时它们会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或者让你假设、考虑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获得明确的答案。如果你因为自身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回答某些问题,如法律或政策方面的问题,你可能需要去查找相关资料。这本书向读者指出了相关信息、想法和研究的来源,以及在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调查领域内进行的有关家庭整体评估的重要讨论。对于本书中的具体问题作者都引用了研究文献来说明。这本书并不试图对所概述的不同实践领域的研究证据提供全面的概述:对所涉及的所有问题的复杂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每章结尾都会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建议,这些建议会指导你对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由于在英国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的评估任务有所不同,所以经常讨论的是广泛的法律原则,而不涉及具体的立法。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提供了与家庭整体评估有关的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的概述,尽管它不能复制关于成年人面临的一系列生活困难、育儿能力或具体的儿童问题评估的大量文献。它也无法深入研究风险的含义,以及对那些受到危害的儿童和成年人进行保护的意义。本书所预设的读者是熟悉核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工作方法的。虽然书中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比如说机构间的工作和工作的多样性,但并没有深入去探讨。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们日常所应对的知识领域被简要地进行讨论。例如,从事儿童服务的工作者可能会在第六章中找到关于依附理论的简短讨论,但对于从事成人服务的工作者,这本书应及时提醒他们关注在日常实践中不常用的理论与研究。同样,关于心理能力的评估还有很多需要说明:第四章的概要旨在提醒从事儿童服务的工作者,他们需要预测家庭评估的重要性,并且要意识到,对于目前许多从事成人服务的工作者来说,这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读者们应该在整本书中找到相关的社会工作专业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是他们在目前的角色下通常并不需要仔细审视的。本书旨在帮助社会工作者利用他们在各自实践领域发展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回顾并审视其组成部分是如何与整个家庭的需要相契合的。它不侧重于通过社会工作的技术理性方面,也即法律、政策和程序来处理。它利用了一系列知识的来源,包括对成人和儿童的严重伤害或死亡的调查(公认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严重案件审查,苏格兰的重大案例审查,或北爱尔兰的案件管理审查)。有些人认为这些悲剧不代表日常的社会工作实务,但本书的前提是,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为如何保障家庭生活安全提供宝贵的见解(Brandon et al., 2012; Vincent, 2004)。本书旨在汇集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的内容,以及他们需要做的事。使用工具和框架以帮助他们理解成人问题、家庭关系和功能与儿童健康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需要整体性思考,接受复杂性,利用情感智力,了解评估工作(对自己、同事和家庭)的影响,建立关系并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与每个个体,以及成人生活困难对育儿造成影响的家庭进行相互合作(Brandon et al., 2009; Ferguson, 2011; Howe, 2005):社会工作者通过了解良好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发展专业知识来提供服务,更好地应对需求的变化……新手一开始可以使用程序的方法,但需要超越这一点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掌握。在鼓励遵从程序、责备偏差的文化中,社会工作者是不被鼓励建立专业知识的。(Munro, 2011a: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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