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

    李公明所著的《不对》所收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直击、是观察还是忧思，其出发点都是一个公民*基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不对”。
在这时代，做一个“不对”先生，是尽公民的责任。 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说的人多了，慢慢就有力量，就有希望改变“不对”。

序言  不忍而已
自序
辑时评纵论：丧钟为谁而鸣？
公鸡的使命
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警惕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的政绩工程
孙志刚四周年祭
纪念王小波，如何争做自由人
超越分歧的历史记忆与自由价值
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
“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信息自由是反击诬蔑有力武器
迈向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途径
让法制建设在救援与重建中不断完善
生命中必须承受之痛
需要耐心阅读和倾听的索尔仁尼琴
让维基解密在……飞
道殇：丧钟为谁而鸣？
放权诚可贵，民意价更高
什么是“两会”的“敏感问题”与“个人意见”？
第二辑愤怒书斋：十年磨刀
进行着的世界史
学者与政治权势
十年磨刀：读书的困惑
结社，还是不结社，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30年阅读记忆
“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
宪法与诗歌是……后的底线
“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斗争”
权力观的颠覆：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是“革命将至”还是……“现在就革命”？
从来无需捍卫……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
仍需文章觉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
“宪法是……拿来用的”
第三辑教育忧思：蔡元培魂兮难归
大学校园的道德与政治向往
婢女是怎样炼成的？
学位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大学是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摇篮
高校为何欠债？应该谁买单？
清华百年又如何？
蔡元培魂兮归来又如何？
第四辑文艺观察：寻找自由的天空
当代艺术与社会公正
艳阳金光真或伪，兼问苍生与鬼神
图像与政治（五则）
流放者的归来
廖冰兄的良知与勇气
向吴冠中说真话
虐囚与酷刑：来自古拉格的图画
艺术名利场中的权力、资本与制度性腐败
第五辑直击广州：为公民现象而鼓掌
来一次大张旗鼓的访贫问苦
广州人，你们可要警惕啊！
广州发展“规划”是怎样炼成的？
同德围之困：文明广州的耻辱
弘扬地方文化的方言平台不应萎缩
万市长，你在哪里？
干呼万唤不回应，莫非真的有腐败？
城投集团的来头背后隐藏着什么？
在户籍壁垒与业绩壁垒的双重夹击下
为广州公民现象而鼓掌、鼓劲
海心沙项目与广州公共决策的耻辱
公共话题的“烂尾”是对民意的罔顾与蔑视
“城市文化名片”与浮躁政绩
白云山隧道工程有违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广州大学城的发展不能违背办教育的根本宗旨
纳税人要盯紧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

     公鸡的使命
《现代人报》第32期的社论《公鸡效应》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公鸡应该什么时候才叫？该文认为，半夜鸡叫难逃劫运，日中打鸣也必遭人白眼，因而，公鸡应该在太阳将要升起和人将要醒来之时引颈高吭。作者的立意无疑是好的：改革家应该审时度势，选择的时间和方式输出创造性信息。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把这种“公鸡效应”奉为现代改革家的行为准则，这就令人不敢苟同了。
    
质疑之一：“太阳不是公鸡叫出来的，叫不叫天都会亮”，不错，这是常识。但以此比之于社会政治，却又显得有点缺乏常识了。谁都知道，大凡真正的社会变革，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到钟到点便从天而降的，而总要经历一番酝酿、阵痛与催生的痛苦进程。正如作者文中说的，“社会改革的大趋势是由社会自身的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难道在这“
多方面的原因”中可以排除思想的启蒙、舆论的先声么？窃以为“公鸡或改革者们，首先要清醒地认识”的，恰是天不会自动就亮的，公鸡们如果不叫、不喊，不吵掉人们的迷梦、噩梦，太阳是不会自动跑出来的。假如真的按作者文中说的，“叫不叫天都会亮”，那人类社会的进步岂不成了太容易的事情了吗？可惜阅尽春秋，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如此便宜的先例。

    
质疑之二：“人就不是一定靠公鸡啼鸣才醒的，即使没有鸡鸣，人也会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这也不错，也是常识，可比之于社会的人，则又错了。人民是什么？恩格斯说过，人民只是听到雷声便相信是雷神在打鼓的一群。鲁迅终其一生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麻木、丑陋。鲁迅先生还极深刻地把中国人的历史捅了个大天窗：一部历史，无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史。在这里，人的真正解放自己的生物钟哪里去了？一个社会，尤其是在封建专制笼罩很紧的社会，其造成的锐利、揪心的痛苦，往往只有极少敏感的优秀分子才感受得到。假如他们甘于沉默，寄希望于每个人“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那可真是这专制社会的齐天洪福了。

    
质疑之三：作者说，勇士们“虽可歌可泣，是思想先驱，但不是对社会起实际变革作用的改革家”，好一个“实际作用”！试问，思想家，尤其是
“思想先驱”的价值和意义能以实际作用去衡量、去论定吗？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到鲁迅，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中具体地改变了什么、确立了什么从而显示出他们的“实际作用”呢？没有实际作用，就仅有悲剧的、令后人歌且泣的审美价值么？可以设想，没有在“文革”中逐步觉醒而呐喊的勇士，没有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声浪——那都不是在太阳就要升起的美好时刻——
“四人帮”会一下就倒台、改革之风会一下从太平洋刮来？是的，勇士们（过早敢于叫将起来的公鸡们）的实际作用是难以列举的。
    
质疑之四：作为思想者、改革家，固然不应只追求为改革献身的道德价值——关于这一点，笔者是颇引以为同调的——但是，难道只有在胜利在即、必操胜券、无厄运之虞的时候，才是改革者值得“引颈高吭”的时辰么？是，打死老虎，然后披红挂绿地得胜回朝，谁个不争先、谁不逞英豪？这不有点辱杀了“现代人”、“改革者”的美名了么？“
办实事，办成事，而且经济、高效、损失少”，这可以是商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因为商人为自身谋利乃是天经地义。但真正的思想者、改革家，难道不是首先唯真理、唯正义是图吗？当然，为力求生存而进行的战斗必须有策略意识是重要的，但战斗与生存，何者为首却是原则问题，否则“公鸡效应
”便不折不扣地沦为与庸俗腐败现象和平共处的活命哲学了。
    
自然，黎明总会到来。但等待戈多实际上只能使戈多永不露面。所有的真公鸡都应该叫，就在他感到如鲠在喉，不叫不快的时候叫好了！若真如此，黎明能在哪个黑山洞里藏多久呢？
1986年10月 （原载《深圳青年报》1986年11月7日） 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
来信谈到了“这一代”——你主要指的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在今天的境况如何、风貌怎样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很诱人的话题。作为“这一代”中的一员，我可以给你谈一点感想。当然，世事嬗替不居，而人的感觉往往又是很偏执的。知我罪我，悉由尊便。

    
当年，在一场空前惨烈的文化劫难之后，迎接我们的实在是一片荒芜的校园。四年的时光，不少人冉冉然抽成了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恐怕全是自己修炼的结果。大学校园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伏案的战场，不如说是反思的长廊。在这里我们的初衷和远志得到确立：我们必须同时是社会良心与文化精英，才不至于辱没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那时节真正是一个精神的上升期。

    
1982年我们毕业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七彩纷呈。一时间留学、经商、从政成了合时宜的话题，社会似乎慷慨地偿还对这一代人的欠债。然而，谁敢肯定这就是历史之神对这一代人的真正厚爱？在价值理想与现实功利的严酷冲突面前，望风披靡地倒向后者成了天下大势，各种欲望像洪教头放走的魔鬼，再也无法收回。说实在的吧，在今天的许多同学中间，表面上的升降荣辱已经成了横亘在人们心上的一根无形的价值杠杆。

    
诗人北岛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当然，我们身后的墓志铭未必那么高尚，而我们目前所持握的通行证也未必就是卑鄙——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什么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墓志铭？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康非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关心人类，对产生问题的现状深感内疚，并感到有责任不惜代价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些问题找到后的逻辑答案。这或许是一个过高的标准了，但无论如何，应该坚守内心的自我，应该保持对人类理想精神的向往。

     其实，这种“墓志铭”精神无非是要站在“
”、“永恒”的立场上，高屋建瓴地俯视一切生命。如尼采说：“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
当然，还是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只考虑的墓志铭而全然不想想相对的通行证也是不行的。无论是经商、跳槽、办皮包公司、从政、寻快乐于欢乐场中，其行为本身都绝无可厚非之处，只是不要让得意之色全然淹没了去。其实同样是面对人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不少西方青年也能超越、会揶揄，敢说一声：“我鄙视”、“我瞧不起”。而在我们的许多同学中间，连价值理想的被淡忘本身也快被淡忘了。假如我们真的把一切高贵的理想精神和热情都丧失殆尽，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所曾付出过的沉重的代价将是真正的白白付出了。

    
你还记得吗？鲁迅笔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与当年那个思想敏锐的吕是多么判若两人！你提的话题太大了，我实在无力纵论天下。我只是被你勾起了这番思忖：什么是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言不尽意，匆匆作复，并请代向同学问好！ 1988年10月7日 （原载《沿海大文化报》1989年3月15日）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