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立国——疆域、权力与欧洲政体的发展

（1）《普利斯顿西方世界经济史》丛书中的一本
（2） 理解近代欧洲历史的一个新鲜角度。 

 本书综合考察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代表大会制度与公债借贷的共同发展，这在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这本开创性著作指出，政治代表制度的独特优势为一些欧洲国家获取早期优惠信贷创造了条件，然而活跃的政治代表制度本身，还有赖于两个潜在因素：内部联系紧密的地理疆域，以及商人的得势。通过探索欧洲早期的政治代表制度与国家借贷之间的联系，本书对欧洲国家形成以及欧洲经济兴盛等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戴维 • 斯塔萨维奇，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

致谢 1
章  导论 5
代表制、地理疆域和控制权 11
公债的演化和重要性 13
城市国家和区域性国家的代表大会 15
地理疆域和商业实力 17
基于大样本的证据 19
城市国家的起源 21
案例研究证据 23
本书计划 27
第二章 公债的演进和重要性 28
信贷为什么重要？ 28
国家次借长期债务是什么时候 32
举债的成本 40
城市国家优势的经济学解释 44
小结 46
第三章  欧洲的代表大会，1250-1750 47
代表大会的起源 48
代表大会的特权 54
谁被代表？ 59
代表制的强度 63
小结 66
第四章  评估城市国家优势 66
作为均衡结果的代表和信贷 68
政治代表制度和公债的创建 74
代表制机构和举债成本 81
城市国家内部的差异 86
小结 89
第五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89
罗坎/蒂利假说 90
卡罗林分裂假说 91
经验证据 94
重新评估城市国家的优势 99
小结 101
第六章 三个城市国家的历程 102
科隆的商人寡头 103
热那亚和圣乔治银行 108
锡耶纳和九人统治 114
小结 119
第七章 三个区域性国家的经验 120
法国和统一公债 120
重访卡斯蒂利亚的专制主义 128
解释荷兰金融革命 135
小结 139
第八章 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启示 139
关于战争和国家形成的争论 140
信息、承诺和民主 141
理解早期现代增长 144

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概念的产生和公债体系(public credit)的发展，是欧洲国家形成众多特点中广为关注的两点。政治代表这种形式是否是欧洲所独有的还确实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其它地方的统治者当然也会和议会或立法机构会晤。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政治现象，或者说这种政治体系，开始是在欧洲得到了程度的发展。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当其他地区的统治者还在想方设法地拖延支付商品货款，或者用尽心机地从征缴税款中牟利时，为广泛的早期公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生在欧洲。代表制和贷款的并行发展表明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因果性的关联。在欧洲内部，被视为政治代表制发展模板的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也可以同时被视为公债体系发展的先驱。但是法国的政治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上就都显得相对落后了。那么，高度集中的政治代表制的出现是否促进了前两个国家信贷系统的建立，以使它们的国家能够生存，经济得以繁荣呢？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代表制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政治代表制和信贷体系的同步发展又是如何广泛地作用于国家事务中的其他领域，比如战争，国家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呢？尽管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尚无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而全面的学术研究。本书旨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我们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代表制的出现对于帮助欧洲国家获得信贷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议会能够监督和修正国家财政支出是这一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但是议会的存在是否真正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还要依赖于两个先决条件。，在通信和交通成本很高的时代，高度集中的政治代表制只有在地理面积非常有限的国家才有可能维持。 第二，在国家政治中，投资政府债权的商人们也必须在政治精英中有着主导性影响力，只有这种形式的议会才非常有可能采取在政治上与国家债权人(state creditors)利益相一致的行动。以上这两个条件常在那些所谓城市国家（city-states）被满足。这种满足不是排他性的，也并不是说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态总是满足这两个条件。在城市国家中，通过简单的设备，如城镇钟鼓，就可以召集议会。同时，那些购买了公共债券的商人在城镇议会中也担任着地方行政官的角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区域性国家中，地理面积往往被证明是满足上述两个先决条件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辽阔的疆域阻碍了议员们能够足够频繁地会面以对公共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在欧洲的区域性国家维持政治代表制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区域性国家的议会可能具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其影响力更多的时候是以被动的形式展现的，这种被动的形式包括了否决国王增税的要求等等。同时，区域性国家议会的社会组成也与城市国家的社会组成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作为频繁地购买政府债券的社会阶层，商人在区域性国家的议会中扮演着较为有限的角色，这对政治代表制等一系列体制的运作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商业利益的盛行就一定能在城市国家中带来民主政治。 显然，本书中所涉及的城市国家没有一个具备现代代表民主制度或者古代直接民主制度的全部特征。但是在本书中所涉及到的城市国家中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那些在形式上更多的采用寡头政治体制的国家比那些实行开明的政治代表制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贷款。本书中基于大量样本的统计检验和定性的案例分析都说明，商人主导的寡头政治体制是获得贷款的秘诀。与此相对照的是，当公众迫使城市国家实行更加开明的政体时，也就是说，那些不太可能购买公债的人在城市议会中获得了席位，城市国家获得低成本的贷款就变得没有那么确定了。因此一个国家必须做一个取舍：有些政体能够增强国家偿付贷款的能力，但即使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政体本身也不是民主政治；但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阐述的，相对封闭的政体从长期来说更加会扼杀经济创新。
本书的结论对包括国家形成和经济发展在内的三个学术争论有所启示。个学术争论是战争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特别是有种主张认为，随着军事科技的改变，一个政治体的规模增大了，城市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变得落伍。第二个争论探讨的是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及在那期间自由城市是否是创新火车头的问题。第三个争论研究的是代表制或者说民主政治的施行是否能有助于解决信用承诺(commitment problems)问题。在本书的结论章节我们将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但在这之前，我们将先简要的介绍每一种争论。
按照一种通常的说法，在涉及到战争和国家形成的个争论中，冲突是欧洲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论点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外部的变化推动了如枪支，军火库和新型要塞等军事科技的发展,这也意味着发动战争需要耗费更多的固定成本。这便造成国家规模也要随着外部的变化而增大。 很多学者还认为战争是一种促使统治者改变政体和官僚体系结构的强有效的动力。 笔者认为，就战争的战略纵深而言，较大的领土疆域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既有利又有弊的。因此，军事科技对于欧洲国家的分布和组织体系的影响可能远比通常学术界所认为的要小很多。随着发动战争所需军队规模的增大，大国因拥有更多的人口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优势。但是，在军士是被有偿雇佣而不是无偿征召的历史时期，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需要以具有快速流动性的大量资金作为基础。这样，设法获得贷款便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应有之义。笔者在此想说明的是，较小的城市国家在这方面有它们的优势。这是因为城市国家建立了一种高度强化的政治代表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商人集团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同样形式的政治代表制是不可能存在于疆域较辽阔的区域性国家的。那么在传统的“战争和国家形成”的解释框架下，较小的城市国家因其在获得贷款上的优势使得城市国家比我们的预期要存活更长的时间。用著名德国学者Richard Ehrenberg(1928)的话说：“因此，城市国家的贷款成为了他们在为自由的抗争中有力武器”。
本书所致力于探讨的第二个争论是现代早期经济增长的源头问题。 准确地说，因为欧洲国家的很多经济创新都产生于政治自治的城市中，所以任何关于自治城市如何为继的解释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经济增长的政治环境。关于城市国家的讨论通常会强调这些城市（国家）参与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但是欧洲很多城市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心，那么政治上的独立很有可能是产生创新的必要条件。Mokyr(1995)对这一观点做了深入的阐述，并指出威尼斯初的发展应归功于它的吹制玻璃行业。当时其他的意大利城镇都是纺织品生产的领导者，而德国的自治城镇都是15和16世纪仪器制造业的中心。当时的荷兰不仅是一个贸易国，也是产生各种发明创新的一个重要力量。 自治城市的经济活动很可能不是那么受制于其宗主国统治者的帝国野心。 本书的研究并非要在实证上研判自治城市是否真的经历了高出平均增长率的增长；相反，笔者对代表制和贷款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很多在欧洲自治城市观察到的经济增长轨迹做出解释——开始一个阶段的创新伴随着后来一个阶段的经济停滞。如果那些封闭的施行寡头政治政体的城市能获得贷款，那么那些城市肯定更有可能幸存下来。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寡头政体也会给团体或者个人利用新发明制造障碍。 随着时间的推移，寡头政体的成员们可能会将他们的投资从积极的贸易领域转到风险较低的如土地和公债等领域，他们也会随之更偏好保守的政策。这样也就会潜在的造成经济衰退。寡头政治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现代早期的历史阶段结束之前，很多自治城市能够以“收租”共和国的形式持续存在。这些城市能够持续获得贷款且利率很优惠，但他们已经不再是经济创新的引擎了。
和本书结论相关的第三个争论考虑的是制度对承诺的影响问题，特别是探讨了一个观点，即社会中的团体或者个人可以让渡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以解决承诺问题。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代表大会执行着承诺的功能;它为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担保，如界定国家债权人的产权，或者更一般情况下界定了私人债权人的产权。 近，一些相关的观点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就是普选权；正是因为有了普选权才使得一个国家能够遵循一定的政策（在里所指的是中间选民所偏好的经济政策）。  对于为什么在承诺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制度性解决方案的问题，通常的解释无非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或者是创造一个新体制所可能发生的固定成本。而笔者的结论提醒大家应认识到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维持一个体制也有着重要的运营成本。如果因为外因造成这些成本太高的话，那么或者这种制度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了也不能解决承诺的问题。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欧洲，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技术条件下，在一个地理疆域较大的国家维持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代表制的运营成本高的难以承受。而今，对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国家而言，尽管地理疆域已不再像曾经一样被视为影响召集代表大会的一大阻碍，但是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一个代表制的政府如果想有效运作，民众必须能够接触到信息，但是获得信息的成本可能会是很高的——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高到难以承受。
既然笔者的分析着眼于强调区域性国家和城市国家的差异，那么在做深入分析之前，我们还是要暂缓一下，先把如何界定一个城市国家说清楚，以为下文的政体分析理清头绪，这也是我们做深入分析前的后一个步骤。在中世纪以及早期的现代欧洲，一个城市国家是一个对其域内的经济和司法事务，有时甚至是在组织自身防御的管理中，发挥着相当程度的自治作用的城市。一个城市国家可能管理着其城墙之外的领土，但其政治权限仅限于其主城居民，这也是城市国家和古典城邦概念的一个核心差别。尽管运用一个抽象的城市国家概念可能有助于下文的分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个欧洲的自治城市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及其与不同外部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城市相对于君主霸权而言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自治权。那么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样的城市该纳入本书的样本中呢？什么样的拥有一定自治权但没有足够独立性的城市又该被排除出样本呢？在构建本书的样本时，笔者详尽地编制了“一张大网”，尽可能囊括了像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种本质上享有完全自治的城市，也收录了弗拉芒和其它一些实际上拥有很高自治但是名义上又臣服于某个宗主国的城市。这种选择是为了避免样本偏差，即局限于有限城市的样本做出一般性的结论，也是为了以理想的形式来对城市国家进行研究。笔者也将在下文谈论当一些城市在后期因失去了其自治权而排除于样本之外时，相关的统计结果是如何变化的。在具体操作中样本的变化实际上强化了数据结果并进一步支持笔者的主要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的实证分析在形式上采取了基于多个国家和很长时段的广泛比较。我确定了城市国家似乎具有一种金融上的优势。我指出这种金融优势来自于公债的债权人在城市国家的政府内得到了有效的代表，而债权人的代表权本身依赖于内在的因素，诸如较小的地理幅员，以及拥有具有流动性的财富的精英的出现。在第四章中的计量检验为这个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结果，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城市国家在金融上的优势是否来自于其他的机制。有些城市国家会具有更好的获得信贷的条件，但造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是经济原因而与债权人的政治代表权无关，我所做的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可能没有完全控制这些经济因素。在本章，我对三个城市国家中的信贷和代表权展开更为具体的分析：这三个国家是科隆、热那亚，和锡耶纳。本章的分析对于揭示决定国家是否有能力获得信贷以及取得信贷的代价的机制是重要的。本章的贡献有三个方面。
    首先，本章的一个新颖贡献在于细致地比较了两个意大利城市国家和一个重要的北方欧洲城市国家的结果。在对于公债发展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把意大利城市国家看作发展公债的先驱，而没有详细地分析它们和其他欧洲自治城市的经验之间的相似点 。第二个贡献在于强调了公共债务在城市国家内部是一个强烈的社会冲突问题。给定这个基本事实，那些认为城市国家更容易保持代表制的政府和获得信贷是因为他们的更具同质性，更易达成一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章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强调了商人政治控制力的重要性。我特别讨论了商人在国家内部政治控制的变化。尽管本书的主要观点强调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控制了城市国家的事务，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能够确定出商人的权力在一国的历史中不太稳固的时期。在上一章中我已经指出了这些时段的存在。这一章将更加详细地阐述若干的发展阶段。
    科隆、热那亚和锡耶纳的经验表明，没有什么比被商人寡头所统治能更加有效地确保国家获得信贷。我们同样有证据表明，当商人控制面临挑战时，国家获取信贷的能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方面戏剧性的例子来自于锡耶纳，一个被称作为“九人”的体制在1287到1355年间掌权，却因为大规模起义而失去权力。在1355年之后统治锡耶纳的一系列具有更高民众参与度的体制，在取得信贷上的难度要高得多。在科隆的历史中，我们在好几个相似的例子中发现民众起义对公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影响被证明是暂时的，因为一个寡头政体成功地重新建立了统治。在热那亚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公债利率的时期发生在商人寡头统治力为稳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