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78838丛书名: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纪念中国全面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1937-2017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属于“批判传播学”丛书“文论系列”之一，该系列主要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本书则主要辑录了作者的三篇长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围绕艺术、政治和视觉三个主题，探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同问题。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主要辑录了作者的三篇长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围绕艺术、政治和视觉三个主题，探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同问题。
上篇以“‘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为主题，回顾了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苏州30年代文献展，同时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并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
中篇主要通过《“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一文，对两岸关系问题的理解进行了厘清和推进。作者认为，今日台湾的政治图景固化在了“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下篇则借助《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一文，探讨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历史与政治”这一主题。作者从中国的语境出发，对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认同理论进行必要的回应，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指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遮蔽和否定了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
上篇 “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
引言
（一） 30年代文献展：“救亡”与“保守”的双重奏
（二） 1937：世界博览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三） 文献展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
（四） “赛会”与“美术”的兴起
（五） “多美术而少实用”：文化保守主义与“美术”的嬗变
（六）鲁迅对“美术”的双重批判：“为人生”的“美术”观
（七）推陈出新：“美术革命”与30年代新兴木刻艺术
结语：从“送去主义”到“拿来主义”：“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
国事、家事、天下事——《良友》画刊与现代启蒙主义
把影像敞开成为“战场”——“《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30周年学术展”感言
中篇 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引言：今天的台湾问题
（一）解开历史叙述的纠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二）从“白团”到“台湾帮”：台独的历史根源
（三）红色血脉：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历史
（四）作为台湾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与“转型正义”
结语：作为“台湾问题”的中国叙述
互为镜像 血肉相连——郭力昕教授《纪录片的政治》序
下篇 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历史与政治
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
引言
(一)焦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的建构
(二)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国家与民族话语的变奏
(三)不仅是见证：社会发展与传播
(四)“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
结语：没有过去的历史
华语语系、华语电影与学术主体性：问题究竟在哪里？
——在“‘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工作坊”的发言
附录
青春断代史——从《人生》到《小时代》
《朗读者》与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
——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
引言
2016年8月，以“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为标题，苏州美术馆主办的“首届苏州文献展”在苏州美术馆、苏州丝绸博物馆、颜文樑纪念馆、吴作人艺术馆、朴园、双塔等地同时开幕，试图展开一种以苏州为视点的世界历史叙述。对笔者来说，印象深的是向1937年“吴中文献展”致敬，这既是此次“文献展”名称的来源，也使得1937年的历史底片在今天得以显影。
从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到2016的“苏州文献展”，多重时间的曝光——时间的断裂、重叠和接续，光影摇曳，在历史文本中投下或明或暗的重重斑点。包括“吴中文献展”在内的30年代系列文献展，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某种意义上说，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是对地方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一次大规模重新整理，这样一个总结性的姿态在20世纪战火威胁下出现，是一个极有意味的事件。作为一个“向后看”的举动，却是对时代的峻急回应。历史的火车在隆隆前行，车厢里看到的风景却不断后移，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景观——一个前行与后退的视觉错位。
站在2017的门槛回望1937，新与旧叠印其中。历史的显影液下，浮现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互相建构的时代底色。
（一）30年代文献展： “救亡”与“保守”的双重奏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之篇首语录，被征引为“吴中文献展”的宗旨。1937年，全面抗战在即，张元济等整理国故的巨制《四部丛刊》（1919—1936）在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终止。稍早，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张元济耗尽心血开创的“亚洲图书馆”之东方图书馆，包括宋、元、明、清版本珍本善本在内的46万册图书尽毁于日本战火。一起葬身火海的，还有鲁迅翻译的附有苏联木刻版画的《铁流》梓版。这一无法弥补的文化浩劫，成为一代文人的精神创伤。从“一二•八”到“八•一三”，是30年代文献展无可回避的历史背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焚毁，警醒与论证了文化与国运的关系。国破之际，重整家当，收拾旧文化、共赴国难，自江南文化重镇开始，势所必然。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吴中文献展主持人蒋吟秋在《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引言中疾呼：“盖金石器物，动思古之幽情；图像史传，兴齐贤之景想。举凡会中所陈，莫非先贤往哲精神之所寄托，俱足令人奋勉淬砺，发扬光大，以扶持正气，挽救民族。”以文献展的方式救亡图存，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图书馆、博物馆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吴中文献展并非孤立。之前有1936年的嘉兴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1937年的上海文献展览会、淮海文献展览会、漳州文献展览会、建瓯文献展览会以及察哈尔文献展览会，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等。另据冯天瑜回忆，其父历史学家冯永轩1942—1945年在安徽学院任教期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筹划举办文物展，以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均可列为此一波潮流之余脉。
文献展体现国家意旨。浙江省教育厅下令省内各县举办文献展览会，并给予一定的资助，1936年11月1日—18日的浙江文献展与吴中文献展联袂举办，与此相关。前者的主导者是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历史学家陈训慈（陈布雷之弟），他在《浙江文献展览之旨趣》中申明“秉承浙江省教育厅之意旨”，并阐述了四大要点，分别是征集乡贤之著作、发扬浙江之学风、整理地方之文献、推进爱乡爱国之精神，后一点是旨归：
爱乡爱国，其源一揆，表里相维，谊无偏废。浙人士素笃梓桑，亦唯吾浙人文之有系于民族之安危存亡。……清季革命之役，克奏肤功，亦多两浙英雋之舍身成仁，咸以文字鼓其成焉。此次展览，周爰咨询，间关征访，于此类有关表章往哲，道扬民气之文献，尤三致意，举凡革命先烈暨功在邦国之时贤，尤尽力蒐求其遗传遗书遗物，区区微尚，岂第在表扬一省之人物，要期张此伟大磅礴之气，使浙人以至举国志士咸闻风而起耳。良以值兹国运方艰，外侮孔棘，此爱乡卫国之精神，自尤应发扬以广大之于全国，愿览者细察深省，以期知往策来之效，毋徒以朱墨纷披，存迷恋往古之感，蹈玩物丧志之讥也。
内忧外患之际，救文化于即坠，把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民族安危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叙述，以文化学术承前启后、救亡图存。陈训慈这一夫子自道，也预示了他在抗战之后，变卖家产、颠沛流离中舍身救护杭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宁波天一阁珍本善本古籍的后事。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陈训慈把现代公共图书馆作为开启民智之“教育文化的原动力”、“挽回民族劫运的主力军”。其主导下的“浙江文献展”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浙江文献展展品6000余种，2万多件，观众近8万人，盛况空前，也奠定了之后30年代“文献展”的基本格局。
正如柳诒徵在《浙江文献展览开幕致词》中的阐发：“时艰日棘，来轸方遒，仆愿观斯会者，持吾言以为剑臬，益恢先哲之志量，兴我华夏，又我亚洲，则斯会之影响，岂徒域于一省一地已哉？”自此，这一模式迅疾在全国复制、延伸。顺便说一句，今天对文献展的重新发掘研究，大都定位在地方认同、市民认同的框架下，忽略的正是通过地方认同抵达民族认同的关键历史动因。国家危亡之际，地方认同只有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有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文化保守抵挡乱世之劫，文献展是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结合的一次重要突围。陈训慈界定的浙江文献展“举凡本省方志、乡贤著作、旧刻书版，既为蓄意蒐访，复以余力从事考撰宣传之役”，也正是1937年（1月20日—3月1日）吴中文献展遵循的模式。
很快，柳诒徵在《吴中文献展开幕词》中再次道白：
世乱虽亟，自圣哲视之，犹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日，而文教之孕育渐溉，俾斯人相安于中和懿永之境者，实世宙之恒轨，非今日所宜视为缓图者也。
接踵而至的是1937年“上海文献展”（7月2日—11日），此时，距“八•一三”事变爆发只有一个月时间。据《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陈列品目录分为：典籍、书画及艺术品、金石、图像、乡贤遗物、史料等六部分，其模式与宗旨一以贯之，只是主事者由国立图书馆转为由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通志馆联合地方各界收藏家共同组织。上海文献展主席、老“党人”叶恭绰如此阐述：
此两年来，本位文化、自力更生诸种意义颇印入吾人之脑中，复因时局关系痛感史地研究之必要，而群众对总理遗教所屡屡昭示保存固有道德文化之说，亦多具深切之认识，故各地文献之展览亦应运而兴。浙江全省各区及江苏苏镇各属导其先路，成绩灿然，殆几有融洽各种意义以归于一治之功，实为文化事业新辟之一园地，固非徒抱残守缺，侈为观美而已。
包括冯永轩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因“痛感时局”而献身史地研究、特别是边疆史研究，这在叶恭绰看来，与强调“本位文化”的文献展，是一体两面的存在——都是为了救亡。
吴中文献展通过向吴中（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地区征集文献的方式进行。征集的文 物包括吴中方志、史传、乡贤遗像、遗著、书法名画，及有关吴中文献之金石拓片、服御、器物，以及富有意味的革命先烈的遗物、档案——明白地昭示了文献展作为现代建国运动的底色。陈列的4159件展品，除少数为公立图书馆所藏，绝大多数为私人收藏品，不乏三代铜器、宋元古籍、宋元明清各家书画精品，也有明清以来 竹、木、牙、玉各式精雕摆件。
30年代文献展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突破性：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界限，是文献与器物博览的结合，因此从“浙江文献展”、“吴中文献展”的国立图书馆主导过渡到“上海文献展”的国立博物馆主导，并无暌违。另一方面，它以大规模征集私人收藏为源泉，翻转了中国社会公与私的关系。这两点的形成，都有值得解读的历史意蕴，尤其需要放置在二战前夜中去探讨。
在救亡与启蒙的二元叙述下，遮蔽的是保守主义作为救亡运动的强劲崛起，这一脉络值得在今天重新检阅。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作为启蒙，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式出现，正是30年代的国家主流。
跋
本书稿是以三篇长文作为三辑的主题。它们集中写作于2015、2016与2017年，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工作21年，调动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之后3年时间的一份笔耕纪录，也是给关心和支持的师友们的一份交代。在2015年出版的同属于本书系的《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书稿中，我用了2013年9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学典礼作为教师代表的讲话作为代后记——这一年，正值自己在复旦从教20周年，这部书稿也因此成为一个纪念，逝去的青春与漫长的成长之纪念。记得当时，站在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的讲台上，面对全场年轻的面庞，他们起起伏伏的眼神如星空闪烁一片，我的眼睛忽然有些湿润——不经意，它也成为我告别复旦的后演讲。旦复旦兮，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本书稿既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启。
2015年以来，全球恐怖主义袭击开始上升为世界新闻的主要议题。由于欧洲恐袭不断爆发，也把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推向争议的焦点。写于这一年的《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本是应我的学生王华之邀，为其博士论文书稿出版所撰写的序言。鉴于议题的重要性，我把它写成了一篇过长的“非典型”序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从中国的语境出发，对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认同理论进行必要的回应。文章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指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在于遮蔽和否定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因此，需要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作为国家与民族话语变奏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无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统一战线还是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与国际主义援助，体现的都是在一个世界格局中进行阶级分析的政治视野，这一视野如何在今天的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中获得新的体认？中国电影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能否外在于这些历史的脉络与现实的挑战？这是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历史研究的关键。本文还从社会发展与传播的视角检讨了少数民族纪录电影史的社会政治意义，重新回顾了“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讨论影像民主和电影史的主体性问题。
文章完成之后，我策划主持了一场“‘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工作坊”活动。工作坊邀请也吸引了一些对此话题有兴趣的海内外学者的参加，后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发表在《当代电影》2015年10期，题目为《“华语电影”再商榷：重写电影史、主体性、 少数民族电影及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因为篇幅所限，每人的发言内容都做了削减和限制。在此文之后，相关争鸣仍在继续，其中不乏有意无意对我观点的“误读”。为此，这里收录本人在工作坊发言整理的完整稿，以为备忘，也希望有所纠正。
《“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一文来源于2016年4月25日蓝博洲先生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的《寻找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讲座，我在现场的主持评议。在此基础上，用了3个月的时间陆续完成此稿。今天台湾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统左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统左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即台湾作为中国问题，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阶段。借助此文，也是把自己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做一个清理和推进。自1997年以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访问学者的身份次去台湾进行一个月的访问，之后数次访台，目睹了台湾从经济高昂到衰退的过程，也和台湾的学者、朋友就两岸关系不断进行探讨乃至争论。但是真正写就成文，首先要感谢蓝博洲先生的激发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吕正惠、瞿宛文和郑鸿生诸位师长给予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吴重庆先生的推荐，以及《开放时代》杂志社给予的发表版面。《开放时代》杂志兼容并蓄和严谨敏锐的专业态度，已经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学术期刊，拙文忝列于此，与有荣焉。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一文，同样刊发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既是对自己文艺美学专业的一次回归，也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它缘起于2016年8月，苏州美术馆主办的首届苏州文献展：“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感谢张晴先生的邀请，使我有机会从策划开始，到参观展览和参与讨论，见证了整个过程，也触发了诸多感想。苏州30年代文献展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1937年是它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建构的关键。通过回顾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30年代文献展，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我试图描述“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并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多美术而少实用”的工商主义美术观及其失败，是文化保守主义鹊起的渊源，并导致受日本明治美术观而影响的“美术”在中国的嬗变。后，通过对“美术”现代功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确立“为人生”的“美术”主体性，鲁迅展开了“美术”新视野。今天，我们需要在分析“美术革命”与30年代新兴木刻艺术的道路中，理解鲁迅从“送去主义”到“拿来主义”所呈现的正是“美术”作为中国世界史的意义。
无论电影、艺术还是政治，贯穿上述三个主题的核心其实是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同。今天的中国叙述，依然裹挟在从冷战到后冷战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中，这其中，视觉政治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从世界史的时间维度与地缘政治的空间视野出发，重新界定和探讨中国的主体性问题，才有可能冲云破雾，不畏浮云。宏观的世界大势与中观/微观的在地政治从来都是互为表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之谓也。而迈迈时运，即意味着“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也昭示着“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陶渊明《时运》）。
延目中流，寤寐交挥，斯晨斯夕，言息其庐——集陶渊明诗句以自勉，不是慕古追远，而是试图在今天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追问学术的位置是否还有可能；不是逃逸于现实，而是为了能够在一个犬牙交错的时代断层与错位中，做一个举起镐头沿着历史矿脉探挖的田野工作者。
写作于此的部分书稿，也陪伴了我在父亲病榻前的日子。父亲自2015年不断进出医院，我则不断奔波于上海与合肥的往返高铁上。结束“‘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工作坊”的第二天早晨，我就瘸着扭伤的脚踝登上北去的列车。出生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家徒四壁，唯有充满各个空间的书籍是成长的记忆。父母的书房既是自小陪伴的精神慰藉，也在很大程度上预注了今后的命运。父亲已经于2016年2月24日溘然去世，这本书稿献给他，权作微薄的祭奠。他们的书房已经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双亲俱往，方知人间只是暂居之地，血肉之情是横渡人生的舟楫。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以及使命。
是为跋。
2017年8月23日，酷暑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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