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516736
国际化：收录国内外反映当今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高质量文稿
多元关注：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观点，同时也从当今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
编者前言
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表演主义”理论
——后现代以后文学理论的一个尝试 ·······························································薛 原 1
动物批评：后人文时代文学批评新方法 ··························································刘 彬 19
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新视野
——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研究的争鸣与对话 ·············································赵玉荣 43
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美学研究
——兼论薇拉·凯瑟经典小说的时间艺术 ····································王立欣 杨 林 73
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反思与对策 ········································································陈向红 100
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探幽
——莫迪亚诺在中国的译介和评论 ···································································翁冰莹 126
批评理论与文学阐释
解构岛屿天堂神话
——《福》对《鲁滨孙漂流记》的后殖民重写 ·············································朱 峰 146
论奥登的心理学思想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梁 斌 171
论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主体的伦理责任
——以《天使之群》《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为例 ················江云琴 193
《金色笔记》创作的主体性研究 ·········································································颜文洁 214
经过数月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九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文集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指定出版物，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开始几年一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几年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系列文集实际上担当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出版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文集的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文集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文集自2004年首辑出版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文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文集已连续四度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这无疑是对本文集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出版的系列文集立足点是这样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自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大型刊物，本文集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文集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文集或期刊不同的是，本文集专门发表20 000～30 000字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40 000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文集的出版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文集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为1～2篇，视其来稿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或者直接向国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录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200 000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八辑的栏目设置略有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沿袭下来的主打栏目“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青年学者薛原之手。薛文一开始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学界炒作已久的“理论已死”的说法之后，当代文学理论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一时代的特征，又该如何为这个时代命名？她以产生于德国语境中的“表演主义”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向国内学者展示了“表演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它与同时期出现的类似文学理论的异同。此外，她还揭示了表演主义脉络复杂的哲学理论支撑，提炼出这些哲学思想与以德里达、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异同。当然，薛文并未停留在对“表演主义”的简单评介之层面，她还就当前中国的人文学者强调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提议，提出了她本人的思考和理论建构。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分别对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界的热点话题和争鸣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刘彬的文章涉及后理论时代的另一个焦点：动物研究。在简要介绍了动物研究的理论源流后，她从文学如何伦理地再现动物，如何阐释文学动物，以及如何理解人性与动物性这三个方面梳理总结了动物批评的理论要旨、研究方法与路径，并指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悖论。文章进一步指明，动物批评实践与各种理论和学科交融渗
透，呈现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对性别、阶级、生态与后殖民等话题的关注尤其凸显出文学研究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彰显了后人文主义精神。赵玉荣的文章向我们介绍了后经典叙事学所包含的非自然叙事学和自然叙事学，认为前者由自然叙事学发展而来，与自然叙事学具有天然的关联性。相比而言，自然叙事学的理论研究取向较为突出，研究基础和理论建构比较扎实，而非自然叙事学则具有较为明显的经验研究取向，研究基础和理论建构较为薄弱。她认为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不无启迪意义。王立欣和杨林的文章以薇拉·凯瑟三个时期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美学之大语境下来考察。认为在早期的草原小说系列中，凯瑟主要采用并置的共时性、记忆的统摄性和共感的多样性三种方式，来阐释时间的绵延特质。在中期的危机小说系列中，凯瑟则用主体内在时间和外在物化时间的断裂矛盾，抨击了启蒙现代性，绘制了审美现代性的逃逸和解域化方案。这种以作家作品为个案探讨理论问题的文章本文集今后还将有选择地发表，从而实现对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和对文学理论的批评性应用之
目的。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是新设立的，其中选发了两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两篇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理论角度阐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以及世界文学来到中国后在不同语境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见解。陈文通过考察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接受的两个个案，认为汉学家并非中国文学外译的唯一或最佳译介群体，过度强调译作的字面忠实未必能保证译作的传播效果。确实，国内出版的译作很难进入英语世界主流销售渠道，而中国文学外译的“合作翻译模
式”则有助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这种合作模式包括与汉学家合作翻译、与境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以及与境外学术界和批评界合作推介。翁文则通过分析莫迪亚诺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以及接受，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莫迪亚诺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经典，在于莫氏小说契合了中国“文革”之后的时代语境，在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反响，在于中国翻译者构筑起的争鸣式的公共话语空间，同时亦在于中国文学批评界不断深化、此起彼伏的鉴赏批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经典重构的机制。这些具有理论意义的洞见无疑也给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一些有益的启迪。
本辑第三个栏目为“批评与阐释”，专门发表一些从理论的视角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研究论文。在这一辑中我们发表了四篇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几位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理论阐释。朱峰的文章的理论视角是后殖民主义，据此朱文分别探讨了库切的《福》对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后殖民重写，认为在后殖民时代，库切的《福》通过描述不同的荒岛景象，聚焦于克鲁索的不思进取并质疑食人生番的存在，从而解构了殖民话语的岛屿天堂神话，颠覆了殖民者的锐意进取、在遥远的蛮荒之地建立文明和秩序的传奇。另外，后殖民重写也改变了世界英语文学的版图，正在以语言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重写英语文学史。本栏目还选发了两篇研究精神分析与文学之关系的文章：梁斌的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奥登的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该文通过大量文本分析，借助奥登诗歌中呈现出的有关精神分析学的隐喻，辅之奥登生平的背景研究，综合剖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奥登创作的影响，并从精神分析的视角，阐述了奥登对病态的人格、自我的困境和爱的治愈这几个方面的思考。他的文章使我们感到，即使在当今时代学界大谈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之时，传统的弗洛伊德学说也未成为明日黄花。江云琴的文章的理论视角则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作者以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小说《天使之群》以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为个案，认为沃伦的作品的女主人公阿曼莎生命的转折点是她的父亲突然离世，她沦为一个被贴上价格标签的奴隶用以抵偿她父亲所欠的债务。阿曼莎这种从社会身份和想象认同中双双剥离的极端经历对于揭示主体性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得她的经历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主人公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具有比较的意义。颜文洁的文章从女性主义和文学主体性的角度，以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为分析对象，从作家创作、文本自身以及读者接受的三维视角，努力阐释了这部小说出版所引起争议的缘由，为文学叙事文本的分析和文学批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作者指出，莱辛通过独特的双层艺术构造和多彩世界的展示，赋予小说本文以生命的主体性，并且以对人类与自然、现实与梦幻、当下与未来三对世界之间对话的揭示以及艺术的间离效果，增强了读者的主体性意识，从而能够不断积极地创造意义。这些观点大多发前人所未发，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见解与细读和阐释功力。今后我们还要选发这类文章。
本辑的编定正值夏季来临之际，大家都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进行学期结束前的工作，我在此谨向为本文集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8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9 · 11”事件后反恐战争的爆发，还是金融危机和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都使得以开放和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在西方各个文化圈（主要是欧美文化圈）内受到质疑，因而逐渐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政治领域的新保守主义、[1]经济上的反全球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以及文化领域的反“多元文化”倾
向。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们分别从社会学、文化学、媒体学、艺术学等角度，提出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ism）这个概念。[2]
俄罗斯语言文学学者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认为，后后现代文化是脱离了无休止的、剥离了意义和目的的后现代式的反讽（irony）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3] 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莫阿鲁（Christian Moraru）的泛现代主义（cosmodernism )认为，标志后现代的怀疑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分裂和对抗之后，西方社会逐步走向一个趋于和谐的意识整体。[4] 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里德维格（Christoph Riedweg）编辑的论文集《后现代以后：关于文化、哲学和社会的最新讨论》中认为，后后现代出现的时间是在“9 · 11”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出现的危机意识集中体现为一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他认为在文化、政治、社会和哲学等领域内出现了摒弃后现代式的理想主义，出现了“回归现实”或称“新现实主义”的倾
向。[5]英国学者阿兰·柯比（Alan Kirby）的数字现代主义（digimodernism）将高科技数
[1] 薛原，《后现代多元文化之殇——希特勒是否又回来了》，《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第132页。
[2] 以下对后现代以后时代特征和文论总结的部分节选自薛原，《新世纪中西方文艺理论构建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6期, 第82-83页。
[3] Mikhail N. Epstein, Russian Postmodernism: New Perspectives on Late Soviet and Post-Soviet Literatur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4] Christian Moraru, Cosmodernism: American Narrative, Late Globalization, and New Cultural Imagin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1.
[5] Christoph Riedweg, Nach der Postmoderne: Aktuelle Debatten zu Kunst, Philosophie und Gesellschaft, Basel: Schwabe, 2014.
字化革命视为导致后后现代社会（也就是当今社会）快速、简单、肤浅和空虚的罪魁。[6]
综上所述，这些概念都批驳了一些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流弊，即怀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学者们虽感到当今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已经大相径庭，但后后现代的出现不意味着后现代已经完全终结，后后现代是扬弃了后现代的一些思想精髓后的嬗变。
新时代的文学呼唤新的文艺理论体系。一些后后现代的文艺理论学者宣布典型的以“反讽”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文学正在逐渐消亡。[7] 玛丽·霍兰德（Mary Holland）在《延续后现代主义：美国当代文学中的语言和人道主义》[8] 中认为“21世纪的美国小说无论从看起来、读起来和感觉起来都与20世纪的后现代文学大相径庭。”[9] 霍兰德将21世纪的新小说视为一种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是对后现代反人道主义
（antihumanistic）[10] 的反叛。虽然如此，霍兰德把这些新现象视为后现代的延续，而不是颠覆。在倪克琳·提莫（Nicoline Timmer）的《你也感觉到了吗？世纪之交的后后现代美国文学症候》[11] 等以作家为例，描述了当代美国文学中使主体（自我）“重新人性化”（rehumanization）[12]的策略。在这一主题下，作者列举了后后现代文学中19个与后现代文学相左的特征，其中包括后后现代文学中的主体和框架构建等。两本著作虽然都对后后现代美国文学做出了相当有益的尝试，但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所以，两部著作虽然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但终究缺乏实质性的进展。瑞士伯尔尼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学者伊尔姆陶德·胡伯（Irmtraud Huber）在专著《后现代以后文学：重塑的幻想》[13] 中将反叛和颠覆视为后现代文学的第一宗罪，她将后现代定义为缺乏乌托邦的时代。所以，她把后后现代的新文学中的叙事策略定义为重新定向和美学重构。在经历了后现代文学以后，新文学并没有退回到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6] Alan Kirby, Digimodernism: How New Technologies Dismantle the Postmodern and Reconfigure Our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9.
[7] 罗伯特·麦克劳克林认为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中出现了大规模的美学转向。Robert McLaughlin, “Post-Postmodern Discontent”, in R. M. Berry and Jefferey R. Di Leo, eds., Fiction’s Present: Situating Contemporary Narrative Innov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 103.
[8] Mary K. Holland, Succeeding Postmodernism: Language and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London: Bloomsbury, 2013.
[9] Ibid., p. 1.
[10] 后现代的“反人道主义”是指对“自由人文主义”的颠覆。
[11] Nicoline Timmer, Do You Feel It Too? The Post-Postmodern Syndrome in American Fiction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Amsterdam: Rodopi, 2010.
[12] Ibid., p. 23.
[13] Irmtraud Huber, Literature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ve Fantas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而是在现实中构建出一个美的乌托邦。这些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植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但作者往往囿于自身所处的文化圈，强调某一个文学现象的重要性，但缺乏全局视野，结论有时未免有失偏颇。
综上所述，“后现代之后”的西方理论专著中主要出现了以下两种理论构建思路。首先，一些理论家进一步消解了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界限，他们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观察和描述“后现代之后”的文化走向，并援引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例子，来佐证他们对时代的诊断和预测。其次，另一部分理论家或以开放的眼光汲取其他学科的成果来构建和丰富自己的文艺理论，或从美学、伦理学或哲学等领域中另辟蹊径，寻找到诠释文艺作品的新角度。最后，在这些理论中，话语建构主义（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已不再是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关键词，“现实主义”以新的方式回归；在政治、文化、哲学和伦理等各界则出现了回归“统一”和“一元化”等哲学概念的倾向。
《国外理论动态》全文刊发了一篇荷兰学者题为《元现代主义札记》的论文（原文载于瑞典期刊《美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14]这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后后现代”［或如该文提出的“元现代”（metamodernism）］这一概念在中国人文学术界的登陆。文章认
为，在元现代的实践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劳尔·艾什曼（Raoul Eshelman）教授的表
演主义”。[15]究其原因在于：艾什曼作为身处德国学界的美籍斯拉夫文学学者，具备了跨文化、跨学科和跨语言的视野。他同时受到德国、美国和斯拉夫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对于不同文化有着天然的敏感，这无疑反映到表演主义的理论构建中去。艾什曼在2000年系统提出表演主义理论之后，又在8年时间内相继将其运用到多种语言文学和多种媒体现象的诠释中，大大地扩展了表演主义理论的适用性，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推进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6]
艾什曼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曾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独霸一时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倡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正逐渐为新的封闭性和单一性所取代。这些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虽不能说与后后现代哲学理论转向同步出现，但两者所代表的一些典型特征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艾什曼在
[14] T. 佛牟伦、R. 埃克，《元现代主义札记》，陈后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1期，第66-73页。原文载于瑞典期刊《美学与文化》（Journal of Aesthetics & Culture）, 2010年第2期。
[15] 艾什曼在其著作《表演主义，或称后现代主义的终结》（Performatism, or The End of Postmodernism，以下简称《表演主义》）中独创出表演主义（Performatism）理论。虽然是否可以将艾什曼教授的表演主义理论纳入所谓元现代概念还需商榷，但《元现代主义札记》一文对表演主义的评价并不偏颇。
[16] Raoul Eshelman, “Der Performatismus oder: die Kulturentwicklung nach dem Ende der Postmoderne”, Berliner Osteuropa Info, 17 (2001), pp. 53-55.
归纳总结新时代文学新现象之后，将其进行总结、分类和归纳。艾什曼从文学现象入手，回到哲学理论，再从哲学理论反观文学现象，形成了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的批评理论体系。艾什曼并非要发展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是整合几个不同但相关的领域，即文学、媒体和艺术中出现的共同倾向，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艾什曼用符号、主体、框架和升华等概念的互动关系来诠释后后现代欧美文学、电影和建筑学等领域内的共同的新现象。本文将主要厘清表演主义的哲学渊源以及表演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和运用。下面将首先归纳和分析表演主义的哲学支持。
二、表演主义的哲学支持——新的符号概念、框架和升华
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从形式、内容到技巧，多少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相契合，是作家秉持的哲学观和世界观的反映。哲学是指导更新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论依据，而文艺理论往往是构建在哲学和文艺的辩证关系之上的。艾什曼汲取各家理论所长，摒弃各家所短，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诠释后现代以后新的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所以，表演主义和当代哲学思潮的联系是紧密的。它在哲学上主要汲取了原初框架、球体空间理论、给予理论和明示符号理论等概念的养分。[17]
艾什曼的表演主义的第一个哲学理论来源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厄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概念。[18]艾什曼认为，戈夫曼虽非后现代以后才出现的哲学家，但他的理论提供了很多反后现代因素。首先，戈夫曼认为人与人的互动始于行动的互动场景（physical scene of action）而不是语言。其次，与雅克 ·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矛盾框架”（frame of paradox）不同的是,戈夫曼的框架是原初的、可继续生成的。他在所谓“原初框架”（primary frameworks）的基础上可以生成更多的理解复杂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框架，如“惊骇框架”（astounding complex）可以解释为何人类在遭遇反常事件时通常会联想到超自然的源头；通过所谓“糟糕框架”（flubs）可以判定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个错误；“紧张框架”（tension）则可判断一个行为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
内，还是应被视为性骚扰。这些框架概念都具有辅助理解人类基本行为的功能。[19]
德国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Peter Sloterdijk）的“球体空间”（Sph.ren）理论[20]认
[17] 艾什曼在著作和论文中引用了相当多具备反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家，主要有Erving Goffman和Boris Groys，这里囿于篇幅的限制只着重介绍最有代表性的几位。艾什曼在他的框架理论中融入 Goffman的基本框架和Groys的双重框架（the archive; the profane）。
[18]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74, p. 21.
[19] Ibid., pp. 28-30.
[20] Peter Sloterdijk, Sph.ren I, Blas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 pp.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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