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9502898
编辑推荐
本书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理事傅梦孜研究员呕心力作。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进行的探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融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历史学等学科于一体、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著作。
本书选择“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宏大倡议，其漫长的建设过程将是十分复杂的，沿途遇到的世情、域情、国情各不相同，对其建设过程必然会发生难以精准预测的影响。本书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进行的探索，不仅能推动该课题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选择“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宏大倡议，其漫长的建设过程将是十分复杂的，沿途遇到的世情、域情、国情各不相同，对其建设过程必然会发生难以精准预测的影响。本书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进行的探索，不仅能推动该课题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 录
第一章丝绸之路源起、演变的历史映像1
第一节相关概念溯源1
一、作为标志性交易媒介的丝绸2
二、古代丝绸之路5
三、古代西域及其地理范围11
第二节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14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端14
二、古代丝绸之路主要路线19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性26
第三节丝绸之路断续的历史时空背景27
一、古代丝绸之路开通的背景27
二、古代丝绸之路被中断的缘由32
第一节相关概念溯源1
一、作为标志性交易媒介的丝绸2
二、古代丝绸之路5
三、古代西域及其地理范围11
第二节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14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端14
二、古代丝绸之路主要路线19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性26
第三节丝绸之路断续的历史时空背景27
一、古代丝绸之路开通的背景27
二、古代丝绸之路被中断的缘由32
第二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历史的必然38
第一节“一带一路”的框架构建38
一、倡议的提出39
二、内涵及处延41
三、六大走廊43
四、海上通道50
第二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现实性54
一、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延续54
二、中国日益扩大的实力与辐射力57
三、区域、内外平衡发展的巨大潜力60
四、新型全球化呈现新动力62
第三节案例比较：“一带一路”与新丝路计划65
第三章“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内生动力69
第一节超大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69
一、规模经济优势69
二、超大规模经济的形成71
三、超大规模经济必然产生外溢效应73
四、产能外溢：空间与限度76
第二节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应79
一、价值链79
二、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80
三、中国攀升价值链形成全球联动83
第三节通道适切性与区位导向91
一、地缘经济需求91
二、走廊的适切性94
三、通道辐射型的区位导向99
第四节基础设施短缺与建设的长程性106
一、基础设施效用107
二、基础设施短缺116
三、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性119
第四章“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适应与磨合123
第一节国际政治经济影响123
一、理念建立的初始124
二、政经溢出效应126
第二节国际政治语境变迁130
一、美国态度的变化130
二、日本态度的调整137
三、西方政治语境的反复性142
第三节政治期望、顾虑与制约149
一、选举政治的期望与局限149
二、领土主权争执与安全顾虑153
三、对路线替代与货运分流的担忧162
四、非政府组织介入167
五、共建伙伴缺失的制约170
六、投融资约束173
第四节合作潜力与可能的冲突177
一、战略对接与对冲177
二、利益平衡与冲突188
三、相互依存与过度依赖189
第五章“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风险评估194
第一节风险与建设特征194
一、风险认知194
二、项目特性196
第二节总体性风险198
一、战略性风险198
二、整体性与长远性风险：民族因素视角201
第三节具体风险与评估203
一、政治层面203
二、经济层面205
三、安全层面210
四、社会层面212
五、外交层面214
六、实施层面215
第四节风险演变与管理216
一、风险演变217
二、风险的可控性220
三、风控能力与风险观221
第六章对持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224
第一节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关注点224
一、“先手”与“急所”225
二、主方向与主骨干226
三、节奏与展开231
第二节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建议233
一、建立一种内需扩大的经济233
二、做好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234
三、通道建设与产能合作并进235
四、与第三方共建236
五、保障重点工程236
六、投融资跟进与风险对冲237
七、推动建立司法仲裁机制239
八、维护海外利益242
九、保持对话持久性244
十、维护双边、多边机制244
第七章结论246
一、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将出现嬗变246
二、超越历史：中国寻求新的认同249
三、确定与变化的未来251
四、基本结论254
余论五年历程波澜壮阔258
参考文献263
一、中文文献263
二、英文文献276
附：近年发表的科研成果288
后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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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丝绸之路源起、演变的历史映像
大漠戈壁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后汉书·西域传》）。汪洋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南京宝船遗址公园郑和碑碑文）。这是古代文献对陆海丝绸之路曾所呈现盛况的恢宏描述。古代丝绸之路是联通亚欧等地的贸易路线，开启了中国与域外以及更广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序幕与进程。丝绸之路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作为一种久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亚欧大陆各国人民的交往影响十分深远。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倡议以后，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历史进行再考察，有助于今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一节相关概念溯源“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包括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它源于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尽管“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但与更为久远即已出现的丝绸贸易紧密相关。 一、作为标志性交易媒介的丝绸顾名思义，丝绸之路与丝绸直接相关。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作为一种纺织品，这一产品符号对中国与域外、亚欧大陆各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是如此源远流长，以至于其他任何一种产品可能都难以与之类比。在古代，这种以桑蚕丝为主、也包括少量柞蚕丝和木薯蚕丝为主织造的纺织品，发明、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历史传说中，被誉为中华民族之母的黄帝元妃嫘祖（公元前2550年）被视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蚕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傅恒等监修：《历代通鉴辑览》（第一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68年1月第1版，第7页。。丝绸之于中国，远古时期即成为国家商品之骄傲。正可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闪耀出了丝绸的光芒”。有学者称，“丝绸比中国四大发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对人类的贡献又绝不逊色于四大发明”。《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编：《丝绸史话》，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3页。在有文字记录之前，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成为“说明蚕桑丝绸的可靠依据”。大量考古发现，呈现出先前蚕桑丝绸的一些痕迹。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缫丝了。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纺织工具。1926年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考古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一个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半枚被刀子切割过的蚕茧。半枚蚕茧的出现，一时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日本考古学者对这半枚蚕茧经过“野生”“家养”之辨后，最终还是承认它的“家养”性质。这半枚蚕茧成为当时能借以证明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唯一实物凭证”。由于同时还出土了纺轮，人们推断当时已经开始养蚕、缫丝、织绸。因此，“这半枚蚕茧的出土，使中国是丝绸之源的说法获得实证”。刘行光著：《丝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4页。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湖州钱山漾遗址和河南郑州西15千米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丝织品。青台遗址最早由瑞典人TJ阿尔纳（TJArla）于1922年发现，1934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宝均团队对青台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又经过多次发掘，发掘出灰白色和灰褐色丝织物碎片。据称，这是迄今为止“在北方发现的最早的蚕丝织品，尽管已经历5500年历史，但仍具有纤维光泽。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没有丝织品的空白，同时也将中国制造和使用丝织的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李奕仁主编：《神州丝路行：中国蚕桑丝绸历史文化研究札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9页。钱山漾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经过发掘出土过丝带、丝线等丝绸制品，并经研究人员测试推断，测得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50年，即距今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了。此一发现，比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的传说还要早200多年。徐铮、袁宜萍著：《杭州丝绸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4—5页。卫斯所著《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由此明确断定，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人就开始从野生丝蛾制丝，但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瓦莱丽·汉森（Valerie Hansen）在其《丝绸之路新史》中提出，“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其“最可靠的证据是汉字，只有中国人才会把汉字织进布里”。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A New History”，参见张磊译：《丝绸之路新史》（中文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丝绸因其质地手感、光泽图案而备受瞩目。丝绸具有极大的实用性、舒适性，它既属奢侈品、艺术品、礼品，也是实用品。在汉代，丝绸与硬币、粮食一样，曾作为货币支付给军队。由于当时在遥远的交战之地，硬币难以兑换，粮食易腐难以保存长久，丝绸就曾定期作为一种货币使用。如在中亚，丝绸就可以作为货币支付给寺庙的僧侣，或者作为犯戒者缴纳的罚金。丝绸变成了一种与奢侈品一样的国际货币。 Peter Frankopan，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5， p11华夏各民族汇聚交融及国家统合进程，加快了丝绸纺织技术进步与地域传播。《释名》《蚕书》《农经》《蚕织图》《天工开物》等典籍均记录并印证了中国丝绸产业与技术进步。丝绸的品种日益繁多，《十国春秋》等书中记载吴越对中原历朝进贡的贡品中有绫、锦、罗、绢、绮、纱、缟等多种类，每类还可细分，织物各色各样。在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中，丝绸可谓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贸易产品。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丝绸即是自远古时代出现的标志之一。对于丝绸的赞誉，一直与历史相伴随。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由内地沿着丝绸之路的出口商品中，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都没有哪一样能与华美的丝绸相媲美。2000年前，中国的丝绸是世界贸易中最受崇尚、最受欢迎的商品。［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202—203页。《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认定，丝绸“比人们熟知的中国四大发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对人类的贡献又绝不逊色于四大发明”。锦绣丝绸为中国赢得了“丝绸国”的雅誉。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创造，同时也与华夏文化息息相关。《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丝绸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3页。中国丝绸西传至罗马帝国后，在贵族中倍受青睐，因而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各国使者和商旅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中国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繁多，色泽绚丽，曲艺精巧，技艺高超，对西方的丝绸纺织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ius，Publius VMaro）在《田园诗》中曾感叹：奥比亚人的丛林怎么会产生细软的羊毛？塞里斯人（古希腊语称谓的中国人——作者注）怎么会从他们的树叶中抽出纤细的线！参见兰州博物馆“丝绸之路展”，2015年10月调研记录。在中华帝国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丝绸、瓷器、茶和马匹是流通其间的四种大规模交易产品。而“交易链条最长的是丝绸，处于价值顶端的也是丝绸”，丝绸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符号，而且是有生命力的贸易符号”。这甚至就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把中国与域外国家交往的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 冯并著：《“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16页。二、古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存在历史久远，且其路线不断发展演变。但是，其最先表现的只是为实现与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种交通路线，也就是“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道路也最先成为实现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先导，历朝历代为道路拓展付出了持续而艰辛的努力。远古时代，就有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页。、夏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重九山”的记载 司马迁著：《史记·夏本纪第二》，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页。。在秦汉时期，专制主义政权始终把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内容之一，交通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步建立完备的交通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4页。根据中国官方有文字记载、史书中记载的中国与中亚及更远地方的交往包括丝绸贸易，自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大宛之迹，见自张骞”。 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47页。但据考证，以丝绸为标志的东西方贸易则有数千年之久，远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和亚欧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 张国刚：《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8页。认为更早的说法则明确“在4000年前，中国的丝绸便传到了欧洲。” 谭元亨：《海国商道——来自十三商行后裔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251页。因此，丝绸之路也是亚非欧各国人民在长远历史过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条连接几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开发，促进了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许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来到河西地区，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开创了思想活跃、文化发展、艺术繁荣的新局面，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到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及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繁荣。甘肃作为交流纽带和商贸中转站的作用尤显突出，各种文化融会贯通，表现出宽容博大、绚丽清新的风格。佛教艺术自传入河西以来，不断发扬光大，逐渐传播全国。络绎不绝的中外商旅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等传入西方，又将西方的琉璃、珠宝、香料、药材等奇珍异物输入中国。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现出“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亚、印度等地的音乐、舞蹈艺术首先传入新疆和甘肃河西地区。在与本土乐舞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音律优美、舞姿婆娑的“龟兹乐”“西凉乐”等乐舞艺术，它们后来发展成为隋唐宫廷乐舞的基础，并且传到朝鲜、日本等地。参见兰州博物馆“丝绸之路展”，2015年10月调研记录。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但陆上丝绸之路并未中断。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诸国仍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为东西方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工匠、军民的大量往来迁徙，促进了新的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使甘肃凸显出多元文化景观。 同上。丝绸之路历史的辉煌前人已多有记述。驼铃阵阵，羌笛悠悠，丝绸之路跨越无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险阻的山脉，把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罗马文明连接在一起，将古代中国推上国际舞台。丝绸之路既是商贸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唐朝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朝代，丝路文化无不见诸其中，而李白与丝路文化有着比同时代一般诗人更为密切的联系。李白的诗歌即丝路文明互鉴的产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有学者甚至称，从空间维度来说，李白诗歌也是唐代汉民族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多元共进的结果。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并不完全表现在他的诗中，而是烙在他的灵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脉中。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 李浩：《李白与丝路文化》，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5月21日第7版。从这个意义上看，丝绸之路的历史，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友好交往的历史，它向人们揭示：开放接纳，博采众长，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参见兰州博物馆“丝绸之路展”，2015年10月调研记录。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在东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记述。《史记》《后汉书》《新唐书》等均有述及。中国古代对“路”的称谓很多，或称之为道、直道、通道、驰道、孔道，或按方位称为北道、南道，或称为西域水道等。这些名称有的直接与东西方的商贸路线有关。这些路线分别被称为“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盐之路”“琥珀之路”“熏香之路”“茶叶之路”和“草原之路”……无论中外，对此进行记述的史料非常丰富，这些路实质也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构成丝绸之路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但是，近现代意义上对此进行的学术与理论探讨却历史性罕见地落后。它之所以只是在百多年前被西方学者冠以“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后才得以名扬世界，原因是复杂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轻商的思想与行为惯性、近代中国的保守与落后，加之西方中心主义视域局限等，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时期以后，权丧国辱，无力向世界传播华夏文明之历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术等与学科领先性的发展，“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提出后，经西方的传播才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西方学者一般不情愿承认亚欧大陆中央地带创造的辉煌，不过，对有关历史记载与遗存产生的兴趣，刺激了西方冒险家或以地理考察为名、或以亚洲国家如印度政府代表身份对广无人烟的中国西北部地区的考察，其中不乏对文物的掠夺与毁损。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柏林大学校长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国探险热的最前列者，也是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人。19世纪中后期，他多次到中国考察，足迹遍及中国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他从亲身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中国的北方曾有一条交通大动脉。1884年在五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1882年德国柏林） Daniel C Waugh：“Richthofens ‘Silk Road’：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Vol5，No1(Summer 2007)， p4，他提及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存在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明确把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为“丝绸之路”。不过，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这个词时相当谨慎。在他的概念里，“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欧亚的贸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欧亚交通道路。 《环球人物》杂志编，吕文利撰：《丝路记忆：“一带一路”历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第288页。其后，另一……
大漠戈壁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后汉书·西域传》）。汪洋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南京宝船遗址公园郑和碑碑文）。这是古代文献对陆海丝绸之路曾所呈现盛况的恢宏描述。古代丝绸之路是联通亚欧等地的贸易路线，开启了中国与域外以及更广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序幕与进程。丝绸之路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作为一种久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亚欧大陆各国人民的交往影响十分深远。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倡议以后，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历史进行再考察，有助于今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一节相关概念溯源“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包括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它源于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尽管“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但与更为久远即已出现的丝绸贸易紧密相关。 一、作为标志性交易媒介的丝绸顾名思义，丝绸之路与丝绸直接相关。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作为一种纺织品，这一产品符号对中国与域外、亚欧大陆各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是如此源远流长，以至于其他任何一种产品可能都难以与之类比。在古代，这种以桑蚕丝为主、也包括少量柞蚕丝和木薯蚕丝为主织造的纺织品，发明、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历史传说中，被誉为中华民族之母的黄帝元妃嫘祖（公元前2550年）被视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蚕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傅恒等监修：《历代通鉴辑览》（第一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68年1月第1版，第7页。。丝绸之于中国，远古时期即成为国家商品之骄傲。正可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闪耀出了丝绸的光芒”。有学者称，“丝绸比中国四大发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对人类的贡献又绝不逊色于四大发明”。《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编：《丝绸史话》，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3页。在有文字记录之前，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成为“说明蚕桑丝绸的可靠依据”。大量考古发现，呈现出先前蚕桑丝绸的一些痕迹。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缫丝了。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纺织工具。1926年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考古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一个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半枚被刀子切割过的蚕茧。半枚蚕茧的出现，一时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日本考古学者对这半枚蚕茧经过“野生”“家养”之辨后，最终还是承认它的“家养”性质。这半枚蚕茧成为当时能借以证明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唯一实物凭证”。由于同时还出土了纺轮，人们推断当时已经开始养蚕、缫丝、织绸。因此，“这半枚蚕茧的出土，使中国是丝绸之源的说法获得实证”。刘行光著：《丝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4页。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湖州钱山漾遗址和河南郑州西15千米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丝织品。青台遗址最早由瑞典人TJ阿尔纳（TJArla）于1922年发现，1934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宝均团队对青台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又经过多次发掘，发掘出灰白色和灰褐色丝织物碎片。据称，这是迄今为止“在北方发现的最早的蚕丝织品，尽管已经历5500年历史，但仍具有纤维光泽。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没有丝织品的空白，同时也将中国制造和使用丝织的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李奕仁主编：《神州丝路行：中国蚕桑丝绸历史文化研究札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9页。钱山漾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经过发掘出土过丝带、丝线等丝绸制品，并经研究人员测试推断，测得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50年，即距今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了。此一发现，比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的传说还要早200多年。徐铮、袁宜萍著：《杭州丝绸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4—5页。卫斯所著《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由此明确断定，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人就开始从野生丝蛾制丝，但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瓦莱丽·汉森（Valerie Hansen）在其《丝绸之路新史》中提出，“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其“最可靠的证据是汉字，只有中国人才会把汉字织进布里”。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A New History”，参见张磊译：《丝绸之路新史》（中文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丝绸因其质地手感、光泽图案而备受瞩目。丝绸具有极大的实用性、舒适性，它既属奢侈品、艺术品、礼品，也是实用品。在汉代，丝绸与硬币、粮食一样，曾作为货币支付给军队。由于当时在遥远的交战之地，硬币难以兑换，粮食易腐难以保存长久，丝绸就曾定期作为一种货币使用。如在中亚，丝绸就可以作为货币支付给寺庙的僧侣，或者作为犯戒者缴纳的罚金。丝绸变成了一种与奢侈品一样的国际货币。 Peter Frankopan，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5， p11华夏各民族汇聚交融及国家统合进程，加快了丝绸纺织技术进步与地域传播。《释名》《蚕书》《农经》《蚕织图》《天工开物》等典籍均记录并印证了中国丝绸产业与技术进步。丝绸的品种日益繁多，《十国春秋》等书中记载吴越对中原历朝进贡的贡品中有绫、锦、罗、绢、绮、纱、缟等多种类，每类还可细分，织物各色各样。在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中，丝绸可谓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贸易产品。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丝绸即是自远古时代出现的标志之一。对于丝绸的赞誉，一直与历史相伴随。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由内地沿着丝绸之路的出口商品中，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都没有哪一样能与华美的丝绸相媲美。2000年前，中国的丝绸是世界贸易中最受崇尚、最受欢迎的商品。［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202—203页。《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认定，丝绸“比人们熟知的中国四大发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对人类的贡献又绝不逊色于四大发明”。锦绣丝绸为中国赢得了“丝绸国”的雅誉。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创造，同时也与华夏文化息息相关。《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丝绸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3页。中国丝绸西传至罗马帝国后，在贵族中倍受青睐，因而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各国使者和商旅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中国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繁多，色泽绚丽，曲艺精巧，技艺高超，对西方的丝绸纺织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ius，Publius VMaro）在《田园诗》中曾感叹：奥比亚人的丛林怎么会产生细软的羊毛？塞里斯人（古希腊语称谓的中国人——作者注）怎么会从他们的树叶中抽出纤细的线！参见兰州博物馆“丝绸之路展”，2015年10月调研记录。在中华帝国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丝绸、瓷器、茶和马匹是流通其间的四种大规模交易产品。而“交易链条最长的是丝绸，处于价值顶端的也是丝绸”，丝绸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符号，而且是有生命力的贸易符号”。这甚至就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把中国与域外国家交往的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 冯并著：《“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16页。二、古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存在历史久远，且其路线不断发展演变。但是，其最先表现的只是为实现与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种交通路线，也就是“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道路也最先成为实现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先导，历朝历代为道路拓展付出了持续而艰辛的努力。远古时代，就有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页。、夏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重九山”的记载 司马迁著：《史记·夏本纪第二》，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页。。在秦汉时期，专制主义政权始终把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内容之一，交通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步建立完备的交通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4页。根据中国官方有文字记载、史书中记载的中国与中亚及更远地方的交往包括丝绸贸易，自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大宛之迹，见自张骞”。 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47页。但据考证，以丝绸为标志的东西方贸易则有数千年之久，远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和亚欧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 张国刚：《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8页。认为更早的说法则明确“在4000年前，中国的丝绸便传到了欧洲。” 谭元亨：《海国商道——来自十三商行后裔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251页。因此，丝绸之路也是亚非欧各国人民在长远历史过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条连接几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开发，促进了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许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来到河西地区，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开创了思想活跃、文化发展、艺术繁荣的新局面，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到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及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繁荣。甘肃作为交流纽带和商贸中转站的作用尤显突出，各种文化融会贯通，表现出宽容博大、绚丽清新的风格。佛教艺术自传入河西以来，不断发扬光大，逐渐传播全国。络绎不绝的中外商旅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等传入西方，又将西方的琉璃、珠宝、香料、药材等奇珍异物输入中国。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现出“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亚、印度等地的音乐、舞蹈艺术首先传入新疆和甘肃河西地区。在与本土乐舞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音律优美、舞姿婆娑的“龟兹乐”“西凉乐”等乐舞艺术，它们后来发展成为隋唐宫廷乐舞的基础，并且传到朝鲜、日本等地。参见兰州博物馆“丝绸之路展”，2015年10月调研记录。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但陆上丝绸之路并未中断。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诸国仍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为东西方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工匠、军民的大量往来迁徙，促进了新的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使甘肃凸显出多元文化景观。 同上。丝绸之路历史的辉煌前人已多有记述。驼铃阵阵，羌笛悠悠，丝绸之路跨越无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险阻的山脉，把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罗马文明连接在一起，将古代中国推上国际舞台。丝绸之路既是商贸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唐朝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朝代，丝路文化无不见诸其中，而李白与丝路文化有着比同时代一般诗人更为密切的联系。李白的诗歌即丝路文明互鉴的产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有学者甚至称，从空间维度来说，李白诗歌也是唐代汉民族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多元共进的结果。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并不完全表现在他的诗中，而是烙在他的灵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脉中。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 李浩：《李白与丝路文化》，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5月21日第7版。从这个意义上看，丝绸之路的历史，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友好交往的历史，它向人们揭示：开放接纳，博采众长，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参见兰州博物馆“丝绸之路展”，2015年10月调研记录。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在东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记述。《史记》《后汉书》《新唐书》等均有述及。中国古代对“路”的称谓很多，或称之为道、直道、通道、驰道、孔道，或按方位称为北道、南道，或称为西域水道等。这些名称有的直接与东西方的商贸路线有关。这些路线分别被称为“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盐之路”“琥珀之路”“熏香之路”“茶叶之路”和“草原之路”……无论中外，对此进行记述的史料非常丰富，这些路实质也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构成丝绸之路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但是，近现代意义上对此进行的学术与理论探讨却历史性罕见地落后。它之所以只是在百多年前被西方学者冠以“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后才得以名扬世界，原因是复杂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轻商的思想与行为惯性、近代中国的保守与落后，加之西方中心主义视域局限等，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时期以后，权丧国辱，无力向世界传播华夏文明之历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术等与学科领先性的发展，“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提出后，经西方的传播才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西方学者一般不情愿承认亚欧大陆中央地带创造的辉煌，不过，对有关历史记载与遗存产生的兴趣，刺激了西方冒险家或以地理考察为名、或以亚洲国家如印度政府代表身份对广无人烟的中国西北部地区的考察，其中不乏对文物的掠夺与毁损。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柏林大学校长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国探险热的最前列者，也是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人。19世纪中后期，他多次到中国考察，足迹遍及中国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他从亲身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中国的北方曾有一条交通大动脉。1884年在五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1882年德国柏林） Daniel C Waugh：“Richthofens ‘Silk Road’：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Vol5，No1(Summer 2007)， p4，他提及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存在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明确把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为“丝绸之路”。不过，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这个词时相当谨慎。在他的概念里，“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欧亚的贸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欧亚交通道路。 《环球人物》杂志编，吕文利撰：《丝路记忆：“一带一路”历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第288页。其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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