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空

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请读周游的《男人的天空》，告诉你如何独辟蹊径的瓦解历史！ 

本书别具匠心地选取了42位历史人物进行评析，把哲理和现实生活血肉一体地融合起来，把自然、人物和政治思想、社会组织联系起来，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复活了真实的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表达他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物的见解和思考，在解读其幸与不幸的遭遇时，描写丰富而深刻，准确而到位。文史结合，化成了一道道韵味隽永的人文风景。阅读此书，可以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周游，本名仁忠。江苏高邮人。已经出版《孔子的绯闻——中国历史名人再解读》、《佛教圣地游》、《扬州记忆》等五部文学作品集，曾获《人民文学》全国征文奖、汪曾祺文学奖。

 序

 生命的追询  

 颜斶的骨气

 委屈的廉颇

 黄歇的教训

 易老的冯唐

 难封的李广

 周瑜的风姿

 失据的公路

 曹植的哀怨

 高旷的嵇康

 放诞的阮籍

 洒脱的刘伶

 无辜的鹪鹩

 钟繇的才干

 恶劣的钟会

 羊祜的丰碑

 回头的浪子

 忠直的笔公

 鲠正的蔡撙

 功狗的悲剧

 忠实的走狗

 狂吠的下场

 杨素的厉害

 苏威的舞蹈

 永远的人镜

 李白的月亮

 丑恶的卢杞

 飘零的菊花

 伶人的玩偶

 击磬的苦衷

 东坡的超然

 秦观的悲情

 柳永的秋天

 包公的真相

 蔡京的悔恨

 潇洒的高珩

 邱璐的品格

 真实的李卫

 倒和的推手

 八怪的素描

 病夫的谴责

 永远的厨师

 

生命的追询

一

又是端午。

两千年前的风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

屈原在汨罗江畔趻踔而行吟着《天问》，从容不迫而气势如虹，那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那部悲怆的史册上。

其实，屈原无意去作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楚王同宗，社会为他准备的道路自然是从政，辅佐君王，命运注定他要成为一个政治家。不过，屈原颇有文学天赋。少年时代，他曾创作一首《橘颂》：

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
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原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橘是一种扎根南方水土而不能迁徙的植物，屈原以“受命不迁”颂橘，显然是有所为而发的。春秋战国时期，纵横之风极为盛行，那些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有高官厚禄则留，否则另择其主，朝秦暮楚，纵横，腾说而取富贵，干谒而致卿相。楚国这样的策士不在少数，以致“楚才晋用”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著名有伍子胥出任吴国大夫、范蠡出任越国大夫、文仲出任越国大夫……屈原从小熟谙本国本族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乡土之情和民族观念，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力抗此风。屈原独以幼橘大加赞颂，是很切合自己当时年龄的。由此可见，《橘颂》正是少年屈原的自我写照和人格宣言！

果然，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列传》）。至于屈原究竟是什么时候出仕的，史籍对此一无记载。据笔者推测，也许当在楚怀王九、十年间（公元前320、319年）。当他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被叙及时，虽然还只二十二、三岁，却已担任了地位仅次于国相 (令尹)的“左徒”之官。屈原走上政坛究竟是楚怀王发现的，还是家族推荐的，现在难以得知。许多学者根据楚国的历史惯例和屈氏家族的地位分析认为，屈原从政是家族推荐在前，楚怀王赏识于后。但是从性格来看，屈原也有可能自荐。

检阅历史，我们发现楚怀王当政前期并不像后期那般糊涂，而是一位雄心勃勃、颇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为屈原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字便可概括：美政。美政理想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他在《离骚》的结尾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以说，美政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也贯串在他诗歌中，统率他创作的灵魂。他在诗歌中始终要求楚王体察民生的艰难，了解民心的向背，关心百姓的疾苦。

毋庸置疑，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为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显得那样聪颖明睿、潇洒自如。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于治乱”，富于革新锐气。许多研究者都推测，屈原很可能在此期间促成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这次改革包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光大先祖“功烈”、“及前王之踵武”以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标等内容。而楚怀王，也因急于有所作为，欲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楚国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三十多年后，当屈原徙倚于汨罗江畔，即将怀石自沉而作《惜往日》一诗时，追述起这一段改革生涯，仍不免热情激荡，充满了无限的依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以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正是对屈原深受楚怀王信用，为改革朝政而与楚怀王朝夕密商，君臣相得，法度严明，国势日见振兴景象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项重大决策，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兼并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刘向《新序节士篇》）关于屈原这次使齐的具体时间和内幕，史无明载，但是肯定在左徙任上。

屈原生逢战国后期，此时各国诸侯正进行着一场后的拼搏，统一中国的欲望在各个君王的心中愈发强烈。

秦、楚两国在长期争霸中日渐兴盛起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而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搁浅，国力相对落后。于是，战国纷争的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条根本对立的外交方略，由此在有识见的策士、谋臣中酝酿成熟。一条是秦之张仪提出了的“连横’之略，即以秦为主角，自西而东联合“横”国，逐个击破关东六国，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一条则是魏之公孙衍等提出的“合纵”方略，即自北而南联合“纵”国，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虎狼之国”（《史记苏秦列传》）。按照战国谋士的判断，“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在当时条件下，足以与强秦抗衡的，只有齐国和楚国，因而以齐楚联盟为基础的合纵方略，终将遏制强秦之东进，并导致楚(或齐)之称王天下。现实的严酷则要求楚齐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虎视眈眈的秦国。

然而，楚秦长期和亲。但据《韩非子内储说》透露，秦惠王曾派出许多“侏儒”到楚王身边卧底，暗地勾结楚国贵族，刺探机密，就证明了这一点。倘若楚国长此亲秦而不知变，将自己的命运绑在秦国的战车上，其前途便不堪设想。值得注意是，齐王四年（公元前320年），“迎妇于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齐缔结姻亲关系，可见两国关系之好。可以说，秦、楚、齐三国当时处在十分微妙的“三角恋爱”关系上。秦之所以这样，本就心怀鬼胎，其实是想拉一个打一个，从而各个击破，乃至独霸天下。

屈原当然洞察了这一潜在危险。在任左徒期间，他就力排众议，提出了转变外交方略，与秦断绝外交关系，而与齐国结成联盟的重要主张。如此一来，楚宫上下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除了令尹昭阳、大夫尹昭睢及大将屈匄等朝臣外，大多亲秦的贵族宗臣激烈反对屈原的主张。从后来秦之《诅楚文》透露的消息推测，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很可能还有权势煊赫的楚怀王叔父。他们联合起来向楚怀王施加压力，并将主张联齐的屈原视为仇敌而急欲除去。屈原的处境由此变得岌岌可危了！

好在雄心勃勃的楚怀王是支持屈原的。当反对派气势汹汹进逼楚怀王时，他即以凌厉的手段镇压了一批宗亲大臣，甚至将对抗他的叔父也拘囚起来，打入了“冥室椟棺之中”（《古文苑·秦诅楚文》）。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屈原终于接受楚怀王的委托，东使于齐，签署了联合抗秦的盟约，实现了楚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折。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结成“合纵”的韩、魏、齐、赵、燕、楚六国，共推楚怀王为“从(纵)长”，浩浩荡荡共击西秦。但楚怀王指挥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国迎战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五国军队败走。楚怀王的举棋不定和软弱无力，暴露无遗。尽管这次以楚怀王为首的六国联军被秦军打败了，但是毕竟挫伤了秦国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楚国威望，并且争取了齐国这一为重要的盟国。也就是这次联合攻秦的翌年，秦国打败赵魏两国，齐国战胜韩国，秦、齐逐鹿中原，秦国自然成了楚齐的共同敌人。可以说，楚齐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一度睡卧的楚国雄狮，终于在内政外交的大变革中奋起了。作为楚怀王的重要辅臣，屈原雄心勃勃，准备推行变法，振兴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