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柴静、刘瑜、野夫与马勇对宋石男的文字一致予以好评，态度温婉，见解精微，妙趣横生！独立而专注，以历史照亮现实的路，在这里读懂中国！

　　作者宋石男的多元研究背景和广泛的阅读使得他的思考底蕴深厚，加上他不羁的性格和恣肆的笔法，让整本书锋芒毕露，才情尽显，轻松好读，发人深思！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是新锐专栏作家、青年意见领袖宋石男先生近年文史精选集。全书分鉴史、观人、阅世和读书四部分，聚焦历史上的谣言、打黑、党社、特权、陋规、权力继承、秘密警察、司法迫害、社会控制、刑讯逼供、苦难与尊严等种种主题事件和社会现象，以个人独特的风格予以解析与评说，浸润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轻松可读，予人启迪。

　　历史是一个盒子，藏着无数故事和陷阱，等待我们打开。
　　宋石男貌似恣肆，笔尖却细如银针，有精微刚硬的准确。
　　——《看见》作者柴静
　　宋石男的文字，涉猎甚广，汪洋恣肆，”法老辣，妙趣横生。
　　——《乡关何处》作者野夫
　　宋石男的文字风格中有股邪气，但邪气的底下却往往是中正温婉的道理和态度。
　　——《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
　　历史学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挑战，历史学家除了刻苦爬梳史料，还必须具有超强的想象力。这本书或许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值得期待，值得深化。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

信息黑市 ︳历史中的谣言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

　　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大楚兴，陈胜王。”

　　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令其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

　　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自己编造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民间流传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不是基督徒，而是尼禄。

　　几千年来，谣言不绝如缕。

　　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作出了精彩叙述与分析。

　　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谣言泉涌而出。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

　　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

　　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我们当然不能将曾国藩的胜利归于造谣术，但如果他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其根基就在《讨粤匪檄》一文），可能胜利会来得更晚。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巨大。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

　　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溯源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二十二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无法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学者章立凡所言，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于新军中广传。到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鼎革。

谣言为何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

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

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

　　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八十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

　　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年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年间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前后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也许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

权力继承 ︳宫廷斗争没有正面角色

　　宫廷斗争的本质，是权力斗争，而且是关于最高权力的斗争。

　　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但比好色更可怕——色可以分享，而且有万紫千红，不一定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权力则很难被分享，最高权力尤其不可能被分享，因此，争夺权力的动机又往往演变成杀机。

　　于是，暴力繁育暴力，不义生产不义，所有人的行为模式都被对手形塑，反过来也形塑对手。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对手搞死就是好猫。

　　在绝大多数宫廷斗争中，没有正面角色可言。胜利者染一手失败者的鲜血，失败者则恨自己没能够染一手胜利者的鲜血。

　　康熙朝是清代最隆盛之时期，宫廷斗争却亦是最为激烈。为了传递或继承最高权力，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各人之行为，也充满鬼祟残忍气息，史称“九子夺嫡”。

　　1676年，康熙立二阿哥允礽为太子，谁知道三十多年过去，康熙还不死，太子自己都快成老头了，仍不能即位，心急火燎，乃广结党羽，更经索额图等挑唆，有胁帝让位的阴谋。康熙是雄横之主，立大捕太子党羽，并于1708年废掉允礽，且暂时不立新太子。

　　权力继承出现真空，诸皇子蠢蠢欲动，所谓“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

　　这些人的手段极多极辣，明处争宠，暗中斗狠，以致人人自危。有皇子畏人暗害，每夜各门上锁，其侍卫也怕被杀，将窗棂都用板钉固死。

　　康熙看了又是冒火，又是恐惧，没到一年就恢复了允礽的太子身份，冀图平息各党争斗。谁知再立太子，不但没有解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图谋不轨，日甚一日。三年后，康熙不得不又废黜太子，且于去世前再未立任何太子。

　　其时，“皇八子党”势力最盛，以八阿哥允禩为核心，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为羽翼，一直想干掉允礽。在后者被拘禁时，允禵甚至上奏说：“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暗示可以由他们找刺客去杀允礽，康熙居然未加申斥，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皇四子党”核心人物是雍亲王，也就是后来的清世宗（雍正帝）。他主要依仗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其派系势力较“皇八子党”要弱。但是雍亲王之为人，城府极深，喜怒不定，又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号称自己“不与人结仇，也不与人结党”。在太子初废之时，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为其说话，多次保奏，憨厚得像头功夫熊猫，连精明的康熙都被蒙过，褒奖其为“伟人”。

　　但就是这“伟人”，却扎扎实实地排兵布阵，步步为营，内结京师警卫头领隆科多，外交军中大鳄年羹尧，终于后来居上，一举登基。

　　康熙是否是喝了雍亲王进的参汤而暴毙，而继位诏书又是否为雍亲王伪造或篡改，都是千古谜案，至今争讼不休。

　　世宗即位之初，没有清算“皇八子党”，反而封允禩为亲王。这是一种权术，因他深知，自己的皇位争议太大，合法性尚未完全树立，根基尚未深扎，行事不能太过分。允禩及其家人也深知境况危险，允禩被封亲王时，有人来道贺，他的妻子却说：“何喜之有？不知头落何日！”

　　雍正二年，皇位相对牢靠，世宗就开始酝酿变脸了，发上谕斥允禩素行狡诈，怀挟私心，“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又说：“每事烦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惑乱众心，专欲激朕杀人。”

　　平心而论，雍正这些话，虽有些夸大和诛求，但也部分是事实。允禩及其党人，在雍正即位后也没闲着，诸如参汤故事，乃至更不堪的传说，多半出自他们之口。

　　雍正三年十二月，世宗正式动手清算，拘禁允禩，革去亲王，严行禁锢；四年三月，废允禩、允禟为庶人。跟着又要两人改名字，允禩自己改名为阿其那，允禟为自己改的名字没通过，世宗给改名为塞思黑。八月，塞思黑死于保定，九月，阿其那死于监所。二人均非自然死亡，乃是世宗授意，李纨执行。世宗对屠弟一事，自称“不辩亦不受”。学者孟森忍不住嘲弄说：“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

　　“阿其那”和“塞思黑”两个名字的意思，坊间常解作“狗”和“猪”，其实是错的。凭常情也可知，世宗再酷冷，也不会让两个弟弟改名叫猪狗，毕竟是一个老爸所生，这样做岂不是也羞辱了自己？

　　其实，学者王锺翰对此早有盖棺考定：“阿其那”是“俎上之鱼”，允禩用此来自嘲，也是自哀；“塞思黑”是“讨厌的家伙”，世宗以此泄恨。

　　世宗不但改了允禩、允禟二人的名字，还把他们儿子的名字也一并改了。譬如允禟的八个儿子，被改的名字都跟“塞思黑”呼应：长子为“拂希珲”（下贱的家伙）、次子为“佛楚珲”（行丑事的家伙）、三子为“乌比雅达”（讨厌的东西）、四子为“额依默得”（讨人嫌的东西）、五子为“海拉坎”（可怜虫）、六子为“董奇”（蠢东西）、七子为“杜希贤”（浊物）、八子为“额依浑”（愚昧者）。

　　看来，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不但性命难保，连名字都保不住，这跟“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何其相似。譬如在权斗中失败的刘少奇，死于小黑屋，名字也在各种出版物上被打红叉，更被冠以“工贼”、“叛徒”、“内奸”、“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诸多新名字。

　　以今日眼光视之，依靠宫廷斗争完成的权力更替，全在暗室中进行，遵循的是相当原始的丛林法则，最狠者胜出。其根源在于，宫廷斗争者们所争夺的权力，乃是垄断性的、不可分割的，同时也是没有约束的，因此，斗争者基本没有中间道路和调和余地，“赢者全得，输者全失”。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只能失去一切，无论名誉还是尊严，甚至生命。

　　只有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和平有序的权力更替，而规则、公平和信任是基本前提。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说得不错，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竞争权力的各方都接受民主程序规则，并且信任对手将会公平对待自己——“如果你将政治权力交给你的反对派，他们不会监禁或处死你，而且一旦你所在的一方赢得下次选举，他们将会让出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