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内争实录——文字血泪

 

 

出版者的话
前言
“种豆”的收获——杨恽被腰斩
“《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死
史碑之悲
“平生文字为吾累”——乌台诗案
《车盖亭》诗——蔡确的厄运
诗人皂后——生命在诗祸中凋谢
“罪己”与杀人
文字狱，权奸的武器
朱元璋的“文字学”
波澜迭起的万历文祸
一代思想家的惨遇
鲜血飞溅的《明史辑略》案
血染《南山集》
飘零的大树——年大将军得祸于文字
雍正的“出奇料理”
“独抒己见”的后患
“坚磨生”的血光之灾
疯子逃不脱文字狱的屠刀

历史是人类知识、智慧的积累，是先辈留给后代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故日“读史使人明智”。不过，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要读一部煌煌历史巨著，对许多人来说，不下非常的决心，恐难静心卒读。即便下定决心，恐怕是纵有开头、亦难有结尾。鉴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中国王朝内争实录》丛书。
    我们这套书的出版，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即高雅的学问通俗去作。我们觉得，在学术界有一种不成文的清规戒律，学术高居文雅的殿堂，傲守高不可攀、曲高和寡的自尊，以理性、冷峻为美。这种清高和自尊，我们是很钦佩的。但是，思想和知识是需要传播的，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一代传一代，思想才能成为不朽，知识才能成为永恒。所以我们请专家学者，走下殿堂，靠近民众，在雅和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俗，不是低俗，不是粗俗，更不是媚俗，而是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观点，用清新雅丽的语言、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华采辞章，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再现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并以史为鉴。
    历史是异彩纷呈的，是博大精深的。我们涉足历史，并不能因这几本小书，就奢望趟过历史的每一条河流。经反复论证，征求学者的意见，决定围绕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展开论述。从皇位、相位、宠位、军阀、朋党、忠奸之臣、新旧势力、以及文字狱八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再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多面性，手段和方法的残酷性和阴险性。他们有的为了国家大业，忍辱负重，矢志不二；有的身不由己，莫名其妙地成为牺牲品；有的为了一个权字，朋友可以反目，兄弟可以成仇，甚至刀剑相加，同室操戈。当然历史是复杂的、矛盾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不能以简单的善恶来做终极评判，也不能因其手段的残忍和卑劣，而否定其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不能因其有功于社会，而赞成其手段的残忍和卑劣，而应该历史地、客观地评判。总之，经过作者独具匠心的条分缕析，一条是非、善恶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追览历史的风风雨雨，而且可以了解史学家的观点和其对历史的客观评价；不仅可以追睹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厮杀，而且可以掩卷沉思，得到历史的启迪。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读者朋友的认可和诚恳的批评、指正。

  北魏太武帝时的名臣崔浩，因立史碑事而被太武帝诛杀，这是北朝的一桩著名的文字狱。
    太武帝神麂年间，北魏都城大同郊外，出现了一群规模浩大的碑林。这个碑林可以说是从古以来未有的奇观，上面刻的是宰相崔浩主编的大型当朝史志《国书》30卷，以及崔浩所作的《五经注》。碑林占地方圆百米，甚是壮观，又是建在离京城仅有三里的近郊大道旁边，引来了无数的观众。路过此地的人，无论文化高低，都要到碑林中观赏一番。也有很多人特意从很远的地方来观摩碑林。一时间，这个碑林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
    碑刻在北魏极受重视，到今天魏碑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极有价值的瑰宝，在书法界，魏碑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崔浩本人就是著名书法家，碑文大概是他自己书丹，也不知刻了多少块石碑，总之是用了三百万工，终于建起了这处碑林。
    绅士淑女，都把碑林当作一个景观来览胜，来往行人，都绕着碑林看看碑的内容。碑的内容是北魏当朝国史，而且记载本朝事“备而不典”，巨细皆载，善恶俱收，所以，统治者内部不干不净的事也都在《国书》中记录下来。如果仅是在书中，影响还不至于如此广泛，现在，刻成了规模宏大的碑林，加上崔浩那一手漂亮的字迹，吸引了许多观览的人，碑的内容自然也就不胫而走。
    《国书》所记载的，多是北魏统治者的一些史实，也包括了北魏开国前的一此情况，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族，是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在文化上自然比当时已很发达的汉族要落后许多，有许多陋俗，比如，妻后母，报寡嫂，等等。
    《国书》的这位大主编崔浩，是汉人士族，他是带着正统的儒家文化眼光来编纂北魏国史的，对于鲜卑文化习俗有着或隐或显的鄙夷眼光，《国书》中也记载了北魏统治者的“家丑”秘事。这些东西仅在书中影响还有限，现在刻成石碑，立在通衢大道旁，传扬甚为广远。那些鲜卑贵族本来就对崔浩没有好感，现在，看到史碑上这些“暴扬国恶”的东西十分『贲怒，便对崔浩群起而攻之，以致于酿成了这桩著名的史祸。
    关于崔浩作为汉族士人的代表人物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妨从头介绍一下。
    崔浩，字伯渊，北魏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家族贵盛，乃是北方著名的高门大姓。从魏晋以来，代代都有名臣。
    崔浩的父亲崔宏，在道武帝时，也是肱股重臣，任吏部尚书，封为白马公。死的时候是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年）。病笃之时，明元帝派侍臣问疾，一夜数返。死后丧礼十分隆重，皇帝诏命群臣及附国渠帅都来会葬，亲王以下，都受命拜送。
    崔浩长得白皙纤弱，眉清目秀，如同一个弱柳扶风的美妇人，但此人却是胸有大略，深谙兵机。他从小就好学多思，博览经史，对于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观览。弱冠时就已被任为通直郎，后迁至著作郎。因他书法精湛，道武帝经常让他随侍左右。
    崔浩出身名门，且又才华出众。太原的大士族郭逸便把女儿嫁给他。郭逸的夫人王氏，也是出身于士族之家，她对崔浩极为看重，认为他是个奇才，对这个乘龙陕婿十分满意。崔浩娶郭氏女时间不长，妻子便因病而亡，他的岳母王氏深以为憾，又要把小女儿嫁给崔浩，郭逸和其他亲属都劝阻她，以为这样不好。王氏不听，非要把自己的小女儿又嫁给了崔浩。这桩婚姻本身，便说明了汉族士族之间，以门第互相认同的情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门阀政治，人们的门第观念十分严重，士族与庶族差距甚大，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可以概括这种政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从汉朝开始，便以“九品中正制”论人选官，而士、庶之分是划分品第的重要依据。寒门不可能进入上品，士族也不会流入下品，二者泾渭分明。寒门并非是经济上贫困，士族也未必家私万贯，经济状况不是主要标准。士族主要是那些所谓高门大姓，如王家、谢家。西晋、东晋的政治都是士族垄断。像王导、谢安，都是著名的士族领袖。
    北朝的汉人也深受士庶观念的影响，也同样有士庶之分。如崔、卢、郭、王，这都是北方著名的贵族，他们彼此联姻，互为援结。同时，这些北方士族总是把羡慕的眼光投向南方（东晋、南朝），因为南朝是士族政治的核心，士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北朝的统治者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在文化上远较汉族士族落后，因而北方的士族在心灵深处对北朝统治者并不佩服，在文化上也很鄙夷他们。反过来，北朝统治者及其贵族集团对汉族士族，一方面要利用，另一方面是防范、敌视。尤其是少数民族贵族集团，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对汉族士人多方排挤打击。如北魏的鲜卑贵族，对崔浩等人就是极力倾轧排诋的。
    崔浩本人出身名门高姓，这种士族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与崔家结成姻亲的，也都是北方的大士族，如崔浩的母亲，便是卢谌的孙女。卢谌也出身士族，曾为刘琨的主簿。卢谌是范阳人，范阳卢家，是北方著名的大姓。这些北方的著名士族互为姻缘，声气相应，形成了一个门阀士族集团。他们的正统意识、种族意识都是很深厚的。崔浩也是如此。这种意识有意无意地流露，必然伤害鲜卑贵族的某种自尊感。
    例如，崔家与太原王氏的结亲，崔浩对王慧龙出身的认定，曾引起鲜卑贵族的强烈不满。
    太原王氏是西晋以来的显贵，东晋末年，王慧龙从江南出走，来到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主家的门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有人说，王慧龙并非王家人。崔浩见了王慧龙，见到他的鼻子生得很大，就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王家人在生理上有一个特点，世代都出酒糟鼻（当时叫做“齇”，音渣）。南方把这一家王姓称为“齇王”。崔浩对士族的家史、谱系都相当熟悉（这在当时是一门学问，即所谓“谱学”。王慧龙一经崔浩的“鉴定”，便被证实真是“贵种”）。
    崔浩对王慧龙的赞誉，激怒了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只承认自己是“贵种”，不能容忍其他“贵种”的存在。北魏前期，统治者的民族意识、种族意识相当强烈，皇帝也是如此。于是，鲜卑贵族便抓住这件事到皇帝那里去告他的状，说他贬损鲜卑。太武帝听了大怒，把崔浩叫去训斥了一顿，崔浩吓得出了一头冷汗，连忙跪下，向太武帝承认了错误。
    这是崔浩作为北方士族的代表，和鲜卑贵族之间产生的一次矛盾。这种矛盾并非偶然，而是由来已久的，后来，崔浩因史祸而被杀身，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崔浩为鲜卑贵族所忌恨、排诋，但皇帝对崔浩还是非常器重的，这是因为，崔浩深谙兵法，料事很准，参赞军事，多能取胜；而当皇帝不听崔浩建议时，往往致败。所以，太武帝对他深服其言。
    泰常元年（416年），东晋的将军刘裕进攻姚泓，要沿黄河西上，向北魏求借道，太武帝让群臣商议。大臣们都说：函谷关乃天险，刘裕如何能够西进？扬言伐姚，实际上意图难测。应该先发兵断黄河上流，不让裕军西过。”大家都同意这个计策，太武帝将听此计。P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