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作家雪珥，媒体称其为“历史的拾荒者”，以对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中国那一场改革历史研究出名。本书是“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一“区域卷”。本系列还有，之二：年代卷《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三：人物卷《绝版恭亲王——风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之四：事件卷《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从年代、人物、区域、事件等不同的剖面，重新勾勒描绘了一幅大清改革的路线图，可谓从19世纪到20世纪近代中国大转折的一部断代史，其中风潮迭起，波诡云谲，凝结了太多的中国人的命运。百年前那场改革过程中的创新、突围与纠结、困顿，通过作者极富当下感的笔触，生动如在眼前。丰富的海外资料分析也使本系列独具慧眼，对人事的观察与结论，突破了以往许多陈词滥调。作者也毫不避讳其“以史为鉴”的写作使命，目的在于让历史照进现实，思考当下，如何才能避免改革中的不折腾？改革之难之重之关键在哪里？鉴古而知今日，为今天中国的大改革多层思考，呐喊助威。 

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从一个地域，帝国权力核心边缘的天津切入，再现了晚清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这里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上的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是*前卫的，也是*保守的；这里，是*西化的，也是*抗拒西化的；这里，生产了这个*艘的潜水艇，也烧杀过教堂，大规模破坏过铁路和电线……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政经改革，其深度、广度、力度，前所未有。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后6年，尤其是1909-1911年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1908年，清政府财政收入首次突破白银2亿两的大关，史无前例。1909年，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政务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也是史无前例。但是，它为什么又突然崩溃了呢？

雪珥：本名蒋文胜，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律师资格；中国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目 录本书初版自序帝国的手术 001开 篇 天朝的渡口 011章 帝国的盲肠 023024 _ 曾国藩“剃头”034 _ 直隶廉政风暴044 _ “天津教案”始末055 _ 曾国藩“蹚雷”第二章 首都2.0 版 065066 _ 李鸿章入津076 _ 天津静默升级085 _ 日本人来了092 _ 海河上的星条旗第三章 丁戊奇荒 105106 _ 抗灾总动员117 _ 夺命大火127 _ 盛宣怀下放135 _ “爱国”的鸦片第四章 越轨挤奶 149150 _ 上海滩奶牛159 _ 天津“越轨”168 _ “世博会”搏一把第五章 资本的贞操 177178 _ 大清“比基尼”187 _ 股市风暴198 _ “房奴”富豪206 _ 大盗“首善”胡雪岩第六章 “床”下潜水 231232 _ 李鸿章恋“床”244 _ 潜水艇未挂龙旗第七章 太后转轨 255256 _ 骑着毛驴上北京263 _ 大清“地铁”274 _ 驴拉火车279 _ 醇亲王“开瓶”289 _ 慈禧太后出任“代言人”301 _ 张之洞入瓮311 _ 保卫大东北321 _ 北京通车了尾 声 拜金时代的道德教化 331333 _ 圣训重来348 _ “宣讲”好饭碗代后记 雪珥的晚清 355别 册 他人说 367

总序（作者：皮钧）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到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凯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的宪政并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模式，反而是“集权者的尺码从XXL换成了地方无数小S号”。这个一百多年前改革者面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又认真提出，只能说明需要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在百年前的革命中解决，甚至，很多问题不是革命能够解决的。因此，改革的落脚点一定是问题，离开问题的改革都是臆想。 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对象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筹码阶层”。 古往今来，人们往往把改革的阻力笼统归于体制因素或是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准确，也不科学。因为这样模糊的表达，恰恰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的人，往往断的是毛发！改革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东西，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存在于各个领域，是一些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任何离开人的研究都是歧途。 事实上，改革的对象，是“筹码阶层”。 所谓“筹码阶层”，就是这样一群人：除了被施舍或者占有，他们没有能力生产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种“筹码”，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任意“卖出”自己。他们不是普通的懒汉——懒汉只是好吃懒做，而他们崇尚投机取巧，并且把满足私欲的一切行为也冠以“劳动”这样显贵的名号；他们也不是普通的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只是在占便宜，而他们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付出改革的成本，自己获取改革的利润。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只是看人下注、因人成事。他们不是发展的动力，却自认为是成功的筹码，甚至还要独占胜利的荣光。本质上他们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但平时在人群中却不易被识别和区分，甚至很多事业被葬送的时候，还难以被人察觉。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处！ “筹码阶层”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是创新的敌人，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懒政怠政的主要人群。他们是个人私欲的奴隶，却要摆出历史主人的派头；没有为历史开道的能力，却要享受创造历史的荣光。其实，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深刻洞察。范睢在其著名的《献秦昭王书》中就深刻指出：“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所以昭王罢黜尸位素餐的穰侯而起用一代名相范睢后，史载“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如果不能在改革中摆脱“筹码阶层”的束缚，任何政治进步所赢得的民心都将被挥霍殆尽。我们在雪珥先生的书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阶层”的种种嘴脸。今天所遇到的官僚体制、政商关系、社会板结、文化虚无、奢侈浪费，都能够在百年前清末的改革中看到重重迷影。但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历经百年的变革，也并没有取得对这个阶层改革的实效。 改革的边界 改革是有边界的——底线就是避免“始变终乱”，从而引发革命。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存续”，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二者的目标和手段完全不同。因为“改坏了的改革”而引发革命，这在历史上不在少数。但此中得失是不能在革命中寻找的，只能在改革中寻找。因为革命者并不关心改革者关心的问题，二者立场大相径庭。旧王朝的解体和旧体制的崩塌，并不必然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以新的方式在新体制中继续存在。 改革如马拉松，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够看清其本质。好在中国的历史足够悠久，后人可以跨三代研究（正反合）。如宋代研究唐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衰败的根源，由此把改革的矛头直指“节度使”制度，从而形成“抬文抑武”的体制。结果宋朝倒没有亡于内乱，但因这种“羸弱”的体制使得国力如纸，终竟亡于外患。后人不一定都能看清前朝的问题，真实原因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雪珥先生的改革史之所以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即在于尝试厘清上述问题。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没有找到复兴的道路，却引发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是中国共产党理顺了清末改革者与革命者留下的烂摊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现代性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很多问题，其实 在清末就已经显现。我们现在要解的诸多难题，甚至可以说与百年前是同一套“试卷”，只不过当时很多题目还没有来得及作答。 近代史离今人很近，从情感和认识上更易引起共鸣，殷鉴不远，其意可追。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国内外局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难度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是一个改革大国，“文明早起、政治早熟”，有着极为丰富的改革实践，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加之改革往往与改革者的情怀、命运环环相扣，与国家的盛衰兴亡紧密相连，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独有的道统与意象。加之改革样本丰富，所有的探索对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真正的改革者从来都承认创造的当代性和主动性，并把历史看作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创造性劳动的历史。真正的改革者也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克服了狭隘的、地域的意识，而成为具有世界和历史意识的自觉的人。后人完全可以在前人思考与实践停止的地方继续探索——这是我们出版这套改革史的“初心”。 2017年7月1日晨成于京华三生楼

戴旭（著名战略思想家、中国空军大校）——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雪珥则在历史的彼岸，对着这个摸了170多年石头还没有走过河去的民族大声疾呼：切莫重蹈前朝的覆辙！也许追金逐利的涛声会淹没他子规一般的啼鸣，但浪花碎灭之后，我相信雪珥的赤子之心、睿哲之思，将如灿然的珠贝一样闪耀在岁月的残阳里。 经济学家梁小民（摘自《生活周刊》2011年7月19日）——雪珥文笔通俗、流畅，读他笔下的历史，能像小说一样地把整本书读完，很受启发。 何亮亮（著名媒体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在大家的一贯印象中，清王朝的*后改革是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收场的，充满了荒诞气氛。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 萧三郎（著名媒体人、《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我曾在《中国经营报》上追看雪珥《李鸿章谈心》等专栏，深为雪珥独特的历史写作所吸引。 雪氏的历史写作，近来蜂拥出版，坊间流行，独具特色，个人以为，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一是，重视对原始史料的挖掘以及实证，并累有新见。这与他在海外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文物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也是国内学者写历史文章所少见到的。二是，珍视历史的“古为今用”。写历史文章，有人力图冷静复原当时的气氛和现场，或标榜不带情感的“零度写作”，雪珥显然不属于此类。雪珥先生所聚焦的晚清改革史，其实明眼人很容易看清，雪珥先生之意，目光所看在晚清，心中所思在当下。祝贺雪珥改革史四卷文集出版。希望更多的人从雪珥的历史写作中有所助益。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 李佩钰——我们脚下的石头，其实前人早已经摸过了，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看得清彼岸，并有渡达彼岸的决心、智慧和勇气。身处这样一段历史的乱流里，我们更需要清楚地记得来路，而这恰恰是雪珥文字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