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军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1.在明史热的大环境下，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自然也成为了热门人物。然而由于明初史料混乱，我们至今认识到的朱元璋和明初史事仍旧是不完整的。本书依据朱元璋的侍卫亲兵俞本辑的《皇明纪事录》出发，结合其他明初史料，讲述并探讨明初的一些重要事件，从更具可考证性的角度去折射出一个独特的朱元璋与明初历史，从而近距离地接触到一个更真实的在立业初期的朱元璋和明初的政治生活环境。
  2.本书力求在做到无一字无出处的同时保证了行文的生动，并非老学究式的历史论文或者戏说历史，而是以严谨生动的文笔讲述严肃的历史。对于朱元璋与明初这样一个似乎市面上已经泛滥的题材，本书力求结合运用不为人所熟知但非常重要的史料，从其侍卫亲兵的这一个独特角度折射出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朱元璋与洪武年间的明朝。 

 本书依据曾任朱元璋侍卫亲兵的俞本所辑的《皇明纪事录》出发，结合其他明初史料，讲述并探讨明初的一些重要事件，从更具可考证性的角度去折射出一个独特的朱元璋与明初历史，从而近距离地接触到一个更真实的在立业期的朱元璋和元末明初的政治生活环境。本书的时间线从朱元璋参加濠州红巾军作为开始，以元朝覆灭作为结束。全书把朱元璋的立业作为主线，详细讲述朱元璋是如何扩张势力以及在乱世年间的南征北战历程。本书的前半部着重叙述了朱元璋在数支元末起义军中是如何脱颖而出；后半部分则讲述了朱元璋怎样站稳脚跟，并开始北伐元朝。本书还穿插涉及朱元璋个人的点滴细节，*方位地展示在立业期的朱元璋在政治谋略和个人性情上的演变，从侧面分析他是如何成就了明朝的基业，从而也描绘出了更为立体和更为严谨的朱元璋形象。

  李林楠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多年来其一直致力于明初历史的研究，对于明朝前期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有一定的见解。其本人还曾获得明史专家商传老师的肯定和支持。其出版有《阴影下的大帝：明太宗朱棣》一书。

引言：《纪事录》折射的时代
章 起于定远
第二章 立业江淮
第三章 两线作战
第四章 称王立业
第五章 两个吴王
第六章 大明开国
第七章 北征西讨
第八章 北伐受挫
第九章 全面调整
第十章 洪武暮光
尾声：轶事折射出的朱元璋时代
参考文献

  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之路与明朝洪武年间的历史，向来是一个研究明史的热点领域，相关著作也已经很多了。不过细细看来，其中仍旧存在一些盲点，比如对一些史料的运用。《纪事录》正是这样一部史料，以之为棱镜对朱元璋及明初史事进行折射，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纪事录》全名为《皇明纪事录》，俞本撰。此书如今能够呈现在大家面前，过程其实颇为曲折。《纪事录》早为人所知主要是靠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潘柽章，钱谦益在其著作《国初群雄事略》、《开国功臣事略》和《太祖实录辨证》中多所引用。《开国功臣事略》虽然失传，另两部著作却流传了下来。潘柽章在《国史考异》中也对《纪事录》进行了引用。两人均利用《纪事录》对《明太祖实录》中的曲笔、隐讳、歪曲进行纠正，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然而随着清朝的到来，钱谦益与潘柽章的书成为禁书，加之绛云楼大火焚毁了钱谦益的大量藏书，世间遂认为《纪事录》已经失传。
    至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主要研究东亚历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之一）首次推介了收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中一部名为《明兴野记》的书，认为其地位非常重要。此后，美国学者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又对这本已经被鉴定为《纪事录》的《明兴野记》进行了详细考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Chan Hok-lam）对《明兴野记》全书进行了研究校对，并对作者俞本的生平进行了初步考证，后将《明兴野记》全文校对本，收录于其著作《史林漫识》的附录中，首次将其全文推介给公众。后在本世纪初，北大教授李新峰通过运用元末明初大量史料对《纪事录》进行笺证，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纪事录笺证》，使得后人充分运用这部史料成为了可能。
    《纪事录》的作者俞本，高邮人，生于公元1334年左右，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加入红巾军，效力于朱元璋麾下，曾经作为朱元璋三百六十人警卫部队的一员，被朱元璋称为“曾跟朕小厮”。明朝建立后，俞本得到明军将领韦正的赏识，跟随韦正征战并长期戍守西北，晚年著成《纪事录》两卷，主要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且由于他一开始就没有刊刻的打算，因此无所顾忌，为我们保存下来了许多珍贵史料。
    现存《纪事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记述明朝建立前的亲身经历，下卷主要记述明朝建立后的经历与见闻，上卷较下卷更为详细。有观点认为，《纪事录》上卷较下卷价值更高，因为上卷是所谓“原始史料”，下卷则包含了很多官方宣传与传闻，因此价值不如上卷。这种论点其实不然，下卷固然包含很多官方宣传与民间传闻，但这正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中央政策的认识。同时，下卷中俞本更直接记载了自己在戍守西北时期，对明朝经略西北各种政策的大量见闻与评价，很多记载价值甚高，丝毫不亚于上卷中的“原始史料”。
    不过，有得必有失，由于俞本处于濠州红巾军及此后明军的基层，因此注定了俞本的见闻是有限的。《纪事录》主要详于军事方面，对于朱元璋集团及明朝中央政府的各种人事任命、政策调整则涉及较少。举例来说，俞本保存下了朱元璋集团在早期发展阶段、长期被隐没的二号人物邵荣大量的军功，还有韦正对陕西、宁夏、甘肃地区的大力经略，以及自己与开国功臣邓愈的私下谈话等众多宝贵史料；但对于在朱元璋崛起并终夺取天下，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刘基却几乎毫无涉及，仅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名单中提到了一次“诚意伯刘伯温”由此可见俞本著述的详略情况。
    正是因为俞本的无所顾忌，才使我们能够看到明初的很多珍贵史料，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的严酷、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一个和官方塑造的“圣主”形象完全不同的冷酷、狡诈而又雄才大略的朱元璋。
    但同样，有利就有弊。也正是因为俞本的无所顾忌，他也将很强的个人感情代入到了书中，对于他反感的冯胜、郭子兴等明军将领，他不惜颠倒黑白，对他们大肆诋毁。对于自己的“恩主”韦正、傅友德，他又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为他们虚构功绩，这些问题无疑都会影响到《纪事录》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由于俞本晚年完全依靠个人记忆著史，因此在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上往往颠倒错乱，给人们运用这部史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幸而李新峰在《纪事录笺证》中，对每一条记载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为我们利用这部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当然，正因为上面提到的《纪事录》的局限性，因此想要通过侍卫亲军的视角呈现朱元璋与明初史事，仅仅依靠《纪事录》也是不行的，为此，笔者也依靠了包括《明太祖实录》在内的官方史料乃至元末明初的各种文集，他们的作者很多也是朱元璋的部下、臣子或者过从甚密，将它们与《纪事录》集合起来，能够得到更为宽广的视角。
    总的来说，在如今这样一个关于朱元璋的研究已经颇为泛滥，更有吴晗《朱元璋传》这样重要作品存在的环境下，利用《纪事录》为棱镜，结合经过筛选的其他元末明初可靠史料，一定能够折射出一个虽然不全面，但却很独特，甚至之前没有引起过足够关注的朱元璋与相关的明初史事。

 朱元璋的大军由松门进入鄱阳湖，他或许已经知道此战将会非常激烈，因此对诸将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
    两军相斗勇者胜，陈友谅久围洪都，今闻我师至而退兵迎战，其势必死斗，诸公当尽力，有进无退，剪灭此虏，正在今日！
    除了鼓舞士气，在装备方面，此次朱元璋也做了充分准备：“衣甲、铠仗、旗帜、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及以芦苇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貯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名曰‘没奈何’。”
在军队部署上，徐达、常遇春为前锋，廖永忠、俞通海分别为左、右翼，“余船列帮而进”。为了便于指挥，朱元璋比上次亲征江州时更为严格，规定“昼则视旗帜，夜则视灯笼；远则听信炮，近则听金鼓”。除了朱元璋所乘“美”字船居中，他以翱、翔二船为左、右副，以风斗快船为前导，其余大小船只相继而进，朱元璋方面水军“旌旗蔽日，金鼓震天，帆幔遮水，衣甲耀日，遥列数百里”，深入湖口，进至左蠡。在这里，他们与陈友谅的大军遭遇，双方旋即开战。
    朱元璋见到陈友谅战船首尾相连，知道这种做法不利于大军进退，于是分舟师为十一队（一说为“十二屯”），火器、弓弩依次列阵，要求诸将接近汉军战船后先发射火器，再发射弓弩，后才短兵相接。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正式于康郎山交战。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进兵，“突入虏阵”，双方陷入混战。由于朱元璋方面的战船为白色，陈友谅方面的战船为红色，鄱阳湖上“惟以白、红分两军”。陈友谅方面的战船虽然比朱元璋方面的巨大，但朱元璋方面的战船更为坚固。因此天的战斗一开始，朱元璋方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徐达身先诸将，击败了汉军前军，杀一千五百人，夺取了一艘汉军大船，朱元璋方面军威大振。于是俞通海继续乘风发射火炮，成功焚毁汉军战船二十余艘，“烟焰障天，咫尺不能辨，声震山谷，军浮水面，波浪漂没”。然而，朱元璋方面也损失了七艘战船，指挥韩成、元帅宋贵和兆先等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