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8221
1、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记者、汉学家费正清入门弟子白修德的个人回忆录《追寻历史》的完整译本。
白修得以诚挚的态度、激扬的文字、丰富的事实、深入的剖析，描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2、传奇驻华记者，用新闻连接东西方两大国度，用报道记录中国抗战史诗。白修德对中国的友情，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1939年白修德辗转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白修德接触到了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军高层的几乎所有人物，并因其左派立场而颇受共产党欢迎，在延安被誉为“抗日之友”。他访问延安后写成《中国的惊雷》出版，对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河南大饥荒惨剧中，正是因为白修德的奔走呼吁，才使河南灾民得到国民政府的关注和国际友人的救援。在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中，由国际影星亚德里安•布劳迪塑造的白修德形象，感人至深，即据于此。
3、白修德在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里，见证并记录了20世纪中国、美国、欧洲各国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
他对当时世界的政治形势和历史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积累并保存的一手资料为20世纪世界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4、洞悉政治势态、追寻历史真相，个体与历史的交融、互动，波澜壮阔，汇集成书。
亲历“二战”美国受降仪式；反共高潮中见证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博弈；五十年代中期回到美国后跟踪报道四次总统选举，写出《美国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报道使他获得了1962年普利策奖。白修德称自己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和他所讲的故事，都是20世纪波澜壮阔历史长卷中精彩而动人的篇章。
5、《追寻历史》是美国高校新闻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
从波士顿街头的卖报儿童，到哈佛大学的青年学子，再到世界知名的新闻记者，白修德一生的艰辛和坚守、阅历和成就，他敏锐的新闻视角，深沉的历史感、正义感，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对于今天立志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们依然具有鼓舞和启发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博弈、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竞选和肯尼迪家族的悲剧——美国传奇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还将20世纪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如实书写。作为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驻华传奇记者、费正清入室弟子，白修德对世界政治形势和历史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白修德积累并保存的一手资料更为20世纪世界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大半个20世纪、大半个世界，白修德的经历和文字，泛着独特而有魅力的光彩。个体与历史，在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追寻和探索中，合而为一，遂成传奇。
序 讲故事的人 i
第一部分 波士顿：1915—1938
第一章 回忆练习 3
第二部分 亚洲：1938—1945
观察者 65
第二章 中国：战争与反抗 74
第三章 驻亚记者：事件与名人 118
第四章 史迪威：在垂死的坐骑之上 154
第五章 延安：革命之源 213
第六章 制胜的政治：亚洲 253
第三部分 欧洲：1948—1953
转型中的记者 293
第七章 马歇尔计划：新世界的春天 314
第八章 政治赢家：欧洲 365
第四部分 美国：1954—1963
回家的人 427
第九章 50 年代：暴风雨前夕 450
外界人士 510
第十章 约翰•肯尼迪：打开大门 532
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575
尾声 对外拓展 611
致谢 624
序
讲故事的人
他应该听从那鼓声的指引吗？
那声音告诉他，新一轮大选又将拉开帷幕：游行尚未开始，击鼓的人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练习的鼓声透露出他们紧张的心绪。在美国，几乎没人能抵抗这声音的诱惑，游行队伍集合的过程，正是美国政治活动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20 年来，他追随着这些声音，一遍又一遍往返于美国各地。他循着这些声音，赶赴集会之地，穿梭其中。城镇广场上，漂亮的姑娘们头戴筒状有檐军帽，一边挥舞啦啦队彩球，一边踩着踢踏舞的舞步；大城市里，人们聚集在竞选场所中，高声呼喊。这一切的热闹，将在11 月的某个夜晚，新总统诞生之时，戛然而止。
除战争以外，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美国总统大选更令人激动的了。过去的他，不但为之着迷，还将报道美国大选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不过，随着1975 年的夏日接近尾声，大选步入白热化阶段，他搜集到的故事越来越多，所产生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了。
关于总统的诞生，是否多搜集一个故事，就能了解得更多？在这一场美国政权的移交中，美国人民追寻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但这个新的东西要如何定义呢？这场大选依旧令人兴奋，但却没了过往大选所能赋予其报道的清晰的历史脉络。
他困惑极了，连片刻的豁然开朗都苦寻不到，就像被挡在重重障碍之后。他会从1976 年初选阶段疯狂的游行中抽身而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待上几天，缓一口气。这期间，这间办公室会成为他的窝，就像过去一样。在这里，总有忙不完的琐事，总有待回复的邮件——这些虽然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但，至少以前，他是喜欢的。
而如今，他发觉自己变了，过去最喜欢的历史系学生来信，居然没来由地令他烦躁恼怒。这些学生或年轻，或年长，来信的目的都是询问过去某个时刻，他所亲眼见证的事实：中国的革命，亚洲的胜利，欧洲的复兴，美国政治的转向。通常，这些提问者想知道的是，在他公开发表的内容以外，他还知道些什么。他们追求的是学者们所谓的“论证”，之所以写信给他，就是想要从他这名记者口中，挖出藏在他记忆中和笔记本上的原始材料，以支持那些“论证”。好的记者会将事实组织成“故事”，但好的历史学家会将别人的生活和经历组织成“论证”。不过，一般来说，真正博学之人是不会因一个记者的答复而改变自己的“论证”的，但这些来自历史系学生的信件也无可厚非。而在他重新投入到采访竞选游说活动的工作之前，这位讲故事的人想知道的，是自己对奇闻逸事与细枝末节的旺盛好奇心，是否也致使自己一直以来都忽略了“论证”，也忽略了在美国人民开始自治的这第200 个年头中正上演的这场大选与其背后真相间的联系。
身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他过去一直很喜欢 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征服者》（Conquistador）中的诗句，在这首史诗中，麦克利什借贝尔纳尔•迪亚斯之口说道：“……但是我……我见到了
孟特儒（ Montezúma）；我见到了行军中的西班牙军队，以及他们制服上倾斜缠绕的花纹；掩盖在颜料下的脸；帽子上的羽饰……我们是一切的主宰……”
在麦克利什生活的年代，我们美国人确实曾是一切的主宰。但这些历史系学生中，似乎没有谁正儿八经地关心过图像、声音和味道，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与为完成当下的美国政权移交，以及之后的美国政权国际国内部署而展开的竞选活动毫无关系。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在日本投降的那个周末下了一场怎样的雨，当美军轰炸机低空飞过，太阳在其留下的轰鸣声中露出头来时，日本降军又是怎样一副落汤鸡的模样；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1947 年炙烤欧洲的那场旱灾，不仅促成了马歇尔计划，还提升了当年勃艮第白葡萄酒的甜度，造就了百年来最棒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
陈纳德（ Claire Chennault）将军在昆明开设的妓院与他和史迪威（Stilwell）之间就摧毁日军政策所展开的伟大论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1960 年，在约翰•F. 肯尼迪回到家时，欢腾的波士顿大街上所洋溢的狂热与欢乐，这在当时看来就像是另一场集会，但事实上却不是。
陌生人总喜欢问记者“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期选举阶段，不但令这位讲故事的人心烦意乱，也令他愤怒。
他的愤怒绝大多数源于自己，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他居然未曾为回答这个问题而有片刻停留，未曾为回答这个问题而去深入挖掘。不仅如此，过去在写作中，他总会有那么几分钟文思如泉涌的时刻，仿佛那些文字已经在无意识中组织好了，就那样顺畅地变成了纸上的一个个段落，而现在，这样突如其来、会让他狂喜的灵感出现得越来越少。这一次，他所观察到的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现在所报道的这个美国充斥着奇奇怪怪、模棱两可的形态，他的思维已无法将它们梳理、组织成清晰的故事。没有堆砌起更多可供报道的事实，没有可供调侃的奇闻逸事，没有值得欣然接受的理念，因此错误也无所遁形，显露在他眼前：他旧有的思想已不足以适应眼下他真切见到、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因此，随着这场令他烦躁的大选缓慢推进，他的困惑也越积越多。美国是如何走入它的历史上如此奇怪的一个时期，而他又是如何随着它一起走进这种处境的？旧有的虔诚与新生的技术是如何迈入政治联姻这样诡异的局面的？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他亲眼见证了绝大部分，亲自报道了许许多多；但因记者职业准则的约束，他只能为“客观”而放弃以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它们。
逐渐地，他产生了一种想法：也许回顾过去会比继续报道新的事件更有用处。与继续增加新的观察资料相比，回顾他过去40
年报道生涯中所遗漏的内容，是否真能让他了解得更多？可能，但可能性少得可怜。如果他选择继续报道新一场的竞选游说，观察狂热民众的咆哮与欢呼，听击鼓之声，看弧光灯扫过夜空，然后再以记者的职业角度，追问是谁把投票团体召集到一起，在这群人中为竞选“打前站”，他们是想在这一地区赢得哪些人的选票，他们如何看待美国万象的彼此拼凑与整合，结果又能多了解些什么呢？
不过，回顾过去意味着讲故事的人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先重新认识自己，这之后，他才可以重操旧业，继续给公众撰写一则又一则的政治故事，他希望，当读者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可以将它们串联到一起，露出历史的模样。
现在，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在报道中有些过于追求流行了。年轻时有一阵子，他是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是他那一代人的流行。亚洲爆发战争的那些年，他又对权力和军事着了迷。欧洲重建时期，他又对美国人正直的品行深信不疑。再之后，他的热情回归美国政治活动，开始将其视为一场个人寻找自我身份的冒险。如果历史由人创造，他就要找出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这个想法作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在他脑海中持续了许多年——领导力是人类寻找自我的一场艰难远征，而在这场远征中，领导者会左右他人的生活。
尽管他无法完全摒弃这一旧有思想，但他知道，这个想法已经不足以解释如今的政治现实了。此刻的他意识到，在政治中，个人身份与思想的联系，要远比与自我、本我或周身各腺体的联系来得紧密。每一个伟大的政治身份都是以某一种思想为核心——这一思想是领导者自己过去加在他自身的，被他吸收，先改变了他，然后经由他加诸其他人身上。讲故事的人有些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简单的想法正是多年前还生活在波士顿的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开始了解不同思想的缘起。只是那些童年时代的箴言很早就被他丢弃了。长大的他明白了，掌握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是钱、枪和权。而思想说了算的想法，思想是一切政治起源的想法，在此刻，在他60 岁的时候，又冒了出来，迫使他的思维重回青春期。他一路以来所报道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容器。陆军、海军、预算，以及由它们所控制的竞选组织，都源自塑造它们的思想，或可以由它们传播与强制执行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是戴高乐和莫内，他们的身份都来自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思想，以及他们选择灌输给他人的思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果敢的行为与高洁的品德，他们的创造与历史的发展，均来自他们的头脑而非腺体。
他认为，根据个人身份的来源可以将人类分为两种，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绝大多数普通人都生活在盒子中，如同生活在蜂巢中的蜜蜂一样。这个盒子贴着怎样的标签，是总裁、副总裁、执行副总裁、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工会代表、协会成员、学校老师、警察，是“屠夫、面包师、乞丐、小偷、医生、律师，还是印第安部落酋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盒子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这个盒子就是一种思想。150 年前，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创立了伦敦第一支专职的警察队伍，现如今，无论是伦敦的“波皮们”还是纽约的“警察们”（cops）都生活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所发明的盒子里。耶鲁大学的斯特林（Sterling）教授，以及英国剑桥大学
卡文迪许实验室（ CavendishLaboratory）里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一样也生活在贴有他人思想标签的盒子里。一名飞行员早晨醒来，在前往只有一条跑道的简易机场的路上，他可以怀揣着自己是整个空军最炙手可热的飞行员这一想法——但归根结底，他也只是威廉•米切尔思想下的产物。即使是前往外太空最勇敢的宇航员，也只是拥有了衍生于
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 Robert Hutchings Goddard）火箭学思想的一种身份而已。
在公众认知下的所有普通人，都只是某种思想的俘虏或后裔。在他们一大早出门工作时，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办公室、商店、法院或危险的处境中做些什么。他们或称职、或快乐、或糟糕地做着各自的工作。有时，他们会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或下属职员产生怨恨；但一般情况下，无论你是身处煤矿里，还是坐在某报社的本市新闻编辑室内，这份工作对你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金钱，不如说来自同事间的情谊。而且，你是怎样的人，取决于你做怎样的事，而你所做的事，正是源自他人的思想，无论你知道与否。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或农夫，可以从这个由众多盒子组成的系统中逃脱出来。富人可以逃脱，是因为财富本身可以掩藏或买到身份。而极其富有的人可以成为最大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可以是毕加索的画作、唐朝的马雕塑、珍稀的书籍、邮票、赛马、刺绣、旧钱币或女人。他们可以借此逃避现实。而农夫也可以从其他人的思想束缚中逃脱：农夫可以靠自己的田地自给自足；天气、市场、自己劳作的质量和投入的程度，这些将他与不受思想影响的另外一种原始人类生存条件相连。或者——也许？——就连农夫也无法逃离。毕竟，在白修德出生的年代，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乡村，耕田种地。而如今，只有4% 的美国人还在靠种地生存。必然有某些思想与他们的数量减少有关，这些思想可能来自贾斯汀•莫里尔、莫迪凯•伊齐基尔或《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因此，在竞选活动的间隙，他开始自问：他是谁的思想的产物？他所从事的行业又装在贴着什么标签的盒子里？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讲故事的人知道自己身处一个无法定义的行业，从事信息贩售的活计，是人物、事件、革命、斗争、运动的普及者；明面上是客观的记录者，私底下随大溜。就像吟游诗人出售自己的诗歌一样，他用自己的故事换取关注、掌声和金钱。不过，身处1976 年的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那些故事，才能将它们与历史关联，他已束手无策。他可以像以前一样阅读笔记——但找不到曾经的节奏了。40 年来，他一直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钱、足够的善意、足够的常识，再加上些许的勇气，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现在，在1976 年的大选活动中，他可以察觉到矛盾的滋生，这一发现推翻了他之前的想法，令他无比沮丧。旧的模式再也装不下他的故事了，旧的“记者”盒子也再也装不下他了。不过，他也不想待在名为“历史学家”的盒子里，那会令他很不自在。在他身上，有两种思想激烈地对立着，一种是他想要去相信的，一种是他的报道强加给他的。
要解释他的困惑，就必须回到最初。而即便在最初，一样存在着思想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童年的他住在波士顿，他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大萧条，察觉到了政治给他们家、他的家人带去的恐惧和惊吓，并在一个又一个父母以为他已睡着的夜晚，躲在厨房旁的小卧室里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就是一切的开端。
首先出现的记忆是母亲的哭声，那是某天深夜，因为没钱给就要开学返校的孩子们买鞋，母亲对着父亲哭了起来。之后，父亲回到床上，因为和父亲睡同一张床，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辗转反侧、彻夜无眠，而一旁的他只能努力装睡，让父亲以为自己毫无所知。他还有两个弟弟，也睡在这间卧室里，只是床要更窄一些。母亲和妹妹则睡在另一间卧室里。
他们一家在波士顿无亲无故。除了作为人口统计数字，除了对他们彼此而言，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社会学家有句话，他一直很认同，那就是，萧条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不是饥饿，而是抹杀了穷人的身份。穷人没有工作，他们不过是一具具毫无用处的皮囊，他们没有生存的位置；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会令他们陷入自我否定中：如他父亲一般。
白修德的父亲没能挺过大萧条时期，他去世时，白修德才16 岁，保护母亲与弟弟妹妹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许多年后，他的书开始受人喜爱，但自己的父亲，一个爱书成瘾的人，却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儿子的书摆放在书店的橱窗中，这是他心中莫大的伤痛。过去，他爱父亲，却也恨他，因为在父亲眼里，自己儿子只是个“野”小子，混迹街头，浸染在自己反感的乌七八糟的街头文化中。不过，他也因此变得坚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的故事正是从街头开始的。当一个系统分崩离析，历史总会将崩坏的残渣丢到街头。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有轨电车上卖报纸，每天要工作10 个小时。这可是实打实的10 个小时，从凌晨5 点一直到下午3 点，连吃午餐的时间都没有。其间，他会跳上有轨电车，把自己硬塞进拥挤的乘客中，高喊出当日的头条，然后再换一辆车继续叫卖。如果遇到友善的司机，为他减缓了车速，他就会直接从行驶中的电车内跳下，快速跑回街角，跳上另外一辆电车——一整天，他就这样跳上去，跳下来，跑回来，再跳上另一辆，不断重复。这份繁重而单调的工作不但锻炼了他的肺，也锻炼了他的脑子。
他的老板是个没什么文化但却相当友善的人，“拥有”许多个街角，他工作的这个街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拥有”金属臂章，那是电车公司发放给报童或报童老板的，这些臂章等同于卖报许可证，戴着它们的人才能在电车上售卖报纸。当时的他只是个打工的小男孩，街角和臂章都不属于他；它们属于他的老板。而当时，他对自己的老板是心存感激的。
他在这里学到了重要的东西。只是这期间，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新闻系统中了。他只是个报童，这是个过了气的职业。当时，每份报纸2美分，卖100 份才能赚到两美元——其中他只能分到70 美分。当老板把这个街角交给他管理时，这里每天能卖出约300 份报纸；一年半以后，他选择辞职离开时，这里的日销量已达400 份，有时，当他机灵地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或者有什么历史事件登上了头条，日销量甚至能飙上500 份。这就是他学习了解思想的开始——什么时候得自己编个吸引人的副标题来吆喝，什么时候该让历史发出呐喊。
对波士顿的电车报童来说，叫卖开头都是一样的套路：“出售《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咯！《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买报纸吗？”紧跟着就该抛“卖点”了，而这“卖点”就得各报童自己想了。冬日凌晨5 点的波士顿非常寒冷，他会站在电车司机的电热器旁，读着报纸上能吸引顾客的头条。而最能促进销量的当属波士顿《美国人报》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当时，该报纸是赫斯特报业集团旗下最差的一家。某天下午，《美国人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流产的新闻，报童可以这样吆喝：“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波士顿东发现了27 具婴儿尸体，都泡在一个桶里哟！一个桶泡了27 具婴儿尸体咯！”这样一喊，报纸就能卖得很好。但在来自外界的消息中，还有更能帮这个年轻报童提高销量的东西——历史性的“大事件”。在1933 年的严寒中，美国经济崩溃，历史性的“大事件”出现——罗斯福开始干预经济。那天早晨的叫卖声是：“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罗斯福关闭银行了！所有银行都关门了！快来看咯！”
银行关门的叫卖比婴儿泡在桶里效果更好，报纸也卖得更多。因此，历史非常重要。美国禁酒令的废除让那天的报纸销售额比往常多出了两美元，几乎与银行关门那天卖得一样多。“事件”的具体情形显然是重要的，而他想要“了解内情”；他也确实在机缘巧合下进了这个圈子。波士顿当地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了奖学金；而“拥有”他和那个街角的老板也认为他应该接受那笔奖学金，放弃这份街角的工作，去上大学。
现在，也就是距当时40 多年后的1976 年，他已经在这个新闻（图像、人物、思想）传递系统中待了很久很久，经验老道，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事件包装成“故事”，与此同时，他也深信，如果自己能正确地捕捉到新闻事件，就能正确地捕捉到历史，也正是这一深信，令他难以做回当初那个男孩。那个男孩虽然似懂非懂，但却能突然间抓住能帮自己提高销量的卖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历史性事件。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应该从那个男孩开始讲起，那个得到当地大学奖学金的男孩。而那所当地大学正是哈佛，当时的哈佛正处于荣光最盛的时期。他将在那里开始两种思想——自己的街头思想与新鲜的学院派思想——的磨合。也是在那里，他将开始了解这个行业，也将在老师们的打磨下，被放入那个贴着“报道”标签的老盒子里。在人们心中，记者是出售事实的；学者才是负责解释这些事实的。
不过，老实说，在他的故事中，哈佛大学也不是真正的起点。他对历史的探求起源于他对美国思想如赤子般的爱，这份爱习得并传承自他的家庭。正因如此，他虽然一直努力想将1976 年竞选活动中的经历都包装成可以组成“故事”的“事件”，但那旧有的关于家、街头、学校的思想却不断干扰着他——这个想法就是，美国是所有人类，包括他作为移民的外祖父和父亲，一直以来勇往直前所追寻的目标和承诺。他在世界各地追寻着这个思想留下的痕迹。但如今，他知道，那套旧的思想在如今的故事中毫无意义，或者是这些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 1976 年的竞选活动与过去——他的过去，美国的过去——究竟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慢慢滋长，成了比根据新一轮大选写一本新书更具挑战的任务。要讲清楚这个故事，可能要写一卷、两卷甚至许多卷的书。美国是如何得到权力的？美国是怎样使用它的？历任美国总统是如何从那些被认为是美国“人民”的人群中获取到这股可用于杀戮，也可用于治愈的力量的？
直到下笔的那一刻，他也没能想出，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他唯一确定的只有这个故事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波士顿。
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白修德）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
——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作家、政治评论家）
白修德是一个改革美国新闻的人，同时也是某种程度上改变美国政治的人。
——罗伯特•凯萨（评论家）
观察者
时至今日，想起当初那个羽翼刚刚丰满就离开波士顿的哈佛毕业生，讲故事的人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他就像要举起望远镜看东西，却因拿反了方向，什么都看不清一样。如今回忆起来，讲故事的人所见到的自己，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愣头儿青，拿着一个手提箱，带着一台二手打字机，就打算去环游世界，还准备在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典型的年轻观察者。
这个年轻的观察者多年前就养成了记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这个强迫症似的习惯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从波士顿到中国，他一头扎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走，一边快速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回顾他当时的日记也成了重构这段旅程的唯一方式。
观察者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中长大的：犹太传统，和促使他踏上旅途的新英格兰高校传统。
在他1938 年动身离开波士顿时，犹太传统还是他的第一条件反射。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吃过龙虾、蛤蜊、猪肉、火腿等明显不符合犹太教饮食清规的食物。在与自己导师共进早餐时，他会悄悄将培根挪到蛋边上，藏到烤面包下。在宗教上，他是极端拘谨的犹太教徒，恪守着古老的社会传统。无论是他，还是在哈佛的其他犹太朋友，毕业前都未与女性有过性关系。在古老的犹太教传统中，婚前性行为是严令禁止的；亲吻已是婚前的最大尺度，超过即是犯戒。
他也是个波士顿人。波士顿就业指导中心 贝克法官基金会（ JudgeBaker Foundation）曾对他母亲说过，她儿子聪慧伶俐，天资聪颖，未来最适合做电气工程师。自那时起，源自波士顿的善意就开始动摇他祖传血脉的根基。因为波士顿的善意，他得到了伯勒斯报童助学金，得到了哈佛的各种奖学金，并最终得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如果创立这些机构的人，以及立遗嘱给予这些遗赠物的人，本就想要吸引有前途的年轻人为这个国家服务的话，观察者就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经过他们的培养，观察者最终选择了有别于自己祖辈的道路。
在这段马不停蹄的旅途中，他的日记内容短短几周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起初，他的日记记录的都是个人琐事，内容基本只围绕这三个主题。首先是钱——客车车费、出租车消费、服务员小费、因酒店账单引发的争执。然后是性——他对性产生了丰富的幻想，一路上不断遇到陌生的人，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性幻想。最后是政治——一页又一页，这位业余的政治记者试图将在哈佛历史课上所学的东西套用到自己旅途的所见中。但在1938 年秋至1939 年冬期间所观察到的一切，当时的他并不理解，一切是他后来才想明白的。
他游历欧洲期间的日记都非常简短，对加深理解几乎毫无帮助。他亲眼所见的欧洲与他在报纸、教科书中读到的一模一样。刚刚发生的慕尼黑危机已火速终结，但1938 年10 月的伦敦仍在派发防毒面具，海德公园内还残留着新挖的防空战壕。巴黎美得一如布林顿教授描绘的那般；离开巴黎后，他去了自己祖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巴勒斯坦。
当时，在那片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土地上，生活着大概45 万犹太人。在那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紧张，剑拔弩张。他的哈佛友人
伊曼纽尔•拉贝斯（ Emmanuel Labes）是阿乌卡社团的一员，拉贝斯曾经是哈佛管弦乐队里才华横溢的年轻小提琴手，比他早一年来到巴勒斯坦。那一年的所见震惊了拉贝斯，令他做出了一生的抉择。他在一处定居点住了下来，以种植柑橘为生，丰收时节，他会将柑橘装箱，用马车运走；农活让他小提琴家的双手结满了厚茧，田地里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也让他瘦成了皮包骨头。但拉贝斯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并正为此学习着使用枪支。
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处于过度劳累和过度紧张的状态中，他们挥舞工具，在布满嶙峋乱石的干燥土地上劈砍，开辟能够耕种的田地。他们吃的是去壳谷粒和粗磨面包，学的是蔬菜水果的种植方法，但所有人都秉持着同一个信念，是这个信念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随时可以为了这个信念而战。第一批抵达者率先占据了基布兹外围的山顶，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先占据高地，正如哈里斯上校在指导自己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员时所教的那样。有一天，年轻的政治观察者到乡间散步，走了4英里远，在返回定居点的路上，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愤怒；当地人因他的出现而焦虑，这是他们向他发出的警告。他们可能误以为他是阿拉伯人，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如果一个人上街，一旦遇到阿拉伯人，是会被对方杀掉的。对于这个仇恨的旋涡，英国人选择漠然旁观，英国在这里驻扎了16000 人的卫戍部队，其中，虽然排犹的是极少数，但亲阿拉伯的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滥杀令他们烦恼，但让他们更烦恼的还是聚居在他们帝国这个沉寂角落的不安定因子——犹太人。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直接对这位哈佛观察者说道：“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该死的麻烦。”
在这位观察者看来，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已足够写成一篇可用好几周的报道了——至少在寄到温希普先生手里时，还有新闻价值，能让他考虑把这篇报道印刷到《波士顿环球报》上。事实证明，温希普后来确实买下了白修德的这篇报道，这也是他第一篇有自己署名的登报文章，只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数月之后，他到了香港，这才收到了《波士顿环球报》寄来的剪报和一张8 美元的支票。8 美元对当时的他来说很重要，但那个剪报的意义更大。有了这个剪报，他就算有了凭证，在上海时，就能声称自己是《波士顿环球报》的远东通讯记者，剪报的这一作用是温希普没有料到的。接着，白修德在巴勒斯坦搭上了挪威人（Norwegian）船运公司的货轮“塔恩”（Tarn）号，开始了前往亚洲的旅途。这艘货轮不是直达亚洲的，中途停靠多次，其间的每一段航程都以生动的例子证明了老师曾在课堂中讲述过的所有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知识。从地图上看，这艘货轮停靠的每一个点，都是大英帝国领土的地标。当时的大英帝国正是殖民地最广的全盛时期，不过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苏丹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殖民地行政部门，一定有人对殖民地港口进行了模块化设计；这些港口都有着简单但统一的混凝土码头，通往码头区的单线铁路线，以及码头区内负责装卸货物的起重机。不过，这些码头还是带有各自所在地区的特色的：苏丹的货物是运到非洲，亚丁的货物是运到阿拉伯，锡兰的货物是运给泰米尔人，码头上一起卸货的泰米尔人背上都披散着黑色的长发。锡兰的货物是茶。夜晚的客运码头上，闪烁的蓝色霓虹灯广告牌上写着“锡兰好茶”。新加坡的货物是运到中国。这艘货轮沿途停靠的每一个地方，都属英国管辖。在新加坡时，观察者去了一家邮局，他老老实实地排队寄信，没有注意到自己与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排在一列。突然，一位白人女士将他从队列中拉了出来，严厉地说：“白人直接到队列前面去。”那种感觉就像他过去在美国南部，被抓住坐到了公交车后面一样。这艘货轮所停靠的每一个港口，都围绕在亚洲边缘，在这些地方，白人可以理所当然、昂首阔步地插队到最前面，面对这些，“本地人”选择屈服。
当时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一如教科书中的预测。观察者把上海作为大本营，待了好几个月，并轮番使用自己哈佛谢尔顿奖学金获得者与《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其间，他还去过天津和北京；去过日军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都在下午举行，每次军方发言人都会声称在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帝国军队正在肃清残敌。观察者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地博得了日军发言人的好感，并成功说服他，给身为《波士顿环球报》特派记者的自己发放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通行证。在以上海为大本营进行观察活动的头几个月里，他并不是一直留在上海的，他经常搭乘各种陆上交通工具往返于上海和其他地方之间。
上海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30 年代，许多美国记者都厌倦了在美国的报道工作，他们被口口相传的巴黎故事或上海故事所吸引。在这两个城市，英语报社会雇用不知名且居无定所的新闻人，比如
艾瑞克•赛佛瑞德（ Eric Sevareid）或埃德加•斯诺。因此，许许多多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都进了上海唯一的三家英语报社，赚取微薄的辛苦钱。
观察者有时会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看看；有时会宅在自己位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的房间内，咚咚咚地埋首打字；有时会硬挤进并不欢迎他的办公室，寻求记者、作者、文书、勤杂员的工作。不过，在位于中国边缘的上海待了两个月后，他就知道，回波士顿当教授已经不是他想要的了，他想要留在中国。这是一座充斥着怪物与传教士，光与笑，恶棍与花园的城市，他或走，或搭乘公交，或者奢侈一把，坐坐黄包车，在城内四处游走，四处观察，发现了它的某些独一无二之处。在这个被白人统治的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绝望之深，是会令波士顿穷孩子都觉得匪夷所思的，而其上层阶级寻欢之堕落，则是会令波士顿精英阶层都觉不可思议的。
1843 年，英国在上海建立了通商口岸。1939 年，上海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城市，但实际上连城市都算不上。300 万中国人生活在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管辖之下，说白了，就是生活在英、美、日领事当局的管辖之下。邻近的法租界则由傲慢的法国人独立管辖。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人权，他们的法律、法庭、警察都是远隔重洋的异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上海是个开放的城市——卡巴莱歌舞表演、鸦片烟馆、妓院、血巷、码头区、流氓，什么都有。观察者去过妓院，但从未碰过女人。夜里，他会和其他无业的新闻记者喝酒。这座城市带有伤痛，他强烈感受到了这股针刺般的痛楚；因此，在1972 年以前，留在观察者记忆中的上海都是带有痛楚的罪恶之城。后来，观察者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再度来到这座城市，这时的他才意识到，旧上海的魅力并非源自它灰褐色的建筑，著名外滩的庞大建筑群以及空中轮廓线，而是源自那消失已久的骄奢淫逸与无言悲伤的鲜明对比。
观察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第一次想要停止观察的那一天。那一天他都在参观上海工厂。当时根本没人关心中国工人，尤其是中国的富人们；作为城市最高统治者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自身道德上的某种本能驱使，还是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台了一套名义上的工厂检验系统。丹麦人克里斯•波耶森（ Chris Bojessen）是一个年轻的检验员，他痛恨自己的工作，这份工作丝毫调动不起他的热情。波耶森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因此亲自带这个年轻的政治观察者走了一遍他一天的工作流程，希望白修德可以就此写一篇报道。
他们一起参观工厂，在一家玻璃热水瓶工厂中，他发现工人都是10岁、11 岁的小男孩；他们穿着木底鞋，沉重的步子踩在破碎的玻璃瓶上，这些玻璃碎片会被他们倒进大缸中，融化再利用。接着，他们去了一家纺织厂，波耶森用足尖指了指水道旁的工厂垃圾堆，里面丢着捆竹席，竹席中裹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女孩生前在这里做工；每晚都会有两三捆这样的竹席，被一起丢到垃圾堆里。下一站是一家缫丝厂，厂内温度非常高，做工的都是六七岁的小女孩，她们的任务就是整日站在水缸边，缸内是蒸汽腾腾的开水，用来分解蚕茧的；她们必须把蚕茧上脱离下的丝线从水中捞出，挂到小钩上。这份工作很简单，任何孩子都能做，但是，当波耶森带观察者经过这条生产线，并将小女工的手从水缸中缓缓拉出时，观察者才发现，她们的每一只手，手掌连接手指的关节都在腐烂中。她们的皮肤上满是水泡，皮开肉绽，湿疹处已经化脓。波耶森说，这些孩子是从农村买来的，都活不久；她们的结局会像纺织厂里的小女工一样，被裹在竹席中，像垃圾一样运走。观察者认为这件事足以写一篇报道，但写好后并没人买账，就连《波士顿环球报》都拒绝采用他的这篇报道。
这时的观察者动摇了，不想再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观察者，根据其日记记载，此刻的他决定要以革命者、游击队队员、鼓动者或其他随便什么身份，亲自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在上海的短短几个月中，他见到的最激进的团体是由一群
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te）组成的，成员都是白人，异乡来的漂泊者；他几乎是刚加入就被他们踢了出来；这个团体中最令观察者钦佩的那人告诉他：“怀特，别装了，你就是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此路不通，他又换了一条——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事件无疑是日本对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动的战争。蒋介石政府所在地位于中国内陆，深藏在群山峡谷之后，与上海一西一东，相距甚远。这场战争与西班牙反佛朗哥叛乱之战一样，都属于反法西斯阵线的组成部分。观察者与蒋介石政府代表取得了联系，主动提出要帮助蒋介石政府。但他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无法在上海久留。按照原计划他应该返回波士顿，但他想要先看看中国腹地是怎样的情况。
观察者买了从上海到河内的英国客轮船票。他计划从河内搭乘法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前往昆明；到昆明后，也许能找到去山城重庆的办法。重庆正是蒋介石的藏身之地。到重庆后，他无法久留，必须赶在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花光前，尽快返回波士顿。
他买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二等舱船票离开上海，同船的有一些英国未授衔官员的妻子们，她们乘船从大英帝国的一个边远基地，沿着帝国领土的边缘，前往另一个边远基地。船上没有三等舱：只有苦力舱，所谓的苦力舱就是睡甲板。但他很开心能住在二等舱，与那些朴实无华的富态英国妇人成为旅伴。他喜欢她们的原因很简单，她们恨希特勒。其中一位军人之妻说：“他就是个政治激进分子。”她的政治主张不明确，但对自己的国家百分之百忠诚。她们热爱英国。“我们热爱自己的国王和王后，热爱我们国家的王室。”另一人解释道，仿佛在坚称自己对上帝虔诚的宗教信仰一样。坚定的妇人，有着不可动摇的忠诚，加深了观察者对英国的喜爱，这份喜爱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英国亲自终结了它。是这些单纯妇人的丈夫成就了英国的伟大，但此时的英国人却开始瞧不起这些女性，在观察者看来，这样的英国已经不再伟大了。
在前往河内途中的某个下午，观察者所乘船只停靠在了香港；隔天早上，他下了船，去寻找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的香港就业市场。在他漫无目的地走 进中华民国情报部（ Chinese Republic’s Information Service）办事处时，时间刚好是11 点，在那里，他见到了之前在上海联系过的蒋介石政府官员。
他们正在等他。他们之前收到的信息一定是过分夸张的。他们以为他是波士顿来的“新闻记者”，曾在哈佛大学修读中文，如今是该大学的研究员，想要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服务，并以相应礼仪接待了他。此前，重庆方面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位澳大利亚新闻记者，他有6 个下属，都是中国人，负责撰写发给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的特写报道。现在，该负责人即将离职。他们问观察者是否可以立刻动身前往重庆，到中国内陆去。他们说的“立刻”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后天就走，到时会有一架夜间航班，飞越日本阵线，抵达位于内陆的中国战时首都。他可以吗？
他可以。他立刻返回船上，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因为没有抵达河内，他还找乘务长索要了船票中未使用部分的费用。下船后，他找了一家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前往重庆前他都会住在那里。观察者的日记记录下了他当晚的复杂思绪。他应该成为外国政府的宣传员吗？这样能对反法西斯战争有所帮助吗？这份工作是否会让他永远失去进入美国新闻业的资格？他是否应该先取得美国领事馆的许可？这个选择会把他带向何方？
不过，一整夜的自问并没有任何意义和实际用处。他已经接下了这份工作。飞机起飞之时，也是他正式参与这场战争之时。重庆无疑是日空军的头号攻击目标，去了那里，他就能亲眼看到飞机轰炸的场面了。无论历史怎样发展，打入中国“政府”内部的他都将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
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周五深夜，香港启德机场，他排队登上了一架中国的容克斯（ Junkers）飞机，当轮子在跑道上缓慢滚动起来时，他还以为飞机会直接撞上周围的山峦，紧接着，飞机开始升空，环绕着香港最高点的蓝色、红色、白色灯光被甩在身后。飞机朝着黑暗的中国内陆飞去，那里的夜晚，无人点灯。
他此次航程的目的地是20 世纪的动乱中心之一，而此行将会以他料想不到的速度，迅速斩断他与家乡波士顿、与家人、与哈佛的最后一丝联系。即便是刚刚走出大学，没有见过世面的毕业生，也将震惊于即将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