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164660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感悟
时代潮流中银行业的起落观照
★中国近代金融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中国货币史研究的大家
资耀华与20世纪同龄，从湖南一个山坳中走来，东渡扶桑，又以日本京都帝大毕业生的资历回国，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可算20世纪上半页华资银行中的杰出人物。解放初期曾有重大建言，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同时又在金融学方面多所建树。
目次
第四版前言（资中筠）1
三联版前言（资中筠）3
再版前言（资中筠）8
初版序言（尚明）12
凡人小事八十年
引言3
一告别山村故土5
二东渡扶桑14
三救命恩人23
四良师益友29
五从三高到帝大33
六古都北京的见面礼44
七跨入银行之门50
八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60
九走南闯北筹设分行75
十上海中国征信所80
十一废两改元的是非功过83
十二农业贷款部87
十三赴美深造90
十四重游天津98
十五法币改革的前因后果100
十六邂逅程砚秋106
十七难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108
十八山雨欲来风满楼112
十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讹诈116
二十硝烟笼罩下的货币斗争120
二十一屋漏偏逢连夜雨126
二十二忍气吞声难耐五更寒129
二十三劫后插曲135
二十四混乱的山城138
二十五狼狈而归141
二十六物以稀为贵144
二十七上海述职148
二十八三闯关东150
二十九天外飞来的稀客153
三十选举中的暗斗157
三十一虎口拔牙161
三十二避难路上165
三十三第二次留美见闻168
三十四归心似箭173
三十五贤妻良母177
三十六拨开云雾见青天183
三十七的荣誉190
三十八生意人也关心政治195
三十九盛世修志199
四十十年浩劫从今始204
四十一历经磨难的货币史资料208
四十二忆南汉宸216
四十三九十述怀221
后记227
附录一残缺的追忆
残缺的追忆（资中筠）231
写在父亲的回忆录再版之前（资华筠）280
点滴回忆（资民筠）290
附录二金融文化的启示
天津金融文化浅谈（摘录）（冯承柏）297
“月光如水永流连”（沈建中）300
他从海光中走来（沈建中）319
资耀华：一个金融学家的遗憾（傅国涌）334
振远的足音（陈彩虹）340
先父的回忆录《凡人小事八十年》第四版即将付梓。离初版1993年已有24年，离作者去世（1996年）也已21年。尽管这绝不是一本畅销书，但能够一再重版，说明对于几代读者来说，还有一定的价值。这是一位老人从90岁到92岁自己爬格子一笔一画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人帮忙，甚至读初稿，提意见，或帮助誊抄都没有。我在前几版中已表达了我的愧疚，当时忙于自己的工作，跑来跑去，在京时也只是每星期回家探望一次，而我们姐妹周末回家时，也正是他停笔休息的日子，我竟完全没有关注到他做这件事。而且对这本书的价值，也只是在张罗出第二版时仔细捧读后才真正意识到。但此时父亲早已仙逝，说什么都晚了。除编辑性的错别字或标点外，我无权增改一字。书名为“凡人小事”，其实他前半生的经历是很不平凡的。本书在简单的叙述中包含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实，如果在写作时有人提醒，提问，是可以挖掘出更多丰富的史料的。而我应该是有可能对此有所协助的，但现在已成终天之恨。不论如何，就现在的文本，对于有兴趣了解那一段近代史，特别是金融史的读者还是可以提供不少故事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线索。
此书前详后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情况都一笔带过，或者完全略去。我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对此表示不满和批评。我的理解一方面可能老人到后来精力不济，草草收场；同时也不能排除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思想仍有诸多禁忌。这些，已经无从对证，只能留此遗憾。
这一版比以前增加的新内容是在原来的附录外又收入三篇书评，傅国涌、陈彩虹两位先生的是较早发表的，前几版没有收入。沈建中先生的第二篇《他从海光中走来》是近发表的。沈君早拜访先父，为其摄影，收入世纪之交出版的《世纪肖像》影集。他在银行界工作，对历史有偏好，同时又对金融业是内行，所以对先父的经历和金融思想的价值有我所不及的深刻了解和评价。他近几年用业余的时间，凭一己之力，居然在图书馆档案中查到先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多文章著作，这是他自己从未提起，家人都不知道的。《他从海光中走来》一文就是在查到这些资料后所写，所以有特殊意义。沈君表示有意在繁忙的本业工作之余，尽量拨出时间将新发现的资耀华文章著作整理出来，汇集成书。此事非沈君莫属，我作为后人只有无限感激，并期待其完成。
资中筠
2017年7月
——资中筠
1916年我从湖南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就一心一意想去北京报考所谓“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回家同父亲一谈，他听说每年路费、学费等要花费近300元，坚决不答应。我从秋到冬，从冬到春，说来说去，后父亲提出了三个条件：，不许过洞庭湖；第二，只能在长沙考取公费学堂；第三，考不取公费就回家，不再给旅费。我只好又向母亲（当时已有肺病）要求帮忙。母亲含泪告诉我：“父亲不欢喜你这个儿子，父亲说你是一个不懂事、没有出息的孩子，绝不会允许你去北京，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想来想去，只好转变策略，先满口答应这三个条件，想先飞出这个笼子再想办法。父亲也感觉到我心里不服。不过，他认为他有“杀手锏”，不给你钱，你就飞不到哪儿去。于是给了我40元现大洋，请了一个堂房哥哥替我挑了书籍和铺盖卷。我自己背了个小包袱，拿了把雨伞，就含泪告别了我亲爱的有肺病的母亲。我们步行二十多里，走到淝江镇，再搭小船上耒阳县城。
说也怪！天天想离开这个小山村，可是一旦真要离开这个出生之地，尤其想到此一去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又有些依依不舍了。它有什么可值得留恋呢？这个小山村，在一个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到冲里（当地把山下平原叫做冲里）。据传说，我们祖先本姓朱，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同族有人犯了诛九族的大罪，乃带了一部分族人从河南逃到这个山中隐藏起来，并改为资姓。传到我已是第九代。祖先定下的规矩，每代有个排号，即：一、中、元、孔、孟、卫、国、辅、朝、庭。祖父是国字辈，叫资国高。父亲是辅字辈，叫资昌辅。我是朝字辈，叫资朝琮，正是第九代。据说，从排行字句里，似有反满复明的意思，但也难以为凭。不过这样的深山老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避难安身之所。交通很困难，信息很闭塞，小山村连个名字都没有，村里住有近百户人家，都是同族，没有别姓。冲里人就把它称作“资家坳上”。从山上到冲里，下山号称两三里，上山号称四五里，实际距离本是一样，说明下山容易上山难。村里人过的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生活。男的开荒造梯田，种稻谷，种棉、麻，种蔬菜。女的纺纱织布，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土纺车。但也做不到万事不求人，油、盐、酱、醋要到冲里小卖店去购买，生病吃药，要到冲里小药铺去抓。买肉、买鱼、买杂货还要到十几里的盐沙铺去赶墟。所以每天总是有人下山上山，川流不息。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山里山外跑下跑上，后来就一个人奔上奔下。母亲生病抓药，当然是我的分内事，我也乐于下山去买油盐，打酱醋。尤其我上学以后，常有朋友写信来。这里附近不但没有邮局，也没有邮递员，冲里只有一个邮政代办所，系由一个小杂货店代管。这个小店隔一两天要到淝江镇去购货，顺便把淝江镇邮局信件带回。取来信件后，就放在一个挂在墙上的布袋里，无人看管，若不早去取信，就可能丢失。因此，我常下山去看看有没有信件。有时一天要下山好几次。日久天长，我就锻炼出了走山路如履平地的本领。我现在年已九十多还能健步不用拐杖，这可能与从小走山路有关系。
这个村子四面环山，有时坐在大门口，可以看见对面山上小野兽跑来跑去。村中鸡、鸭、小猪，常被野兽偷吃，所以家家户户都养狗。我家就有大小三只狗。有时半夜稍有响动，一犬吠影，百犬齐鸣，环山回声，四周响应，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好在村里人听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但不管怎样说，我总以为我这个出生之地，还是一块宝地。它有崇山峻岭，郁郁葱葱的森林，有茶树林、桐树林、楠竹林，有松杉、桧柏，村前村后，有几个人合围不拢的古枫树和古樟树，冬暖夏凉，大气清新。一到春末夏初，茶花、桐花盛开，蝴蝶纷飞，蜻蜓乱舞，鸟语花香，蜜蜂成群。尤其是杜鹃花，一旦怒放，满山遍野红似火，蔚为奇观。我走过国内外好多地方，从未看到有这样多而茂盛的杜鹃花。山上绿草平铺，野花种类繁多，我也曾在山上放过牛群，睡卧温软草地，仰望蓝天，清风徐来，阵阵花香，其乐无穷。还有野生草莓，又多又大，又红又甜，任意采吃，至今似乎仍有回味。山前山后，地下蕴藏一种无烟煤，村中有人就以开小煤矿为生。这里的煤质特别好，烧时无烟、无臭，烧完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取暖做饭，花钱不多，非常方便。还可以把煤挑到山后三十多里外的一个水陆码头桃洲镇去卖高价。我父亲年轻时就是挑煤到桃洲镇去卖，积了钱在桃洲镇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兼卖油盐、棉花等，由此起家，又做了小地主。但这个宝地，在我国地图上即使是几千万分之一的详细地图，也没有它的位置。可我后来在日本留学时，在日本图书馆看到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中却看到记载有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的报告。当时一方面对日本人很钦佩，一方面则又触目惊心，深知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是根深蒂固的。
“黄鹂住久混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山上路旁，一草一木好像都在向我点头，留恋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送我的堂房哥哥，已走出了很远，他大声呼喊：“你今天怎么啦？走不动了？平常风一样走得快，今天怎么走不动啦？”他哪里知道我的心事：我只得一步一回头，跟随他下山去。我们经过田心铺、盐沙铺，再翻一座小山坡就下到了淝江镇。
淝江镇，是一个水陆码头，是来往耒阳县城水陆必经之地。镇上商贾、小贩云集，河中帆桅林立。淝江镇就坐落在淝江流入耒水河口的南端，耒水的东岸。河口对面耒水的中央，冲积出一个沙滩，中间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小岛，岛上林木茂盛。清朝时，岛上盖了一个花园式的淝江书院，是准备参加会试、殿试的举人、贡生或秀才学习进修之所。由所谓“名士”主持，另设学长、副学长，并聘请主讲。每年除开设官方规定的必修课之外，还定期请学者讲学，内容主要是作八股文，临摹法帖，讲授经书义理。每逢朔望之日，命题考试，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发现出众人才，则上疏，是谓举贤。书院盖得非常讲究，雕梁画栋，亭台楼阁，环楼四周，都是走廊，内有小花厅，外有大花园，这种排场，充分表现了“唯有读书高”的气概。这样的书院，湖南到处都有，耒阳县城的杜林书院，衡州府的石鼓书院、船山书院，长沙市的岳麓书院等，都是盖在风景宜人便于读书之所。我五岁时，曾进一个私塾开蒙。老师是一个老秀才，入学时先向大成至圣先师之牌位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再向老师行一跪三叩首礼。然后老师即严肃地对大家训示要好好念书，读好了可以考秀才，然后才可以去大书院读书，考举人，考进士。当时，我们在私塾这一群小孩，都是对准考秀才、进书院、考进士这个目标前进的。我从《三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起，到《诗经》《书经》《左传》《易经》。开始是硬记死背，每天点一篇新书，要高声朗诵，读得滚瓜烂熟，第二天清早就站在老师面前背书，背完再点新书，书读多了，就把它分成几段，每天早上先背老书，再背新书。这样死读一年多，到了读诗经后，进行讲解，即学做八股文，又加读闱墨（清代历届科举考取举人进士的八股文选集）。八股文格局极严谨拘束，从破题起，承题、起讲、前比、中比、大比、后比、结尾，我是依样画葫芦。后也就能成篇了。能够成篇就可以考秀才了。可是，正当我们这些小孩天天都在做考秀才梦的时候，突然听到消息说，朝廷要废科举，不考秀才了，要上洋学堂。说是由于甲午之役、庚子之役，国力大衰，列强侵入，朝中有识之士主张维新，开海禁、废科举、兴学校，要用坚甲利兵来对坚甲利兵，因此我们这些学子也就不再做八股而改做论文，不读闱墨而改读《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这个淝江书院，很自然地变成了小学。我就是这个小学的期毕业生。这里初改为小学时，校长、教职员、办事人员都安排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县里教育委员急忙责成四乡士绅分头分户去各家“劝学”。并宣称这个小学一切都是公费，不但不收学杂费，学生吃饭也不要花钱，纸张、笔、墨由学校供给，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套操衣、操帽及蚊帐一副。这真是诱人的优越条件，因此又引起我姐姐上学的要求。姐姐在我们上私塾读书时，就要求读书。父亲根本不理会她，姐姐就要我教她认字。我就把学到的东西，现买现卖地教她。姐姐比我聪明得多，不但一读就记住，到了讲解的时候，老师的讲解她都能理会，还能讲出我不能理解的深义。这次听到进这个小学不要学生花一分钱，她天真地想这次父亲一定可以让她也去上学。可是她想错了，不但父亲不答应，劝学的士绅也申明本校不招女生。她失望之余，大声疾呼“只准男生上学，不准女生上学，这个章程不好，我反对”。在那个时代，姐姐能够并且敢于这样呼吁，确是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这种胆识是了不起的！可是落后的封建礼教这座泰山，她是搬不动的，只有望学兴叹了。
我同哥哥以及私塾里其他几个同学、亲戚一起进了淝江小学。学校经过一再劝学，一共劝来了不到一百个学生，分成甲、乙两班。开学时，还特别邀请所有学生的家长来观礼。一是让家长亲自看了放心，二是让家长回去再好好宣传以广招徕。这期学生，身材高低不等，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八九，小的八、九、十。我当时九岁，是小之中的一个。这个小学校得天独厚，有礼堂，有图书室，有饭厅，有教室，有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有室内操场和室外操场，有单杠、秋千和浪桥，设备齐全。学科有：国文、历史、地理、格致、算术、修身、体操、音乐、手工、书画等等。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都是本地区的举人秀才出身，算术、体操、音乐等课由外面请来的老师担当，修身课老师兼管学生监督。我很钦佩这些老师，也喜欢这些老师。我对这个学校深有感情，每年暑假我都不愿回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鸟语花香的校园里读书，真是莫大的幸福。放寒假时，才想起回家过年。我热爱这个学校，也爱这个学校周围环境及一切山山水水。这次又来到了淝江镇，看见耒水中央小岛上的母校，忍不住想摆渡过去再看看。可是，堂房哥哥坚决不答应。他只管去河岸找小便船。我顺从了他，在小帆船上，沿着小岛流动，眼睛一直没离开母校。船顺流而下了，她留在了暮霭里。别了，告别了！亲爱的母校！不料从此一别就是七十多年。
到了衡州府，本来也想去湘江东岸省立第三联合中学的母校话别。我在此读书四年，也是我留恋之处。在此校入学时。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举国欢庆。同学们当时心目中崇拜的是孙中山、黄兴这些伟人，认为他们铲除专制，制造共和，功勋伟大。似乎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大喊“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平日一些同学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争看仅有的几份省里来的报纸。有时在一起，还来一个“盍各言尔志”，有的志愿陆军，有的志愿海军，有的要教育兴国，有的要科学兴国，我当时的宏愿是经济兴国，其实脑子里还很迷迷糊糊。将要毕业时，忽闻袁世凯当皇帝，这使我们大失所望，深恶痛绝。尤其是要我们学生庆祝“洪宪”上街游行，大家更是怨声载道。当时校长和老师也都感到不愉快，但由于衡州府镇守使的军令不敢违，向同学说好话，请大家勉为其难。我们这些学生也体谅老师们的苦衷，勉强同意参加，从江东岸乘船过渡到衡州府正街集中报到，然后开始游行。在游行中我们三三五五就自动溜之乎也，这正是历史上的83天短命皇帝的先兆。这个学校虽称省立，但学生则只来自衡府七县，各县乡音各异，开始语言不通，常用笔谈，渐次互改乡音，也只是互相接近而已。我又是这个学校年幼的一个学生，所以比较得到老师及同学的照顾。这次因从衡州到长沙的小火轮的船期不能耽搁，母校也去不成了。四年如梦如幻的中学生活，只得依稀留在忆念之中了。
到了长沙，即住进了湘南人惯住的客栈里。这个客栈的住客非常杂，各色人等都有，有贩卖土产的，有采购洋货的，有做小买卖的，有闯南走北的，有贩卖竹木排的，有小官吏，也有学生。我住进时，已有十几个学生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与这些学生一见如故，兴趣相同，都为升学而来，休戚相关。大家互相探听消息，互相报告情况。就有人来报告：清华大学在此招收留美预备生。这是美国将一部分庚子赔款在北京办了一个留学生预备学校。庚子赔款是由各省摊派的，有的省摊得多一点，有的省摊得少一点，清华大学招生就依各省出钱多少来分配名额。湖南分配四至五名。这个消息很诱人，只要考取预备班，就可去美国留学。大家一致赞成报名投考。考试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但重点是考英文。三天考完以后，对我个人是敲了一次警钟，我的英文差不多是等于交白卷。等到发榜，大家都名落孙山。很快又来了消息，说是日本也把一部分庚子赔款在日本特约五个高等学校，即高等（考进一高还可直接升帝国大学）、高工、高商、高师及千叶医专五校，招收中国学生。只要能考入这五个高等学校中的任何一个，除一切都是官费外，每月还给40元生活费，将来升入帝国大学每月给80元生活费。但要到日本东京去，由日本人亲自主考，因为日本人不相信中国官僚，怕他们徇私舞弊。这又是一个诱人的消息。去日本有利的条件很多：首先，由日本人主考，非亲非故，一定非常公正，只要自己有本领，就可以考取；第二，当时欧战初起，金贱银贵，中国银元100元可以换300多元日票；第三，当时去日本国不要任何签证手续，去日本同从湖南去湖北一样，自由进出，甚至比由湖南去天津去北京还要方便。但是有一个难题，就是先得学好日文，否则谈不上投考。也有的同学反对去日本，他们说日本国提出过“二十一条”侵略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去。大家就议论开了。有人说，侵略我国的不只日本这一国。英、法、俄、德、美等所谓八国联军，都是侵略中国的国家，那就都不能出国留学了？清华大学也不应当去了。又有人说，庚子赔款是我们自己国家的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样，有七个同学愿意去日本留学。我也是七人中的一个，于是这七个学生结成一个小组，推举一位年长的邬某做组长，一切由他领导，大家分头准备。
二 东渡扶桑
说来惭愧，这时我身上只有三十多元了，还要购买车票、船票、伙食，算来一到上海就所剩无几了。去日本，少得筹到120元到150元，这样可换400多日元。到哪儿去筹这笔钱呢？写信向家里要，已经办不到。这里又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弄得我吃不好，睡不着。真是心急如焚。
“听说你要到日本去留学？”一位平素来往不多的同乡，一天走来问我。
“是啊。”我无精打采地回答。
“你的路费够吗？想不想借点钱？”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
“现在有人可以借钱给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唉！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来同我寻开心，真是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啊！”
“你别误会，我是真心话。”他认真地说，“咱们同乡里有几位是放竹木排的。卖了木排得到几百块现大洋，带不回去，正在找兑换的对象呢。”
我一听，“啊”的一声蹦了起来。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当即请他替我说合借150元。第二天，我和那几位放竹木排者见了面，写了一张无息借款150元的借条给他们。他们当面就拿出白花花的150块银元来。并且还反复说再多借点也没关系。一桩天大的心事，就如此轻易地解决了。
人们也许会问，借钱竟有这么容易吗？这些人难道不担心收不回来借款？这还得从当时的货币、信用情况说起。
民国初年，市面上银两、银元、毫洋、铜元、制钱多种货币并行。大宗贸易用银两，也就是白银铸的元宝或银块，但市面上并不常用。日常生活，小买小卖、普通往来都用银元。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这是官价，但行市天天变动，早晚市价不同。银元通用的是袁大头，称光洋，又称新币。此外还有湖北龙洋、江南龙洋、广东龙洋、北洋银币，有光绪年的有宣统年的，统称旧币。一块银元本来可换辅币毫洋十枚，但因成色不同，有的可换十三四枚，有的则只能换十枚或更少。毫洋又分一毫的、两毫的两种。一枚毫洋可换铜板（铜元）十至十几枚。一枚铜板本可换制钱（方孔圆钱）十枚，但制钱是很好的青铜制造的，当时次世界大战初起，铜是枪炮的原料，外商高价收买我国制钱。铜板的原料是劣质铜制造的，所以市面制钱价格高于铜板。制钱是清朝制造的，有光绪通宝、乾隆通宝等名称，因其中间有个方的孔，所以俗称孔方兄。当时湖南乡村一般只通用铜板和制钱，有时也用毫洋，很少用银元及银两，这是当时乡间生活费用不高的表现。记得家家每到过年时，祖母们常把几十个制钱用红线穿起来，挂在小孩脖颈上，叫做压岁钱。现大洋和银锭、元宝，只是乡下财主做储藏的工具。这样紊乱复杂的货币流通情况，乡下既无钱庄，也无银号。在长沙要想汇款到乡下，根本不可能。邮局虽可以汇款，但只能汇几元多十几元，而且汇水很高，一元钱汇到目的地就变成七八毫了。从长沙到耒阳乡下，沿途到处有散兵游勇及土匪强盗，抢劫、偷盗的事时有发生，谁也不敢冒险带着大批笨重的现大洋旅行。乡下人到省里办货，多是只带土产到省城，卖出后再购洋货回乡。有的则在省城寻找有现款要带回乡下的互相拆借。这样，有现款不使用的人可不必把现款带回乡下，想办货无现款的人可不必把现款从乡下带出，互相交易，各得其所。
这次借钱给我的，正是做竹木排生意的人。把竹木排水运到长沙，卖给木行后所得现款，急需找人拆兑。他们深知道我家的底里，只要我愿借，就不怕我家里不还钱。这是适用于当时的一种比较原始的信用关系。
当时做竹木排，可是一个要有力气也是辛苦的劳动，要冒散排的风险，但又是一个一本万利，甚至无本生利的买卖。在湘南的深山老林里，楠竹、树木生长茂盛，竹木材的来源，有的采于自己山上的，有的则采自原始森林。五六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结合起来，进山伐木取材，运到附近桃洲镇的小河里，然后捆成两层大排。排分三节，中节很宽，两头稍窄。排上盖有三间毛篷。排是中间的大，两头的小，前后都有一个大橹。在耒水支流小河里，差不多一个大排可以盖满河面。排扎好后，就慢慢摇入大河湘江。摇橹很吃力，而且日晒夜露，风吹雨打，非常辛苦。怕的风险就是散排。排一散就不可收拾，人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散排是很少发生的，途中非遇到极大的洪水或撞击，排是不容易散的。这样的木排，到了衡州府，就有木行来收购，但货价比较低。在长沙省城，木行收购，价格要高得多。木排一到岸，木行的人争相购买，有多少要多少。这次这几个做木排生意人，正发愁得来的钱带不回去，所以巴不得把所有的现大洋都借给我，这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吧！
我们这个七人小组，多数同学家里都比我有钱，时常摆出街上人的派头。只有我是个小乡巴佬。脚上穿的是土布袜子，铺盖也是土布做的，似乎应该换换新了。但我想到今后的前途，目的是要考取官费学校，考不取，生活就要成问题。所以我还是省吃俭用，准备万一，不敢乱花钱。七人小组很团结，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由长沙乘车到武昌，再由汉口乘江轮到上海，一路都很顺利。坐轮船买统舱，就要抢位子。抢不到好位子，只得睡在甲板上。我们就只能在甲板上的烟囱旁边占了一块地方。由于在烟囱旁边，既有煤灰，又要日晒夜露，还怕下雨，别的旅客都不愿要。我们几个年轻学生却另有见解，因为这个地方，四方八面都能看得见，两岸风景如画，大孤山、小孤山、九江、安庆、镇江、金陵胜境，大开眼界，美不胜收。我们七个人各有分工，有的买饭，有的买菜，有的洗碗，有的看行李，如此这般，不知不觉就到了繁华炫目的上海。
在上海住进了湘雅客栈。客栈里住的都是湖南人，同乡人遇同乡人分外亲，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能互相照顾。我们这些小孩，初到上海，好似到了外国，语言不通，习惯各异，全靠同乡人指引。到了上海，又发起愁来。怎样过海，怎样办手续，全无头绪。正在为难时，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姓舒的留日学生，是湖南常德人，本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官费学校读书，因急事回国，现在正要赶回日本上学。听说我们这一群青年要去日本，他就自荐做向导。他帮我们兑换了日元，买了船票，置备一切必需品。我们跟随他上了一只日本海船，他用官费买了房舱，住在甲板上的双人房间。我们为省钱买了统舱，在甲板的下面底舱里。甲板上有一个小出口，有梯子，可容一人上下。统舱里已住了几个去日本奈良女子学校的女留学生。虽都是中国人，但因男女有别，互不干扰，各据一方。头一次坐海船，出吴淞口，海不扬波，大家心旷神怡，都在甲板上笑看海景。海阔天高，一望无涯，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气概。可是到了夜晚，浪潮来了，船身突然摇摆，一到清晨，风浪大起，巨大的海船好似一叶扁舟，一上一下，一高一低，左右倾斜。我们七人小组，除我之外个个呕吐，有的吐完了还吐酸水。对面几个女同学吐得更厉害。可是很奇怪，我只有点儿站不稳，并没有怎么不舒适，照样能吃能喝。我扶着梯子走上甲板，只见滔天白浪，排山倒海，雄伟壮烈，无法形容。甲板上除几个水手在工作外，静无一人。离开上海时，我们合买了一箱香蕉及一些糕点，我就喜欢吃香蕉，整天吃个不停。同学们都要求我别当着他们的面吃，因为他们非但自己吃了就要吐，即使看见别人吃东西也想吐。我拿了香蕉去甲板上吃，一箱子香蕉我一个人吃了大半。可是只要风浪一停，他们不但都“活”了，还同饿狼一样，拼命地吃东西，饼干、面包、水果乱吃一通。
经过几天几夜，船到神户。我们跟随舒大哥，经过船上检疫，上岸进了一家料理店。饭后坐火车，次日就到了东京。舒大哥把我们安排住进了一个下宿屋，他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
在东京，我们进入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初级班，学习日语。老师兼校长叫做松本龟次郎，教学很有经验。七人小组进了补习学校以后，慢慢地就各有各的打算了，有的想去美国留学，有的想到处观光游览。我则认为自己的退路已断，破釜沉舟，期在必胜，必须用生死搏斗的精神，学习日语。因此我就搬到另外一个更便宜的下宿屋，专心致志学习日语。
过了些日子，我向家里写了一封请求宽恕的家信，言明我痛下决心学好日语，准备考官费学校。我检讨了这次行动的荒唐，不遵庭训，请求宽恕。我还附了这样四句话：“有违庭训过洞庭，乘桴浮海到东瀛。冀求万一报家国，皇天莫负苦心人。”后来得到的复信，还是一顿臭骂。我也想到，那些做木排生意的人，都是强悍的冒险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到我家讨账，父亲必是敢怒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如数还钱。因此，父亲的怨气，必然在我身上发泄。但木已成舟，我应当承受这一切，只有更加刻苦学习日语，尽快有所成就。
我学日语还是采用过去私塾启蒙时的方法。将课文死记硬背，高声朗读，务求念得滚瓜烂熟。我随时随地背诵课文，睡在床上背书，走在路上也背书。早上学，晚上学，一见老师有空，就向他问长问短。松本先生很有耐心，看到我进步快，以为我在国内已学过日语。我说从没学过，是来日本才开始学的。他更加高兴，从此就特别注意教我，并格外加些习题。到了期终，他就把我编入中级班。我依然是死读硬记，并且随时随处练习听力。走在路上故意向人问路，在下宿屋向老板娘请教。哪里有什么报告会，就进去听讲，考验自己的听力。“熟能生巧”这句话，此时此刻，的确深有体会。但日语表达方式是很复杂的。容易听懂的是同女人们的谈话，因她们发音清楚，合乎文法。不过日语语法要求严格，同是一个“我”字或一个“你”字，就有尊、卑、平等几种说法。说话的方式，表现的语调，也大不一样。男人对女人，绅士对绅士、绅士对上级、对下级、对平级、对子女，说话的方式、语调都有分别。外国人学不好，等级一弄错，就要闹笑话。日本也有方言，鹿儿岛同北海道的语音就大不相同，有的方言我根本听不懂。如遇到人们吵架或议论什么事，我都用心去听，但经常听不懂。有时感到很失望。俗话说，数学愈学愈难，外文愈学愈易。我看学日语也并不怎么容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松本先生。松本先生说：“这是习惯问题，日子久了听惯了自然会懂的。有些地方方言，连我也一样听不懂，这对你考学校上课没有关系。”东京到处有日文、英文对照的招贴、广告、路名等，公园里英日对照名字更多，我看了很有兴趣，就用一个小记录本，将英、日两种对照文字都记下来。同时练习看新闻，看小说，经常跑公共场所或图书馆翻阅文字材料。还到神田区三省堂书店去看书。日本这些书店确是服务周到，方便顾客，开架售书，任人自己翻看，看好了再买，不买也没有关系。日本学生都是到书店看新出版的书，每天下课看一个多小时的书，我也是吃完晚饭就到三省堂看小说，看到要打烊才走，目的是练习日文、日语。除日文的数、理、化等书外，我就不再花钱买关于文学的书，都是去书店看一两个钟点的书。看不完的，将书页记下，下次再继续看。自己真要买的书，则到旧书店去找，非常便宜合算。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自我感觉对日文、日语似乎可以自由运用了，有时中国话不能表达的，用日语反能表达清楚。松本先生也认为我的日文、日语水平参加考试已不成问题。这样我就报考了东京高等学校。高等预科名额是50人，这一年因为还有两名留级生，只招考48人。但报考的有七百多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次考试，其他学科并不怎样难，唯独英文有一道题是英译日、日译英，各有十多个名词，真是巧极了，正都是我平日记录的那些日英对照的名词，所以我答得一字不差。这道题，看起来很容易，确又很难，好些英文水平比我好得多的同学都没有答出来，因为不能硬翻译，不知道就不知道。头一次发榜，刷下了一大半，我幸而榜上有名。然后是面试。面试要分三组经过三个考场。一组读课文，朗诵一篇文章；二组答问题，一问一答，相当紧张；三组说普通家常，询问出身家事，专考听力及语言组织。三组考完，再去检查身体。三天后发榜，我也算是榜上有名了。看完榜赶回宿舍倒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我立即又写信告诉家里，我有幸已考取了官费学校。这样，每月可有40元生活费，从此以后，不会再麻烦家里了。
这次考取的是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预科，读一年，毕业后，再分配到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按日本的习惯，考取一高，那就算是天下秀才了，才有可能进入帝国大学。从帝国大学毕业，就有希望将来做大臣甚至首相。所以，日本学生都以能考进一高为荣。我这次考进一高预科，下宿屋老板娘以为我真是考取高等本科了，一下子改变了平日冷淡的态度，说了许多恭维的话。前倨后恭，实在可笑，我也只得听之任之。
能够考取的究竟是少数。有个和我同住的朋友，名叫向大庭，是湖南衡山人，比我大四岁，人品极好，忠诚老实，书法极佳，他平常教我学写字，我很佩服。他这次也投考一高预科，但榜就名落孙山，他很灰心，于是就回国了。
三 救命恩人
1918年7月中旬考取一高预科后，开学虽在9月1日，但考取后，就可向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报到，领取从8月份起的留学生生活费。庚子赔款是由各省分担，在日本各省分别设有留学生监督。我去湖南省留学生监督处报到，原以为学生监督，一定是一个年岁较大的官吏，可是到那儿一看，不过是比我大几岁的青年学生，他就是后来有名的田汉。田汉见到我极热情，很老练，有气派。非常亲热地向我问长问短，他还说：“早已知道你是这次考取一高学生中年轻的一位。”他并不立即给我办登记手续，却先问我是怎么到日本来的。我就把如何在长沙借路费，如何与几位同学同行，以及舒大哥带我们到东京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了夸赞我有志气，有胆量。这时另一位湖南留学生来报到，他很快就给他办完手续送走了。然后还同我谈天问话。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怎么不给我办手续，难道我还有什么问题不对头。他还告诉我，日本电车上也有扒手，坐车要千万当心，你还年轻。我心想，你也不比我大多少，不是吗？嘱咐了许多话后，才为我办登记手续，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到这里来找他，并亲自送我出门。告别时，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我住在神田区一个小下宿屋。他说：“我隔壁有一个贷间很不错，你可搬到这里来。这是本乡区，学校都在本乡区。神田区只一个商业区，很乱，你搬到这里住，离学校又近，我们住在隔壁也好有个互相照顾。”他领我去看了这个房间。房间的确很好，房东太太也和气，比我现住的地方好多了，我很满意。我说月底搬来，他说不好，现在已经离开学还不到一个月了，这是学校区，暑假回家的学生，陆陆续续就来了。好先搬来，不然房东太太是不会等的。我说那我明天就搬来。他说你搬家有什么困难没有，东西多不多，要不要帮忙。我连忙说不要，我只有一个小铺盖卷，一个小箱子，很简单。
搬家后，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他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比我高明得多，像个大哥哥。平常找他的人也真多，他很忙，有时整天看不见他。他时常带我去附近散步，买点小东西，或在一起吃饭。
9月1日，学校开学了。田汉和我虽不是同班，但课程都很紧张。我们差不多总是每天早上同时出门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下午也前后脚回到宿舍。天天如此，习以为常。
10月初，有一天我背了书包去上课。半路上，只觉得天旋地转，两条腿软绵绵地迈不开步子。我扶住路旁的树，喘息了好半天。心想，学校去不成了，赶快回家吧。于是跌跌撞撞地挣扎着回到了寓所。一到房间，就倒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觉得耳边有个细细的女人声音：“好了，有希望了，转过来了。”我想睁眼看看她，但睁不开，只得叹了一口气。
“你听啊，他有声响了！”又是那个细细的声音。我却又昏昏地睡去。
直到我睁眼醒来，看见一位中年女护士，坐在我的床边，一手托着我的头，一手在放冰袋。旁边还站着一位大夫，手中拿着听诊器。
“他醒了！”女护士说，“多可怜啊。这么年轻就到外国来。生了这么重的病，幸亏有个好哥哥。”
过了一会儿，那位护士看我逐渐清醒了，就轻轻地告诉我。在那一段时间里，日本突然发生了一种凶恶的流行病，叫做西伯利亚流行感冒。来势迅猛，很快遍及日本全国，我就是患的这种病。我想，怪不得头几天就觉得头重脚轻，浑身不舒服。她说，那一天，田汉照常早晨去上课，下午放学回来。可是下午没看见我。开始还以为我在学校有什么事，但等到夜晚也没见我回来。他急了，连忙打开我的房门。只见我倒在地上，已不省人事了。他忙叫来车，把我送到骏河台顺天医院。这里的大夫很有经验，马上组织抢救。全身用酒精搓、打针、灌药，经过一夜的折腾，直到天亮才恢复了知觉。
“你的哥哥真好。”她说，“若不是他及时把你送到医院来，再迟两个小时，你这小小的年纪也就完了。”
早晨大概六七点钟，田汉赶来了。他和医生说了几句话后，就走到床边来看我。我见了他，不知不觉就哭起来。田汉忙安慰我。
“男孩子不应该哭，哭就算不得男子汉。”他认真地说，“你只要好好听医生和护士小姐的话，病就会很快好的。你有官费医疗，一切我会安排好，用不着担心。病好了出院时，我会来办手续，接你出院。”
“我担心，在学校刚刚开始学德文，耽误了就难赶得上。”我说。
“这不是什么难题，现在根本不要想这些事，病好了什么都好办。”
在医院里，我恢复得很快，就是不想吃东西。有一天，护士给我端来一碗鸡汤。我就是不想喝。她说是你哥哥让弄来的，我一闻，还挺香。尝了尝，味道异常鲜美，一下子就都喝光了。这个汤的味道，我永远也忘不了。从此，我胃口大开，什么都能吃，不久，就在田汉的帮助下出院回到寓所。
这次患病，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后追忆，我曾有五个假设：假设田汉不是学生监督；假设我没有遇到田汉；假设田汉当时未管我搬家的事；假设不是搬在田汉的隔壁住；假设田汉那天晚间没来看我，而是第二天早晨来看我。这五个假设之中，只要有一个是真的话，我这条小命，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客死异乡而骨埋东瀛了。我每当想起这段千钧一发的险境时，就深深地怀念着救命恩人。
从医院出来，已到了12月。过不久，学校即放寒假。在此期间，北洋政府另派了新的留日学生总监督，住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各省的留学生监督随即取消，我们的官费也由所在学校领取。这时，田汉突然回国了，我也搬进一高的学生宿舍去住，从此音讯不通。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忙忙碌碌，东奔西跑，无暇去打听他的下落，但在冥冥中对他的怀念却始终未断。直到1949年9月下旬，全国政协届代表会议时，在会场上突然碰见了他。他还是那么潇洒容光焕发，我们两人见面时的欣喜欢快之情，真是难以形容。这时他已是中共高级干部了，可对我还是那么亲热，还要我到他家去玩。有一次他悄悄地对我说，他把我们俩在东京留学的事告诉了他的老母亲，老人家常常念叨我，希望见见我。我也很动情，打算去拜望老人家。但因我工作在天津，一直未找到机会，未能如愿。
1959年全国政协组织西北视察团，团长是郑振铎，田汉和我都是这个团的成员。我们俩同行一路相叙甚欢，直到西安。可是他也实在忙，在西安只参观两天就接到北京部里的电话，催他有要事非回北京不可。这样，就又和他分了手。我们继续视察，经河西走廊、玉门油矿、定西，到敦煌。敦煌是座沙洲古城，有世界规模、保存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更是古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这里独具“大漠孤烟直”的绮丽风光和丰富奇特的旅游资源。莫高窟的壁画实是绝世艺术珍品，看后不由地对我们祖先肃然起敬。第465号元窟内画的四座藏佛塔，其形式和结构比例与北京妙应寺的白塔如出一辙。我对文物古迹，纯粹是外行。我们的团长郑振铎，在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权威。这次全靠敦煌文物管理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和郑团长的讲解和指点，受益匪浅，不虚此行。其实田汉也是行家，可惜没能听到他的宏论。视察完回到北京，才知道田汉又到远郊区创作剧本《谢瑶环》去了。
十年动乱，“四人帮”无法无天。从小报上看到田汉受屈致死。我心中十分悲痛。遗憾的是对他后的告别仪式也未能参加，铭刻肺腑的救命之恩无从报答，使我抱恨终生。
四 良师益友
李达，就我来说，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他是高等学校的本科生，也是湖南人，又是湘南人，和我是小同乡。在国外，我们中国人遇到中国人，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了那亲热劲儿就别提了，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的自然流露。要是在异国见到同乡人，打起乡谈来，就更加亲切热乎了。我考取一高后，天下课休息时就见到了李达。我们两个一见如故，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一高有个李达，用不着通名道姓，两人就热烈地攀谈起来。
李达为人老成练达，既有敏锐的观察力，又有渊博的知识。令我惊奇的是，对于天下事、国家事、国际间的风云变幻，他都了如指掌。谈天说地，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让我大开眼界。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遇到就谈，只可惜我没有记录下来。当时，我关心的只是自己切身的小事，有的还依稀记得。一次他说，我们留日的学生比留英、美、德、法的学生更困难更辛苦。到英、美、德、法留学，只要学好当地一国文字语言就行了，可是留日不行，除学日文外，还要学好英文、德文或法文，而且都是必修课。这样，连我们自己的汉语，就要精通四国文字。日本人当时很崇拜德国，不仅崇拜德国科学，还认为德国的普鲁士精神与日本的武士道是相通的。他教导我说，你们现在学预科很重要，在一年里要努力把日本语言文字学好，要达到能自由运用，融会贯通。预科的老师还是较宽容的，因全班都是中国学生，有所照顾。进入本科后，和日本学生坐在一起，英文、德文都是必修课，日文如果不精通，就无法跟上。他说，日本有八个高等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其中只有三高是以英文、法文为必修课，其他都是以英文和德文为必修课。你们明年预科毕业就要分配到全国八个高等学校的本科，本科毕业就可直接升入各地的帝国大学，但大多数人都想进东京和京都两个帝国大学。竞争是激烈的，这就要看你毕业时的成绩了。
有一天，他问我：“你将来进大学，准备专修什么科？”
“我准备学经济。经济很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靠经济，开工厂、做生意也要经济。中国现在就是缺乏经济。”我说出这一番妙论，觉得很得意。
他听了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要学经济这很好，我赞成，可你说的经济太笼统。经济可不是会计，它是一门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学问，就是我这句话也不能完全概括了它。”
他建议我说：“你本科毕业后，可以进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那里有位著名的造诣很深的教授河上肇博士，你可直接拜他为师。现在日本经济学界，分东西两大派别，东京是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博士为首，他以富国论为基础，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西京（即京都）是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博士为首，以资本论为基础，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两派旗鼓相当，互相论争，各有千秋，使日本经济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日本这种社会性的学术大探讨，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我很欣赏。我李达是倾向于河上教授一边的。
“你若决定进京都帝大，那么明年预科毕业可请求分到京都第三高等本科，三高毕业进京都帝大比较顺。不过三高外语必修课除英文外是学法文，而现在的预科是学德文。进三高后，得重新学法文。
“京都帝大河上教授讲学时没有讲义，也没有稿子，纯系口授，学生要靠笔记。所以你的日文必须很强，要能和日本学生一样做好笔记。”
李达的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胜读十年书”，事实上我以后的学习经历也就是按照他指示的道路进行的。
时间不长，他就离开了日本，那时我在一高还没有毕业。后直到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时，才又见面。那次是在北京饭店，当时他已是湖南大学的校长，我已读过他写的解说《实践论》《矛盾论》的书，久别重逢，他仍然高谈阔论，对我十分关怀。此后，我们两人时有往来。比如我去湖南益阳参加土改时，去湖北考察时，都顺路到他家拜望。他来北京开会或工作，只要有空每次必来我家，所以他和我全家老少都很熟。和他的交往，使我思想的进步受益匪浅。十年动乱期间，从报上得知他的惨死，我十分悲痛，我永远怀念这位良师益友。
五 从三高到帝大
按照李达学长的忠告，我进入了第三高等学校本科（简称“三高”）。本科又分文、理两个部分。文科，教学注重外语、文学，准备将来进大学时可选修哲学、法律、经济、文学等社会科学。理科，教学注重数学、物理、化学，准备将来学自然科学。
我进入三高是学文科，外语则从头学法文。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所以没有觉得太吃力，放弃了德文也未觉得可惜。
同来三高的中国留学生，学理科的有林葆骆、林葆腾等，学文科的有郑伯奇、穆木天、彭学沛等。林葆骆后来升入帝大医学院，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进步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第三医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郑伯奇和穆木天是准备学文学的。郑伯奇是陕西人，为人谦虚拘谨，才不外露，待人诚恳，不苟言笑，热心助人。穆木天是奉天人（今沈阳市人），聪敏外露，自负甚高。在他眼中，我可能是个凡夫俗子。他们的确比我有文学修养，读了不少中外小说、文学作品。我也有自知之明。我在中学时，虽也读过“三国”“水浒”“石头记”“西游”“聊斋”“桃花扇”，以至《儒林外史》《金瓶梅》《七侠五义》全都涉猎。在东京，每晚到三省堂看日本小说，也是无所不读。但是，那不是研究文学，而是看故事，或为了练习日文。一本书看得很快，只图了解个中情节。虽然也曾欣赏过“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那样的儒雅风度；也曾拟想过“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那样豪放的气概；也曾呆念过“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若无”那种迷濛幻境。但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一扫而过，没有深究书里究竟说的是什么，更谈不上文学修养了。所以，我对郑、穆两位同学很是钦佩，但又希望受到尊重。时间一长，三人的特点就都表露出来。穆木天少年气盛，天下之事似乎全都知晓，讽刺挖苦之词常溢于言表，而我却涵养不足，殊不服气，不时地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这个时候，郑伯奇就站了出来，以公道者自居，做和事佬。三个人兴趣不同，各有所好，又都不大善于说辞，矛盾丛生中却不很能说得清楚，穆木天还有点口吃，大家凑在一起，却也颇不寂寞。三高毕业后，他们两位离开京都去东京升学，从此即无音讯。到了1931年，在上海我与郑伯奇又建立了联系。郑伯奇常到我家来叙谈，话旧之中颇为感慨，忆起在三高时那种幼稚的小孩子脾气，相互不觉哑然失笑。1933年我即将动身去美国留学时，有一天夜已深了，郑伯奇突然来到我家。坐下来却只是闲扯，吞吞吐吐，好像是要说点什么可又没有说出来。后终于站起身来说天已太晚了，下次再来说吧，就走了。不久，我就出国了，从此再未相闻问。那次未完的谈话，竟成为永诀。
彭学沛同学是江西人。江西和湖南是邻省，两省的人见面互称老表，显得十分亲热。彭学沛和我在异国相遇，更是别有一番情感。彭学沛很有才华，也很气派。他出生于世家，能说会道，又比我大几岁，在国内时已学过法文，我就常向他请教法文或其他方面的问题。他对我很照顾，主动帮助我。我们相处很融洽，很谈得来。可惜他在三高没有读到毕业就回国做官去了。到了1933年他已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常务次长。那时我要去美国留学，就是在他特别关照下，帮我弄到一个考察美国农业的官员护照。这个护照的确给我帮了大忙，因为有了这个护身符，在外边可以不受一切检查。我在美国两年，后又到英国及西欧、东欧，到处自由通行，全靠持有它。我回国时，用英文写了一个农村考察报告向他交差，并表示感谢。他看了很高兴。不幸的是，1937年他乘飞机去香港，因飞机失事而丧生。
我的课余爱好，是音乐和体育运动。我从小就喜爱音乐。常常把洞箫或笛子随身带，兴趣来时就吹奏一番。到了三高，我又兴趣盎然地学弹曼陀铃和拉小提琴，还参加了合奏团。体育运动方面，足球、网球、棒球都喜好，有的还小有一点成绩，不时地参加一些校际比赛。有时还去陆军养马场学骑马，但骑术不太高明。
我在三高三年级时，还参加了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是东京帝国大学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的。总社设在东京，还办了一个刊物，名叫《学艺》。这个刊物，专门刊载自然科学的稿件，更偏重于德文方面的论文。我曾向总社负责人提议，刊物上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并存，但没得到认可。这个刊物取材太专太偏太狭，孤芳自赏，时间不长就无法继续了。参加这个学艺社的同学，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多半回国在上海工作，有不少人进了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回国的同学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总社就由东京迁到上海，在东京和京都则设分社。在上海的同学筹划建设一个学艺社大楼，楼内设置图书馆、招待所等等。他们找了许多过去留学日本现在国内已成名人的同学捐款，这些人中有：周作民、李铭、张公权、李烛尘、范旭东等等。他们还吁请在帝国大学毕业的日本同学捐助，特别是一些有地位的实业家的帮助。为了募集款项，总社的负责人还亲自来日本找留学的同学。那时，我在东京负责接待他们，陪他们拜访日本同学及有关人士。这件事办得很顺利，学艺大楼在上海很快就盖起来了。我在三高毕业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就辞去了学艺社分社的职务，从此断了联系。
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从三高毕业，我即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机缘凑巧，这一学年恰是河上肇教授当值。不然，我就得再等一年。河上博士主讲《经济原论》，他讲课时要用学校的大礼堂。因为听他讲课的人太多了，有经济学院的同学，也有本校其他学系的学生；有选修这门课程的，还有早已参加工作特意赶来听讲的。听课者拥挤的盛况，经济学院的教室自然是容纳不下，就是在大礼堂也得提前到场，否则就可能得站着听课。我常常是提前半小时就去大礼堂，争取占据前排座位，以免挤在后排听不清。
河上教授讲课没有讲稿，除提出一些参考书外，全凭口述。先生上得讲台，口若悬河，且颇多文采，记录下来自成文章。他的讲课，虽还说不上“天花乱坠”，下面听课者却也不乏“顽石频点头”。我因为在日语方面已有基础，加之精力集中，记起笔记来尚能得心应手。甚至可以说是兴趣盎然。先生讲课分篇分章分节，纲目分明，每个环节都有简单明了的标题。有时还把标题写在黑板上，然后依次讲来。讲课内容，有理论、有解释、有事例、有重点，深入浅出。我则拼命赶记笔记。有时记录实在赶不上时，就记一页、空一页，正文记一页、解释记一页、事例记一页，课后再补记整理。有时记不下来的，或弄不大懂的，就硬着头皮到河上教授事务所去请教。河上先生见我来了，十分高兴，亲切地问长问短，并且详详细细地给我补讲。
如此学习了一年，记录的笔记就有好几大本。我想，这些笔记只要稍事整理，翻译出来，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事实上，我也已随时把一些章节翻译成了中文。从日本回国后也时常想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但因为这是一本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书，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是无法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9月我参加全国政协次代表会议时，曾见到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杜国庠，也和他议论过此事。但始终未能翻译出版。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将这些宝贵的笔记连同其他文稿统统付之一炬，我好不伤心，不由得暗中饮泣。
我上学的时候，只觉得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经济学者。记得他搞过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叫做《资本论解说》。用深入浅出的笔法讲解《资本论》中的一些问题，解释得非常透彻。这个刊物一印发出来，大家就都去抢购，我们经济学院的学生自然是近水楼台了。据说，河上教授每写好一篇文稿，就先拿给他的父亲去看。他的父亲是一位有造诣的汉学家，语言文字十分精通，但不懂经济学。他请父亲看文稿，如果老人家都看明白了，就拿出来发表。若老人家指出某一段看不懂，或说是没写清楚，他就重新改写，直到老父亲后认可。所以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顺畅通俗，受到各界的欢迎。
在京都帝国大学，不知不觉中就到了要毕业的时候了。毕业考试，比较顺利，成绩也不错。算来我离家已有好多年了，毕业之际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积极准备回国。毕业典礼后，我连日向各位教过我的教授辞行，感谢他们的教诲。向河上教授告别时，他很亲切地和我谈了许多。他恳切地对我说：“你现在总算是到了大门口，升堂入室还得要走很长的路啊。你还必须做的努力。希望你要不懈地前进。”他这些热切期望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令人深感内疚的是，我回国后就投入为衣食的奔波中，没有做到他的期望。
辞行中，还拜访了一位教授。他名叫内藤湖南，是教东洋史和中国文学的。我没上过他的课，但他常找中国留学生会晤聊天，有时我也在被邀之列，和他交谈过多次。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时事知道得很多，但言辞之中常带讽刺挖苦的味道，使我反感。我向他告别，他说：
“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若说是国家，可说是十几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国家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我听了很气愤，有点忍不住要发脾气了。他好像知道我不高兴，又转了话题：“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
他说：“你要是回到北京去，我有位要好的湖南朋友熊希龄，字秉三。我写一封信托你带给他，这或者对你有所帮助。他过去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现在虽已下台，但老关系、老部下还不少，能左右逢源。”
说完他就写信去了。我一人留在房里，心情万分沉痛，一方面忍气吞声，一方面又顿开茅塞。
从内藤家出来，我无限茫然地回到宿舍。这个宿舍是个好去处，建筑很雅致，既是学生宿舍，又是大学集会所。楼分南北两栋，中间是大会堂。南北宿舍楼，各有两层。楼前楼后都有走廊，周围是花草树木，约可住三百多人。每个房间住一人，有写字台、皮椅、沙发、书架、壁橱等，很方便。集会所内设有图书室、传达室、食堂、澡堂、会客室等，伙食又好又便宜，真是个很好的读书之所。这个宿舍纪律十分严格，要求准时起床、准时吃饭、准时熄灯，切实能够遵守纪律的才被准许住进来。有不少学生怕受纪律约束，不愿也不敢来住。住在这里的，文、法、理、工、经济、医学各种学科的学生都有，各个年级的同学全都杂处在一起。每个学年终了，总有一些同学毕业离开。毕业时就聚在一起照相留念，集会所还举行送别会，发给每人一本纪念册。我自然也享受了这种礼遇。
正在整理行装，又接到一封请柬。这是京都市工商总会邀请本届帝大毕业的留学生免费旅行观光全日本风景胜地。我来日本学习十分紧张，无暇浏览各地风光，见到这个请柬自然高兴。我们经济学院这次毕业的留学生有三人参加了这次旅游，除我之外，还有戴时熙、郭心崧。旅游期间有专人陪同，一切都由他妥为安排，坐车、乘船、住宿等都是头等待遇，令人甚感舒适。大约费时一个月，几乎周游了大半个日本，那些所谓名胜之地如日光富士山、濑户内海、温泉胜地等处，虽系走马观花，却使人感到日本的确是风景如画的国家。
旅游归来，又收到一请柬，邀请在一个豪华的日本料理店举行送别宴会。像这样豪华的场所，我在日本这么多年，不但没有进去过，连见都没有看见过。这次宴会，有五位主人，八位客人，酒菜非常丰富，鸡素烧呀、生鱼片呀等等，有些菜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还有艺伎不下十余人，敬酒端菜，殷勤侍候。尽管如此，我却甚感不舒服，如坐针毡。主人们又抽烟，又喝酒，闹得很欢。正当他们杯盘交错、手舞足蹈的当儿，我便很不礼貌地请求早退。好在主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对我并不甚留。我走出门来，如去重负，匆匆回寓。
一次旅游，一次宴会，我绞尽脑汁弄不明白他们这样的举动用意何在。
我在日本留学整整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下宿屋的老板娘和下女、住贷间的房东太太，结交了不少同学、老师、教授，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给我留下了记忆犹新的印象。日本人崇拜西方，尤其是德国。举国上下陶醉于欧风美雨，而更多的是向德国学习。全国八个高等学校，除三高外都是以德文和英文为专修科。在军事方面，以德为师，认为德国的普鲁士精神就是日本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当时是一个全国皆兵的军国主义国家，高等学校的体操教员是陆军派来的，体操就是军事训练。每个学生有一支步枪，春秋两季要到野外行军和实战演习。我每次都参加了，因为不允许请假。演习时，由陆军派士官指挥，将全校学生分成南北两军，攻夺一个山头。南北双方都派出侦察兵，制订作战计划。我们住进宿营地后，就要提高警惕啦。半夜军号一响，全体紧急起床，整装进发到指定地点，都是跑步前进。一次行军，途中遇到一条溪水，水深及腰，不容犹豫立即跳进河溪，涉水前进。爬上岸后，即被命令伏地射击，如临大敌。演习后，南北两军会合一处，进行讲评，定出谁胜谁负。然后，回到宿营地洗澡、吃饭、听训话。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是多年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就日本国民个人来说，大都是很有礼貌，待人亲切，朋友间也很友好。但一涉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就泾渭分明、寸步不让。不少日本人鄙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人。外出时，常常背后有小孩叫喊：“支那人”“清国奴”。我们中国学生听了，心中十分难过，但也无可奈何。不过，日本国民确有不少优点值得学习。我觉得他们有两个值得钦佩的特点。一是，有引进先进技术的天才。日本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学习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业技术，精心选择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注意将其吸收消化，并刻意创新，力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是，有精打细算、毫厘必争的本领。日本这个国家缺乏工业资源，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百分之九十几靠进口。要进口就得用出口来偿还，他们要做到买一块钱进口，用出口换回三块钱来。曾记得，我从湖南初到上海时，看见店里日本的搪瓷花洗脸盆非常精致美观，我就想等到了日本定会买到更好的洗脸盆。可是到了东京，我跑了多少店铺也没有上海那样的盆，见到的都是次品，或花色不美观。后来才知道，他们把上好的精品都供作出口，国内消费的则是挑选剩下的东西。表面看这虽是小事一桩，然而这种精神却对日本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六 古都北京的见面礼
1926年我怀着各种美好的憧憬，从日本毕业回到北京。可是，北京却给了我一份无限凄凉的见面礼。
北京是中国历代古都，是全世界的名城。我从小就向往北京。1915年中学毕业时，就曾打算投考京师大学堂，未能实现。这次从日本回国，就一头钻进了用灰色城墙圈起来的北京城。也许我把北京想象得太美好了。我到北京的初几天所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是那么混乱、嘈杂、动荡，对于这个灰色的圈圈只感到惆怅和悲凉。当时正值冯玉祥引领大军一夜之间全师退出北京，张作霖重兵入关进驻京城。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百姓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我是归国留学生，到京后自然应向政府报到。奇怪的是，在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无人理会，竟不得其门而入。对于这种难以想古都旧影象的事，我非常激愤，可是久居北京的老同学和朋友们却笑我少见多怪，说我幼稚得可怜。北京的老百姓似乎也过惯了这种生活，习以为常。东安市场、前门大街、东单牌楼、西四牌楼等繁华去处，依然每天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北京商店里的东西的确便宜，花色品种也不少。当然不是因为东西多了卖不出去，而是一般市民连起码的衣食都买不起，哪还有钱买更多的东西！那时北京的人口大约有六十万到八十万人，其中极少数是大富商、大官僚以及他们的公子小姐。只有这些人，才能享受那物美价廉的商品。他们花枝招展，招摇过市，把北京城点染得似乎很繁华。但繁华的背后却是大多数老百姓可怜悲惨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要饭的乞丐，一到冬天，随时随地都有饿死冻死的“倒卧”。北京的混乱，正是军阀统治的罪证。
奉军在北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更以迫害老百姓，残杀进步人士为能事，随意搜查民房，对于这些大兵，人人谈虎色变。我有一个堂弟资耀岗，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在何应钦的师当排长。他参加了北伐，从广州打到广东的梅县。他从梅县寄给我一封信，用的是军队的信封，信中全写的是家务琐事，和军事毫无牵扯。我看了这个信封，怕惹是生非，就把它烧掉了。第二天清早，就有奉军一个小军官带了三个小兵，大模大样地闯进了我的房间。态度横蛮，如临大敌，询长问短，乱喊乱骂，然后翻箱倒箧，纸片纷飞，翻来倒去，找不到什么东西。我忙和他们交涉，但实在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小兵检出了内藤湖南替我写的举荐信，忙送给他的上司。那军官如获至宝，瞟了我一眼，装模作样地坐下来打开那封信。满以为看一看这个证据，就可以把我押走了。他好像是多少认识几个字，这信虽不甚长，他在阅读中间的脸色却变化万千，真正是转怒为喜，前倨后恭。他咕咕哝哝地说：
“哦！总理大人……日本人写的……你先生真有意思。”
他朝我点点头说：“误会，误会！原谅……”
然后，向小兵们吆喝一声，扬长而去。
对于内藤的信函，我一直没有重视。没想到它居然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一向自命清高，不愿低三下四地拉关系，所以从未想过要利用此信。这次事件给我提了醒。现在正当走投无路之时，不妨拿它来试一试。于是，专程到西城石驸马大街熊府拜访。熊某人虽是下野总理，其府第确也气势不凡。进得门来，只能在传达室问话，谈不上几句就回说总理不在北京。再问，才告诉住在郊外香山双清别墅，不过那离北京城有三十多里，没有交通工具是去不了的。等了几天，我又去问讯。还是说不在北京。再问什么时候可以回来。那位号房先生，就很不耐烦了，一连串地不知道。我也就信以为真了。第二天起个大早，咬咬牙，花几块钱包了一辆人力车，真的跑到香山双清别墅。到那里一问，才知道这一段时间里他根本就没有来这里住。我终于恍然大悟，他是不想见我。
看来只有走在学校教书的一条路了，于是我又在这方面奔波。北京那时的高等学校是不算少的，但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都被英、美留学生占据了，日本留学生只得另找门路。北平法学院院长徐诵明、副院长白经天，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前辈，对日本留学生很照顾，我常到他们家去请教，他们答应帮我想办法。经过一番努力，把我给中国大学当教授，不久又收到民国大学的聘书。两份工作合起来就有两百多元薪金了，这在北京是不容易的，生活可以相当优裕了，我很高兴。我在中国大学教《经济原论》，在民国大学教《经济学史》。这两门课程，用不着我多费心思，只要把过去的笔记稍加整理编排，就可以落花流水地写出提纲和讲义。当然，我还是尽心尽力地着实准备了一番。上了几堂课之后，我就大失所望了。学生可不少，但良莠不齐，有的还老气横秋，真正用心听讲的却很少，而且来去自由，迟到早退习以为常。到了月考时，又包围了老师要求画定考试范围。对此我甚为苦恼。朋友们谈起，这些私立大学的学费都很高，能进这样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富家的纨绔子弟，他们不是为了求学，而是来镀金买文凭的。自然其中也有勤苦的学生，专心学知识求上进，可他们在学校受到压制，不敢出头拔尖。我不由得发出酸辛的感慨：过去有人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现在我却说“得天下庸才而教育之，一苦也”。我那教学的热情，凉了半截。月底发薪的时刻到了，我满怀欣喜地去领取。两处号称两百多元的薪水，拿到手只有二十多元，其余的都叫做欠薪，说是都给记下账来，可是何时付清却遥遥无期。发薪的职员们也都大骂北洋政府，说他们克扣教育经费，除清华大学靠庚子赔款可发全薪外，其他学校都只发几分之几。这样一来，我那仅存半截的教学热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但不能继续教书，连日常生活也成了问题。无情的现实，再次使我陷入绝境。
思来想去，不得不仍在熊希龄方面打主意。既然他有门房拦我不得其门而入，那么信函总可以穿过似海深的侯门吧。于是我写了封信，说明我是日本留学生，和他是湖南同乡，现在大学教书，提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得一识韩荆州”。信发出后一个星期，就有人来公寓找我，说熊总理约某日面叙。我如约再访石驸马大街熊府。这次进门，与过去大不一样。门房笑脸相迎，把我引入一间大客厅坐下。熊希龄也即时来到客厅。他慈眉善目，长袍马褂，风度高雅，亲切地向我询问一切。我告诉他，回国后向报到，无人理会。他听了哈哈大笑说，现在的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教育经费没有，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还能管你们留学生吗。这使我想起内藤湖南的话来，真是不幸而言中。我向他讲了内藤教授，说他很钦仰您，还让我带来一封信。他一听内藤湖南有信给他，异常高兴。看完信后，还说你为什么不早拿来。他当即叫人来拿茶具，请我进入隔壁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客厅，更加亲切地再次详细询问我的情况。谈到今后的出路，我说想到海关监督署去工作，因为他的内弟是上海的海关监督，请他。他不以为然地说，中国的海关是英国人管理的，人员进出得由英国人核准，中国海关监督仅是毫无实权的虚名。况且一朝天子一朝臣，目前北京的政局已有变动，海关监督就要换班，恐怕接班的人已经上路了。所以，此路不通啊。他说，我想你是学经济金融的，应当从事银行工作。我有个朋友李某，也是湖南人，是北京银行公会出版的《银行月刊》的编辑。你可以参加月刊编辑，每月多写几篇稿子，收点稿费补助生活。他边说边打电话给李某，要他照顾我，兼任编辑工作。
第二天，我就到北京银行公会《银行月刊》编辑部去找李某。一见面，非常热情，好似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他不但表示欢迎，而且特别敬重。他说，这个月刊正缺少好的稿件，资料性的东西太多不行，希望你多写点银行金融方面的文章。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后来才知道他原是熊希龄的秘书，对熊是唯命是从。我对写这类稿子本有兴趣，加之遇到知音，自然不遗余力。一股劲，几个夜晚就写了两篇。一是关于银行经营管理，尤其是人事管理方面的文章。一是关于银行要有强有力的调查部，研究金融经济形势和预测，调查放款对象的信用状况。李先生看了自然高兴，很快发表出来。从此，我便过起教书、卖文的生活。
七 跨入银行之门
世上的事情，有时似乎是意料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
我同熊希龄晤面后约二十多天，突然中华汇业银行北京分行的李光启经理派人来约我翌日十点钟到银行面谈。
中华汇业银行坐落在东交民巷西口瑞金大楼内。李经理为人爽快豪放，他在熊希龄做财政总长时任泉币司司长，对我很客气热情。他说，敝行目前本来就不能招用新人，但因熊秉老特别，又经与日方董事商议，日方认为帝国大学毕业生可以破格安排。他要我暂在会计处工作，先熟悉一下本行业务，月薪60元，从12月1日起到行工作。我说为难的是学校聘书是一年，不好毁约。他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上班，要教课时请个假去就是了。李经理如此照顾宽容，我实感激万分。
我按时来行报到，并搬入银行四楼单身宿舍。这里不但不要付房租，中午吃饭也不花钱，生活从此安定下来。本来我以为进入银行的大门是很难很难的，不料走遍天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的这段经历，生动地体现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性。
会计处有位名叫川端的当部长，还有一位日本人及一位宁波人，都是行员，连我一共四人。我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日本人很尊重，也很客气。因为在日本，只要是帝大毕业生，社会上到处争相聘用，政府的重要官吏差不多都是帝大的。川端部长要我先熟悉熟悉情况，并要那位日本人教我学写阿拉伯数字，要那位宁波人教我学打算盘。那日本人的阿拉伯数字写得真秀气好看，那位宁波人的算盘神通准确，我拿起两位做的各种报表及计算表一看，真是清晰美观极了，羡慕不已，也自惭形秽。尤其那位宁波同事，算盘好，字迹清秀，薪水却不到50元，而我名为实习员，实际当学徒的程度都不够，可薪水比他多。据说，当初研究我进行的薪水时，李经理提出40元。后拿到日本上田董事处商议，他说日本有个规矩，凡日本帝大毕业生，薪水不得低于60元，于是我的薪水就定了60元。我不但算盘打不好，阿拉伯数字也写得难看，勉强抄了份表报，还要人家改抄，时时感到脸红。可是人家一点不介意，还是认认真真地教，使我既难堪，又感激。我想，我不能靠外国的资格吃饭，所以下定决心拜他们两位为师，勤学苦练。
我的表报虽然做不好，但表报上反映的情况却能看得清。从分表报与总表对照一分析，使我大吓一跳，因为表报上反映出这个银行的经营管理不怎么健全，财务上已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了。翻开账簿一看，放款很多，利息很高，但大都是政府呆账，不但收不到利息，连本钱也靠不住了。因此，行内现金极度缺乏，每天像过年三十除夕一样，头寸奇紧。这家银行虽有发行钞票的特权，但所发钞票信用很低，发不出去，或者全发全回。因为银行钞票发出去，全靠在市面广为流通，如果钞票滞留于市场的时间愈久，迟迟不回笼归库，就会对发行银行有利。若本行钞票，今天成捆发出去，明天又成捆地回来兑现，则要把本行仅有的一点现金被自己的钞票兑出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进入汇业银行，熟识的人都不无羡慕地说我得了个金饭碗。我了解了汇业银行的底细，心中暗自思量这个金饭碗原来是纸糊的，早晚会被捅破，今后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又一件难为情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银行月刊》编辑部那位李先生突然找到我说，熊秉老有一位内甥女，年岁与你相当，尚未出阁，若与兄合作，真是天大好事。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立即断然答复：我已有约在先，而且不敢高攀。过不几天，李又悄悄地告诉我不少对方的情况，老实地说这件事不成是你的幸福。
我在会计处一方面拼命学习表报和打算盘，利用机会学习掌握银行实际业务，一方面又担心这个银行难以挽救的命运。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本行李经理决定调我到经理室做秘书工作。我在会计处干得兴趣正浓，也舍不得离开处里的同事。可他们却说这是调升，怎能不去？！我到经理室后，掌管一切来往报告、信件，有的要提出意见送请经理批示，有的则可直接批发。我通过一些报告、文件，更加看出这个银行处境不妙。有一次同李经理谈及，不敢直说这个银行不好，只用正面建议方式来试探。我说要想把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增强实力，得到关外奉天、东三省去找出路。因这是中日合办的银行，到关外或可多与日本工商业加强往来做生意。或者在东三省发钞票，加强和日本的银行往来。现在北京发钞票，只能支付零星款项，不可大捆发行。因为大捆发出后，即时大捆钞票又回来，等于用自己的钞票挤兑自己的现金，如此循环，既不合算，又很危险。李经理听了似乎有点赞同，但不置可否。过了几天，把我叫去要我把那天谈的意见用书面详详细细写个报告，还让我到他家去写。他说在办公室人来人往不安定，也难保密，在家里安静，也可写得快些。我想这也是过虑，不过也只有遵从。第二天，他派车接我到他家，书房里已准备好一切文具用品。他要我好上午写成。写好后，等他回来看看，一同在他家吃午饭。他走后，我就来写签呈。本来这个意见很简单，都是从正面说话，提出建议主张，发展方向，前途展望等等。其实这都是闭门造车，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在我低头写字期间，总觉得窗外有人窥视，似乎还有窃窃私语。我想这里不过是个书房，又没有什么贵重物件，何必还要来监视我。愈是这样，愈不敢抬头，正襟危坐，不敢随便乱动。好容易到了11点钟，我的报告写完了，李经理也回家了。他到书房来看报告，说写得很得体，明天他就去天津向总行董事长、总经理汇报。他告诉我，总经理已由与奉系有关系的王荫泰担任，王做过奉系的财政厅长。和他一起吃过饭后，又派车送我回银行。过了不久，本行又发表通知，给我加薪10元。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却受到如此殊荣，似乎不太合情理，但也无可如何。李经理从天津开会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你写的计划董事会已通过，决定向关外发展，还传令对你嘉奖，将来总经理还要和你面谈。又过了一些天，本行的庶务科长陈某很有礼貌地请我饭后到他的办事房叙谈。这位陈科长是李经理做司长时的老部下，现在又是实权人物，我们一切生活有关的事项都得仰仗他来解决，怎敢怠慢。中午饭后，就连忙去找他。见了面，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恭喜！恭喜！”弄得我好似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也许银行当局又要把我升迁了吧？我只得洗耳恭听他的下文分解。他轻轻地扶我坐下，然后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李经理有位胞妹，长得不错，尚未出阁。李经理的老母，亲自相看了你，很是满意，要我来给你们做媒人。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的怒气就涌上心头。好啊！要我到家去写报告，原来是为了这个。我在那里正襟危坐，不敢左顾右盼，却被你们看来看去，真岂有此理！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没好气地一口回绝了他，不欢而散。后来有一次这位陈科长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里和我说，你那次回绝得好。这位李小姐娇生惯养，全盘洋化，还养了一只洋狗，随时牵它到公共场所、公园去蹓跶。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只是请他不要再传播了。
汇业银行有个规矩，每天上午下班后备有午饭，全体员工都在一个饭堂里吃饭。这对我来说是个绝好的接触同事们的机会。我有意地轮流和他们攀谈。有时谈些家常，有时请教些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谈来谈去，我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同事中，大体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来行工作为了谋生糊口，对行里的一切事物，各种是是非非，一概不闻不问，勤勤恳恳，办事有效率。另一类是身在行中心在外，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他们同钱庄、银号有生意往来，做些京钞、股票小投机，虽不敢迟到早退，但时时盯着墙上挂钟，一到下班时分就以赛跑时起跑的速度向门外冲去。所以，他们的工作成绩可想而知。还有一种人，从来没把上班工作当做一回事，非但经常迟到早退，即使在班上也无精打采。他们嗜好赌博吃喝，晚上熬夜玩乐，白天上班打盹养神。不管哪类人，都从来没有人公开关心或谈论行务前途的。他们或者是真正无知，不懂这些；或者心照不宣，你知我知他知，但绝口不谈，怕引起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我也向他们学会这一套，明知道这个银行不行了，也不敢明说。我有一个同学的夫人，平日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下了几千元钱。知道我在这个银行工作，就非要把钱存入这个银行，说是我在这里放心，还要我代替她去存。我真是左右为难，想告诉她点真实情况，却又不敢说。假若从我口中传出什么消息，这个纸糊灯笼就会被捅破，就有可能引起挤兑提存的风潮，银行就得立即关门。我只得委婉地告诉她，在银行工作的人不能代别人在本行存款。现在的银行都差不多，你存入附近的银行就行了，何必非存在我工作的银行。可是这位夫人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亲自把钱存入了这个银行。这样一来，我却背上了包袱。我时刻替她担心，辛辛苦苦攒的钱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从此，我更特别留意银行的情况变化，打算到了必要的时候迅速通知她来行取款，以免无辜受累。
1928年初春，我被调到汇业银行天津总行工作，并参加奉天分行筹备事宜。到天津后，总经理接见，同时会见了总会计谢霖甫。谢是老日本留学生，对会计很有造诣。奉天分行经理已内定由一位老中国银行出身姓顾的担任，计划在奉天开设一个分行和一个办事处，如发展得好，准备再去长春和哈尔滨开设分行。
不久，行里决定由我率领一部分先头人员到奉天筹备。到了奉天，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们这些南方人颇不习惯。同行的有几个是奉天人，他们各种关系较熟，一切行址、设备等等事务全由他们负责。我和一位叫蒋昌裕字均如的，负责业务上的筹备事宜。蒋昌裕也是湖南同乡，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很久，相当能干，热心工作，熟悉各项业务，在银行业务上可算作全才，无论内汇、外汇都很精通。我对这次奉天之行，抱有很大希望，认为这是对已病入膏肓患者的后处方，切切希望其着手成春。所以，在奉天非常努力，一心一意扑在筹备工作上。先经一个在日本的同学介绍，与南满铁路、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拓殖银行及其他一些日本工商业者接洽，请他们届时照顾帮忙。见面时因为差不多都是帝国大学毕业的关系，非常亲切。同时又与当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奉天官银号等金融机构，及当地一些工商业者接洽访问。当时真是每天东奔西跑，到处找门路，搞关系，见缝插针，就是希望一炮打响，来一个开门红，大张声势，不但在关外求发展，还要对关内谋生存。内部筹备工作，全靠蒋昌裕，他也搞得有条不紊，后来我任办事处主任时，也全靠他帮忙，他虽是一个普通办事员，实在是我的得力助手，不亚于副主任，我很感激他。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6月正式开张大吉。我对此抱有莫大希望，满以为就此马到成功，转危为安，其实这不过是我自己的幻想而已。我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当时的经济界、金融界太复杂了，处处事与愿违。接洽时得到的都是口头春风，毫无实惠。奉天的金融市场实际已被瓜分。中、交两行和奉天官银号竞相抢占钞票流通市场，寸步不让。日本老头票和正金银行钞票也各霸一方。要想见缝插针，却无缝可寻。我行钞票发行不出去，存款又收揽不进来，工商业者都在冷眼观望，银行业务的开展难上加难。奉天分行不但没有余力救济关内的总行、分行，自身也是捉襟见肘。
险象丛生的汇业银行，使我感到绝望，我估计它的生命很难维持到年底，而我自己则绝不情愿与它共存亡。正当忧心如焚之时，报载唐有壬出任湖北省银行行长，使我又见到一线光明。唐有壬是我在东京留学时的同学，他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我们虽不是同校但关系相当好。他从庆应大学结业后，即回国进了中国银行，还曾约我到中国银行工作。这时我抛下报纸立即给他邮去一信，言明我的近况及中华汇业银行的问题，希望到他那里工作。说也快，转天即得到了他的回音，信中说明湖北省银行是官办银行，人事是随政治变化而改变。我现在也是三日京兆，湖北决非久居之地。但你的信来得很凑巧，现在有一个好机会。这里从上海来了一位有作为的大银行家。他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目前正在湖北视察分行。昨天他来看我，他说在北京《银行月刊》上看到你写的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很感兴趣，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我说此人是我在东京留学时的好友，他表示想约你当面谈一谈。我说可以写信通知他考虑考虑。前天适接到你的信，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正想通过《银行月刊》打听你的地址，你就来信了。我已告诉陈光甫，一方面由我写信通知资某人，一方面好还是由他直接打一电报约你去上海面谈。假若他有电报来，你应立即动身前往。他们这些大企业家非常忙碌，走南闯北，没有时间等待。机会难得，稍纵即逝。果然，过了一个星期即有电报来约。欣喜之中，忙向经理请假，又写信给北京那托我存款的老嫂子，说我已脱离汇业银行，赶快将存款转存到中国银行。当时行中有人奇怪，你请假半个月，何必把所有行李都带上？其实我的行装并不多，只是一个书箱、一把小提琴、一个曼陀铃而已。即使如此，也仍引起有人注意。只有一人深知我不会再回来了，这就是蒋昌裕。也只有他一人直送我上火车。告别时，彼此心照不宣，互相说声后会有期。后来他也离开汇业进入了中国银行，曾一度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碰巧那时我在天津上海银行工作，两人过去合作共事可谓知音，常常长谈甚欢，提起汇业银行则感慨万分。天津解放时，他已回湖南去了。
8月初离开奉天，到上海后即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我曾专程拜访过中华汇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陈介。陈介也是湖南人，曾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见面时，他很羡慕我能从汇业银行脱身，他不幸只有与这个银行共生死了。言下不胜痛惜。我也无法安慰。果然不出所料，这个银行终于过不了1928年，就在年终之前宣告停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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