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石丛书·爱因斯坦在路上：科学偶像的旅行日记

本书首次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整理出来，披露了天才科学家的一切旅行趣事，比如：漂亮的女性时时令他心情愉悦；中国人的悲惨处境令他心怀怜悯；每到一地都受到媒体围堵；大浪滔天时他却在计算船的加速度……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历史深处走来，全方位地展示了爱因斯坦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方面，原来天才亦凡人。本书由《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教授担纲翻译，作为一名资深“爱粉”，他严抠细节，做到了内容准确，文笔流畅优美。 

　　1919年的日食观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让爱因斯坦的影响力遍布科学界，成为妇孺皆知的科学偶像。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路上”，其足迹遍布欧、亚、美、非四大洲十几个国家，直至他1933年定居美国。在旅行过程中，爱因斯坦沿途记下了不少日记。在香港和上海，他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在耶路撒冷，他目睹了犹太复国主义正付诸行动。在美国，他与好莱坞明星结为好友。日记里有他探索统一场论的次次挫折，也有音乐带给他的无上安慰，还有他对人物、书籍、政治、航海乃至精神分析等的品评与思考。

约瑟夫·艾辛格（Josef Eisinger）博士1924年出生于维也纳，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核物理学到分子生物学，从医学史到音乐史。他是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结构和化学生物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在专业期刊和书籍里发表文章200篇左右，并且两次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

推荐序言一/1

推荐序言二/5

前言/7

致谢/11

引言/13

时间表/17

章时代背景/1

第二章远东旅程（1922）/23

第三章回程:巴勒斯坦与西班牙（1923）/53

第四章南美洲（1925）/77

第五章纽约和帕萨迪纳（1930—1931）/101

第六章柏林和牛津（1931）/125

第七章回到帕萨迪纳（1931—1932）/143

第八章牛津、帕萨迪纳和在欧洲后的日子（1932—1933）/159

尾声普林斯顿的隐士（1933—1955）/179

注释/187

参考文献/227

译后记/229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会想到整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又是什么原因激发我用旅途见闻的形式，把这些日记重现在读者的面前。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长久以来我就对爱因斯坦十分着迷。但是我之所以终能够创作出这本书，那是因为我与爱因斯坦有着一种十分微弱的私人联系。      事情得从几年前说起，那一年安多尔·卡里乌斯（An?鄄dor Carius）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是一位学者、艺术家，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此后我们才成为朋友。安多尔那时正在研究孟加拉文化与音乐，他对爱因斯坦与孟加拉知名艺术家、哲学家、诗人和作曲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之间两段正式的对话很感兴趣。这两段对话发生在1930年的柏林，当时欧洲学术界正对东方艺术与文化很有兴趣，并常常把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分别视为东西方文化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对东西方的艺术、科学、音乐和宗教的观念做了一些比较，但是后没有发现什么共识。1      安多尔在研究中发现，爱因斯坦和泰戈尔之间的会面，是布鲁诺·门德尔（Bruno Mendel）博士安排的，其中一次会面地点是位于万湖的豪宅，布鲁诺·门德尔与妻子赫莎（Hertha）、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丧偶的赫莎母亲托妮·门德尔（Toni Mendel）太太都住在这儿。2当爱因斯坦从1914年到1933年居住在柏林的时候，门德尔一家人一直都与爱因斯坦和埃尔莎保持交往，托妮·门德尔更是爱因斯坦的亲密好友，常常往来。无论是政治还是音乐，她与爱因斯坦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有时也会乘爱因斯坦的豪华帆船“海豚号”到河上漫游。布鲁诺·门德尔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很早就发觉了希特勒带来的威胁，因此纳粹上台后不久，他很快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德国。他在法国和荷兰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发觉整个欧洲都不安全，就带着全家横渡大西洋，来到多伦多定居。在这儿他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安多尔跟踪了门德尔一家此后的迁徙，虽然布鲁诺和赫莎已经去世，但是他仍然找到了他们的两位在世的子女，露丝（Ruth）和格拉尔德（Gerald），而且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多伦多的家接纳了两位从奥地利逃到多伦多的学生。这两位逃难的学生被当局拘押在拘留营里，由于门德尔夫妇的担保才被释放出来。这两位学生中的一位是我的朋友科恩（Walter Kohn，1923—2016，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另一个就是我。      1939年4月，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一年后，我从奥地利逃到英国，那时我才刚过15岁。法国沦陷之后，英国人害怕德国人不久将入侵英国，因此丘吉尔下令把所有住在海岸附近的“敌侨”都拘禁起来。我那时在布赖顿一家饭店洗碗，马上被逮捕并拘禁，科恩与我一样被拘禁。我和科恩曾在维也纳同一所高中读书，那时在马恩岛的拘留营重逢。此后我们被船运往位于加拿大的各个拘留营，其中拘留时间长的是在新不伦瑞克省的大森林深处，在那里我们干伐木的活。被拘留的人多半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他们在拘留营里组建了一个学校。学校的规模虽小，却号称拥有一流的师资，他们招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就包括科恩和我，打算让我们参加麦吉尔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在拘留期间参加了这个考试。不久，加拿大政府确认这些被拘留的平民对加拿大根本没有敌意，就批准释放没有敌意的学生，但是要有加拿大人担保才行。      当我还在新不伦瑞克拘留营的时候，就收到了多伦多的赫莎·门德尔夫人寄来的信，说他们夫妇愿意为科恩和我做担保，并邀请我们在获释以后与他们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之所以选择为我们担保，是因为从此前一位拘留者那儿得知，我们在拘留营里曾经表演过一种八孔直笛二重奏。门德尔一家人喜欢音乐，他们多少有些相信喜欢音乐的人一定不会很坏。      多次延误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并且与门德尔一家人住在他们多伦多可爱的家里。他们房子里的家具大都从柏林以前的家里运来，各处都显示他们对艺术和音乐的热爱。当时对希特勒的作战并不顺利，这使得一切事物都笼罩在一层阴影里，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可能找到更温暖的家和国度了。我以门德尔家中成员的身份度过了愉快的一年半时间。之后，我加入了加拿大军队。      门德尔家里年长的奶奶我们都称她为“托妮奶奶”，她的家在多伦多附近的奥克维尔，里面堆满了从柏林带来的书和艺术品。她对政治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兴趣，继续与住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爱因斯坦保持着通信联系。不幸的是，托妮奶奶死后，这些爱因斯坦写给她的信件几乎全都销毁了，但在保留下来的一封信（写于1948年）中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悲叹当时令人沮丧的政治形势。在另一封写于1954年的信里，他感谢托妮赞扬他公开谴责麦卡锡听证会，并回忆起多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年代，他们一起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反战斗争。3      战后我完成了学业，并终在美国安顿下来。我曾经试图与门德尔家保持联系，但是不久我们就天各一方。布鲁诺和赫莎回到他们热爱的荷兰，住在比瑟姆附近一条运河边的小房子里。我和妻子只要有机会访问欧洲，就一定会去拜访他们。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有一次我们与赫莎坐在她的花园里，享受着宁静的田园乐趣，同时又哀叹冷战时期令人气馁的政治氛围。爱因斯坦和门德尔一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如此期许的开明时代，至今仍未实现。      距我住在门德尔家那段时间的70年后，我接到了安多尔的电话，他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对门德尔家往事的回忆，而且他还使我得知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丰富的爱因斯坦文献资料，其中吸引我的是爱因斯坦旅行时记下的日记。它们在我眼前呈现的不仅仅是这位不同寻常的日记作者，还包括写日记时那个动荡的时代。它们也带回了有关托妮奶奶的一些回忆。例如爱因斯坦乘坐在去纽约的船上时，感谢托妮奶奶送给他在路上吃的甘草蜜饯。这些事谁会知道？　　约瑟夫·艾辛格纽约　　2011年3月19日

　从新加坡到下一个港口香港的航行期间，“北野丸号”遇到了强大的台风和巨浪，它们使这艘船“跳起舞来”。这是爱因斯坦在海上经历的次猛烈的风暴，他看见许许多多飞鱼被船激起，飞向空中。他还发现时刻保持平衡很容易让人疲倦，而且女性远比男性更容易晕船。

　　11月9日进入香港的港口时，他看到了整个旅途中美丽的景色：海岸崎岖的岩石与起伏的群山排成一列，而港口就在岩石和群山之间；还有很多小岛突兀地露出海面，这美景让爱因斯坦想到“一半淹没在云里的”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香港犹太社群的代表团前来欢迎他们夫妇，他们原计划开一个招待宴会，被爱因斯坦谢绝，改为由两位当地的犹太商人开车带他们游览香港岛。中午他们在一处奢华的美国饭店吃午饭。在用餐的时候，爱因斯坦发现导游对科学以及香港殖民地的历史，都十分清楚；导游还让爱因斯坦知道这儿可以提供很多非同寻常的世俗享乐。

　　美丽多彩的海岸线，还有众多狭湾似的河口和漂浮在海上的小渔村，让爱因斯坦感到赏心悦目。但是华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却使他惊讶不已。“这些饱受苦难的男女们干的活是敲碎石头，或者抬石头，一天只赚五毛钱，那些没有善心的经济机器就这样无情惩罚他们的生殖力。”他在日记里思考：也许他们的处境可悲到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只是旁人看起来于心不忍。他还略带期望地写道，前不久在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中，这些劳工组织得很不错。

　　下午，爱因斯坦被接到犹太人社群中心，中心在一座草木茂盛的花园里，还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壮观的全景。他们一位导游的太太和小姨子加入到群体中来。在喝茶时，爱因斯坦得知香港只有120多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说阿拉伯语、来自巴格达的犹太人。他们遵循的宗教仪式甚至比“我们这些俄罗斯-欧洲的”犹太人还要古老。对这些来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犹太人，爱因斯坦却有一种自发的亲属感和归属感。这是因为他们与他老家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由此爱因斯坦得出一个推论：在过去1500年间（原文如此）犹太人的血统保持得十分“纯洁”。

　　饮茶之后，大家乘缆车来到香港人所谓的山顶，在那儿可以一览无遗地俯瞰整个香港的港口。从海中凸现出来许多小岛，使爱因斯坦联想起隐蔽在云雾里的阿尔卑斯山峰。他们乘坐的缆车在1888年就开始营运。爱因斯坦注意到缆车里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座位是隔开来的。

　　第二天早上（11月11日），爱因斯坦夫妇参观了大陆这边的华人区，参观后爱因斯坦更加相信他对华人的印象：他们非常勤奋，但是肮脏、消沉，连小孩子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沉思着，如果所有其他“种族”的人屈服于中国人，那真是令人羞耻啊！男女长相都很相似，也让爱因斯坦感到惊讶。他心里还想，中国女人有什么样致命的诱惑力使男人甘心养育这么多的孩子！这天晚上，有三个葡萄牙高中教师来拜会爱因斯坦，他们在谈话中抱怨说，要想让华人掌握逻辑思维根本不可能，特别是他们根本就不具有数学才能。

　　离开香港的时候，爱因斯坦对英国治理香港十分钦佩，认为他们的贡献一是让殖民地处处植物丰盛繁茂，二是在香港设立一所大学，让那些选择西式生活的华人就读。警察完全是由从印度招来的“黑人”担任，英国人的统治很有办法，他们用非常务实的容忍策略化解那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爱因斯坦叹息：这与欧洲大陆政策完全不一样！

　　11月13日早晨，“北野丸号”驶入长江口，抵达上海。一些人上船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来到上海：德国领事普菲斯特（Pfister）先生与他的妻子作为主人接待他们；物理学家稻垣守克（M.Inagaki）夫妇则是他们到日本前后一程很投缘的导游和旅伴。在上海欢迎爱因斯坦的不再是犹太人社群，而是德国人社群。

　　例行的记者会上接受日本和美国记者惯常的提问后，爱因斯坦夫妇被带进一家中国餐厅。用餐期间，恰好有一支送葬的队伍经过，队伍里色彩斑斓而且欢乐声不停，这种中国的习俗让爱因斯坦震惊，在他看来简直有一些野蛮。这顿饭的过程非常繁琐，而且好像没有止境，大家不断用筷子在同一菜盘子里夹菜，让爱因斯坦整个下午都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似的不舒服，一直忍受到回到普菲斯特的家才算解脱。

　　整个下午爱因斯坦夫妇都在中国人居住的区域散步，这儿留给爱因斯坦的印象与香港差不多。狭窄的巷子里挤满了来来去去的人，还有很不清洁的人力车。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各种恶臭，街道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开放式的作坊。中国人群里总是有人大声讲话，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这些“温和、迟钝、老是受到忽略的人在勤苦劳累挣扎求生时”彼此争吵。爱因斯坦一行人还去了一家剧院，剧院每一层楼都有一个丑角表演，让听众高兴地哈哈大笑。在街上到处都是垃圾，但是人群中也不乏欢乐的面孔，甚至那些像马一样工作的苦力也没有显示出痛苦的样子。他们这群欧洲人的出现让中国人张口结舌地傻看着他们，埃尔莎更是他们惊讶的人。埃尔莎总是拿着一个长柄眼镜眯眼打量他们——她的近视很厉害，但是据说她太爱慕虚荣而不肯戴眼镜。

　　晚上，稻垣夫妇开车接爱因斯坦夫妇穿过黑暗中迷宫般的街道，来到富有的画家和书法家王一亭家里。*爱因斯坦夫妇受邀请到这位画家家里晚餐。在他家又高又冷清的墙后，有花园和池塘，而且明亮的灯光使得院子里的风景像画一样。在像过节日一样明亮的走廊里，挂着主人自己的画作，以及其他珍藏的艺术品。座上还有上海大学校长**、几位教师和其他一些上海名人。晚餐上不断有客套和恭维的致辞，爱因斯坦自己也随俗作了客套的致辞。繁复讲究的佳肴让爱因斯坦简直贪婪得像饿虎扑食一样，这种过程是欧洲人无法想象的。之后他又在日本俱乐部出席了一场接待会，会场的气氛就十分轻松自在，这才合乎他的口味。

　　第二天一早，爱因斯坦夫妇出门参观中国人的一个村子，还有一处佛教庙宇。他们的出现又一次引起路人的围观，之后他们急忙赶回船上。下午三点，“北野丸号”离开上海，向东穿过黄海向日本驶去。它蒸汽腾腾地穿过濑户内海众多迷宫般的绿色小岛后，在11月17日下午抵达神户。

　　注释：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译者

　　**时任上海大学校长为于右任（1879—1964）。这次晚餐的详情可参见《爱因斯坦在中国》，胡大年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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