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1640
《社会与经济》是作者历时二十多年写作的一部扛鼎之作。本书的核心都在讲一个观点：新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在按照历史规律发展的同时，有时怎样“分叉”的？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事造英雄？作者批判了佛朗西斯.福山等著名经济学的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几乎批判了过往所有社会学家的错误观点，建立起符合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学观点。同时，作者阐述了伟人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能成功，苏联的休克疗法导致苏联的解体。
作者认为，我们要把社会与经济看作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不要二元对立，这样才能形成理智的决定，才能真正实现创新。求其相生，必其相克。二元融合，才能孕育力量 ，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在社会经济学领域，很多专家认为，格氏不屑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术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水平。
100年前，面对工业社会时代的到来，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100年后，面对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看马克.格兰诺维特的《社会与经济》。只有大师中的大师关于新经济社会学的鸿篇巨著。当今时代，如果不看《社会与经济》，就很难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社会，以及如何应对信息经济高速发展所遇到的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弱连接”理论提出者、社会学教授、跨界的奇才，当代社会学界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经济学界非常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学者，被认为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历经二十多年写就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巨著！
《社会与经济》是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奠基之作，概况来说，这书重新定义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弱连接理论由格兰诺维特于1974年提出。他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这是一种“强连接”现象；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然而却是肤浅的社会认知。格兰诺维特把后者称为“弱关系”。格兰诺维特因为提出弱连接理论而名噪一时，也由此奠定了他在社会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过去200多年来，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的固化认知模式是，认为经济学是基础，其他学科都依赖于经济学。打个比方，经济学就像一个插线板，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这些插头都插在上边。而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把二者关系倒了个个儿。
这个观点看似并不难理解，但实际上作者提出并论证这个观点，是对传统学科极大的颠覆，而且这种颠覆特别符合互联网时代下社会网络关系的演变趋势。
在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写道，经济并不是与人类行为无关，而是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中，并且与其他领域一样遭受着情感和观念的冲击。
第一章 经济社会学
1.1个人行动、经济结果与经济“制度”
1.2 “教养”取代“天性”了吗
1.3适者生存、社会资本与历史
1.4低度社会化与高度社会化
1.5社会网与“嵌入型”
第二章 心智结构：规则、价值和道义经济
2.1心智观念、信任与权力
2.2什么是合适的行为
2.3最后通牒博弈
2.4道义经济：为什么规则很重要
2.5结论
第三章 经济中的信任
3.1什么是信任
3.2你属于哪种信任
3.3信任之外
3.4信任与欺骗
3.5信任、规范与权力
第四章 经济中的权力
4.1三种权力
4.2权力和社会结构
4.3中间人业务/172
4.4老练与高效的权力支配者
第五章 经济和社会制度
5.1制度和“逻辑”
5.2中距制度
5.3哪套规则是合适的
5.4“集成式”生产与汽车工业
第六章 个体行为与社会制度
6.1华尔街的分析师
6.2跨越的逻辑和资源的转置/287
6.3有意识思考的选择
6.4从动荡、战争和革命中取舍制度
6.5经济行动、网络和制度中信任、规范及权力的动态变化
这本书是一个领军人物对其思想的阐述，不仅是社会学一个充满活力的分支领域的里程碑，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有着重大贡献。格兰诺维特一直以来都是大师级的作者，他以其无懈可击的风格，赋予了这本书以令人不忍释卷的品质。这是经济社会学领域所出版的*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只要对社会理论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感兴趣，这本书应该人手一本。
——马克•米兹鲁奇（Mark Mizruchi） 密歇根大学
这部人们期待已久的著作出自新经济社会学奠基者之手，为从经济的社会学视角观察搭建了一个概念基础。聚焦于规范、信任、权力和制度对经济运行的作用，《社会与经济》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性阐述，这将有助于建构未来。基于广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学术领域的探讨，格兰诺维特的书论证了社会结构之于经济组织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期盼该书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以及被跨学科的读者纳入囊中，尽早读到。
——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学会会长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非常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他甚至被认为是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既能够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够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在我看来绝不是某种灵光一闪的观点，这是大智慧。尽管教授字里行间、处处谦逊地回避各种建构范式的“嫌疑”，耐心地梳理数十年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思想演进，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倒一个个儿”，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游刃有余的功力，教授做到了。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虽属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但这本书对于理解互联网社会底层逻辑是不可或缺的。在经济社会学的庞大议题下，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关系”与“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的真正含义，带来新商业模式涌现的方法论启迪。
——吴 声 场景实验室创始人
本书由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著写，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社会关系网络与经济行动间的关系，通过引入大数据，深刻分了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如何在一个动态互动过程中形塑我们的经济现象，是一部关于新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高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这本书是一个领军人物对其思想的阐述，不仅是社会学一个充满活力的分支领域的里程碑，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有着重大贡献。格兰诺维特一直以来都是大师级的作者，他以其无懈可击的风格，赋予了这本书以令人不忍释卷的品质。这是经济社会学领域所出版的*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只要对社会理论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感兴趣，这本书应该人手一本。
——马克•米兹鲁奇（Mark Mizruchi） 密歇根大学
这部人们期待已久的著作出自新经济社会学奠基者之手，为从经济的社会学视角观察搭建了一个概念基础。聚焦于规范、信任、权力和制度对经济运行的作用，《社会与经济》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性阐述，这将有助于建构未来。基于广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学术领域的探讨，格兰诺维特的书论证了社会结构之于经济组织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期盼该书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以及被跨学科的读者纳入囊中，尽早读到。
——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学会会长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非常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他甚至被认为是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既能够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够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在我看来绝不是某种灵光一闪的观点，这是大智慧。尽管教授字里行间、处处谦逊地回避各种建构范式的“嫌疑”，耐心地梳理数十年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思想演进，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倒一个个儿”，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游刃有余的功力，教授做到了。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虽属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但这本书对于理解互联网社会底层逻辑是不可或缺的。在经济社会学的庞大议题下，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关系”与“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的真正含义，带来新商业模式涌现的方法论启迪。
——吴 声 场景实验室创始人
本书由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著写，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社会关系网络与经济行动间的关系，通过引入大数据，深刻分了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如何在一个动态互动过程中形塑我们的经济现象，是一部关于新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高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序
人们期盼已久的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积数十年思考的大作《社会与经济：框架与原则》，终于在2017年出版了。格兰诺维特早年的博士生，现在清华大学任职的罗家德教授，是格氏的“忠粉”，他和王水雄不分昼夜，把格氏的这本大作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家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诚惶诚恐。我虽钟爱经济社会学，但就“社会与经济”这个大
题目来说，颇感力所难及。所谓作序，也只能是从我的角度，谈谈对该书的理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最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他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
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既能够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够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格兰诺维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经典之作，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都负有盛名，并多次获得引文桂冠奖。他提出的“弱关系”、“嵌入”等学术概念，甚至成为引领一个学术流派的符号。几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等，都已译成中文，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中国是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在格氏理论中，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成果，就是他的“弱关系”（Weak Tie）理论。格氏发现和证明，在现代社会，亲朋熟人之间交往频率高的“强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交往频率低的“弱关系”帮助大。他对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解释，因为“强关系”传递的是同质的信息，而“弱关系”才更可能传递有用的新信息。也是格氏“忠粉”的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证明在中国还是“强关系”起作用大，因为所谓“关系”,只是传递的管道而已，在有的社会传递的可能主要是信息（information）
而是中国，传递的更多的可能是权力、地位、金钱、人情的影响（influence）。
我早年就读过格兰诺维特的作品，并深受启发。在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之时，我就借鉴了他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并和经济学中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来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羊城村”的研究中，《经济生活的社会学》是我重要的参考著作。格氏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
会行动，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些论述也激励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成果，而是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当代相关实证成果，来论证一个他一生追求的宏大的命题：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格氏是那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的大家，看似一桌无所不包的理论大餐，每一道菜又都做的那么精细、那么别致、那么有味道。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本
书可以看作是格兰诺维特多年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必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和新经济社会学前行中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氏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们通常认为，
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稍逊经验归纳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路子。但又恰恰是他，颠覆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有限于我的知识范围，我从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的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韦伯和帕森斯，都有一本以《经济与社会》为名的巨著，但他们都是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要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那个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波兰尼的《大转变》，把这种推论称之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了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标准。格兰诺维特新经济社会学，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embeddedness），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
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的话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布劳、吉登斯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氏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之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一个具有分析
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强有力
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以及相互影响的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都独树一帜，让人眼睛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路数，被格氏在这本《社会与经济》一书的开篇，冠之“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氏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
（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很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这本书应是格氏《社会与经济》巨著的上册，我们期待着下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
惊喜。
以上杂谈，权作序。
李培林
序
人们期盼已久的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积数十年思考的大作《社会与经济：框架与原则》，终于在2017年出版了。格兰诺维特早年的博士生，现在清华大学任职的罗家德教授，是格氏的“忠粉”，他和王水雄不分昼夜，把格氏的这本大作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家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诚惶诚恐。我虽钟爱经济社会学，但就“社会与经济”这个大
题目来说，颇感力所难及。所谓作序，也只能是从我的角度，谈谈对该书的理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最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他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
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既能够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够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格兰诺维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经典之作，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都负有盛名，并多次获得引文桂冠奖。他提出的“弱关系”、“嵌入”等学术概念，甚至成为引领一个学术流派的符号。几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等，都已译成中文，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中国是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在格氏理论中，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成果，就是他的“弱关系”（Weak Tie）理论。格氏发现和证明，在现代社会，亲朋熟人之间交往频率高的“强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交往频率低的“弱关系”帮助大。他对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解释，因为“强关系”传递的是同质的信息，而“弱关系”才更可能传递有用的新信息。也是格氏“忠粉”的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证明在中国还是“强关系”起作用大，因为所谓“关系”,只是传递的管道而已，在有的社会传递的可能主要是信息（information）
而是中国，传递的更多的可能是权力、地位、金钱、人情的影响（influence）。
我早年就读过格兰诺维特的作品，并深受启发。在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之时，我就借鉴了他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并和经济学中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来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羊城村”的研究中，《经济生活的社会学》是我重要的参考著作。格氏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
会行动，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些论述也激励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成果，而是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当代相关实证成果，来论证一个他一生追求的宏大的命题：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格氏是那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的大家，看似一桌无所不包的理论大餐，每一道菜又都做的那么精细、那么别致、那么有味道。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本
书可以看作是格兰诺维特多年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必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和新经济社会学前行中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氏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们通常认为，
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稍逊经验归纳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路子。但又恰恰是他，颠覆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有限于我的知识范围，我从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的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韦伯和帕森斯，都有一本以《经济与社会》为名的巨著，但他们都是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要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那个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波兰尼的《大转变》，把这种推论称之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了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标准。格兰诺维特新经济社会学，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embeddedness），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
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的话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布劳、吉登斯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氏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之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一个具有分析
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强有力
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以及相互影响的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都独树一帜，让人眼睛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路数，被格氏在这本《社会与经济》一书的开篇，冠之“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氏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
（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很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这本书应是格氏《社会与经济》巨著的上册，我们期待着下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
惊喜。
以上杂谈，权作序。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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