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霜寒十四州（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二辑）

  本书是《杭州文史小丛书》之一种。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文士荟萃，人才济济，文艺也著称于世。他曾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由是田塘众多，土地膏腴，还鼓励扩大垦田，由是“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本书对钱镠的一生作了系统研究与挖掘。

  杨渭生，1932年生，福建南安人。1957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杭州大学（今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杭州大学学报》文科主编，杭州大学（今浙大）韩国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81年至2002年，连任浙江省三种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宋丽关系史研究》、《两宋文化史研究》（再版改为《两宋文化史》）、《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下册）、《西湖通史·北宋篇》、《宋代文化新观察》、新编《沈括全集》、《香江·文史杂淡》、《慎愚轩文存》、《中韩文化交流史论集》、《感恩集》等。事迹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十多种中外名典。

　　近年来，杭州文史研究会坚持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文史名篇佳作的创作，组织文史领域的专业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开始编撰一套开放性的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杭州文史小丛书》。作为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精品读物，关键之处在于提倡科学化，反对庸俗化，追求通俗化。

　　提倡科学化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遵守历史研究规范，这是小丛书编撰成败的关键。因此，小丛书作者应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历史唯物论来指导研究杭州历史，以应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解读历史现象，以事实为依据再现历史场景，以史实为基础叙述历史进程，使小丛书充分体现其科学价值，进而更好地发挥历史科学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反对庸俗化就是要反对史学研究和著述脱离历史本真的“戏说”倾向。曾流行于社会某些文艺领域的“戏说”，已经向史学界蔓延，并且影响到一些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有的随意编造历史故事，任意臧否历史人物，有的随意颠覆历史常识，任意解构历史场域。一些历史读物的庸俗化倾向不仅起不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反而扭曲了历史，伤害历史科学，误导广大读者，影响大众心理，危害青少年成长，并将阻碍对中华文明发展正确认知的形成，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因此，在编撰小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握这样一条原则——可以细说，但绝不能“戏说”，做到不媚俗，不从众，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全面客观地反映杭州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追求通俗化就是要以通俗易懂的表述，吸引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使杭州悠久的历史能够深入广大市民的内心，使杭州曾经的辉煌能够成为每个杭州人的骄傲，进而鼓舞杭州人民积极向上，不断进取，促进杭州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白寿彝先生曾说过：“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因此，小丛书作者对历史价值和历史知识，既要有科学认识、正确把握，又要对读者心理有正确理解，并在坚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展现历史的多样性，追求表述的生动性，从而使小丛书成为一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史读物。

　　小丛书的编撰就其形式而言，它既是小书，又是大书。说其小，每本仅5万字左右，可谓是袖珍读物；说其大，十本一辑，连年发行，可形成系列丛书。就内容而言，围绕杭州，涉猎广泛，无论是宫廷秘辛，还是名流轶事，均为采写对象，可谓无所不包。就时间而论，上至先秦，下至民国，既有古史阐释，又有近史新叙，可谓代代有佳作。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积极推进大众史学，开展文史知识普及的大胆尝试。我们借鉴“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方式，延请了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选择各自熟知领域中有关杭州的专题来进行撰述；同时，用严格的学术评审机制来进行把关，确保作品以准确无误的史实、通俗易懂的文字，在广大读者与博大精深的杭州历史文化殿堂之间架起一座通津桥梁。小丛书还可以作为学校课本知识的延伸和补充，让青少年读者能够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取生动确切的杭州文史知识。

　　正当钱镠占有杭州迈开步伐将要进一步发展时，碰上孙儒之乱，不得不认真对付。孙儒是何许人也？这是北方逐鹿中原失利而南下的藩镇军人。这种藩镇军人南下就想攻城掠地、割据一方，对南方土生土长的民间武装、崛起的土豪是巨大的冲击。孙儒之乱对钱镠吴越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冲击就是如此。

　　这个孙儒南下陷扬州，遂与杨行密展开扬州争夺战。杨行密退保他的老巢庐州，孙、杨之间争战不绝，战火不断向南延烧，终于烧到浙西境内，后钱镠也被卷入这场战争。孙、杨、钱三方在淮浙地区展开混战。战争主要在两个战场进行：一是孙儒与杨行密争夺宣州之战；二是孙儒、杨行密、钱镠在浙西润、常、苏三州展开混战，多次反复争夺战。而宣州战场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景福元年壬子（892）二月，钱镠趁孙、杨在宣州大战之际，收复苏州。六月，钱镠出兵会战宜州，大败孙儒于宣城。杨行密斩孙儒，因有广陵。这样，孙儒之乱总算结束了。但孙儒之乱，对钱镠方面影响很大。

　　其一，关于吴越与杨行密的关系。如众所知，吴越国与吴、南唐政权的关系始终是吴越国制定对外军事战略的基本因素。而吴越与杨吴势力的初接触就是从孙儒之乱开始的。孙儒之乱前，钱镠先后占有常、润、苏三州，他的势力一直扩张到长江边上。孙儒之乱后，钱镠被迫放弃常、润二州。这就是说，这个孙儒之乱，主要是孙儒与杨行密交战。同时也是钱、孙、杨三方混战。在混战中，钱镠与杨行密既有联合又有冲突，在防捍孙儒战役里，钱镠名气大了起来。战争结束，就地盘上看，杨行密与钱镠正好打个平局：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占有淮南；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占有两浙，形成东南地区两大割据势力的均衡态势。在此后数十年间，钱、杨双方都曾南征北战，试图突破这个均势，但谁都没有成功。

　　其二，钱镠建立武勇都。孙儒之乱结束后，其余部除部分主力进入湖南外，其余大部分被杨行密和钱镠收编。钱镠认为孙儒这些降卒能打仗，把他们组建成“武勇都”，隶于中军。组建武勇都改变了钱镠军队的构成，提高了钱镠军队的战斗力。武勇都后来成为钱镠讨伐董昌的主力部队，但也带来很大的麻烦。武勇都后来在许再思等人率领下，曾在天复二年（902）、天祜元年（904）两次发动叛乱，这对钱镠吴越霸权的形成影响很大。究其原因，与淮南杨氏政权有关，甚至影响到钱缪政权与吴及其后继者南唐的关系。所幸钱镠英明果断，处置及时，才化险为夷，没有闹出大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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