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86944
本传通过吴承恩成长经历及一系列故事，生动地勾画出了其思想发展轨迹和性格特点，突出其艺文造诣特别是对志怪的钟情，从而创作出《西游记》这一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
——文史专家 郑欣淼
作者把梳求征，下了硬功。从传主思想发展、人文活动等，描绘了明代文学大家吴承恩的创作成绩和人生历程，突出了孙悟空“这一个”文艺形象的创作缘由和产生的影响。作品思路清晰，论述有据，文字清朗通达，富有书卷味，是一部优秀的传记。
——文学专家 王必胜
作品以时间为脉络，以《西游记》的诞生为线索，从生活历程、思想发展、社会生活、人文活动诸多方面，着笔于有代表性的侧面，放在社会时代的大背景和人文环境中展示，书写了明代小说大家吴承恩的一生。 作品思路清晰，人物的生活及文学创作活动顺序展开，描写和论述兼及，事实考证力求有所本，也注重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文字表达清楚，有书卷味。
001 前言
007 章/穷孤家世
036 第二章/聪慧少年
058 第三章/落拓举业
089 第四章/道义初萌
120 第五章/无奈仕途
146 第六章/白下风流
179 第七章/文人意气
200 第八章/无辜冤狱
224 第九章/荆府顿悟
264 第十章/淡泊晚景
283 附录一/吴承恩生年简谱
300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记
四百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叫世德堂的书店不经意间将自己写进了历史：这一天它开始出售墨香沁脾的《西游记》。这是一个标志，从此中国文学的殿堂增加了一座丰碑，世界文化宝库多了一缕光辉。
大明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夫子庙附近一家叫作“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忽然热闹起来，不大的店面已经有点拥挤。书坊主人唐光禄站在台阶上，殷勤招呼着熙熙攘攘的顾客，不时还满脸微笑地帮伙计送送客。天气有点热，脸上汗涔涔的，他也只是很不文雅地用袖子擦一擦。紫砂大提壶就放在柜台的那头，早晨小伙计沏好的雀舌已经见底，但店里忙吵吵的，谁也没想到去续水。好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去计较茶水了。
从这个不大店面里出去的客人，每位都带走了一个用油纸捆扎好的的大包。那是一套书，一套叫作《西游记》的志怪（按：现在称神话小说），厚厚的二十本。此刻，在唐老板眼里，那就不是书，而是定心丸，是开心果，是白花花地扔了出去又回来还下了崽儿的银子。对他来说，煎熬终于结束了。
老板年纪不大，三十来岁，身形单薄，瘦得有点可怜，但眉宇间透出一股精明。这间书坊是他家的祖业，是他的曾祖父从福建建阳带过来的。建阳虽然是闽北山区的一座小城，但向有刻书的传统，从南宋以来家家刻书，也都藏有几套书版，一家人就靠这几套书版谋生；各家的书版并无一定之规，就看你能弄到什么，有四书五经，有科场墨程，也有农书医案，有什么就印什么，市场叫好就行。书在自家的后院印出来，自然有等候的小贩车拉人扛弄走，所以当时建阳在全国的书商同行中很有点名气，都说订书一定要去建阳。他们唐家的堂号叫“世德堂”，主要印一些佛经、道书、宝卷、戏词之类的杂书，销往金陵和苏杭一带比较富庶、佛道信众和读闲书人比较多的地方。后来世道太平了，金陵成了京城，再坐等客商到建阳小地方订书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祖上就变卖了建阳的产业，带了家藏的书版和一块据说是唐家创业时花大价钱请一位进士题写的堂匾，进了已经改称南京的金陵城，在夫子庙开了这家书坊。几十年下来，书坊已经有了点名气，店面虽然不大，但院子却不小，前店后场的格局已经形成。前几年，老店主过世，唐光禄就接下了这份产业。
老店主留下的黄花梨圈椅还没坐热，唐光禄就遇到了一件让他茶饭不思的大事——做老板就是操心的命。
三年前的一天，有位着长衫的老者跨进店门，接了伙计从大茶壶里沏来的盖盅，不声不响地坐了一下午，第二天再来时便拎了个包袱，让伙计们去找老板，说有要事。唐光禄与他拱手见过，凭生意场上练出来的眼力，立马看出来者神色有点诡异但气度却并不猥琐，长衫虽有点褪色却极整洁，那块包袱皮居然还是块明黄的缎料。唐老板知道这是位有故事的主儿，于是赶快让至内室，上好茶伺候。寒暄过后，老者开口道：“在下为唐老板带来件宝货，只不知唐老板眼力如何？”这话说得显然不那么温柔，但唐光禄听得多了，并不介意，只是示意老者打开包袱。
“这是一部时下流行的志怪，实属稀世少有，至少贵号架上的《三国志》和《水浒传》不得专美。”老者打开包袱，拿出一摞书稿放在桌上，“在下知道世德堂名头不虚，故而才带来给唐老板过目。”然后很优雅地伸手一指，说了声“请”。唐光禄也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容在下鉴赏，您老慢慢用茶。”
书稿保管得并不好，有点凌乱，但能看出已经做过整理，略有次第顺序。几页看下来，唐老板有点坐不住了，心跳渐渐加快，那一时间他甚至觉得脸上已经开始发烧。他强忍住，尽量表现得非常淡然，慢慢翻看，其实是在拖延时间，给自己多一点盘算的时间。
他瞄了老者一眼。老者似乎正在聚精会神地端详唐光禄的书案——书案上陈列了世德堂刻书的样本和几件附庸风雅的文房用品。但就在他瞄过去的一刹那，老者开口了：“唐掌柜尽可以仔细看，老夫有的是耐心。这书有一百回之巨，但这里只有五回，唐掌柜如果有兴趣，剩下的有机会看到。”
唐光禄忽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刻做出决断的时刻：通常说来，他们书坊人家，书稿是必须吃进的，书稿刻成书版，就是自家的专利和资产，有了一部好的书版，就等于持有了优质资产，就可以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但寻找一部好的书稿谈何容易，刚才老者提到了架上的《三国志》《水浒传》，其实倒是戳到了唐光禄的痛处，那并不是他家的书版而是调剂的串货，也就是用了人家的货来装自己的门面，如果说这种市场畅销书略有薄利，那么利润中的大头并不属于世德堂所有，他唐光禄只是为人做嫁衣裳而已。缺少几套定盘星一级的家藏，尤其是缺一套能占头牌的畅销的志怪传奇，一直是他的心病。眼前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唐光禄并不陌生，各种刻本都是市面上的长销书，但这本有一百回的《西游记》却是破天荒次见到，奇思奇想，幻情幻境，文心文笔俱佳，远非时下林林总总、粗而糙之的取经故事可比。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旷世奇遇，顿时便有一种强烈的兴奋。但是他也凭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诱惑的背后可能就有一个大大的陷阱，因为刻书时每一页都得用一块上好的枣木或者梨木的印版——越是准备珍藏的书版越是如此，一本书所需的印版可能会堆满一间库房；印版上的每一个字都得由写手一笔一画按照排版要求反写出来，再由刻工一笔一画地刻出来；再在后场一页一页地印出来，一本一本地订起来，需要的时间得以年计算；而这部书稿的篇幅之巨实属罕见，决定投资这样一本书，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的自信，同时对书坊的财力也是极大的考验——必须有足够的钱，这让唐光禄心里直是冒汗。
他本可以继续慢慢地看下去，这事需要仔细盘算一番，但他也知道老者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装下去已经没有意思，现在只能选择放弃或者赌一把，因为老者一旦走出他世德堂的门，这部书稿大概他姓唐的就再也不会见到了，给他留下的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后悔。他用不着再瞄那老者，已经大致猜出了来者的身份和来意，所以狠狠地杀了一把，后用一百两纹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老者的来从去往，他曾试图探问，但老者只是告诉他自己原在王府供职，在一位过世老王爷的书房里看到了这部已经散乱的书稿，因为喜欢，不忍其在王府湮灭而带了回来，希望借助世德堂使其传世。老者说，其实他已经在夫子庙附近转悠非止一日，只是看唐光禄有几分书卷气，店里的书版也还精致，所以才把书稿送来。至于书稿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他只是淡然一笑，回答了一句：“既与在下无关，也与阁下无关，不说也罢。”唐光禄其实也不关心，他知道此书既然出自王府某位官员，那就一定心存忌讳，否则决不会在这个价位出手，所以不必深究。后来他请了位别号华阳洞天主人的书坊写手把书稿整理了一遍，刻上一行“华阳洞天主人校”了事。
三天前，后场的印刷装订全部完成，该上市了，此时的唐光禄已经心力俱疲。倾全力投资于这本面目陌生的《西游记》，何异生死之搏！如今是见分晓的时候了。唐光禄让伙计在东南西北城都贴出大幅告示：
本店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百回廿卷，三日后恭迎各路客官。
这幅告示唐光禄颇为得意，足可以让他在同行中大大地出一次风头——“官版”暗示出自正牌文人大手笔，市井小说大多出自坊间写手，文字不堪卒读，仅是表述大意而已，经正牌文人之手者极为少见；“出像”是告知配有插图，是时下流行的排版方式，也是高档货的特征；“大字”则是印刷精美，高端大气的代名词；二十卷，更是超大规模，这种规格在当时的坊刻本中可不多见；为了吊一吊看客的胃口，他特意把上市的日期定在三日之后。
忙碌，让唐光禄的一切纠结都烟消云散。
唐光禄得到了自己的期待，但是我们还得再次感谢他，他以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力，终于做出了让后人庆幸的决定。如果没有他，这部手写书稿的存在就困难得多——哪天有人把它视为废纸，它的末日就到了，那些浸润着吴承恩心血的华彩篇章也就会随着千奇百怪的用法——酒徒包点下酒的花生米、街坊小学童练练毛笔字、老太太搓成火媒子等等——而灰飞烟灭。
四百多年过去了，世德堂早已悄然湮灭，但百回本的《西游记》传了下来——唐光禄这位小老板也没有被忘记。
这本《西游记》似乎天生就有王霸之气，自从世德堂将它推出之后，各种其他形式的《西游记》作品顿时销声匿迹。唐僧取经的故事曾经在民间以各种形式流传，但在大明万历二十年（1592）之后，无论是创作欲望、表现欲望极强的失意文人，还是从来就有随意增删习惯的艺人，都没人再敢心存妄想试图去修改《西游记》了，因为它的每个字、每个章节都让你不敢动手、不能动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游记》，还保持着四百多年前的原貌。
后记
公元一五〇六年，人类的智慧之光惊如迅雷，倏而照亮了淮安古城的那条幽静小巷，就在巷尾一座普普通通的老宅里，一代文学巨匠吴承恩应运而生。没有祥云红光，没有奇异天象，只有家人的欢笑相伴于呱呱婴儿，但就是此时此刻在宁静中诞生的这位小人物，却在若干年后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时，将惊世骇俗的《西游记》留给了世界。
童年的吴承恩，比所有的玩伴都多了一份聪慧，大约十五六岁之时，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一位省里来主持考试的官员看了他的试卷后激动地预言：这孩子，将来的功名事业，唾手可得。但这孩子也比别人多了一份奇怪的癖好，那就是喜欢奇闻怪事——古人称为志怪传奇，今人称为通俗小说。他喜欢牵着父亲的手，伴随率性的老父，漫步于街巷坊间，徘徊于寺庙院观，听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故事；他也喜欢悄悄地躲在僻静处，捧一本父亲和老师眼里的杂书，自己陶醉在惊心动魄的文学世界。正是这些，奠定了他干预社会的人生道义，滋养了他的奇思妙想和无穷灵感，使他更成熟，更深邃，更博大，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与文学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对于必须要靠科举进入仕途的吴承恩和他的家人来说，这些癖好绝不是什么好消息，科举制度不允许任何一个读书人自由地表达道义释放才情。因此，才华冠绝一时的吴承恩十年寒窗，二十年奔波，七次参加南京贡院的乡试，却始终没能考上一个小小的举人。直到六十岁时，才有机会以岁贡生——也就是相当于举人的身份，在浙江长兴做了一任县丞，在湖北做了一任荆王府的纪善，这两个职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八品官阶。
失败的科举之路，曾经让吴承恩度过若干个不眠之夜，经受过无数的屈辱和尴尬。但历史是公平的，时间会荡涤一切虚荣浮尘，当功名荣辱都随着运河水滔滔而去，自己的人生已经步入晚年时，吴承恩却显得更加淡定和从容。
他选择了《西游记》。他孕育了一辈子的创作激情此时喷薄而出，他将唐僧取经这个久远而模糊的故事渲染出绚烂的色彩，将现实社会的剪影浓缩于浩瀚长卷，从而为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其中没有偶然，只有宿命。
身前富贵，死后文章，是旧时文人的千古所求，但能同时求得者其实凤毛麟角，通常情况下，死后传世的文章是要用生前的功名富贵去换取的，对那些像吴承恩一样喜爱志怪传奇的读书人尤其如此。一部部我们今天所说的巨著，其实都是他们以舍弃前程为代价换来的。你看，罗贯中“有志图王”，但只留下《三国演义》而未见霸业在何处，长江浪花终还是淘去了血泪英雄；施耐庵有谋国之才，但只能流窜江湖在水泊梁山挂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以明知不可为之事聊表心中深藏的抑郁；曹雪芹深谙仕宦之家的艰险，无奈中唯有掬一把辛酸泪，说隐去真事的“假语村言”；吴敬梓“家门鼎盛”，为给读书人留下点文行出处而断然与科举分道扬镳，被乡人视为败家子、子弟戒；蒲松龄老先生数度应举不中，两鬓皆白还是幕僚之身，唯有其尽展才华于花妖狐魅的世界；而“兰陵笑笑生”，于世情“诚极洞达”，一本《金瓶梅》骂尽天下诸色，但他的真名实姓却至今隐而不显——“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式的风流，如果显现在他们的生前，该是何等的惬意风光！但，那是春梦。
从新的时代回眸去看，那些“吾侪”“我辈”们具有相同的悲情命运，也有一个共同根基，那就是他们内心激荡不已的人生道义。这些道义尽管会带来与世道的龃龉，与社会的冲突，会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后果，但为了梦想或者说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他们都会义无反顾。他们期待用这种方式干预社会，把自己塑造成与太史公司马迁同类的“异史氏”“野史氏”。文学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与风花雪月、煮酒品茗无关，因为那份清雅惬意，或者是春风得意者进入主流社会后的华丽附骥，或者只是退隐山林者的一份伪装。他们期待的文学，是纪人间变异，愤世而嫉俗的文学。对道义的坚持，对文学的挚爱，对磨难的忍受，正是铸成文学巨匠的炼狱烈火。他们本质上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与启蒙者，当社会进化到现代时，他们便被尊为巨匠。
与那些同龄的、不同龄的“吾侪”“我辈”相比，吴承恩更幸运一些。尽管他生活清贫，尽管他地位低微，但有意无意之间，历史在稍纵即逝的宝贵时光里，为他保留了更多的片断，使他成为明代“四大奇书”中一位我们能够确认身份家世的文学大家。
他创造了《西游记》，也因《西游记》而不朽。
2015年9月
记于淮阴师范学院文创产业研究中心
章 穷孤家世
穷孤不是问题，将相无种！穷孤状况下的心态才是影响人生的关键。
弃儒经商是一条人生逆行道，它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将会激发对科举仕途无穷的遐想和渴望。
永乐七年（1409）前后，明成祖朱棣的身体已经开始发福。这个时期，他的皇位已经相当稳固，主要的政治隐患都已经被一一清除，剩下的无非是癣疥之疾，不足为虑。他开始考虑把京城从金陵迁往北平的计划，这件事在他心中盘算已久——中原的外患向来都在北方，所以江南的金陵虽然繁华，但却非久恋梁园，他，包括他今后做了皇帝的子子孙孙，都必须坐镇北平，亲守幽燕。
所有准备工作中重要也繁难的一项是未来京城的物资供应，这是历代在北方登基的皇帝都必须考虑的，现在也不例外。朝议中反对京城北迁的主要理由也就是将来供应京城的钱粮物资会遇到极大困难，这就需要疏浚运河，当然也要管理运河。为此朱棣在朝廷机构中增设了一个正二品衔的漕运总兵官，全面掌管与漕运相关的事务——这位漕运总兵官就是现在我们习称的漕运总督；漕运总兵官的官衙也就是漕运总督府，总督府由朱棣钦定设置于有运河枢纽之称的淮安。
对于漕运总督府的地点，朝中原本多有争议，但有一份奏折引起了朱棣的注意，其中提出漕运官衙建在淮安为合适，开列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淮安地处运河的中心，与将来的副都南京也相距不远，可以兼顾南北；其二，淮安位于淮河下游，正是西来淮水冲犯运河的必防之地，官衙设置于此，正是名副其实的镇守；其三，淮安自古繁华，人文传统悠久，足可包容庞大的漕运体系。这三条让朱棣觉得切中肯綮，加之前此帝师姚广孝曾多次在他面前称赞淮安，甚至在一首诗中还称淮安为“壮丽东南州”，于是拍板定案。
这一决定，本身只是朝廷的公事之一，但却直接导致了淮安这座城市的百年兴盛，也影响了之后淮安府若干读书士子的命运——其中就包括为世界文学奉献了不朽巨著《西游记》的吴承恩。
漕运重镇
漕运这个名称今天听起来也许有些隔膜，但在唐、宋、元、明、清那几个朝代，却是等的军国要务。
由于地缘的原因，中国历代的政治、军事中心都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即主要的赋税来源和粮食产地却在南方，因此无论何朝何代，总会有大量的国家税赋钱粮要运向北方，这直接催生了运河，当然也催生了运河的管理体系。依托运河，由国家直接干预的钱粮物资的管理运输，历史上叫漕运，管理漕运的庞大体系就叫漕务。这个与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完全没有可比性，让今人很难完全弄懂的漕务包括：国家税赋钱粮的接收、仓储、保管、调运；专营漕粮、漕银运输的船队、船厂以及水手的组织管理；与仓储、船队运输有关和维持运输秩序的护卫军队；与官方漕船相辅相成的民船运输以及与此有关的地方政务，甚至包括对行业里黑道帮派的监视、利用等等。漕务涉及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运河沿线，而是通过与运河相接的河流一直延伸到南方的大多数地区，如浙、闽、湖、广等等，号称通衢九省，因为各省要向国家交钱交粮，故得接受漕务的管理，至少是接受业务指导；其管理范围之宽、权力之大，实在不是今天哪一个行业可以包容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朝廷的经济命脉。
从行政建制上讲，明以前历代朝廷的漕运管理部门已经存在，但品级不算太高，每天只是随班上朝，大家一齐跪下起立，喊几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便有关于漕运的事需要朝议，那也有大学士、内阁宰辅代劳，不问起就轮不到漕运官员置喙；所谓的漕务，也不过是在京城签单记账，间或由驿站发几件公文，算是发号施令。这与宋、元时或南北分治，或社会动荡，南北物资交流的压力还不算太大有关。但到永乐时，朱棣已经能够从俯视一统天下的角度去看问题，他曾长期在北方驻守，深知漕运对于新的京城和整个北方安定的重要性，于是便将漕运总兵官升格为二品朝廷要员，而且破天荒地责令将漕运衙门迁出京城，设在了可以管控整个千里长河的淮安，代表朝廷行使着对江南数省漕政的管理。从此运河沿线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受这里控制；运河运输的一线一缕、一钱一粮，都必须得到这里批准。而与漕运相关联，负责淮河治理的南河道、负责淮河盐务的淮北盐运使司等有权有钱，甚至咳嗽感冒就能震动金銮殿的衙门也相继在淮安落户——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夸张，请设想一下坐在金銮殿上的皇上听到黄河夺淮、淮水溃坝、盐田失收之类消息时的感受——只要他还算是皇上，这些消息哪一条都堪称晴天霹雳。据说，朝廷大臣甚至包括皇上基本没有人敢对河道衙门的经费预算提出异议，殆因为此事实在责任重大，谁都不敢把责任扯到自己的身上。
明清的淮安是一个府级单位，管理着苏北地区的十几个州县，这个规格等级，与运河沿线的大多数城市并无二致，但漕运、河道、盐务三大掌控国家命脉的经济巨头的落地，竟使这座城市一度成了除南、北二京之外，高级官员多的地方，通常可以颐指气使以一方父母自命的知府大人，在淮安则往往需要扮演小媳妇的角色，因为比他级别高能给他脸色看的官员实在太多了一些。而漕运、河道和盐务也确实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的繁华，作为一条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中常年有一万多条在当时看来极巨大的漕船穿梭往来，有数万兵丁沿河守护，有数十万船工呼号奔忙，有更多的人要依靠为漕船提供服务寄生于漕务而生存，千帆竞渡、百舸争流、高堂曲榭、第宅连云，显然就不仅仅是文人的假想了。
昔日淮安府的西北隅，有一座古镇，叫河下。河下，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地名，无非是表示靠近运河的意思，扬州城外、西湖岸边、苕溪沿线、临清码头都有叫河下的地名，大概就是旧时对水边小村小镇的随意称呼。但在所有以河下为名的村镇中，淮安城外的这个河下却为远古，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历史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吴王夫差次开凿人工运河时，当时那条运河的北端叫末口，就是今天的河下，而且至少在明清两代的近数百年里，这座古镇是淮安为繁华富庶的所在。眼下古镇沿街的铺面虽然已经看出破败，但曾经的繁华在挂满蛛网的窗花中仍然可见，那可是古人诗歌中经常赞叹的“危楼”！我们今天所说的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故事，通常都发生在这些“危楼”上。石板街虽然已经不算平整，但横平竖直看得出经过了粗略的规划。而引人注目的是，这石板街比较大多数的古镇旧城都算得上宽敞，即使人群熙攘也足够八抬官轿顺畅地来往。这是一种象征，某种需要的象征——就像现在名气足够大的酒楼都必须配备足够大的停车场一样。
河下的鼎盛时期，始自永乐年间，也就是在吴承恩出生大约一百年前朱棣拍板把漕运总督府设在淮安的那个时代。后人都说兴盛源于好风水，其实所谓风水本质的内容就是地理位置，以及由于地理位置的契合而形成的历史机遇。河下临水靠城——临水就是面对运河，靠城指它背倚府城，这就是它的好风水，当淮安城红透半边天的时候，机遇也就降临到了这座古镇。
机遇有两次。一次就是永乐年间（1403—1424）漕运总兵官衙门的设置和后来河道府及盐运分司等官府衙门地陆续迁来。这时的河下，前面河里有南来北往的大船小船，后面城里有熙熙攘攘的官民人等。船，无论漕船、民船，都需要补给、修理；人，无论官兵、船民还是黑白道上的兄弟，都需要开门七件事。更重要的是无论漕运还是河道、盐务，都有很多公务，当然也会有很多商务，公务可以在衙门里办，商务则要另选地点，河下既近在城下相对僻静，但又消费发达，足可供声色犬马，也是不二之选。就在这个背景下，河下迎来了自己的个黄金发展期。作为淮安老城的附属，河下实际上形成了与老城的分工：城里是行政区，是官衙所在地；而河下是商业区，承担服务功能，那些地名如估衣街、竹巷街、摇绳巷、钉铁巷、干鱼巷、白酒巷等等，都明显带有当时专为漕运配套的痕迹；而所谓花巷、茶巷等，则显然是一些消费场所，包括会有事实上的红灯区。
向河下古镇会聚的人流中，有一户稍有积蓄的吴姓人家。当时元明之际无穷无尽的战争算是完结了，幸存下来的人家开始从边远的农村向城市会聚，希望在百废待兴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机会。吴家大约也就在永乐年间从临近的涟水县乡下搬来了河下，从老宅在打铜巷尾的情况看，这户人家的老主人初应当也是经商，与运河漕运有关。
第二次机遇来得稍晚一些，在弘治年间（1488—1505），与盐有关。食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之一，是税赋的重要来源，所以历代朝廷都将盐务列为专营经济项目，设专门机构管理各地盐场。明代江苏沿海一带的盐务管理机构，称两淮盐运使司，驻扬州，管理着天下闻名的淮北、淮南两个盐场。淮北盐运分司驻淮安，属下实际管理淮北盐场大片盐田的主要业务部门掣签所，初驻扎涟水，更靠近海边的盐田，但由于黄河夺淮，这个极受盐商大户追捧的机构被大水冲毁，于是迁至河下。
这一搬迁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搬迁的时机对河下古镇来说简直妙极了。明初盐务实行的是“开中法”，所谓的“开中法”，即是由于明初时北方外患比较严重，朝廷在华北及西北都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为了解决这些军队的粮饷问题，朝廷规定：凡经营盐业者，必须向边关输送粮草，粮草入库才可以得到经营的批文，然后才可以凭批文到指定盐场兑盐，再运往指定地点销售。这事实上是将盐的经营权当作了一种奖励，所谓的“中”，大致上就是均衡交换的意思。由于盐业的巨大利润，当时向边关运粮的商人比较踊跃，有些头脑比较活络的人觉得收购粮草到北方交割太麻烦，后来干脆在边地垦荒种粮，收获之后就地缴粮入库，然后换取批文，再往各盐场支盐运出售卖。
弘治年间，时任户部尚书的淮安人叶淇鉴于边关形势已经变化，于是奏请改变政策，要求盐商改向国库直接交纳银两——盐价可是提高了八倍！——国家用这些银两购买粮草自行解决边关军需，而盐商则回归经商本色直接由盐运使司发放盐引支盐销售。这一政策，立即使大批原本分散于边关各地，向边关运粮甚至在边地垦荒的盐商闻风而动，马上携款涌向了为数不多的盐运使司和掣签所的所在地，直接在当地兑出银两换取盐引。以淮北盐场而论，大批盐商瞬间到达河下，用“蜂拥而至”绝不过分，以致稍后朝廷中有人因为淮安受益太多而指责叶淇是因为“（盐）商多其乡人亲故，因奏更旧法”。
可想而知，漕运、河道加上盐务对于河下来说，已经不是平添热闹的问题了——如果了解了古代这三个部门的职权，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到一百年的机缘巧合间，河下迅速聚集了大批富商巨贾，面貌大为变化，盖了成片的商铺宅邸，附带修建了精致的园林，一时“高堂曲榭，第宅连云”。成化、弘治年间的朝廷重臣邱浚路过淮安，即兴写过一首诗曰：“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就是河下近运河、近萧湖的一个码头，诗中感慨唐代极盛的扬州，如今也得把繁华的位置让给淮安了。而地方文献《淮安河下志》说：“迹其繁富，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东京”指北宋首都开封，“武林”指南宋首都杭州，都是极繁富之地，以河下与这些城市相比，也许会有夸张，却不会是弥天大谎；可能会有点差距，但又能差到何处？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