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 《聊斋志异》面面观（精）

章满怀孤愤著奇书
　　清代康熙年间，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一部出类拔萃的古体小说奇书《聊斋志异》。“聊斋”是作者蒲松龄的书斋名。全书近五百篇，大都写鬼写妖，“搜奇抉怪”，摹绘人生，寓意言情，内容繁复，多姿多彩，文笔精美，脍炙人口，是一部雅俗共赏、历三个半世纪而传诵不衰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国古体小说的艺术丰碑。
　　一
　　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年后明即灭亡；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的一生主要生活在清代前期。他出身于书香继世之家，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曾为元代般阳路总管，官位相当于知府。后遭“倾覆”之祸，“只遗邈孤”，明代始兴。高祖蒲世广和曾祖蒲继芳都是庠生（未能补廪的秀才），祖父蒲生汭未能进学，倒是他的两个从祖父蒲生池和蒲生汶做过知县。前者以贡元补无极知县，其祖父蒲世广乃得“赝赠文林郎”；后者进士出身，任玉田知县，就是《聊斋志异·梦别》所写的那位玉田公，不幸早亡。蒲松龄之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而家苦贫”，二十多岁还进不了学，“遂去而学贾”，创起一个不小的家业，居然“乡中称为素封”。后来回家做处士公，坐吃山空，“周贫建寺”，又逐渐败落，四个儿子“不能延师”，都由他亲自教读，竟有三人得以“游泮”，成为秀才。蒲松龄是其第三子，自幼聪慧好学，得蒲槃喜爱。十九岁应童试，考得“县、府、道三”，大受山东学使施闰章的称赏。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富于学识，颇有文名，而作为学使，尤其可贵的是爱惜人才，“以振起文教为己任”。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载，顺治十四年（1657）春，他在东莱主持考试，忽然“雷雨大作，平地水深尺余”，考生云集堂上，不能作文。他当即兴致勃勃地赋诗二首，一则鼓励考生：“敢言化雨随车至，应有蛟龙出水来”；二则表示选拔人才的决心和信心：“从教沧海添春涨，会取珊瑚百丈枝”。了解这位学使的上述情况，就会明白，应考大半生不得志的蒲松龄唯独这次童试中大得赏识，名震一时，绝非偶然，而是这位未来大作手自幼才华出众的突出表现。
　　受此鼓舞，蒲松龄博取功名信心十足。随即与好友李尧臣（字希梅）、张笃庆（字历友）等结郢中诗社，吟诗作赋，切磋文业，“相期矫首跃龙津”。康熙三年（1664），李希梅又邀蒲氏住其家中，“朝分明窗，夜分灯火”，一起“共笔砚”的还有蒲氏族甥赵晋石。不久，蒲家兄弟“析箸”。蒲松龄分田二十亩，“时岁歉，荍五斗，粟三斗”“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不长于争竞的他与刘氏“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这种家境使他潜心攻读、求取功名已不可能，大约到了康熙四年（多五年），就去邑西五十里王村的王永印（字八垓）家坐馆授徒。这除了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早年“岁岁游学”考》中所做的考辨，还有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聊斋文库所存蒲松龄所作《新婚宴曲》末附“特志事略”为证：“康熙六年，仲春之月，适在王村，课蒙为业。”说得十分清楚明白。
　　蒲松龄从顺治十五年（1658）成为秀才，其后十年中有可能多次参加应举的乡试。生员赴乡试前，还要经过学政主持的科试，科试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大省）或前五名（小省，如山东）才有资格应举。蒲松龄这十年间参加科试、乡试的情况均无明确记载。但从他稍后写的诗中可以窥见他这一阶段科场失意的心境，所谓“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旅思》），“十年心事计全非”（《堤上作》）。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的写作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蒲松龄于康熙九年（1670）秋天南游之际，其诗已有“途中寂寞姑言鬼”句（《途中》），这与《莲香》篇末所记“余庚戌南游至沂”，得读“王子章所撰《桑生传》”，“此其崖略”云云恰好相符。第二年正月写的一首诗又有“新闻总入鬼狐史”句。不过，我们很难想象，这部“志异”小说的写作是在南游途中突然开始的，时间大约还要早些。像《地震》那样对作者自己在康熙七年（1668）一次非常感受的记述，大概距地震发生的时间不会太久。总之，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南游之前的某个时候，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爱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杰作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为什么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异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文学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的特别兴趣、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密切相关的。
　　二
　　康熙八年（1669），蒲松龄三十岁。蒲槃去世，三年丁父忧，不得应举。适逢同邑进士孙蕙做了宝应知县，由于他的恩师、蒲氏族甥赵金人的举荐，第二年就邀请蒲松龄为他做幕宾。蒲松龄由于科场失意和家境所迫，便接受了邀请，决心进官场闯荡一番，乃于康熙九年（1670）秋，出青石关，南下江淮，开始一生中的远游。他于次年初写出诗句：“漫向风尘试壮游”，即是南下心境的写照。做幕宾生涯只有一年，这位小说大家却受益匪浅。
　　，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视野。还在南行途中就写出赞美南国景色的诗：“青草白沙可怜，始知南北各风烟……一声欸乃江村暮，秋色平湖绿接天”（《途中》）。到宝应数月，又随孙蕙去高邮、扬州等地同一些进士、名流“登北固、涉大江、游广陵、泛少白”（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写了许多游览登眺、纪胜感怀之作，后被编为《南游草》。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五通》《青蛙神》《白秋练》《晚霞》《王桂庵》等，显然是不可缺少的生活经验，对整个《聊斋志异》的写作也大有裨益。
　　第二，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府和县衙门的各色人物，不仅对知县孙蕙十分熟悉，还能了解其上下左右。这从他代孙蕙写的几十篇呈文书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宝应、高邮是南北交通要冲，京官、地方官经常过往，大肆骚扰，单是驿站马匹一项就弄得孙蕙焦头烂额。孙蕙在上司面前备受凌辱，他自己的生活又很奢华：“琅玕酒色郁金香，锦曲瑶笙绕画梁。五斗淋浪公子醉，雏姬扶上镂金床。”蒲松龄这一年可以说深入到封建官府的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掌握了它的方方面面，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第三，由于孙蕙“喜声伎，金粉罗绮列屋而居”，蒲松龄得以接触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并为她们写了多首诗词。突出的是顾青霞。其《听青霞吟诗》云：“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鹂。”他还特选百首唐人绝句，供顾吟咏。《连琐》中的女主人公“自选宫词百首，录诵之”，两者情形十分相似，分明是移花接木的艺术造作。这个歌女随后成了孙蕙的妾。孙蕙入京做官，将她留在淄川家中多年，孙蕙死时，她还年轻，其后不幸早逝，蒲又写了《伤顾青霞》：“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芳魂。”诗中饱含对早夭歌女的悼惜怀念之情。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南游诗中还有一首《客斋》，开头四句是：“高斋灯火客思清，旅况萧条华发生。自有酒人来击筑，欲召小妇坐鸣筝。”由此也可想见，蒲松龄与歌女不仅相识，有时还会招请她们，排遣旅况的苦闷。我们知道，南方的封建伦理观念相对来说比北方薄弱，歌妓的思想观念更较开放，接触和了解这些女性，为创造那些在爱情方面大胆追求的女主人公准备了条件。
　　第四，蒲松龄一年之间为《聊斋志异》搜集不少题材，并加紧写作。前面提及的那首诗写道：“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垒块愁。”“总入”一词不仅表明写作时间较长，同时也表明搜集的数量比较多，肯定不止《莲香》一篇。《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应该也是在高邮的时候听到的。再者，诗中把“鬼狐史”与“垒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尽管在我们看来，此次南游收获很大，和孙蕙的关系也处得很融洽。蒲松龄自己可是愈来愈苦闷，因为这种笔耕墨耘的幕宾生涯离他登第出仕的理想愈来愈远。做幕宾第二年写的《漫兴》云：“年年踪迹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违。”这年秋天，南来将近一年之际，他就怀着“消磨未尽”的雄心毅然辞幕，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故乡，进入下一生活阶段。
　　三
　　总的说来，蒲松龄的身世是比较清楚的。不甚明了的，除去前已述及的早年坐馆王永印家，便是三十二岁南游回来以后到四十岁去毕际有家坐馆之前的七八年间。1984年王枝忠先生发表《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一文，明确论述了蒲松龄南游回来后有几年是在淄川的丰泉乡王家坐馆，将此项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苏家庆先生又在《蒲松龄研究》第1、2期发表《蒲松龄设帐淄川县仙人乡马家庄考证》，证明蒲松龄那几年坐馆的王家不住淄川东北的丰泉乡，而住城东的仙人乡马家庄，教授的学生“主要是王氏家族的第十一世孙，即王体正、王一正、王秉正的子侄们”。从而使此项研究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南游归来后的七八年中，蒲松龄的游学生涯应不止王氏一家。康熙十一年（1672）四月先生曾随高珩、唐梦赉等游过崂山，作《崂山观海市作歌》；十二年（1673）春，又因“寂寞无聊，与高念东徒步而游”莲花庵，作《尼姑思俗曲》；是年七月又曾登游泰山，作《登岱行》。这两年如此闲暇，可能并未设帐教书，也可能被归里家居的高少宰珩邀去“从杖履”，即为高珩做西宾。笔者于此做一点补充。在此期间，蒲松龄还可能教过高家的孩子们学八股文。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的聊斋文库存有署名为“蒲留仙”的《作文管见》旧抄本，其文非独立为篇，而是被高珩之兄高玮的曾孙高传绪于嘉庆七年（1802）以后写的一份有关教子的多项材料的一部分，前后均有别文，笔体如一，连续抄写，标题只另起行，不另起页。所以不可能是后人为应付某种需要而伪造的聊斋之文，应是蒲松龄教授八股文用的教材或供生徒阅读之文稿。大约是在高家做西宾时写的或用过的，传到高传绪（也是个授徒夫子）手里，编入这份教子资料。而后这材料落入蒲家后人之手，平井雅尾从蒲松龄第九世孙蒲文英家获得。其文段云：
　　文章之法，开合、流水、顺逆、虚实、浅深、横竖、离合而已。开谓前股扬开，合谓次股笼合到题。多半前用正笔，后用反笔。流水谓二股如一股。顺是前二股从题首做到题尾，逆是次二股从题尾卷到题首。虚实是前二股虚写题意，后二股实发题理。浅深俱是实做，特后二股更精进一层。横竖如天地间、古今来即是，余意可以类推。离合乃虚笼起全题，忽就题中字孤讲一段或二股（段），然后拍合到题位。凡譬喻题多用此法。尝见“出门如见大宾”文，先言出门为时虽暂，亦不敢因其暂而忽之，即用“今夫”二字陡出“见大宾”孤讲：不敢不敬，且不自觉即自然而敬，然后落到出门亦是如此。正所谓离合法也。
　　这显然是讲的八股文作法。除了王、高两家之外，还有沈家，袁先生曾在《蒲松龄早年岁岁游学考》中提出蒲氏早年曾与沈天祥“共灯火”的线索，后经邹宗良先生对此再做考索，证明蒲松龄在沈家坐馆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这样看来，在坐馆毕家之前的七八年中蒲松龄应先后在高、王、沈三家设帐或做西宾。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忧荒》），这七八年是蒲松龄坎坷一生中艰难困苦的时期。尽管“岁岁游学”，也未能改变贫困的家境。“十年贫病出无驴”（《草庐》其二）；“家无四壁妇愁贫”（《拨闷》）；“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兄弟相痴对，枯目以仓皇”，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大家的穷困至此达于极点，而其时已到毕家坐馆，进入下一阶段了。
　　这七八年，蒲松龄在承受贫困压迫的同时，还要承受另一种压迫——考场继续失意的精神压迫。他从宝应回乡，带来孙蕙的一封荐书，可第二年壬子的乡试仍不得意。他秋后写给孙蕙的诗有“我困遭逢数亦悭”“叶公元不爱真龙”“痛哭遥追阮嗣宗”等句（《寄孙树百》）。孙蕙来信谓“不意芜椷无灵，致误云翼”“抱歉，抱歉！”此后数年蒲氏还写有多首为举业无成愤懑之诗。可喜的是在此艰难困苦时期，他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先生参加且有文字可证的下次乡试是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科，他于是年写的七律《同安丘李文贻泛大明湖》云：“北极台临北斗悬，两人把手意怆然……挥髯共洒陵阳泪，此日相看可怜！”这分明显示两人都在这年的秋闱中落榜。本年主持山东乡试的是刑部尚书翁宝林。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载，此公选才十分认真，包括解元毕世持在内的诸多山左名士“皆从落卷搜得，非遇宝林先生俱落孙山”；另一名士孙勷的试卷也从落卷找出，由于“房官涂抹太甚，不可中，翁氏深为惋惜，将他引见诸当事，为刻其文”，使孙名满天下，下科即被录取。此科在山东一时传为美谈，蒲松龄未能得中，或深受刺激，所以在上题七律的第二首中写出“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之句，似乎要摒弃《聊斋》的写作，大力研习四书和八股文了。实则只是一时情急、愤激之言，第二年，《聊斋志异》就初具规模，编辑成册，并写了那篇有名的《聊斋自志》，以冠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这些话正是作者这一时期家境与心境的真实写照。但又自谓：“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看来，这位满怀抑郁的小说家大写“孤愤之书”的狂热和痴情既不能自我抑制，也没有外力可以阻挡得了。
　　四
　　康熙十八年（1679），先生四十岁。就在这一年，他应淄川望族毕家之邀，到位于县之西鄙的西铺坐馆。馆东毕际有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岩之子，清初拔贡，曾做过江南通州知州。家有园林石隐园、藏书甚富的万卷楼，以及效樊堂、绰然堂等建筑。其子毕盛钜（字韦仲）无意仕进，有八个儿子。蒲松龄就在绰然堂设馆，教毕盛钜之子。其间，他在这里还结识一批文人、名士，交游更广了。当时颇负文名的王士禛是毕际有妻子的从侄，就是通过毕家，蒲氏结识了这位刑部尚书。他是早阅读《聊斋志异》的名家，也是评点《聊斋志异》的人，对这部小说名著的流传有一定的影响。
　　在毕家坐馆既有许多优越之处，也有艰难、凄苦的一面。蒲家庄离西铺约六十里，常年不能与家人团聚，无法照料生活相当贫困的妻儿，偶尔回家一次，情同客人，乃至“惊吠狺狺家犬”（《贺新凉》）。更使他难过的是，终年教授别人子弟，自己的儿子却无人教读。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及：“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我为糊口耘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这些话都是很动感情的。如果遇上天灾病况，心情更不好，甚至竟夜难眠。看他五十二岁写的《五月十二日抱病归斋》：
　　抱病归斋意暗伤，频呻短榻倍凄凉。家贫况值珠为粟，儿懒何堪妇卧床。梦里红尘随路远，镜中白发与愁长。终朝辗转闻残漏，月下空庭雪满廊。
　　这种为人作嫁的坐馆生涯使他常常陷于愁苦，无法解脱。到了老年，儿子大了，“各谋一馆，以自糊其口”（《柳泉公行述》），生活境况好起来，但年迈奔波，十分辛苦。蒲箬充满感情地写道：“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行述》）。蒲氏五十八岁写的《十月五日西行二首》也充分反映了这种苦况。“破砚飘零白发修”，正是暮年坐馆生涯的剪影。不过，由于与毕际有父子关系和谐，亦宾亦友，及前述诸多优越之处，他竟在毕家坐馆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七十一岁才回家终老。在此三十年中，他在教授生徒并为毕氏父子及乡里书写各种应酬文字而外，继续参加多次乡试。
　　这里先说说他于四十四岁得补廪膳生的情况。清代生员三年要进行一次岁试，成绩分为六等，一等得补廪膳生，简称“补廪”，每月可领廪饩银四两，又称食饩。蒲松龄十九岁“弁冕童科”，可至四十多岁非但没能中举，也未得补廪。康熙十八年（1679），汪如龙（字健川）来宰淄川，连续六年，颇多政绩，口碑甚佳。《县志》说他“天性慈祥，一介不取”“服御俭素”，是“古遗爱”。蒲松龄有《上健川汪邑侯启》，谓“六十里里人，人人加额；百千户户口，口口成碑”，虽是溢美之词，也可见出汪在先生心中的地位，故而有上书之举。上书的目的是在述说自己怀才不遇的寒酸遭际，并“略录旧篇”“附呈小品”，求其“冰鉴”与“游扬”，为其仕进功名助一臂之力。汪令看了，应很欣赏其文才，同情其遭遇，故而“见招”，很可能留他在署中逗留一段时间，使蒲铭感溢于言表：“偃蹇自拚人不伍，忽逢青眼泪沾巾！”不过，县令的“游扬”，只限于学政主持的岁、科两试，至乡试就无能为力。下科岁试之后，蒲松龄即得补廪，或与汪令的这番交往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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