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5092801
近几年，国学备受重视，各大学纷纷开办国学院，社会上各类国学讲习机构与活动，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各机构使用的国学教材，质量稂莠不齐，不仅误导读者，还给习国学者造成国学“皓首尚且不能穷经”的消极印象。此次历时一年重新出版龚鹏程老师的国学力作，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国学爱好者提供值得信赖的国学入门读本，辅助国学研习者养成通识，成就通才。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国学大师龚鹏程为大众权威开课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十几所高校推荐的国学入门读物
★此次出版重点对全书引用的论据及引文出处进行了核准，使得各项观点在论证上更加严谨、通畅，也方便读者查阅及延伸阅读。
★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有通识，成通才，作通人
通人不是什么都懂，天底下没这种人，更没这种需要。通人只是通达博雅，故在知识与心态上可以通贯地去掌握事理。 ——龚鹏程
★细腻胶版纸印刷，封面庄重典雅，适合个人收藏、家庭常备。
本书分为门径篇与登堂篇，共19个章节。
门径篇介绍国学相关基本材料、知识与方法，并针对各个领域，如儒、道、释，或经、史、子、集等进行分类讲解，是拆开来说。
登堂篇借评述民国初叶国学运动中的人物与教育，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国学大家所持国学观点，进行综合的分析、辨正，属于对门径篇基本知识的运用以及进一步研究国学思路的拓展。
目 录
甲 门径篇
章 名 义
一、国学的兴起与消亡
二、国学复兴的意义
第二章 材 料
一、文献及其保存
二、文献的整理
三、文献之学
四、校雠
五、辑佚
六、辨伪
第三章 方 法
一、由资料到系统性思维
二、由方法到方法意识
第四章 语 言
一、音的演变
二、词的特点
三、句的形态
四、语言与思维
第五章 文 字
一、真正的文字
二、表意的体系
三、构造的原理
四、发明的历程
五、思想的历史
第六章 训 诂
一、因言以明道
二、语言的分析
三、理解的迷失
四、反省的路途
第七章 经
一、经典化
二、圣典崇拜
三、经学历史
四、传经体制
五、经典不死
第八章 史
一、文字的书写
二、史官的传统
三、个人的著述
四、官史的发展
五、民史的现象
第九章 子
一、子学之变
二、先秦诸子
三、诸子之衰
四、研究诸子
五、解释历史
六、开放阅读
第十章 集
一、文集之兴
二、总集
三、别集
四、全集
五、丛书
第十一章 儒
一、儒家的起源
二、孔子的身份
三、儒学的分化
四、经生、文士与文吏
五、道学、经世与宗教
六、儒家型社会
第十二章 道
一、道教的来历
二、道教的性质
三、道教的研究
四、道教的资料
第十三章 佛
一、中国的和世界的佛教
二、佛教的理论
三、佛教的历史
四、佛教的资料
五、佛教的研究
第十四章 余 论
乙 登堂篇
国学之书目：胡适与梁启超
国学的讲说：康有为
国学的讲说：章太炎
国学的讲说：马一浮
国学的教育：清华国学院
自 序
我写这本书，有些缘故。
一是近年北京、南京、武汉、中国人民诸大学纷纷开办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国学班、国学营；社会上各类国学讲习机构与活动，更是不计其数，而其实皆乏教材。唯翻印80年前梁启超、钱穆，或30年前台湾杜松柏、朱维焕诸先生之作以应时需而已。旧作不废江河，当然该重印。但无论语言、材料，还是观念，现在似乎总应有一本新的作品才好。
二是我自己对于做学问，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什么都该由国学传统中发展出来。故国学非一门专业、一个科目，而是各种学问之土壤。这个道理，本不难懂，也绝不会错。但只要一说，立刻就会有无数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来乱嚷嚷，说是故步自封啦、文化保守主义还魂啦、遗老复辟啦、不能与世界接轨啦、西学才能救中国啦，等等。此辈对中国学问根本未尝究心，固然是不懂的；他们对西方学术之发展，又何尝有所了解？试问：西方学术之发展，难道不是由其文化学术传统中生长起来的？难道竟是切断了来搞，或向中国借来的？
还有些人则不断质疑：国学范围如此浩瀚，皓首尚且不能穷经，想把国学都弄通了，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些东西，怎么可能？
欸！有什么不可能呢？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自夸自炫，其实一点儿也不。以我之鲁钝，做到这一步，也不过就花了三十几年工夫。在我大学时期，便已把国学诸领域大抵摸熟了，掌握了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此后不过渐次精修，并与西学新学相孚会、相激荡、相印发而已。前辈学者，如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谁不是这样？皆不过20许岁，于国学皆已通晓，且亦不妨碍其吸收西学。以后因机触会，赓为发皇，功力之积，固然远胜少时，但若说国学非皓首不能究知，则天下没这个道理。
其中关键在于：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淹贯四部三教九流百家，打通文史哲及社会学科，正是通人之业。通人不是什么都懂，天底下没这种人，更没这种需要。通人只是通达博雅，故在知识与心态上可以通贯地去掌握事理。做学问，精力和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天资尤其相去不远，可是入门路头不同。为通博之学者，略沉潜，即能致广大而极精微，成为通人。走专家狭士一路者，则终究只能成为专家狭士。专家狭士，对于自己花了那么多气力才终于在某个领域里稍微有了点知识，既自卑又自负，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通人竟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贯他们那些专业。夏虫不足以语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幸近百年来之学风，趋新骛外，国学颇遭鄙弃；为学又贵专业，而不知天地之大美、学术之全体大用。以致一种宽易博大的治学之道，反而甚为寂寥。偶欲从事者，亦以为必是荆棘榛莽之绝学，非有绝大愿力，不敢问津。
其实此道甚为平易，圣贤教人，本来如此，今人自己犯糊涂罢了。我偶得师友护惜，于此稍有所见，自然就常想略述心得，接引同道，共窥国学之堂奥。十七 七年前，与林安梧等人游贵州龙场驿，访阳明书院时，安梧即劝我好好聚生徒、讲国学，传此一路治学方法。
然传道之机缘一时尚未具备，倒是获得了创办南华、佛光两所大学之机会。当时集资募化的星云大师，与我本不相识，或问为何请我来办，老和尚都说：“仰慕他是个国学大师啊！”其实那时我也才30多岁，长者厚意，闻之不无感奋，于是略依通识博雅之义，以为规擘。制礼作乐，讲习人文；并根于国学，发展出许多新学科。一时震动，以为能稍复古代书院之旧。社会观听，不无兴发，*亦迭有奖励。可见这个路子，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仍然是能发展的；如何发展的制度规划，亦经试验而颇见实绩。在未来教育史上，当可有一席之地，较昔年北大清华之国学门更值得研究。因其规模意量皆较宏阔，制度性之建构也多得多。
只不过，世缘变灭，人事不恒，我既卸任，其风或渐消歇。凡事之因人因势者，大都如此，本无足怪。但亦可看出这种制度性体制化的国学建构方向，似易实难。今人所办国学院，规模虽远不能跟我当年的建制相比，但也是难的；即或办成，亦未必久长。反不若仍如孔子般，随机讲学，辅以著述，也许还能形成较大的影响。
甲申以来，游居大陆，颇肆讲席。在北大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所讲，已辑为《国学十五讲》。在首都师大所讲，则写成了这本《国学入门》。当时是首师大开设了一个实验班，命我为新生讲说国学的入门之道，共十讲。后来在武汉大学，也讲了四讲。今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又开了个新国学讲座，凡六讲。三者并起来，略有损益，作为“门径篇”。再加上一些评述民国初叶国学家及国学教育的文章，作为“登堂篇”，合起来就成了此书。
因此，综合地说，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应时代之需，一方面是消个人之业。国学是我的缘，也是我的业；是我的力，一切力量的来源；也是我的愿，愿昌明其学于天下。作此小书，略述门径，虽不足以宏阐整体国学之纲维与精神，起码为之尽了点心力，我自己是很欣慰的。
本书既然原是讲稿，便希望它真正达到接引的功能。门径篇凡14章，分四个部分：（一）前三章，谈国学的名义、材料与方法。（二）第四、五、六章，讲基本语文能力如何训练，介绍文字、声韵、训诂的知识与观念。（三）第七、八、九、十章，说经史子集四部概况，以及运用其文献之方法。（四）第十一、十二、十三章，论儒道释三教之历史、内涵及研究法。第十四章是补充之余论，亦是总说，谈治国学者的精神意态。
各章讲说，自然都只能针对个别领域，例如儒、道、释，或经、史、子、集；各章又各有主题，看来不甚统属。但我切望读者能通贯地看，时时想到我前面说的：治国学须有通识，亦在养成通识、成就通人。知识总是分门别类的，但读书的却是个人。人的知、情、意，必然整合为一体；其知性知觉知识，来源虽繁，门类虽别，亦仍是内在整合于人的。读书人焉能舍己徇物，依从外在知识分类而忘了自己呢？
学者又当知：博学之道，重在精神心态，不是知识上的不断相加。致知求学，亦非要做个技术性的学术工人。否则东谈一点西说一点，猎时名而昧大道，岂不哀哉？
以上14章，介绍基本材料、知识与方法，是拆开来说，一项一项、一类一类。“登堂篇”倒过来，借评述民国初叶国学运动之人物与教育，来看其中蕴含之各种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马一浮、陈寅恪诸人，或讲说国学，或开列相关书目，都声誉宏著，影响深远，是研习国学者重要的导师。但这些导师，这个如此说，那个如彼说，其持之有故之故、言之成理或不成理之理，到底何在，则不能不再略做些分梳、略有些辨正。通过这些讨论，治国学者方能算是登堂了，可以窥见堂奥。此后渐修，不难入室，得睹宫室之美矣。
本书为初学者说法，因此写得较为简饬，许多问题仅是略陈线索，未予展开。读者若欲进阶，则每一篇我都有相关之专论或专著可供参考，可以自行找来看。当然，为学贵自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孟子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诸君未来进境，岂我所能测度？我的这些言说，聊当津筏可也！
他是通才，学问称得上渊博通达,可谓上下古今，融为一炉;他是读书种子，对中国文化典籍真是了如指掌；他的治学之路，又是非常扎实的。他的著作总是别具格局，新见迭出。——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温儒敏
龚先生的学术至精，我心向往。王国维论清代学术，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的学问，是兼有大、精、新的通人之学。——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徐晋如
有龚鹏程在，听众就在；龚鹏程的观点打开了我看世界的另一扇窗户。——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 蔡孟翰
龚先生站在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因为您对国学的理解认知、您的著作跟您在国学上的位置，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崇敬的。——台湾知名主持人 寇乃馨
章 名 义
一、国学的兴起与消亡
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这个词本身却恰好不是传统的东西，而是清朝末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当时讲国学，有两条脉络。一条脉络发自朝堂，一条生于草莽。
（一）
发自朝堂的，是因清光绪末年开始推动新式教育体制，废科举、立学堂，而这整个改革活动与其说是政府戮力革新以救亡图存，不如说是社会总体思想的倾向使然。故影响中国达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才能一夕崩溃，幡然改途。
但亦因如此，新式学堂打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反传统性。要教习西学，以富国强兵。学堂的教学内容，乃因而皆以西学为主。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部所拟《奏定学堂章程》就提到当时社会上已弥漫着废经灭古的言论：“古学之可宝贵者，无过经书，无识之徒，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惟恐经书一日不废，真乃不知西学西法者也。”针对这种风气，政府觉得应该在新式教育中仍保留中国学问的地位，希望学生仍要读经。
这就是当时讲国学的条脉络。想在西学冲击之下，读点经书“以免抛弃中学根底”（《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
此时虽未提出国学一词，但谓：“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把经学当成是立国之根本。认为若大家都不读经，都不晓得这个根本，“中国必不可能立国矣”（《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显然是把经学视为中国根本之学了。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中书科中书董清骏便提议设立国学研究所，“以保存国学……冀一线之延，为将来发达之种子，庶几有光大之一日也”（《四川提学使方旭致叙永厅劝学所札》）。
朝堂之议论与政策如此，草莽之士的见解又如何呢？
（二）
1902年梁启超首先介绍了日本的国粹主义，他致书康有为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接着他又写了《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介绍了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读书汇编》第五期）
随后，黄节亦在《政议通报》发表了《国粹保护主义》。除了介绍，也有批评，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是封闭保守的，只知“我国所有之谓国粹”，不知“吸收外国文化为我所用也是国粹”。故他所说的国粹保存主义，乃是开放性的取精用宏，有萃取集萃之意，曰：“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者焉，固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师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黄节这种意见，可以代表当时革命党人的国学观。因为革命党人黄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就同时发行着《国粹学报》。可见其提倡国学，并不尽同于清政府，而是想借提倡国学以减少、降低，甚或平抑欧化之冲击。因此当时许守微就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国粹无阻于欧化》的文章，认为欧化不能貌袭或橘逾淮而为枳式的，只有把自己的田亩耕垦好了，外来的种子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结出好果子来。
革命党人国学观之不同于清廷者，不止于是。清廷的国学观，用张之洞的话来说，重点在国不在学：“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因为：“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劝学篇》）可见保教之目的在于保国。革命党人也主张保国，但这个国的含义却与清廷不同。在他们看来，国应该是与君分开的。所以国学应当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国粹者，一国精神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许守微文）故这个国学并不是君学。
依他们看，中国自秦汉以降，都只是君学，国学已亡，故国亦不国。所以黄节说：“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专制之剧焉。民族之界夷，专制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数千年。”（《国粹学报·国学真论》1907年第2期）凡以为忠君即是爱国，以为功名利禄即是国学，不知考郡国之利病，哀生民之憔悴，都是君学、伪儒，都不是国学。换言之，革命党人之国学观，是具有反君主专制之强烈批判意识的。
正因为如此，故其所谓国学，内涵也就不再指经学。经学是儒家一家之学，且是汉代帝王独尊儒术后才形成了那么崇高的地位。革命党人要推翻君主专制，自亦不再宗经；其所欲取法者，乃是秦汉专制王权尚未建立以前，九流十家争鸣的那种学问。
此即称为复兴古学。邓实《古学复兴论》说：“吾国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学术鸣。”道光、咸丰、同治以后诸子学渐盛之风气，在他看来，就反映了国人已由君学回归国学且与西学逐渐合流的趋向：“诸子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
古学的内涵，便因此是指诸子学，儒家则只是诸子学中之一支。
复兴古学之另一意念，则是把这种风气或趋向比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邓实把周秦诸子比拟为希腊七哲，把秦始皇焚书比为土耳其焚毁罗马图籍，把汉武帝“罢黜百家”比为欧洲封建神学之束缚。而说：“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欧洲文艺复兴时，不但由学说上追踪古希腊罗马，也收集整理流散亡佚之古籍，邓实他们也在国学保存会底下设有藏书楼，收搜丛残，然后刊刻出版，因此影响宏远。
国学保存会此等“以复古为解放”的行动，显示了草莽的国学观。国学，在其语脉中又名国粹、古学。具体内容则是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专制的诸子学。革命党人以此振起民气、激扬国魂，终战胜了清廷，启建民国。
（三）
但国学运动并未因此而告终。一方面，延续国学保存会这种思路的，仍在继续发展，例如1912年高旭、高燮、柳亚子、李叔同、胡朴安等人就又成立了国学商兑会。商兑什么呢？原来在晚清复兴古学阶段，重点在于复兴。因此辑佚钩沉，要把九流十家久遭沉埋的学说与著作通通找出来复兴一番。
可是老东西渐渐钩稽出来以后，就逐渐产生了选择的问题。到底九流十家，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等，什么才是今日中国应该倚以为国魂的？什么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这就不能不有抉择，不能不好好商兑商兑了。这种国学商兑之风，不仅表现于国学商兑会这一个团体，事实上也是民国初年很广泛的一种思路。例如有一阵大兴墨子热，觉得墨子比孔子更符合现代之需，便是此风之影响。
另一方面，古学复兴运动中激进的一面也在深化。例如当时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学、都是伪学，都应打倒；或把孔学儒学跟专制统治挂钩，一并批判，就逐渐带生了对儒学与传统的整体拒斥态度，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的浪潮。国学商兑会所编《国学丛选》集收有高旭《答周仲穆书》就说：“孔学实为专制之学，孔子一生教人唯尊君而已。”主张废孔用墨。且说“鄙人十年前所抱宗旨即如是，至今未变。近见蔡孑民先生亦有此观念”。可见五四运动所倡行的那种反传统思潮，要打倒孔家店，等等，与古学复兴运动确实有其内在的渊源。
但五四运动是极复杂的。从某方面说，它反传统，要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肇启了全盘西化之说，要向西方去寻找真理，令国人对旧学弃若敝屣。但像胡适这些人自己评价五四时，却未必如此看，反而说五四是中国的次文艺复兴。胡适英文专著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即指出：“中国次文艺复兴是禅宗之出现；第二次是宋代新儒学取代了中世纪宗教；第三次是明清戏曲与章回小说兴起，对爱情与人间生活乐趣坦然颂扬；第四次是清代朴学反抗理学，在文献上带来重视证据的新方法；第五次就是五四。”
由“文艺复兴”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所带给文化界学术界的，就不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扬弃，而相反的是要发扬。如何发扬呢？延续第四次文艺复兴之方法，即清儒在文献上带来的新证据之方法，结合西方的科学方法，来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仔细清理一番。
此说后来凝结为一句口号叫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什么叫国故呢？那就是中国从前的历史文化传统。著名的国学家章太炎曾写过一部《国故论衡》，表明了此时学人之基本想法，乃是要对国故好好讨论并衡定其价值。1925年清华设立研究院时，在章程中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研究院主任吴宓又补充曰：“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此与稍早胡适起草的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把国学、国故定义为“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相似，都是以文化史为国故国学之具体内容的。无怪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所时会说：“在今日情形之下，吾人谓北大国学研究所为国史研究之中心，殆无不可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了解胡适所开列的“国学限度书目”为何会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都列入其中。它们既非经学，亦非诸子学，只因国学在此时已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国学季刊·发刊词》），故才得以厕身其中。
当时除北大、燕大、清华、厦门大学等校普遍设立国学研究所外，中学也设有国学科目。钱穆的《国学概论》就是他在无锡教中学时所编之讲义，可见一时蔚然成风之国学研治风气。
（四）
但把国学视为整体历史文化研究，范围毕竟太大了，陈独秀就批评：“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声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安所长是文学。除了这些学问之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顾颉刚则解释说国学的范围太大，是因中国各学科都不发达，所以研究国学的人什么都要研究。倘若“中国各方面都有人去研究了，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
这些批评表示当时已有一种西方现代学科分化的观念。依这个观念看，国学也者，主要是史学，但又往往包涉太广，因此范围辽阔、义界不明。把这个观念明确发挥出来，且奠为制度，形成国学之变革者，则是傅斯年。
“整理国故”一词早使用的就是傅斯年，但自1922年起就因“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便生了“绝国故”之念。这当然只是因心理上反对浮嚣，可是心理产生行动，在他办中研院史语所时，便明建旗鼓反对国学国故，谓国学之内容“不外文学声韵之考订、历史事实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与朱家骅函》，又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
也就是说国学应该拆解开来，论文学的归入文学，论历史的归入史学科系，论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什么的也各应放入专门的学科中去研究。国学的那个国字，本来是有保国、保种、保教之神圣意涵，也消解了，只是指中国的材料罢了。治地质学的人，大可以拿着中国地质资料去研究，说这就是中国地质学。但中国地质学，与欧洲地质学并无本质之不同，仍是地质学之一环，只是材料主要用中国的罢了。
地质学如此，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学等又何独不然？于是一个普遍的学术分科的体系，就把原先基于与欧西学问相对比而形成的国学概念彻底拆卸了。国学也迅即在随后的学术分科中被拆开，归入各个科系。1949年后，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沿袭了这种观念并扩大了学术分科，且分得极为琐细。例如文史哲不但分了家，文学中还要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那种综合的、统包的大国学概念，遂在中国绝了踪迹，距其兴起不过50年左右。
一线之延，是在中国台湾。台湾的大学分科，一样没有国学的地位，但台湾的中文系，情况却与大陆颇不相类。它并不是文学系。虽然名称仍唤作中国文学系，但文学二字采古义广义解释，可以是文字，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文化，犹如《论语》中说孔子门人中有文学一科，指的是对古代文献文化的了解那样。学生修课，则兼辞章、义理、考据。研究所写论文，亦不限主题，举凡中国文化事务，几乎都可研究。因而中文系实质上就仍是国学系。
学风的两大来源，一为北大之整理国故派，一为传承自清儒语文考证之章（太炎）黄（侃）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种种原因，这样的学风传承才出现转折，国学气味渐漓。
可是随之大陆却开始复兴了国学热，逐渐开办了不分文史哲的实验班，恢复国学研究所与国学刊物，甚或开办了国学院。国学浪潮重起波涛，而距其倡议之始，则已百余年了。百余年来，国学、国粹、古学、国故、经学、文学、史学，名义与内涵变动不居，观察者宜由历史中见其变迁之轨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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