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3169
首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个人传记；
记录了巴麦尊从出生到出仕，再到去世的人生沉浮；
收录巴麦尊及其朋友、亲人、对手、敌人的书信及评论；
贯穿比利时独立、克里米亚战争等一系列19世纪重大事件。
巴麦尊，一生八十余载，六十多年都在政治汪洋中浮沉，从初出茅庐的议员到纵横捭阖的首相，他的人生际遇因善弄权术而与众多事件交相呼应。他以独立的名义号召支持比利时革命；用暴乱的名头希望镇压法国革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宣称维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到南北战争时，他又坚决支持美国南方奴隶主的分裂活动。
《巴麦尊传》将带你穿越风云诡谲的19世纪，掀起时代的朦胧面纱，撕掉岁月的纷繁伪装，遇见这位大英帝国的传奇首相，重看他或是荣耀，或是卑鄙的浮华人生。
巴麦尊传/［英］约翰·坎贝尔
前 言 / 5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教育经历 / 9
第二章 初涉政坛 / 15
第三章 出任战争大臣，1809—1818 / 22
第四章 入阁和在野，1827—1830 / 38
第五章 首次出任外交大臣，1830—1841 / 62
第六章 在野时期以及二入外交部，1841—1851 / 74
第七章 巴麦尊的外交政策，1848—1850 / 90
第八章 最终离开外交部 / 111
第九章 陷入战争 / 123
第十章 初任首相 / 136
第十一章 再度担任首相 / 153
第十二章 巴麦尊勋爵的个人特点 / 170
比利时君主制度的创始人——巴麦尊子爵/［比］泰奥多尔·朱斯特
巴麦尊评《华盛顿条约》/［英］巴麦尊
出版前言
提起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我们可能会想到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正是巴麦尊勋爵。巴麦尊即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他曾两度担任首相，三度出任外交大臣，在外交领域纵横捭阖，周旋于法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家间，支持比利时独立、参与克里米亚战争、涉足美国的南北战争……终其政治生涯，逃不脱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对巴麦尊政治生涯的追溯和回顾是本书集结的初衷，因此，书中所包含的三部分均以反映巴麦尊的政治观点为主旨。其中，约翰·坎贝尔所写的《巴麦尊传》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巴麦尊勋爵的一生。坎贝尔与巴麦尊是同时代人，他的行文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他引用了大量巴麦尊个人的书信及言论，还有其朋友、下属甚至是敌人的评论，从而客观地将巴麦尊的言行举止摆在了众人面前，可由我们自行判断个中是非。比利时作者泰奥多尔·朱斯特的《比利时君主制度的创始人： 巴麦尊子爵》介绍了巴麦尊对比利时政治的影响。应该说，承认比利时独立是巴麦尊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1830年刚刚担任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就遇到了比利时革命，他迅速表明了政治态度——支持比利时独立，并且积极推举比利时新国王人选。强硬而果决的外交政策让巴麦尊声名鹊起，所以比利时问题是巴麦尊政治生涯中绕不开的注脚，最能反映其外交政策的成形。最后一部分《巴麦尊评〈华盛顿条约〉》摘录了巴麦尊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针对英美签订的《华盛顿条约》，这些文章言辞犀利，丝毫不避讳对英方代表阿什伯顿勋爵的嘲讽，从中亦可窥见巴麦尊对英美关系的论断，这也是其政治观点的重要组成组分。
这三部分内容各自独立，同时又都有同一个主题——巴麦尊及其政治生涯，由此而形成了某种联系，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了巴麦尊其人，给了读者更多的参考内容。而且书中引用了大量书信、谈话等一手资料，有着直观而真实的史料参考价值。不过，此书的三部分均成书于19世纪，史料有限以及写作手法不同，因此不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借由三部分的互相对照，填补其中的缺漏，不足之处，望请指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历史编辑室
2018年5月
第十章 初任首相
巴麦尊初次出任首相时，已经年逾70。在联合政府下台后，女王召来德比勋爵，失败以后又召来约翰·罗素爵士。在女王陛下明确要求巴麦尊再次在他的老领导手下任职时，他是愿意的，但是克莱伦顿（Clarendon）和许多辉格党人意外地积极反对这么做。巴麦尊勋爵最终以他能调动的各种资源，接手并成功地获得了组建政府的使命。克莱伦顿爵士继续执掌外交部，格莱斯顿仍然担任财政大臣。战争部重新组建，战争秘书一职取消了，最终并入战争部长职务中。尽管巴麦尊反对罗伯克的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被迫接受了它，这导致了格莱斯顿、格雷厄姆和赫伯特的辞任；他们的职位被G.C.刘易斯爵士（Sir G.C. Lewis）、查尔斯·伍德爵士（Sir Charles Wood）和约翰·罗素爵士取代。
起初，巴麦尊勋爵的乐观主义观点似乎会得到事实证明。1854年9月14日，英法盟军在克里米亚登陆。盟军在阿尔玛（Alma）战役中获胜，几天之后的10月3日，又一举打下塞瓦斯托波尔，消息传至国内。但是很快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塞瓦斯托波尔并未陷落，很明显，战争部的管理中存在可耻的低效问题。弊病比敌人更所向披靡。公众的怒火熊熊燃烧。1855年1月23日议会会议之后，罗伯克先生立即动员成立委员会，调查塞瓦斯托波尔军队的情况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运作。巴麦尊勋爵立即提出辞呈，置他的同僚们于危难而不顾，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不光彩的行为。罗伯克的行动以305对148票通过，1855年2月14日开始实施，阿伯丁勋爵提出辞呈。
巴麦尊勋爵于1855年2月写信给法国皇帝指拿破仑三世，他在1852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
我受女王陛下——我的君主召唤，出任现在的职务。我迫切想要向陛下您表达我由衷的满足，因为我发现自己与您的政府联系更为紧密。两国结盟使法国和英国有幸携手并肩，这对整个欧洲来说，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这得益于陛下您的诚恳、公正和英明；您永远可以信赖英国政府的忠诚与真诚。假如您想与我们沟通，然而想法不够成熟，不足以适合在正式公文中表达，我将非常乐意收到您的个人书信。
我们将让我们驻塞瓦斯托波尔的军营守秩序，在此过程中尽力向法国军营的优秀榜样看齐。然而，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英国军队的不良状况给了勇敢慷慨的法国人向手足施以援手的机会，他们的关怀在英国和巴拉克拉法激起了无尽的感激之情。
巴麦尊谨上
这封信体现了巴麦尊勋爵的愿望，他希望政府能够与法国君主保持官方关系的同时，也能进行非正式的沟通——这是他一直实行的原则，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原则常常在他的朋友和同僚间引起焦虑。
他关于战争形势的观点非常明晰：“说起海外军队，留意近期事件进展的任何人都一清二楚，造成克里米亚军队苦难和疾病的大部分原因本可以通过领导人员更高效的安排和更积极的行动、通过谨慎行事来避免。我们已经决定建造一定数量的医疗船只，每艘能够装载500名病人，这些船只每10天离开巴拉克拉法和斯库塔里（Scutari），把伤员和病人带回祖国，接着装上医疗物资以及其他医院和军队需要的物资立即返回斯库塔里或巴拉克拉法。我们还决定派一个委员会前去调查军需组织和海港管理情况。我们已经做好安排，将从美国的小武器制造商那里购买10万支米尼来复枪。”
1855年2月，巴麦尊勋爵称他“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皇帝的重要书信，皇帝在信中宣布出兵克里米亚，旨在把俄国人赶出辛菲罗波尔（Simpheropol），接着后退并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他提出以7.7万人的军队达成这一目标，包括法国人和撒丁人，留下6.6万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维持围攻。眼下的形势是，我们应该想办法把1万法国人、1.5万撒丁人和3000匹马送到克里米亚；但是无论这个军事行动看起来是否可行或有利，皇帝个人访问克里米亚对于完成这项行动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可能造成极为遗憾的后果。”
最终，法国皇帝在苦口婆心的劝告下放弃了前往战争中心的访问。
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去世时，巴麦尊勋爵写道：“这对目前形势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很可能世袭大公爵会安静地即位，尽管有人难免会质疑，作为大公爵尼古拉的儿子，他是否会被他的弟弟，沙皇的另一个儿子取代。有可能新皇帝会恢复那项和平政策，众所周知他在开始移交这些事务时是提倡这一政策的；但是他可能会感到自己有责任遵循他父亲的路线，也可能受到他刚愎自用的弟弟康斯坦丁的逼迫。无论如何，目前盟军的进程和安排不应该因为圣彼得堡的变故而懈怠。”
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但是交战双方以全新的热情投入战争。1855年3月，首相如此描述他在波罗的海的政策：
“在波罗的海，除了封锁俄国海港和舰队，似乎没什么别的可做了，要达到这一目的，20艘战舰加上皇帝补充的5艘似乎已经足够，但也仅仅是足够而已，因为俄国人在波罗的海拥有27艘战舰，而且在航行中盟军的战舰可能会发生事故，使得一些战舰失去战斗力。俄国的舰队集中在喀琅施塔得（Cronstadt）。因此攻击勒维尔（Revel）或者思维亚伯格（Sveaborg）是没有用的，这两个地点都有加强防卫。一次成功的袭击只会打垮几堵石墙，由于这些地点无法占领或者维持，敌人很快又会建起新的石墙，攻击的舰队必定会受到极大破坏。而一次失败的袭击当然会变成灾难。除此以外，我们和法国人都无法为波罗的海军队提供足够的供给，以完成任何重要军事行动。因此，以下似乎才是好的政策： 英国和法国应该把兵力集中到克里米亚，那里才是真正战役打响的地方，除非在克里米亚取得胜利，否则在其他地方尝试发起重要军事行动，削弱此处的兵力，都是不明智的。当然，这里的分析并没有排除阿佐夫（Azoff）或者切尔卡西亚（Circassia）沿岸的军事行动，假如出现对我们有利的机会还是应该抓住。”
一个月之后，他批判拿破仑三世的征战计划：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对拉格朗（Raglan）勋爵说，他应该就这个计划的问题与康罗贝尔（Canrobert）达成一致意见，并心平气和地磋商，我们希望能够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完善的计划；我们同意皇帝的观点，认为塞瓦斯托波尔打不下来，除非派出足够兵力；而只有把俄国掩护部队从现在的驻地赶走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俄军正是通过这些部队与城镇互通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似乎应该如皇帝提议的那样，把总兵力分成三支军队，其中一支继续围攻，另外一支继续前进，完成兵力投入；第三支用来吸引敌军注意力，通过佯攻把俄国人从他们城镇附近的驻地引开，或者对他们后部发起真正攻击，具体策略得视情况而定，尤其是根据这支部队与可能交战的俄国军队之间的相对兵力做出判断。
“将军们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引开敌军的方向和地点。皇帝（拿破仑三世）强烈建议把阿拉什塔（Alashta）作为起点，而把辛菲罗波尔或者巴切萨莱（Batchisarai）作为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诱敌部队来说，尤帕托利亚（Eupatoria）将是最佳的军事行动基地，而且军队应该从那里出发，向辛菲罗波尔行军，或者从塞瓦斯托波尔北面进攻俄军的后部；它应该沿着海岸线行军，与盟军的一支舰队保持沟通，这支舰队将伴随部队行军。对于这个计划，皇帝表达了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当然需要将军们权衡。第三个计划是第三支行动部队不经由海洋登陆或者输送，而是从卡米耶斯契（Kamiesch）和巴拉克拉法的军事行动中心行军，通过陆路前往麦肯齐盖尔（McKenzie）农场的东面到达巴切萨莱。我们必须让在场的将军们判断这三个计划中哪一个胜算最大，而且最容易执行。然而，无论选择哪个计划，都应该在增援部队到达时立即开始执行，而且两支行动部队需要准备好占领阵地。”
关于这些提议，相关人士进行了大量讨论，巴麦尊勋爵在其他信件中进行了充分并尽可能集中的分析，他总体上支持在城镇后部占领一个强大的阵地，在盟军军队占领的几条南线保持围攻。
与此同时，巴麦尊勋爵紧紧盯着维也纳进行的俄国和平谈判，以及就这方面与法国的合作，还有随之而来的困难：
“我并不认为会议上的英国全权代表约翰勋爵，在任何程度上应该对德律安·德·于斯先生（M. Drouyn de l‘Huys）亦步亦趋。在与我们完全磋商之后，德律安亲笔写道，双方政府应该发出最后通牒，俄国拒绝履行我们提出的条件将导致谈判正式破裂。但是俄国刚拒绝这些条件，他就急急忙忙用奥地利提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补上，并且把他自己的政府和我们的全权代表捆绑在这个计划上；现在，由于他本国政府反对，他与政府断开官方联系，拖着我们的全权代表不放。至于约翰勋爵的意图，我只能说，我认为这是首例全权代表受命以他赞同的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结果却与本国政府背道而驰，在他受命尽力促成的计划失败之后，他却违背政府的意愿，努力将一个与他原本计划完全不同的计划强加于他们。约翰勋爵引发的任何反对意见都以十倍之力促成了他辞职（就像德律安·德·于斯先生一样），因为他辞任后，关于这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的细节必须进行完整的议会讨论，他的辞呈建立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之上。这会促使我们反驳他的计划，也会迫使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做出决定，而这些问题原本最好保持开放。”
4月，巴麦尊勋爵已经提及德律安·德·于斯先生采纳的奥地利提案，即使经过他假意的修改，“简而言之，这个计划非但没有终止俄国在黑海的优势，而且将这种优势永久化和合法化，它非但没有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反而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德律安先生允许俄国舰队进入黑海，只要船只数量小于1853年。这种安排，在我看来，既危险又可耻，而且在未来捍卫土耳其的战斗中，奥地利是否会与我们并肩作战？况且假如俄国黑海舰队的船只数量超过1853年，盟军因此对俄宣战，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奥地利会挺身而出反抗俄国？眼下俄国军队受到重创，兵力分散，并未集中在奥地利边境上，英国和法国也在战场上拥有大批部队，且得到强大舰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人尚且不愿与俄国为敌——有什么理由相信同一个奥地利在四五年之后会准备好作战？那时候俄国已经恢复元气，弥补损失，并且集中兵力攻击奥地利，而奥地利军队却减少到和平时期的建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也已撤回自己的大本营，不再准备随时与奥地利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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