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演进——以国际投资法趋同化为背景

●引?言
●**章?国际投资法的历史、本质与特征
●**节?国际投资法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国际投资法的本质
●第三节?国际投资法的碎片化特征
●第二章?国际投资法的趋同化
●**节?国际投资条约的标准化
●第二节?*惠国待遇条款推动下的国际投资法的
●多边化
●第三节?国际投资仲裁的多边化作用
●第四节?国际投资法的趋同化：创建一个投资保护的
●普遍性制度
●第三章?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源起、文本结构与
●总体模式演进
●**节?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源起
●第二节?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过程及
●条约文本结构
●第三节?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总体模式演进
●第四章?中国双边投资条约实体条款的演进
●**节?序言条款与定义条款
●部分目录

(二)国际投资法的宪法因素
无疑，单从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1]的角度看，国际投资法绝无宪法特征。然而，通过观察ICSID公约第42条[2]以及考虑到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在规定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交错结合”关系的同时却赋予国际法优先适用地位的现实，不难得出结论，国际投资法创建了一个具有不同效力等级的规范系统。在效力等级的层是国际法——尤其是将外国投资者权利奉为神圣的双边投资条约。于是在国际投资实践中，东道国一旦被发现损害投资者的权利，即被强迫要求对其侵害行为进行正当性证明——事实上，这一做法正是宪政秩序的一个典型特征。【3]换言之，倘若东道国对私人投资者的权利实施侵害的话，该国即被要求限制其行使公共权力。而正是从这一公法层面讲，国际投资法的宪法特征才显露无遗。 “跟宪法一样，(双边投资条约)非但对国家行为进行限制，而且作为国际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条约在全球经济制度的运作中起着创设与保障国际共同体利益的作用。投资条约的宪法性质主要体现在，条约所创建的多项法律原则可用作规范东道国针对外国投资者行为的标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