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村的四十年：乡土中国社会变迁调查

本书系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国务院参事室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费孝通先生研究江村经济的精神，选取我国东中西部三个村庄，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调查，纵向回溯了这三个村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起落、百姓生活、文化风俗、社会治理、村庄建设、人口结构、民间组织、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并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分析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总结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诚如主编者言：“四十年改变了这些村庄沿袭数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村庄也造就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繁荣。”该书对中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探索具有样本意义。

王卫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从遗弃的空间走向希望的空间

文/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负责人）

从2015年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接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课题在全国东、中、西部各选取一个村庄，对三个村庄做持续性的跟踪，研究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

如果我们看这三个村庄的变迁起点，就会发现，它们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都是“三位一体”的空间。所谓三位一体，即生产、生活、社会交往高度重合，是传统村庄的一大特点。农民在村庄进行农业生产，也居住生活在村庄，并在这里很自然地展开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关系。农村改革是“三位一体”空间开始分化的开端。农村改革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随着20世纪80年代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大量农民走出村庄。

从这三个村庄的经验材料来看，未来农民的发展和归宿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和选择。

先说西部的河东村。这里有大量青年农民离开村庄，他们中大多数不会回到村庄，其中一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务工的城市安家，村庄成为中老年人留守的空间。河东村地处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其“空心村”的特点在东部和中部的农村中也非常典型。对于这类村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成为留守农民的家园？

首先是大力推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建设。对于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和长久生计的农民工，要加快其市民化进程。

其次是重建乡土。要务仍然是扶助生产，巩固小农经济基础。来自河东村的钱大爷老两口，他们年过六十，已经完全退出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他们种植了二三十亩地，还养了几头牛，正常情况下一年有三四万元收入，能维持有尊严的生活。政府应该让他们更好更轻松地进行生产，提供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持，比如在农业科技供给和农产品收购等各个环节提供支持。随着年龄增长，老人劳动能力会逐渐下降，但只要针对小农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配套，他们可以维持很长的劳动周期。

再次，就是适度改善生活设施和村庄环境，为中老年人生活在村庄提供便利。我们很难让河东村这样的村子赶上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很难在短期内就追赶上东部地区的农村，但我们要努力让老人在这里找到生活的意义，有玩的、有乐的，激发出社区的活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上述几个方面做得好，乡村就会成为留守农民的家园。不过，使乡村成为弃地的威胁也无时不在。其一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在这三个村庄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苗头。在河东村及其周边地区，外来资本建立了大规模的蔬菜基地，所种植的产品销往广东、香港等地，但所使用的劳动力基本都来自贵州和边远地区。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河东村几千亩地的一半或更多被流转，村民后就失去了土地。另外一点是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河东村这样的村庄某种意义上不是求大、求快速发展，而是让一些人有生计，生活更有质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评估村民实际的需求，预估未来人口的需求，如果过度投入就会造成浪费。同时也要和生产的需求相配合。像河东村的老人很多从事自然农业，农场加上养殖业形成循环农业，如果某些基础设施的兴建使得村民没有办法养牲畜，可能就会打破这种循环。

再说中部的店集村。它是位于淮河边上的一个行政村，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地城镇化、农业、非农就业和集镇居住结合的典范。

店集案例让我们看到，以集镇为基地，半工半农乃至完全非农这样一种生计和就地城镇化结合的可能性。在店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青年人陆续去上海、温州打工，从事建筑、制造和服务业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将家安在店集，他们依靠打工赚到的钱，在老家购买统一规划建筑的别墅。店集案例实际上为中国的城镇化提供了一种选择。我们需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这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受城市吸纳能力和财政能力限制，仅仅将现有的两亿多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店集这样的小集镇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将外出非农就业和就地集中居住结合在一起的选择。

对店集来说，它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如何做到“安居乐业”。健全集镇功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店集有很多好的做法，但毕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下水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不是单个村庄可以解决的，由于不能及时转运垃圾，清洁人员有时将垃圾倾倒在旧村的池塘，污染了水质，也污染了环境。再比如学校的建设。店集的很多中青年人常年在外务工，他们平时不在村庄居住，村庄更多是在扮演一个家属区的角色，要想让这些外出人员长久在村庄安家，解决好他们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非常关键。

东部的珠岙村是三个村庄中的领先者，也是幸运儿。改革开放初期，珠岙和其他地区的村庄一样，也是先发生生产空间的转移，但后来又慢慢把生产空间拉回到村庄里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发展了童装产业和阀门产业。但珠岙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村庄重新成为本地人的生活空间。我们今天看到的珠岙更多的是生产空间，村民们在这里办起了一个个小作坊，自己生产，或者将住房出租给外地人生产，自己则跑到温州去买房。村庄仍然是村民重要的社会交往空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非常强烈，他们在村庄吃分岁酒，玩龙灯。在公共民俗活动方面，三个村庄中珠岙是发达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外移了，从长久来看，要想维持这样的状况并不容易。

今天为什么大量珠岙人离开了村庄？由于作坊和工厂大量集中在村民的住房中，工业排放和噪音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村庄环境。对于珠岙这类完全非农化的村庄，应探索建立配套的土地使用制度。试想，如果可以在村庄周边建立工业园区，把作坊和工厂转移到园区，然后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甚至一些耕地，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那么，村庄的环境问题和秩序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改善。

刚刚所讲的三个村庄，从遗弃的空间到希望的空间，发展道路怎么选择、怎么走，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会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不同的压力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