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讲中国史

1. 名家之作，视野开阔：吕思勉先生熟读二十四史，顾颉刚、钱穆、严耕望、李敖等都对他盛赞有加。本书贯彻了吕先生“大视野、通识感，不拘泥于局部细节”的一贯风格,是学习历史顶好的入门书。

2. 精编精校，系统呈现：本书由吕思勉先生再传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精心选编，系统呈现吕先生有关中国通史z主要和z精彩的内容，是一部难得的简明学史读本。

3.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全书文字简洁，条理清晰，主次分明，另有图表50余幅，是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

 

《吕思勉讲中国史》是以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初阶读物《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为正文，以吕先生其他史著中相关论述为附注，精编而成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全书分为五编，分别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现代史和综论，上起上古传说，下讫清末民初，一本书可尽览吕先生有关中国通史z主要和z精彩的内容。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等。江苏武进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名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其著述规模恢宏，博通周赡，既注重考据，又能融会贯通，素为学术界所推重，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而巨大的贡献。

 

张耕华，1952 年生，浙江鄞县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致力于吕思勉遗著等的整理工作，已编辑出版吕思勉文集十余种。主要著作有《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史学大师——吕思勉》《历史哲学引论》等。

编选说明

导读

编 上古史

章 太古之传说  

第二章 中华民族之建国

第三章 唐虞夏商之政教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第五章 周之建国及其政教

第六章 春秋与战国

第七章 周代之社会概况

第八章 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

第九章 本期结论

 

第二编 中古史  

第十章 秦代之统一与疆土之拓展 

第十一章 两汉之政治概况

第十二章 两汉疆域之开拓与对外交通 

第十三章 两汉之学术与宗教 

第十四章 两汉之社会概况  

第十五章 三国之分裂与晋之统一  

第十六章 中华民族之新融合  

第十七章 两晋南北朝之文化与社会  

第十八章 隋之统一与唐之继起  

第十九章 隋唐之武功与对外交通  

第二十章 隋唐之政治与学术 

第二十一章 隋唐之社会与宗教 

第二十二章 中国文化之东被  

第二十三章 唐之衰亡与五代之纷乱  

第二十四章 宋之统一与变法  

第二十五章 辽夏金之兴起与对宋之关系  

第二十六章 宋之学术思想与社会概况  

第二十七章 元代之武功  

第二十八章 中国文化之西渐  

第二十九章 明之内政与外交 

第三十章 明之衰亡与奋斗 

第三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拓殖  

第三十二章 元明之文化与社会状况  

第三十三章 本期结论   

 

第三编 近世史  

第三十四章 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  

第三十五章 清代之勃兴  

第三十六章 清初之政治及武功

第三十七章 中华民族之扩大 

第三十八章 清初之外交与中叶之政治 

第三十九章 鸦片战争  

第四十章 太平天国  

第四十一章 英法联军与中俄交涉  

第四十二章 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第四十三章 中日战争与外力之压迫  

第四十四章 维新运动之始末 

第四十五章 八国联军之役 

第四十六章 日俄战争与东北移民  

第四十七章 清代之政治制度与末年之宪政运动 

第四十八章 清代之文化与社会状况  

第四十九章 清代之经济状况 

第五十章 本期结论

 

第四编 现代史  

第五十一章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运动 

第五十二章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之成立  

第五十三章 民国初年之外交  

第五十四章 军阀政治与内战  

第五十五章 欧战后之外交  

第五十六章 国民革命之经过  

第五十七章 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内政与外交  

第五十八章 近之文化经济与社会状况  

第五十九章 本期结论  

 

第五编 综论  

第六十章 历史与人类生活之关系  

第六十一章 中华民族之逐渐形成与前途  

第六十二章 中国文化之演进及其未来  

第六十三章 国际现势下吾国之地位与复兴运动 

导  读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历史学，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那就是：中国通史能成为一门可讲可读的课程、成为青年学生及一般国民学习历史知识的基本读本，吕思勉先生厥功甚伟。

与一些职业的历史学家不同，吕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年月，都在学校中任教职。从二十二岁起，他就担任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的教师，其后，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馆、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等学校任教。一九五一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他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除了在一九一四年后有四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外，五十余年，自小学、中学至大学，一直未离开过课堂的讲台，这在现代史学名家大家中是很少见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时代，并无今日通行的中国通史这种科目和历史读物，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因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强调为国民撰史，强调历史教学要面向社会和青年学生之后，新式学校才逐渐开设中国通史的课程，史学家们也开始编撰这种新式的历史读物。吕先生在学校的任课，自以文史类的科目居多，而在历史科目中，则以中国通史课程为主。他编写的教科书，也以中国通史为多。他的通史著述，原都是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如《白话本国史》原是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历史课所积累的讲稿，书名全称是《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也是供青年学生自学历史所用。《吕著中国通史》是在光华大学讲授“中国史”写的讲稿。他也为中小学生编写过各种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如《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历史教授书》《高等小学校用 新法历史参考书》《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初级中学适用 本国史补充读本》《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等等。

吕先生的通史著述，都有“大视野、通识感，而不拘泥于局部细节”的特色。历史的内容是广泛而繁复的，古人就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写给中学生看的中国通史，当选哪些史事为重心？是不是该多讲点历史故事呢？“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教科书的编写或课堂上的讲授，不免会偏于堆积史事。其实，史事若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即使记忆了，又有何益？不求理解而勉强记忆，这对于真正的历史学习反而是有害的。

吕先生认为：学习历史，应该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历史的轮廓，而不在于史事记忆上的多少，也不在求其详细。“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古人说：对马的认识，在牝牡骊黄之外的。这似乎是句笑话，其实确有至理。我们现在问：有一条河，其下流是以定期泛滥的，因此遗下很肥沃的土地，为世界上古文明的源泉。这是什么河？在什么国里？不常读书的人，或者仓猝之间，竟记不起尼罗、埃及的名字。然而只要这个人，是受过教育；他所受教育，不是白受的；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关系，与古文明的关系，他也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没有白读。反之，在科举式的考试下读书，竟可以尼罗、埃及等名词，背得烂熟，而这一条河，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有何等关系；因而与人有什么关系；竟茫然不知。有时或者会照书上所说的，默写、背诵出来，而于这句话的内容，其实并没有了解。这种教育，就算白受了。”

正是出于这种观念，他编撰的通史著述，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登楼远眺”的特色。如写春秋战国的学术派别，吕先生只写诸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不写孔子、老子、墨子等生平活动；写秦之强大及秦之统一，只说“七国之中，又以秦为强。因为（一）由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二）且秦国民风，为朴实勇敢。（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秦遂成为富的国家”。既不写有关秦孝公、商鞅变法的措施和具体过程，也不写有关商鞅的许多故事。不写历史的局部细节，并不是说局部的细节不重要，而是强调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细节的描述，原也是为了有整体上的全面把握，或揭示一些不可忽视的历史侧面。如《史记·高祖本纪》云：“（汉）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公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从“怒”到“悦”，这是一个细节，再参以其他记载，正可说明“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

有许多史事间的联系，非拓宽了视野、扩大了时空范围则不易察觉。如吕先生叙汉征匈奴，说：西域都是小国，汉攻匈奴，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这是拉长了时段才能获得的“史识”。再如他论明初北方边防之坏，说：明太祖虽居南京，而北方边防规模颇远，即元之上都置开平卫。又因元之大宁路之降，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而宁王权居大宁以节制之，地跨辽、热、吉三省间。成祖起兵，以兀良哈（今乌梁海）兵从征有功，以大宁地方，赠兀良哈。后又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于是，开平势孤。宣宗时，徙治独石口。北边所守者，遂成今长城之线。而宣（宣化）、大（大同）为极边矣。若能始终保持太祖时之形势，则对蒙古可取攻势，而至满洲，可有自热河趋吉林之快捷方式，不单凭出山海关趋辽阳之一道也。今既为成祖所坏，故对蒙古始终取守势，而趋满洲之快捷方式，亦遂断矣。这都是放开了视野、拓展了空间才能获得的历史观察。在这些地方，教科书的作用就是带着学生做“鸟瞰远眺”，开阔他们的视野和境界，观察史事的各个侧面；一些隐含在大视野、长时段中的历史联系，由此豁然而贯通。吕先生曾引雷海宗的话告诫青年学生要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说“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变化。要作学问，二十岁前后，是重要的关键”，年轻时一定要“眼光要放大”，“不拘拘于一局部”。

吕先生的通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关注民生。他的史著，但凡婚姻、财产、赋税、实业、货币、物价、衣食、住行等有关民生的内容都有详详细细的叙述。对于一些被“盛世”之名而遮蔽的民生疾苦，他都一一揭示出来，以纠正认知上的错觉或盲点。比如，写汉初的轻徭薄赋，一般都写“无为而治”“三十税一”等史事，但吕先生特地指出“汉代钱价贵”，虽是“三十税一”，而百姓负担仍不轻。写汉武帝时的富庶，通常引《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等记载，但吕先生则指出，《平准书》紧接的下文是：“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结合董仲舒的言论，可见“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写宋朝的史事，通常会写经济如何富庶、文化如何发展、市民生活如何丰富，即使说它“积贫积弱”，也多落笔在财政、兵力方面。而吕思勉则说：“从唐中叶以后，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历五代、两宋之世，始终没有能够改正。加以南渡以后，两浙的腴田，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收租奇重。末年，贾似道做宰相，因国用窘迫，又把贱价强买做官田，即以私租为官税。”所以“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

至于史事的是非得失，吕先生也多站在民众的立场，以民众的利益为评判准绳。如他论晚唐之役法说：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人民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晚唐）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甚的”。他对制度的评价如此，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梁太祖朱温，因他之篡皇位、杀无辜，历代史家对他都无好评。然吕思勉则说：“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

严耕望曾说，吕思勉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并以吕先生用白话文来撰写中国通史，和赞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其实，吕先生的“不保守”，还体现在他对传统国学的评估上。他教青年读书，总告诫要“先读现在的科学书，而古书且置为缓图为顺序”。他反对的是不察名实而无条件地迷信古书，这样的读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了。他说：读书的为利为害，全看你能不能综核名实，如不能综核名实，难免会被古书所误，尤其是社会历史方面的书。所以，读书的“先后缓急，却不可不审其次序。对于现代的科学，先已知其大概，然后在常识完备的条件下，了解古书，自然是有益的。若其常识不完具，退化了好几世纪，而还自以为是，那就不免要生今返古，与以耳食无异了”。

吕先生也反对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他说，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那是科举时代的态度，后来科举虽然废除，但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凡所讲习，都视为敲门砖，对于本身并无诚意。如此，自然说不上有兴趣，更说不上有热心，什么有用的好学问，在这态度下都断送了。”他说：“自吾有知识以来，五十年矣。小时所遇之读书人，其识见容或迂陋可笑，然其志则颇大，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若以身家之计为言，则人皆笑之矣。今也不然。读书者几皆以得一职求衣食为当然，一若人之所求，更无出于此之外者。人诚不能无衣食，然谓所求仅仅在此可乎？人之所求，仅在衣食，是率天下皆自私自利之徒也，聚自私自利之人，而欲为利国利民之事，不亦蒸沙而欲成饭乎？社会科学其本在识。当识人事之万象纷纭，而能明其理，知其所以然之故，然后知所以治之之方，而识之本，尤在于志，必有己饥己溺之怀，然后知世有饥溺之事，不然饥溺者踵接于前，彼视之若无所见也。张横渠见饿莩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竟日。嗟乎，见此饿殍者，独横渠也哉？人之志量，固有大小，然未尝不可以学而扩充之。日与流人相接，熏其德而善良。入芝兰之室，久而与之俱化，未有志徒在乎身家衣食者。流人或不易遇，尚友古之人，则其道也。今之时事艰难极矣，有大志者，理宜风起云涌，而顾寂然，是则士之耻也。”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吕先生对青年学生的告诫，今天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李永圻　张耕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z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以他的著述风格与半生株守光华一事，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

——严耕望《治史三书》

 

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课。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羼入，而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