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地理和国家发展：以美国为例

1. 本书为《CIDEG文库》系列丛书。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简称。本系列丛书内容涉及广泛，涉及学术类及非学术类内容，由吴敬琏和青木昌彦担任主编。
2. 本书内容以美国为背景，介绍地理因素和法律对美国各州以及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合了历史与实证分析，对分析和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目前正是探究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阶段，以史为鉴，有重要意义。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和法律制度，但是这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不得而知。本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美国各州的大量实证研究和历史数据出发，论证了诸如气候、水路运输和早期法律体系等地理和历史条件，如何影响政治和司法制度的形成，进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

丹尼尔?伯科威茨（Daniel Berkowitz）匹斯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顾问，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委员会委员（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美国东亚以及欧亚研究国家委员会委员（National Council for East European and Eurasian Research）。伯科威茨教授曾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访问教授。

卡伦?克莱（Karen B. Clay）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副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经济史、法律与经济学，人口统计学，以及美国经济发展。

总序
序言
**章 引论
第二章 初始的法律条件
第三章 初始条件和各州的政治竞争
第四章 政治竞争产生的机制
第五章 州法院
第六章 议会与法院
第七章 制度及其影响
致谢词
注释
参考文献

透过激励人类的动机与选择，制度（institutions）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研究中，制度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获得确认。若说科斯（Ronald Coase）的两篇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之作一语道破了交易费用对制度选择的重要性，那诺斯（Douglass North）的大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则是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下将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演化阐述得淋漓尽致。 两人也分别于1991年与1993年获得诺奖殊荣。然而，无论这些论述如何精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新制度经济学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沉寂，一度被主流经济学拒之门外；无他，无论其中心思想如何直观，论述如何精辟，计量方法与数据上的局限使得实证研究的推进十分困难，因此，这一 “新兴” 流派长期流于经济学边缘。
及后，索科洛夫（Sokoloff）和恩格曼（Engerman）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他们创造性地运用资源禀赋（Factor Endowment）差异来解释不同制度的演化路径，再把制度差异和长期经济发展搭上关系。纵使这已比前人迈出不小的一步，距离证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21世纪是实证经济学（empirical economics）的黄金时代。确认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上的突破要一直等到2001年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在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们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其根源在于制度差异（在这里，制度指的是广义的制度，包括了政治制度，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的政策）。其中，**的例子可数现今的南北韩和统一前的东西德，两地无论是基因、气候、历史，还是地理、资源禀赋的条件均相似，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只有制度才可能是其背后 “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些**的个案，还只是“孤证”，如何回到数据中检验“因果”依旧困难重重。**的困难在于，经济绩效也可能对制度存在“反向因果”（reverse causality）的作用，富国更可能采纳更优的制度安排。另外，制度和经济绩效可能同时受到一些观察不到的因素的影响（omitted variable bias）。在实证经济学中，我们统一把这些因果识别的困难称之为 “内生性”（endogeneity），“内生性”的存在会使实证研究中的估算产生偏差。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贡献正好是利用了殖民政策的“外生性”来区别各国之间制度的差异，从而准确地识别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创新的地方在于利用了非洲被殖民国家传教士、军人和水手的死亡率（mortality rate）来识别某一国的制度之好坏。其道理很简单：殖民者不会愿意植根在死亡率高的被殖民国（通常由疟疾所导致）；他们更可能采取掠夺性经营，希望能在*短的时间内获取**利益。因此在这些国家，殖民者无激励设立好的制度和政策，亦不会锐意保护私有产权，其对经济发展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难发现，历史上死亡率越高的地方，当今的人均收入就更低。同理，产权愈受到保护的国家，人民也就愈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持久性”（persistence）这个概念在阿西莫格鲁等人分析里的重要性。原因在于，过去的死亡率理论上只应影响过去的制度，但由于制度一旦形成之后便很难逆转，因此，过去的制度往往便“持续”地形成今天的制度，从而影响今天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形成制度持续性的原因众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的保护。
伯科威茨和克莱（Berkowitz and Clay）的《法律、地理与国家发展》（The Evolution of a Nation）这本书，可以说是继承了索科洛夫、恩格曼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出发点一样，他们相信制度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作用。同时借鉴于索科洛夫等人的研究，他们也将制度的形成部分归因于资源禀赋【即他们所说的地理或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 。和他们研究的区别是，伯科威茨和克莱跳出了跨国比较的框架，选取了一个他们熟悉的国家——美国进行分析。针对一个国家内部差异作为研究对象，比跨国研究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一些历史、自然因素的差异能很好地得到控制。
伯科威茨和克莱特别地选择了州议会中的政治竞争（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和州**法院的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State High Court）这两个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维度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在这里，政治竞争是指在立法过程中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之间的竞争，司法独立是指州**法院作出法律裁决的独立程度，而这种独立程度又与州高院法官的是否通过选举产生高度相关。作者假设政治竞争愈大，司法独立性愈高，则经济愈发达。实证上作者们的确是发现了两者与2003年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更进一步，作者认为各州议会内部的政治竞争程度与州**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决定于各州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尤其是利益集团垄断程度的差异）。因此，伯科威茨和克莱强调他们的研究能为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种机制（mechanism）。
在阐述经济结构和议会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提出职业同质性（occupational homogeneity）可以用以解释美国各州之间政治竞争程度的大小。在美国的立法设计中，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往往由专业人士群体以及行业利益者组成。职业同质性越高，表示利益集团越集中，因此在议会中的政治竞争也就越弱，反之亦然。那是什么决定了经济领域的同质性大小呢？这里作者们罗列了一系列和资源禀赋有关的因素，包括气候、降雨、离海岸和河流距离等等。这让人不期然联想到索科洛夫和恩格曼的关于制度的解释。
那又是什么决定了每一州在司法上的独立程度呢？这里作者给出了出人意表的答案。他们认为一个州的司法独立程度是出于历史的偶然。尽管美国大部分的州从一开始便选用了普通法系（common law），由于历史的原因，有部分州的司法制度初始时选用了大陆法系（civil law）。此后虽然均改用普通法系（除路易斯安那州外），但这些州的司法独立性较其他普通法系传统州依然较弱。这一神来之笔，巧妙地为司法独立制度的重要维度找到了一个“外源变化”（exogenous variation）。对于如笔者一般不谙美国政治情况等读者来说，把美国各州为普通法与大陆法系起源体系不啻为意外惊喜（亦因此使我们对美国政治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继承了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观点，伯科威茨和克莱亦强调制度一旦形成，其持续性是长久的。除非出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shock），否则各州议会立法过程中政治竞争的程度不会出现重大变化，而政治竞争的持续性亦会影响巩固司法的独立性，造成制度进一步的 “持续性”。这里想补充一句，“长期持续性”（long-term persistence）这一概念在阿西莫格鲁等人之后已逐渐发扬光大。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围绕历史的“长期持续性” 做文章。研究的问题也逐渐从讨论制度的“持续性”，延展至讨论文化，以及文化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其中，较为人熟悉的包括阿列辛那等人（Alesina，Giuliano and Nunn，2013）关于历史上农业技术发展如何影响现代的性别平等，那恩（Nunn，2008）关于非洲奴隶贸易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发展，以及福格特伦德和福特（Voigtl?nder and Voth，2012）关于中世纪反犹活动对20世纪初纳粹兴起的持续影响的论文。无独有偶，以上的论文均发表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
回到伯科威茨和克莱的这本著作，其可读性甚高，除了对关心实证经济学的读者有借鉴意义外，更为对美国政治，特别是司法制度感兴趣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野和背景，可谓是额外的收益。经济学者甚少著书，书的好处是可向读者更详尽地论述作者的观点，提供更多的背景故事与历史志趣。*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 属于经济史学界泰斗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为普林斯顿出版社所主编的“普林斯顿西方经济史丛书（The 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系列的一本，可谓质量保证，谨此推荐。

本书作者伯克威茨和克莱成功地分析了殖民时期至今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制度框架、法律体系对各州法院及立法机构的深远影响，为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做出了重大贡献。两位作者的研究路径及研究发现势必成为经济发展研究的焦点。
——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利?恩格曼

地理条件对美国各州主要政治及法律制度的影响这一课题，时常被人提起，但研究寥寥无几，本书堪称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杰作。本书的意义在于其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法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历史学这四个学科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李?爱泼斯坦

本书成功地研究了一个制度经济学中重要却又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即制度的延续及运行机制。书中围绕美国各州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司法独立性，将社会科学理论融入翔实的历史叙述中娓娓道来，是一本比较制度分析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之作。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

书中，伯科威茨和克莱不但成功地论证了美国各州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司法独立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应用了社会科学中*前沿的定量研究方法为我们全面呈现了美国制度的发展史，是现代制度历时分析领域的一部不可多得之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热拉尔?罗兰

本书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制度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书中，伯科威茨和克莱以美国各州的法律起源为参数，论证了殖民时期各州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做出的选择对当今美国社会的影响。二人的研究结果不但对否认制度研究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学者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将制度作为重要参数，用以解释过去的社会模式如何影响今时社会行为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马里兰大学教授，约翰?沃利斯

本书作者伯科威茨和克莱整合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制度理论以及法律等一系列领域的学术成果，为美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书着重论述了制度的持续性以及殖民时期各州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做出的选择对于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斯坦福大学教授，巴里?温加斯特

**章 引 论

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有着显著差异。以2008年为例，美国、新加坡和瑞士的人均收入比尼泊尔和乌干达高约40倍。各国内部不同地区人均收入也有差异。2000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密西西比州的2倍。在俄罗斯，莫斯科市的人均收入比邻近的伊万诺沃州高6.5倍。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

部分原因似乎应该归结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比如立法机构，会影响经济的关键层面，包括个人对土地、劳动力、资本、原材料以及知识产权等所应有的权利。法律制度，尤其是法院，在界定权利和执行权利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又让我们探讨的问题上升了一个层次：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差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近的相关文献认为，制度和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由一系列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有许多文献（Gallup、Sachs and Mellinger，1998；Mellinger、Gallup and Sachs，2000；Sachs and Malaney，2002；Sachs，2003；Nunn and Puga，2009）认为，地理因素影响公共医疗、生产率、贸易成本、人口增长以及投资等，从而影响人均收入。戴蒙德（Diamond，1997）则认为距离主要历史贸易路线以及知识中心的远近影响了科技和知识的传播，从而造成人均收入的不同。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殖民时期的地理和瘟疫环境对前欧洲殖民地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恩格曼等人（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2005）认为，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了后来政治制度的优劣。温暖多雨，土壤条件适宜种植糖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殖民地，会建立起代表少数富有精英阶层利益的“坏”的政治制度。有着寒冷、干燥的气候和其他不同土壤条件的殖民地，就会建立起代表更广泛利益的“好”的政治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提供的证据表明，殖民时期的瘟疫环境决定了产权保护制度的好坏。那些对早期定居者来说生存机会较大的殖民地，会建立起“好”的制度来保护产权并限制政府强取豪夺。相比之下，那些对早期定居者来说罹患致命疾病风险较大的殖民地，就会建立“坏”的制度，允许移民很轻易地攫取现有的资源。

法律制度和政府体制等历史因素似乎也有影响作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历史上很早就沿用或者借用了大陆法的法律体系。尽管大陆法通常被称为一个法律体系,但它却代表了一个远远超出法院范畴的特定的治理方法。4这些国家通过殖民把大陆法体系传播到北美洲、南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等全球各地。而英格兰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却发展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称为普通法系。之后又通过殖民把普通法系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证明地理和其他历史因素如何以及为什么持续影响政治和法律制度是非常困难的。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要想说明这种持续影响并检验各种机制的相关性就需要详细的定性和定量数据，而许多国家根本没有这些数据。由于缺乏政治体制的相关数据,索科洛夫和恩格曼（Sokoloff and Engerman，2000)调查了美洲各国给予公民投票权的时间和实施范围、政府对公立学校的资金投入以及对移民的土地分配等多种间接措施。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Acemoglu and Johnson，2006）通过模型阐释了即使在公民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政治体制的持续性影响仍然存在。格莱泽等人（Glaeser and Shleifer，2002；Klerman and Mahoney，2007）运用英国和法国的史学证据，阐述了法律渊源在法律程序和司法独立等方面的作用。5我们曾试图通过两篇早期的论文弄清楚大陆法的法律制度对美国各州宪法和州法院（Berkowitz and Clay，2005，2006）的持续影响及其形成原因，而这正是促使我们开始写作本书的一个主要动因。

本书运用详实的历史证据，分析了地理和殖民等初始条件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美国各州立法机构和法院的演变。6美国各州的地理和殖民初始条件相对不同,但都保存有完好的历史沿革记录,而且还有19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和法院方面的丰富数据。同时,由于各国国情迥异，不同的国家通常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很难进行比较分析。本书只着眼于分析美国各州的发展历程，从而避免出现难以把握的问题。总而言之，尽管本书的根本目的是透彻阐述政治和法律制度，但是要揭示政治和法律制度在国家长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必须先从其初始条件开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