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盒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01980
2.青年*极为推崇曾国藩人生事业和《经史百家杂钞》，曾多次专门写长信向友人推荐此书，并介绍“**国学入门书”《经史百家杂钞》种种优点。
3.本次出版所采用的底本系曾国藩逝世后由其*亲近信任的家人和学生群体编辑刊印的长沙传忠书局本，内容权威、文本准确。
4.采用精美宣纸印制，繁体竖排线装保留古典原貌，字大清晰不损伤视力，国内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重磅推出，无论是个人收藏品读彰显人生品位，还是作为馈赠前辈的高雅文化礼品，均系上乘之选。
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做一简要介绍。
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其书：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余的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删去，“颂赞”“箴铭”“碑志”则进行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重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在上引《致萧子升》信中对此书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感受：
”顾吾人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不仅力荐此书，更向同学友人陈说应该如何阅读利用好这部国学入门书，即由该书中所选的某篇文章触类旁通阅读原书同类文章，进而及于该书整体，又由该书属于经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类其他重要典籍，“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这种力求通识而戒窄陋的阅读学习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线装仿宋体《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四部备要》集部的一种，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史百家杂钞》和其编者曾国藩在当前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收藏阅读需要，这次出版线装大字繁体竖排本，系以《经史百家杂钞》现存各刻本中文字较为精审的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为底本，校以上海会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显有误的字词，根据其所出著作的现代权威通行点校本进行了校改外，多数保留了原貌。对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问题，也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国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对底本中各卷以双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评语，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号仿宋字单行排列，以便全书眉目清晰。
卷二·论著之属二
卷三·词赋之属上编一
卷四·词赋之属上编二
卷五·词赋之属上编三
卷六·词赋之属下编一
卷七·词赋之属下编二
卷八·序跋之属一
卷九·序跋之属二
卷十·诏令之属
卷十一·奏议之属一
卷十二·奏议之属二
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卷十四·书牍之属一
卷十五·书牍之属二
卷十六·哀祭之属
卷十七·传志之属上编一
卷十八·传志之属上编二
卷十九·传志之属上编三
卷二十·传志之属下编一
卷二十一·传志之属下编二
卷二十二·叙记之属一
卷二十三·叙记之属二
卷二十四·典志之属一
卷二十五·典志之属二
卷二十六·杂记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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