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6112
内容简介
本文所要论证的基本观点是，《资本论》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建构与推进是协同演进的，共同分享着核心课题，即从早期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向《资本论》时期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推进，完成了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研究的内在贯通，换言之，《资本论》的研究课题生成于唯物史观的草创时期；唯物史观理论的推进为《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资本论》研究的全面展开又印证并发展了唯物史观，进而反驳了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断裂论”与《资本论》的“过时论”等错误论断。
目 录
序言 / 1
序 / 1
序 / 1
导论 / 1
一、 《资本论》的理论地位：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 / 2
二、 “断裂论”与“过时论”的症结 / 15
章 《资本论》解读模式及其理论转向 / 19
节 “五大解读模式” / 20
第二节 “五大解读模式”的症结及其后果 / 29
第三节 《资本论》解释模式的理论转向：唯物史观模式 / 34
第二章 《资本论》研究的初步自觉与唯物史观的草创 / 40
节 “异化劳动”理论与《资本论》研究课题的初步自觉 / 41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草创：对“工业资本”来历的唯物史观追问 / 49
第三章 唯物史观的推进与《资本论》研究的哲学奠基 / 72
节 《哲学的贫困》：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 73
第二节 《雇佣劳动与资本》：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呈现 / 79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 83
第四章 《资本论》研究的进展与唯物史观的继续推进 / 91
节 唯物史观的遗留问题 / 92
第二节 《资本论》的研究展开 / 94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进一步推进 / 113
第五章 《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内在统一 / 144
节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 / 144
第二节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具体验证 / 157
第三节 “双重断裂论”的破产 / 176
第六章 作为唯物史观巨著的《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 183
节 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 183
第二节 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哲学性质以及其历史性 / 189
第三节 理性地驾驭资本：《资本论》唯物史观精髓的现实意义 / 206
第四节 “过时论”的终结 / 240
结语 唯物史观的当代创新 / 252
参考文献 / 254
后记 / 264
前 言
《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协同演进序序经济哲学研究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团队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主要研究特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周露平同志的博士论文《〈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协同演进》集中讨论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重要问题，即马克思的早后期思想之间及其哲学与经济学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本质性断裂的大问题。就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很多人并不同意阿尔都塞的“断裂论”观点，但实际上很多看法依然不过是这一“双重断裂论”的理论变形。如何依据马克思思想逻辑的理论进展，内在地贯通马克思早后期思想及其哲学与经济学思想之间的界限，对于呈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逻辑，彰显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协同演进》中某些细节性的表述和论证，但我认为它的总体性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在这一思路中，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理论诉求的初始表达被溯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破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双重断裂论”的创新性方案。当周露平同志邀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作序时，我不想再就这一研究方案本身作出评价，而是想指出这一研究方案的现实性意义。换言之，作为一个破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双重断裂论”的学术性方案，它不仅蕴含着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革命之学术性内涵的新解读，而且同时提供了一条凸显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现实性品格的理论路径。如何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良性融通，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创新、当代使命和未来命运的大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道路，尤其是作为其终理论成果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指导性方案。然而，呈现这一方案的基本精髓，必须一方面本质性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学术性内涵，另一方面内在地呈现这一学术性内涵的现实性根基；只有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责任和时代使命。
一、 哲学范式的革命与新哲学道路的开启
大致说来，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范式革命直接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两个全新的哲学概念相关，并历经两个重要转向：从全部旧哲学共享的哲学立场向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转向；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性立场向唯物史观的转向。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全部旧哲学立场的共同性植根于实体与主体的分裂状态，而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过是这一分裂状态基于特定现实性诉求的理论表达，是实体主义与主体主义的各种理论变形。当黑格尔试图通过作为其否定性辩证法之精粹的“劳动辩证法”，本质性地达成“实体即主体”的哲学原则时，在这里发生的无疑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一个试图颠覆近代欧洲哲学范式、解构实体主义与主体主义二元对峙、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重构全新哲学话语体系的伟大尝试。然而，由于黑格尔依然是从一个作为先验预设的抽象主体出发，因而他的劳动辩证法不仅在每一个自我否定的环节上都表现为抽象主体的理性劳作，而且在其自我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终点上只能是向出发点的回归，是作为“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的理论重建，因而是主体主义哲学立场的再现。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主体主义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性质，他诉诸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完全没有就这一对象关系性的生成机制给予本质性的追问，这就不仅造成了其全部理论的直观主义病征，而且蕴含着再度回归旧哲学范式的全部危险，即一个未经论证的个人的现实性存在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个人，而一个同样未经论证的自然界的现实性存在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自然界，它们只能是抽象的人和抽象的自然界。就此而言，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理解为作为实体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传统的延续，而且也内在地存在着与主体主义的关联，蕴含着滑向思辨唯心主义理论窠臼的一切可能。据此而言，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范式的革命就不仅原则性地表现为对实体主义与主体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二元结构的彻底颠覆，而且技术性地表现为对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界之现实对象性关系生成根据的追问与建构。在这里出现的乃是马克思基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中的“对象性活动”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对作为现实个人之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概念的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原则性立场的历史出场。在哲学的学术性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欧洲哲学传统的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学术性转向。
当然，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所发生的这一学术性转向以及作为这一转向之结果的实践唯物主义，依然表现为一种全新的哲学立场或哲学原则。但是，由于实践概念本身所兼具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品格，因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原则性的哲学立场却也已经先行规制了马克思哲学的全新理论对象、理论路向和理论领域——在作为现实个人之对象性活动的实践中所生成的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只能是人类社会；现实个人的劳动是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对人类社会生成与演进规律的探索乃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全部理论场域。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发生的必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场和唯物史观的草创，是在学术性维度已经实现革命性转换并包含现实性品格的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的深处并切中社会现实，是实践唯物主义从学术性向现实性的转向，是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或原则的具象化。（然而，不论是实践唯物主义原则性立场的创立，还是实践唯物主义之原则性立场的唯物史观显现，都与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反思直接相关。）
二、 新哲学道路的现实性品格：
从唯物史观走向《资本论》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范式革命与新哲学道路的开启绝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它本质性地发端于并完全从属于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性课题。马克思初由康德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是因为在他看来康德哲学无法打通应有与现有的界限，而黑格尔哲学则以概念辩证法贯通了实体与主体的壁垒，从而展示出一条通达现实的理性路径；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期走近鲍威尔，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然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初步意识到单纯宗教的或思想的批判是不足以解决德国问题的；越出自我意识的宁静，以哲学的“暴风雨”疯狂地敲打“风神琴”的琴弦，从而切中德国现实，推动着马克思走向以《莱茵报》为理论阵地的政治批判。正是在对德国现实政治的批判中，才生成了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困惑”，引发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与动摇，从而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走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思考。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的思考，这是一个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中具有重大导向性意义的事件：要真正搞清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上升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另一方面则必须走向对市民社会和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国民经济学）的认知与追问；前者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关，而后者则直接牵引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的汇聚点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发源地，又是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性与现实性品格完美结合的个重要作品。在该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中，马克思已经初步制定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理论总结和后续表达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这一原则以及作为这一原则之核心的“感性活动”或“劳动”概念的科学规定，又成为洞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本质关系、展开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作为科学事实判断的“劳动”出发展开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思考，这一全新理论出发点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其一，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人本学唯物主义基于理想状态的预设言说和异化现实的理论路向；其二，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言说异化劳动的理论路向。如果说马克思此时对于前一界限尚无明确意识，那么对于这后一个界限，他则不仅有直接的自觉，而且它恰恰就是整个“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理论主题。发生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是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因果关系的追问。众所周知，这一追问是通过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展开进行的，而通过四重规定性依次递进的铺陈，马克思终得出了私有财产不是异化劳动的根据，而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一结论，从而彻底证伪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摧毁了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言说异化劳动的理论路向。至此，一个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中无论给予多高评价都不过分的重大理论事件即将发生了；这一事件与以下理论判断和理论诉求直接相关：如果整个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一理论前提已经被彻底颠覆，那么依据全新的理论前提去重构国民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个不仅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就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后部分明确提出的，并在后来全面展开的《资本论》研究课题。至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在学术性上依然处于构建中的新哲学路向的现实性品格，看到了马克思的新哲学路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性贯通。
当然，马克思此时还只是初步性地提出了这一重大课题，但即便如此，他对于这一任务之艰巨性不仅已有初步意识，而且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课题的开展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前提性的任务，即由异化劳动所生成的私有财产关系如何历史地生成为工业资本，以及劳动是何以异化的。必须看到的是，这两个问题的综合性破解直接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来历的历史叙事和理论铺展，间接但却本质性地意味着对人类历史的宏大理论叙事和唯物史观的草创。同样必须看到的是，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理论及其结论的全部科学性植根于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之理论前提一样，对人类历史之宏大叙事的唯物史观也有赖于劳动理论的坚实奠基。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理论环节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过渡性：该提纲既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学术性升华，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公开宣示和全新哲学范式的诞生，又本质性地服务于如下宗旨：为唯物史观的草创确立坚实理论基石，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言说资本主义的来历，从而决定性地走向《资本论》研究，建构起无产阶级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三、 《资本论》哲学的启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资本论》走向让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哲学绝非单纯的学术事业，马克思的哲学事业从来都不是为了单纯地构建起由一系列概念和定理组成的理论体系；本质地说来，它只是科学破解社会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如果我们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对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的讨论，那么不论这样的研究具有多么深刻的学术性，它都决定性地错失或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活的灵魂及其现实性宗旨。第二，真正的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的深处，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本无确定性的理论界限。尽管每一个学术性的哲学概念与哲学问题都是特定社会现实的理论表达，但只有直接关注并直接通达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才是特定时代所需要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正是在个意义上，以劳动、感性活动或实践概念为基石的实践唯物主义对整个旧哲学概念体系的超越，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范式的革命；以劳动与交往、自发分工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工业资本以及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为概念链条的唯物史观，才成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具象化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即所谓的马克思哲学，不仅本来旨在、而且必然走向对“市民社会”时代课题的破解，走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反过来说，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马克思的活的哲学。如果我们真正体会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资本论》路向和《资本论》的实践哲学性质，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绝不可以把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类理解为理论研究的界限，正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分类绝不意味着它们在研究课题和学术使命上具有本质性差异一样。实际上，不论是哲学与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都拥有共同的研究课题和共同的学术使命——根本性地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那也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反之，如果我们把视角的差异夸大为本质性的差异，那就会把哲学研究变成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辨，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换言之，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资本论》路向和《资本论》的实践哲学性质则本质性意味着思辨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开始，意味着哲学真正走向社会生活深处的开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开始就是实践哲学的《资本论》路向的开始，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走向“实际阐述资料”，即走向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开始，是“困难才开始出现”的地方。就此而言，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哲学一般性结论的学术性探讨时，真正困难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开始。第三，坚持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继承马克思哲学的灵魂，运用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与方法，吸取中国文化智慧，聚焦“中国道路”，紧扣“社会公正”和“生态文明”两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在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在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如何发展则考验着人类的智慧。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创新性探索；它立足中国国情，汲取西方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旨在走出一条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因而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们既为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与骄傲，也深切地意识到存在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在所有存在的问题中，“社会公正”与“生态文明”建设可能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从哲学高度看，它们是哲学根本性问题的现实表达。当马克思不仅把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把这一根本问题现实地翻转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时，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哲学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界之和谐状态的科学论证，即社会公正与生态文明，就成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根本指向；从现实性角度看，这两个问题既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是关涉如何发展的问题；既是财富分配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是发展道路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和合法执政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破解对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基础性、促动性和牵引性意义。据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聚焦中国问题，就是要紧扣“社会公正”和“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路，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对这两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才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困难才开始出现”的地方。
一方面，就社会公正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公正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澄清前提与划清界限的指导性意义，但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出现又有其特殊性的根据，因而必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破解之道。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公正问题正如有产与无产的对立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问题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在资本原则成为全面支配社会运行之逻辑的背景下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的运动也能以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因此，马克思不仅把其全部理论研究的重心指向《资本论》研究，而且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可行的路径。为此，马克思坚决要求划清伦理批判与伦理主义、实证分析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与改良主义的本质性界限，并因而拒斥一切伦理社会主义、实证主义或改良主义的社会主张。就社会公正之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而言，它的现实性显现当然与作为普遍性根据的资本逻辑密切相关，但资本逻辑之在中国社会的运行又具有特殊的前提和特殊的土壤。就前者而言，正如市场经济在中国乃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资本逻辑也是社会主义的资本逻辑，这是必须明确的根本性前提；就后者来说，社会主义的资本逻辑又植根于非原子个人式的弹性社会关系、阶层结构的固化等特定社会土壤。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公正问题具有了中国特殊性。本质性地呈现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特殊性前提及其直接现实性根源，并据此反思破解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并适合中国现实的原则性路径，就成为哲学的时代课题。
另一方面，就生态文明建设来看，我们同样面临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为指导，深入探究中国生态问题的特殊性前提与特殊性根据的艰巨课题，面临着把马克思对生态问题与资本逻辑内在关联的分析，转向对中国的生态问题与中国的资本逻辑之特殊性关联的分析。依据这一分析路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反思将不仅拥有与实证科学不同的理论视角，而且成为全部实证性分析不可缺失的前提，即如果这一分析与为资本逻辑的运行设定边界并据此驾驭资本逻辑有关，那哲学性的反思则本质性地指向对其全部实证性方案之现实性前提与合理性基础的分析。同时，对生态文明建设之哲学性反思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对生态文明奠基于其上的生态自然观或感性自然观的追问。这一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在于：在工业文明自然观的基础上，生态文明建设只能实证主义地被归结为诸如环保立法与环境执法之类的技术主义方案。这些方案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人类自然观的根本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将不可能成为主动性的实践行为，因而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建构起来的。因此，深入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自然观革命的深刻内涵，承继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文化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观，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创制合法性理论依据，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课题。
口不择言，信手写来，不成系统，是为序。
一、 哲学范式的革命与新哲学道路的开启
大致说来，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范式革命直接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两个全新的哲学概念相关，并历经两个重要转向：从全部旧哲学共享的哲学立场向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转向；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性立场向唯物史观的转向。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全部旧哲学立场的共同性植根于实体与主体的分裂状态，而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过是这一分裂状态基于特定现实性诉求的理论表达，是实体主义与主体主义的各种理论变形。当黑格尔试图通过作为其否定性辩证法之精粹的“劳动辩证法”，本质性地达成“实体即主体”的哲学原则时，在这里发生的无疑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一个试图颠覆近代欧洲哲学范式、解构实体主义与主体主义二元对峙、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重构全新哲学话语体系的伟大尝试。然而，由于黑格尔依然是从一个作为先验预设的抽象主体出发，因而他的劳动辩证法不仅在每一个自我否定的环节上都表现为抽象主体的理性劳作，而且在其自我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终点上只能是向出发点的回归，是作为“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的理论重建，因而是主体主义哲学立场的再现。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主体主义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性质，他诉诸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完全没有就这一对象关系性的生成机制给予本质性的追问，这就不仅造成了其全部理论的直观主义病征，而且蕴含着再度回归旧哲学范式的全部危险，即一个未经论证的个人的现实性存在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个人，而一个同样未经论证的自然界的现实性存在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自然界，它们只能是抽象的人和抽象的自然界。就此而言，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理解为作为实体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传统的延续，而且也内在地存在着与主体主义的关联，蕴含着滑向思辨唯心主义理论窠臼的一切可能。据此而言，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范式的革命就不仅原则性地表现为对实体主义与主体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二元结构的彻底颠覆，而且技术性地表现为对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界之现实对象性关系生成根据的追问与建构。在这里出现的乃是马克思基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中的“对象性活动”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对作为现实个人之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概念的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原则性立场的历史出场。在哲学的学术性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欧洲哲学传统的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学术性转向。
当然，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所发生的这一学术性转向以及作为这一转向之结果的实践唯物主义，依然表现为一种全新的哲学立场或哲学原则。但是，由于实践概念本身所兼具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品格，因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原则性的哲学立场却也已经先行规制了马克思哲学的全新理论对象、理论路向和理论领域——在作为现实个人之对象性活动的实践中所生成的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只能是人类社会；现实个人的劳动是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对人类社会生成与演进规律的探索乃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全部理论场域。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发生的必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场和唯物史观的草创，是在学术性维度已经实现革命性转换并包含现实性品格的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的深处并切中社会现实，是实践唯物主义从学术性向现实性的转向，是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或原则的具象化。（然而，不论是实践唯物主义原则性立场的创立，还是实践唯物主义之原则性立场的唯物史观显现，都与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反思直接相关。）
二、 新哲学道路的现实性品格：
从唯物史观走向《资本论》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范式革命与新哲学道路的开启绝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它本质性地发端于并完全从属于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性课题。马克思初由康德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是因为在他看来康德哲学无法打通应有与现有的界限，而黑格尔哲学则以概念辩证法贯通了实体与主体的壁垒，从而展示出一条通达现实的理性路径；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期走近鲍威尔，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然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初步意识到单纯宗教的或思想的批判是不足以解决德国问题的；越出自我意识的宁静，以哲学的“暴风雨”疯狂地敲打“风神琴”的琴弦，从而切中德国现实，推动着马克思走向以《莱茵报》为理论阵地的政治批判。正是在对德国现实政治的批判中，才生成了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困惑”，引发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与动摇，从而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走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思考。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的思考，这是一个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中具有重大导向性意义的事件：要真正搞清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上升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另一方面则必须走向对市民社会和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国民经济学）的认知与追问；前者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关，而后者则直接牵引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的汇聚点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发源地，又是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性与现实性品格完美结合的个重要作品。在该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中，马克思已经初步制定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理论总结和后续表达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这一原则以及作为这一原则之核心的“感性活动”或“劳动”概念的科学规定，又成为洞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本质关系、展开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作为科学事实判断的“劳动”出发展开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思考，这一全新理论出发点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其一，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人本学唯物主义基于理想状态的预设言说和异化现实的理论路向；其二，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言说异化劳动的理论路向。如果说马克思此时对于前一界限尚无明确意识，那么对于这后一个界限，他则不仅有直接的自觉，而且它恰恰就是整个“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理论主题。发生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是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因果关系的追问。众所周知，这一追问是通过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展开进行的，而通过四重规定性依次递进的铺陈，马克思终得出了私有财产不是异化劳动的根据，而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一结论，从而彻底证伪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摧毁了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言说异化劳动的理论路向。至此，一个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中无论给予多高评价都不过分的重大理论事件即将发生了；这一事件与以下理论判断和理论诉求直接相关：如果整个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一理论前提已经被彻底颠覆，那么依据全新的理论前提去重构国民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个不仅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就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后部分明确提出的，并在后来全面展开的《资本论》研究课题。至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在学术性上依然处于构建中的新哲学路向的现实性品格，看到了马克思的新哲学路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性贯通。
当然，马克思此时还只是初步性地提出了这一重大课题，但即便如此，他对于这一任务之艰巨性不仅已有初步意识，而且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课题的开展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前提性的任务，即由异化劳动所生成的私有财产关系如何历史地生成为工业资本，以及劳动是何以异化的。必须看到的是，这两个问题的综合性破解直接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来历的历史叙事和理论铺展，间接但却本质性地意味着对人类历史的宏大理论叙事和唯物史观的草创。同样必须看到的是，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理论及其结论的全部科学性植根于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之理论前提一样，对人类历史之宏大叙事的唯物史观也有赖于劳动理论的坚实奠基。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理论环节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过渡性：该提纲既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学术性升华，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公开宣示和全新哲学范式的诞生，又本质性地服务于如下宗旨：为唯物史观的草创确立坚实理论基石，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言说资本主义的来历，从而决定性地走向《资本论》研究，建构起无产阶级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三、 《资本论》哲学的启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资本论》走向让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哲学绝非单纯的学术事业，马克思的哲学事业从来都不是为了单纯地构建起由一系列概念和定理组成的理论体系；本质地说来，它只是科学破解社会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如果我们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对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的讨论，那么不论这样的研究具有多么深刻的学术性，它都决定性地错失或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活的灵魂及其现实性宗旨。第二，真正的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的深处，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本无确定性的理论界限。尽管每一个学术性的哲学概念与哲学问题都是特定社会现实的理论表达，但只有直接关注并直接通达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才是特定时代所需要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正是在个意义上，以劳动、感性活动或实践概念为基石的实践唯物主义对整个旧哲学概念体系的超越，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范式的革命；以劳动与交往、自发分工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工业资本以及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为概念链条的唯物史观，才成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具象化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即所谓的马克思哲学，不仅本来旨在、而且必然走向对“市民社会”时代课题的破解，走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反过来说，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马克思的活的哲学。如果我们真正体会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资本论》路向和《资本论》的实践哲学性质，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绝不可以把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类理解为理论研究的界限，正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分类绝不意味着它们在研究课题和学术使命上具有本质性差异一样。实际上，不论是哲学与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都拥有共同的研究课题和共同的学术使命——根本性地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那也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反之，如果我们把视角的差异夸大为本质性的差异，那就会把哲学研究变成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辨，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换言之，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资本论》路向和《资本论》的实践哲学性质则本质性意味着思辨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开始，意味着哲学真正走向社会生活深处的开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开始就是实践哲学的《资本论》路向的开始，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走向“实际阐述资料”，即走向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开始，是“困难才开始出现”的地方。就此而言，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哲学一般性结论的学术性探讨时，真正困难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开始。第三，坚持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继承马克思哲学的灵魂，运用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与方法，吸取中国文化智慧，聚焦“中国道路”，紧扣“社会公正”和“生态文明”两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在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在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如何发展则考验着人类的智慧。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创新性探索；它立足中国国情，汲取西方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旨在走出一条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因而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们既为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与骄傲，也深切地意识到存在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在所有存在的问题中，“社会公正”与“生态文明”建设可能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从哲学高度看，它们是哲学根本性问题的现实表达。当马克思不仅把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把这一根本问题现实地翻转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时，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哲学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界之和谐状态的科学论证，即社会公正与生态文明，就成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根本指向；从现实性角度看，这两个问题既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是关涉如何发展的问题；既是财富分配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是发展道路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和合法执政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破解对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基础性、促动性和牵引性意义。据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聚焦中国问题，就是要紧扣“社会公正”和“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路，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对这两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才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困难才开始出现”的地方。
一方面，就社会公正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公正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澄清前提与划清界限的指导性意义，但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出现又有其特殊性的根据，因而必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破解之道。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公正问题正如有产与无产的对立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问题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在资本原则成为全面支配社会运行之逻辑的背景下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的运动也能以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因此，马克思不仅把其全部理论研究的重心指向《资本论》研究，而且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可行的路径。为此，马克思坚决要求划清伦理批判与伦理主义、实证分析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与改良主义的本质性界限，并因而拒斥一切伦理社会主义、实证主义或改良主义的社会主张。就社会公正之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而言，它的现实性显现当然与作为普遍性根据的资本逻辑密切相关，但资本逻辑之在中国社会的运行又具有特殊的前提和特殊的土壤。就前者而言，正如市场经济在中国乃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资本逻辑也是社会主义的资本逻辑，这是必须明确的根本性前提；就后者来说，社会主义的资本逻辑又植根于非原子个人式的弹性社会关系、阶层结构的固化等特定社会土壤。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公正问题具有了中国特殊性。本质性地呈现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特殊性前提及其直接现实性根源，并据此反思破解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并适合中国现实的原则性路径，就成为哲学的时代课题。
另一方面，就生态文明建设来看，我们同样面临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为指导，深入探究中国生态问题的特殊性前提与特殊性根据的艰巨课题，面临着把马克思对生态问题与资本逻辑内在关联的分析，转向对中国的生态问题与中国的资本逻辑之特殊性关联的分析。依据这一分析路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反思将不仅拥有与实证科学不同的理论视角，而且成为全部实证性分析不可缺失的前提，即如果这一分析与为资本逻辑的运行设定边界并据此驾驭资本逻辑有关，那哲学性的反思则本质性地指向对其全部实证性方案之现实性前提与合理性基础的分析。同时，对生态文明建设之哲学性反思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对生态文明奠基于其上的生态自然观或感性自然观的追问。这一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在于：在工业文明自然观的基础上，生态文明建设只能实证主义地被归结为诸如环保立法与环境执法之类的技术主义方案。这些方案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人类自然观的根本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将不可能成为主动性的实践行为，因而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建构起来的。因此，深入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自然观革命的深刻内涵，承继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文化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观，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创制合法性理论依据，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课题。
口不择言，信手写来，不成系统，是为序。
卜祥记2017年3月25日于上海财经大学同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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