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4576
1.被访谈者在经济学领域都是重量级的。
罗伯特·席勒、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蒙代尔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是美联储主席、皮凯蒂是当红经济学新人。
2.关怀本土。
对话双方都是世界水平的经济学家，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经济学的中西对话。在对谈过程中，访谈者也有相对比较自觉的中国立场，提出了与中国经济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些受访的顶·尖经济学者多少都就中国经济状况、面临的挑战、前景等等做出了分析。
3.去学科化。
这些对话并没有充斥着专业术语，相反，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对话的契机，大部分是作者利用参加国际会议等契机，以闲谈方式完成的，通过对话的方式以增进相互理解为目的。
4.经济学家创造世界。
经济学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政策，能够由理论直接导向实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世界的样貌，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推动的。这些对话以经济学的眼光，为理解变化中的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精选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与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对话。这些谈话既涉及经济学的基础层面，如货币、世界经济体系，也涉及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趋势的预测。在这些平等的谈话中，映射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的侧影。
前言
张军对话
皮萨里德斯……“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你们也能够获得成功”
伯南克…………大萧条和货币政策
斯科尔斯………互联网、金融市场和期权定价模型的发现
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
里夫金…………解释我们的大时代
席勒……………经济学与我们的未来
斯泰尔…………70 年前，系统设定时已埋下瓦解的种子
格里纳韦………自由贸易的前途
蒙代尔…………全球货币与汇率
诺顿……………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终结
诺思……………制度是重要的
附录
外一篇…………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验
出版这样一本对话集于我还是次，这要归因于世纪文景的创意。从初有这个选题意向的袁晓琳编辑自己动手收集整理我已经发表的各类对话文字，到章颖莹编辑接手后续工作，筛选出11 篇有代表性的对话稿，并以出版人的名义将书名拟定为《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我对这一书名至今仍有些诚惶诚恐），前后大概已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世纪文景决定于2017 年夏出版这本对话集，我倍感欣慰。
本书收录的这11 篇对话，除了与诺思教授的对话是2002 年进行的之外，其余的都是近几年在上海和北京展开的——其中有七篇对话是近两三年进行的。而这当中，我与席勒、皮凯蒂、伯南克、斯科尔斯和里夫金的对话不仅篇幅比较长，而且对话稿完全是根据现场录音翻译成中文的，几乎保留了对话双方的每一句话，具有很好的现场感。感谢已经停刊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在过去几年为我提供了全文照刊这几篇对话的机会，并且每一次都作为特稿，配上封面的画像发表出来。这几篇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的对话，弥足珍贵，自然成了我的收藏品。另外入选的几篇对话稿，除了与皮萨里德斯教授的对话是近完成的之外，其他都是《文汇报》方面的记者在我们结束对话之后根据录音编辑整理出来的。由于报纸版面有限，再加上记者们更关注对话中的观点，因而在专业记者整理出来的对话稿中，反而丧失了我与对话嘉宾的聊天细节和那些很有现场感的语言。对于今天要编辑出版一本对话集而言，这多少是一个遗憾。为了对这个遗憾稍有弥补，我特别在经记者整理过的这几篇对话文稿中增补了按语，回忆了一些与对话有关的“故事”，也谈到了我与对话嘉宾的个人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印象等感性的东西。对于读者来说，不仅本书所收录的对话谈到了一些当下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阅读这些按语的文字也应该是愉悦的。
所有这些对话嘉宾都是“洋人”，我们的对话用英语进行，之后再根据录音翻译成中文。从语言上来说，只有皮凯蒂是法国人，他讲的英文带有浓重的法国口音，给受邀的专业翻译带来很大的问题。我曾记得，因为专业译者无法听懂他的一些英语表达，在翻译稿子上留下了很多有待确认的盲点。为了确保翻译准确无误，我不得不把录音找来重听，个别地方甚至我也听了数遍才准确识别出他到底说了什么词儿。但我不得不说，与皮凯蒂的对话非常享受，他在对话中对自己研究工作的细节把握得很好，翻译出来的对话稿相当精彩。
美国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与其他人不同，我与他的对话不是私下进行的，而是在台上，作为“上海论坛”的前奏活动并面向数百名听众。因为在台上，我不太方便与他聊比较个人的话题，话题只能集中在国人感兴趣的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事实上，在筹备我与伯南克的对话过程中，我曾收到伯南克的经纪人发来的对话建议，其中列出了希望讨论的十多个问题的清单，并且特别关照不要请伯南克去评价他的前任和继任。当然，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实际上并没有被这个事先给出的题目清单束缚住，我只是从我感兴趣的话题开始，对话的内容完全是“内生出来的”。并且我忍不住还是请伯南克去评价了格老（格林斯潘）和耶伦女士，现场效果果然不错。
席勒、斯科尔斯和皮萨里德斯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学富五车。但我们之间的对话无须是学术型的，能聊聊研究领域之外的话题会更有趣。对话是在酒店安静的房间中私下进行的，没有公开，尽管现场有一些媒体记者围观，但对话过程依然非常轻松，我们可以海阔天空，笑声不断。读者从对话稿中应该可以感觉到这些轻松的细节。只有与里夫金在北京的对话经历了“险情”，但终“化险为夷”。里夫金与我坐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摄影棚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内容相当精彩。回想这一经历，颇有戏剧性。为此，我在对话稿发表时，以按语的形式特意记录下了这个“险情”的来龙去脉。与和皮凯蒂的那一次对话一样，我与里夫金的对话也是被录了像的，只是由于后来的变故，这些录像没有被剪辑出来作为视频传播。
与诺思、蒙代尔、斯泰尔和格里纳韦的对话都是《文汇报》负责安排进行的，对话稿也是他们的记者负责翻译整理的。我与这几位对谈者都比较熟悉，有几位还是我多年的朋友。其中，诺思和蒙代尔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伟大的经济学家。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与诺思的对话是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的，与蒙代尔的对话是在行驶的轿车上，而与斯泰尔和格里纳韦的对话是在出席公开活动的现场临时安排的，受到的干扰比较大，时间也比较仓促。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非常耐心和配合，都非常认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绝无搪塞草率之虞，着实令人敬佩。与诺顿的对话稍有不同。虽然是一个事先安排的公开对谈活动，但诺顿教授事先准备了PPT，并根据PPT 做了45 分钟的演讲，而我是没有准备稿子的，在他演讲之后，我就同一个话题即兴做了我的发言，并就他的演讲内容做了评论。所以，这个对话虽然内容相当好，但缺少了你来我往的互动内容。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的发言更像是整合起来的对话，而对话无非是拆分开来的发言。
能够享有与这么多国际经济学界的同行和朋友对话的机会，是和复旦大学的“上海论坛”、中信出版社、《文汇报》的支持分不开的。伯南克、蒙代尔、席勒、斯科尔斯都是作为“上海论坛”的演讲嘉宾被邀请到上海的，而皮凯蒂、里夫金、皮萨里德斯是作为中信出版社的作者应邀为其著作的中文版首发式而来的。《文汇报》则安排了我与诺思、蒙代尔、斯泰尔、格里纳韦等经济学家的对话并提供了发表的版面。
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论坛”办公室、中信出版社和《文汇报》多年来对我个人的支持和对编辑本对话集的支持。感谢《文汇报》的时任评论部主任季桂保先生和现任主任范兵先生的厚爱，也要感谢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张明扬先生，以及曾在中信出版集团“中信书院”任职的仇勇先生在安排我与皮凯蒂和里夫金对话上给予的支持。明扬多年来是我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联系人，他不仅多次专访过我，还为我提供了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书评和长篇对话的机会。《东方早报》如今已经停刊，让人为之惋惜。感谢《文汇报》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授权我将他们发表的我的那些对话收入本书。感谢文景的姚映然女士对出版本书的支持、章颖莹对编辑本书的巨大付出，也要感谢那些在把我们的对话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付出劳动的朋友们，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多是默默贡献的人，有些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后要谢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予了我幸福及坚持的力量。
2017 年2 月17 日于加州
2017 年6 月27 日补记于上海
和国际经济学界的顶·级学者对话中国和世界问题，若要出彩，难处在于提问者既要熟知对话者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又要把握中国和世界经济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之所在。这本对话集彰显了张军教授的学术功底、风趣幽默的风格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书生情怀，11篇对话读下来会有胜读十年书的享受。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通过他的新书为我们带来了享受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对话的愉悦，读来娓娓，思去翩翩，很是享受。他的问题专业、尖锐又不失平和，这恰如他的性格。35年前我曾有幸教过他，今天，捧读全书，我是真的在向他学习了。谨以为荐。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经济的新格局下，越来越多的世界经济学家来访中国。张军教授的这本对话集汇集了他在上海和北京与11位欧美著名经济学家的对话，包括诺奖获得者、美联储主席、畅销经济学学术著作作者、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等。这些对话既有对经济学理论的解读，又有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探讨，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又有对未来经济的展望，内容广泛且深入，谈话平实且有趣，为我们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思考食粮”（food for thought）。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过去近40年，经济学在中国一直是辉煌显学。因为“对话”与公共言说，经济学才摆脱了沉闷。作为经济学家，张军教授与西方经济界权*的对话，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经济学研究档案，映照21世纪之交的中西经济之辨与思想交融。
——张力奋（FT 中文网前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经济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变、自省和争议。通过与一些极具天赋和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的对话，张军以一种理想的方式，捕捉了这个激动人心和百家争鸣的时代。本书值得高度推荐。
——巴里·诺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苏君乐讲座教授）
虽然张军被称作仅有几个能和北方经济学家“抗衡”的南方学者，但他并不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呼。他对自己这一代经济学者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
——上海观察网
他是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是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等对华项目。他操非常流利的英语，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经常被国际组织邀请出席会议、论坛或者在国际的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张军对话斯科尔斯：互联网、金融市场和期权定价模型的发现
张军：早上好，迈伦。很高兴能与你见面并来聊一下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争取一小时结束。
斯科尔斯：你好，张教授。你希望聊些什么呢？的确，我只有一小时的空余时间，之前还接受了韩国媒体的采访，有些消耗过多了。
张军：我近注意到耶鲁大学的席勒教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写了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人们过度关注金融和培养过多金融学科毕业生的忧虑。你怎么看？
斯科尔斯：不错，即使是经济学家，过去也很少谈论金融的话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张军：这种情况不知是好是坏。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担心我们在金融这门课程中的投入是不是太多了。
斯科尔斯：担心这一点的人想必是生活在一个不存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需要金融的。金融要解决的是不确定性，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然，不确定性如何解决？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就是金融首要的关注点。
张军：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问题的答案往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很多理论的想法，回到真实世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两个星期以前，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部分校友见了面。之前，我还顺道去了圣彼得堡大学做了报告。可是每次我去欧洲或者美国，总会有那么几天遭受时差的困扰，很痛苦。所以我想，有很多活动也许应该通过视频来完成，而不是让人们亲自飞过来飞过去。为什么不呢？
斯科尔斯：那是，而且这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
张军：昨天有位上海的企业家说，他的公司想要通过网络把美国医院的医生和中国一些城市的病人连接起来。他说，一些富裕的中国人生病之后通常会想方设法花钱找到好医生，他们会愿意花钱把美国的医生请到中国来，但这个真的要花很多钱。他的公司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把美国的好医生请到中国来为这些富人看病。但他们现在想试试能否通过互联网来连接医生和病人。
斯科尔斯：这个应该是可行的。我的一位朋友有几个机器人是专门陪医生看病的。医生去看病人时，会带上机器人。机器人有一张脸，病人的信息可以从机器人的脸部传到坐在办公室里的医生那儿。也就是说，在美国有些医院里，医生给病人会诊时，除了有其他医生陪同，还会带上机器人一起去看病人、问问题。所以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进行的。
张军：现在机器人在中国的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当中也很受欢迎。当人们出门在外没法照料，甚至也没法和家里的老人交流时，他们会让机器人陪伴独自在家的父母。他们可以通过机器人看到父母的生活起居。现在一些中国的公司就在投资这种机器人的领域，市场发展得很快。
斯科尔斯：人类步入老年社会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照顾好老年人。机器人可以代替孩子们照顾老人，而且它们很听话，能成为好孩子。它们可以给老人喂食，照看老人，每天和老人保持接触，提供医疗服务，并通过终端设备发送信息。
张军：我听说你是新技术迷，你能否预测一下十年以后的前沿技术会是什么情况？
斯科尔斯：问得好，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就经济领域而言，新技术的发展会使一切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灵活。人们想法的改变，会带来更多选择，个性化同样也会带来更多选择。另外，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之快使我相信，接下来的转变是从以产品为中心转移到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者将自行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决定企业如何经营的将不是商人而是消费者，由商人、消费者和信息高速公路构建的网络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关键是该如何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帮助商人和消费者更好地找到客户所需要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未来的商业模式。
张军：你是说未来解决方案的提供商（solution provider）将居于主导地位？
斯科尔斯：我想是的。
张军：是，在我看来，未来的适度化生产将完全不同于以往只为了满足相同客户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而且我们的商人需要对客户有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看法才行。现在企业真的需要为消费者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了。
斯科尔斯：没错，这才是客户真正需要的。我认为，一个交易处理的世界，一个独立的、由T型账户、债券和借方、贷方构成的世界将发展为一个交易分析的世界。独立的快照式世界将消失，变成镜头连续的电影式世界。一组连续镜头式的交易该如何进行？它将给经济学带来怎样的变化？它将如何改变企业的生产？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这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一切将因此而改变。
所以我认为，谁驶上了信息高速公路，谁储存了连续交易的信息，谁就能占领先机。比如，我之前在杭州和一些人谈论过这个话题。他们和许多商人有过交易，他们有客户，有连续交易的信息。与商人相比，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向客户销售产品和服务。因此，就劳动分工而言，他们提供信息高速公路，他们用区块链验证行业和交易，然后为商人和客户创造一种沟通方式，使他们之间的互动变得更高效。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方面，客户能获得多少信息，有多少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存在，双方是否缺乏信任等，这些都是需要设法克服的难题。
另一个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的领域是区块链，它将实现信息流和数据流的民主化，消除银行业垄断和信用卡垄断。封闭的系统被开放的国际互联网打开了，人们可以利用数据网络来创新、来创造。金融经济学家马娅* 认为，那将带来从IC 卡到供应链的无数令人兴奋的奇妙变化，我们将更有效地实现金融的各项功能。同时，随着高科技、机器人及其创新的运用，我们将看到纳
米科技领域方面的巨大突破：人们可以利用微小的粒子制造庞大的东西，也可以将庞然大物变成微小的东西，而这将催生不同的工作方式。3D立体打印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突破。想想3D打印将带来怎样的速度方面的变化吧：过去，要制造一个机器原型，人们必须先设计一个模具，再制造部件，然后将各个部件装配起来，后才能给客户看机器原型。如果客户想稍稍改变一下原型的话，就得花很多时间重新设计模具。现在，当3D立体打印机和电脑连接之后，人们可以直接看到三维的机器原型—我不知道是否能呈现时间这个维度。而一旦三维的原型在电脑上出现，人们就能把它打印出来。机器原型打印出来后，如果和客户的要求有出入的话，只需要重新输入参数，然后再打印出来就行了。按客户要求修改后的机器模型一旦打印出来，就能直接投入生产了。这样，生产的速度加快了，而研发、测试的时间和测试的成本都大大地减少了。时间减少了，灵活度增加了，这正是客户想要的。对话斯科尔斯 互联网、金融市场和期权定价模型的发现 55我认为，5—10 年之后将出现人体三维扫描，人体的每一部分将被记录下来。25—30 年之后，如果你需要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3D打印机可以精确地打印出你所需要置换的部位。
（听译：孟俭）
张军对话伯南克：大萧条和货币政策
张军：感谢你莅临此次上海论坛。你作为美联储主席经历了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幸运。但我知道，实际上你做过很多有关美国大萧条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你觉得这样的研究是否让你更好地应对了2008 年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作为一名学者，我认为是的。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当时研究了很多关于经济危机的课题，包括19 世纪的金融恐慌，当然还有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原因有几个。首先，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场金融恐慌，在结构上和动机上都和我们100 年前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近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一个金融系统更加全球化、技术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还是花了点儿时间才找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我们看到银行挤兑和商业票据回购市场发生的事情非常雷同，跟19 世纪的央行很相似。当时作为后贷款人的央行，为银行提供借款来满足存款人的需求，以此应对恐慌，而美联储则通过借钱给金融系统来应对恐慌。所以了解100 多年前的金融恐慌和2008 年的金融恐慌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大萧条也让我们看到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当时读的本重要的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Schwartz）写的《美国货币史》。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时候的朋友。这本书非常受用，其中提到，货币供应跟不上，在通货紧缩期间危机频发，是导致大萧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除了抗击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需要保证货币供应有所增长以及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所以才有我们当时的种种举措。同时，我也从大萧条中学到了两个重要的教训：一是要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二是，作为后贷款人，央行要确保货币政策能充分地适应和支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
张军：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倡导美联储应该盯住通货膨胀或者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的合理目标的原因。这是从研究大萧条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吗？
伯南克：我们知道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时候，出现了货币供应坍塌，导致美国通货紧缩，物价以每年10%的速度下跌，人们都不愿意消费，也不愿意卖东西—农作物价格暴跌，根本卖不出价钱，可见萧条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货币紧缩。弗里德曼的建议就是增加货币供应，但货币供应和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美的。那么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就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保证时刻有小范围的通货膨胀，但是要避免过分接近大规模的通胀，不给经济带来损害。弗里德曼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
张军：美联储在经济危机时使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你怎么看在危机之后这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市场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伯南克：通常来说，货币政策是靠调整短期利率来达到目的的。在2008 年的时候，我们的短期联邦基金利率到了零，已经没有削减空间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别的地方下功夫。日本的“量化宽松”在他们购买政府债券和提高货币供应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作为一名学者，我的判断是，日本的举措不算卓有成效，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往降低长期利率这个正确的目标而努力的。在2008 年秋至2009 年初，我们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就是QE1，大力稳定了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因而2009 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当时，经济开始缓慢增长，但我们依然担心会出现紧缩，因此做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量化宽松”。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大部分学术研究表明，这个举措对美国的经济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
欧洲的央行近才开始实行“量化宽松”，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经济与欧洲的做对比，会看到实际上美国相比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例如欧盟）来说，复苏速度更快。美国没有出现任何通货紧缩的问题，但是欧洲和日本都在面临这些问题。可见“量化宽松”并非灵丹妙药，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今天经济复苏增长的原因。
张军：所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有着很大的益处？
伯南克：对。
张军：你也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信贷宽松”，是想与日本的“量化宽松”有所区别，你认为美国的QE1跟日本银行的QE真有区别吗？
伯南克：是的，我们和日本的政策不同。日本非常关注货币供应，通过购买债券就可以投放更多的钱，但是这些钱只能在银行里面待着，并不是流通的。而我们的目的则是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提高长期利率，以刺激信用的创造，因此我创造了“信用宽松”这个说法，而不是所谓的“量化宽松”。虽然人们称之为“量化宽松”，但两者是有差异的。我们和日本也有差异，我们看到了安倍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变动，其中有一个变动比较激进。我跟黑田东彦行长是朋友，我们也聊过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是在参考美国的做法。尽管现在他们仍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但经济已有好转。
张军：作为美联储主席，有些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艰难的时刻，需要做出艰难的决策，那么对你来说这些艰难的时刻有哪些呢？
伯南克：我当时也不知道会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2006 年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时，经济还在增长，没人知道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我犯的个“错误”就是毅然答应接受了这个职位。显然，金融危机在2008 年秋走到了糟糕的时候。2008 年9 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有人说是我们放任它倒闭的，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没有法律权威去阻止这件事发生。一旦它发生了，金融系统也开始恐慌，谁也不肯借钱出去，整个系统都停滞了，而经济也开始受到影响。那是相当可怕的一周，雷曼兄弟公司，还有许多保险公司，以及四五家巨头企业都濒临倒闭。
雷曼兄弟公司倒台之后，下一个面临倒闭的是AIG的友邦保险公司。跟雷曼兄弟公司不同的是，我们后帮助了AIG。当时的办法就是通过抵押贷款，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抵押物，但AIG不一样，虽然它亏了很多钱，但它是一个万亿级的保险集团，有许多下属的保险公司可以抵押，所以我们借给它850 亿美元的贷款，它因此得以支付赔付款并终幸免于难。但我记得艰难的一天是某周二下午，我和财长鲍尔森去见布什总统的时候。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得在这个金融危机中贷款850 亿美元给一家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布什总统问有没有其他选择，我说没有了，这是的选择，这家保险公司跟整个金融系统都有关联，不然我们就得面临大萧条了。布什总统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也会全力支持，但他得向国会汇报。我和鲍尔森安排了当晚与国会的十来位资深成员会谈，并且也给整个国会写了信。我们跟他们解释我们在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提供这些贷款的必要性是什么。他们也问了许多问题，问我们是否行之有效，能不能把钱收回来，等等。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但希望如此”。会议之后，在场的一位资深议员就看着我们说，伯南克先生，还有财长先生，感谢你们过来告诉我们那么多信息，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知道，今天晚上任何人在这里说的话，都不代表国会赞同你们所做的事。他说，这是你们的决定，你们自己承担责任。我当时倍感孤独，觉得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与金融危机做斗争，还要和政治做斗争。当时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崩盘。两周后我去巴西圣保罗，他们说一开始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但是一下子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了，整个经济都停滞了。可见不仅美国如此，这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了。如果时光倒转的话，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政治实在太麻烦了。
（翻译：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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