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309219
内容简介
作为工业革命重要的成果之一，铁路一度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核心标志。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引发了世人持久的争论、怀疑、排斥或追捧、迷恋。
《火车的文化政治学》将铁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思考其对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权力关系、阶层结构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
*章，全面梳理中、西学界关于火车文化现象的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第二章立足于中国的话语背景，探讨晚清社会对铁路的接受态度及其变化，这其中包括晚清政府与官员、民众对火车的不同文化想象与认知；铁路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作用；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政府、民众之间的冲突。第三章，探讨火车与现代经验之间的关系，分为火车与时间、火车与空间、火车与规训、火车与民主、火车与创伤、火车与速度等六节，每节内容均从西方经验过渡到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第四章，思考铁路与汽车、飞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移动方式的差异。
可以说，铁路早已超出作为交通工具的单纯能指，而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社会文化氛围、国民性等问题的象征性指数，其文化影响至今仍广泛体现在各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中。总之，《火车的文化政治学》以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社会学等理论为指导，以小说、诗歌、历史文献、游记、电影等各类体裁的铁路文本为案例，希望能理清火车和铁路对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火车的文化政治学》将铁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思考其对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权力关系、阶层结构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
*章，全面梳理中、西学界关于火车文化现象的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第二章立足于中国的话语背景，探讨晚清社会对铁路的接受态度及其变化，这其中包括晚清政府与官员、民众对火车的不同文化想象与认知；铁路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作用；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政府、民众之间的冲突。第三章，探讨火车与现代经验之间的关系，分为火车与时间、火车与空间、火车与规训、火车与民主、火车与创伤、火车与速度等六节，每节内容均从西方经验过渡到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第四章，思考铁路与汽车、飞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移动方式的差异。
可以说，铁路早已超出作为交通工具的单纯能指，而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社会文化氛围、国民性等问题的象征性指数，其文化影响至今仍广泛体现在各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中。总之，《火车的文化政治学》以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社会学等理论为指导，以小说、诗歌、历史文献、游记、电影等各类体裁的铁路文本为案例，希望能理清火车和铁路对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目 录
第1章 绪论：为什么是火车？
1．1 火车的双面形象
1．2 西方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1．3 国内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1．4 研究思路、目标与框架
1．1 火车的双面形象
1．2 西方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1．3 国内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1．4 研究思路、目标与框架
第2章 铁路的政治经济学：以晚清为例
2．1 拆铁路：国家控制与民间暴力
2．2 铁路：殖民的媒介
2．3 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保路运动
2．4 西方与中国：对现代性的抵抗与服从
第3章 火车与现代经验
3．1 火车与时间
3．2 火车与空间
3．3 火车与规训
3．4 火车与民主
3．5 火车与创伤
3．6 火车与速度
第4章 多样的移动性
4．1 “移动性”之概念
4．2 多样的移动性
4．3 结论：火车会越来越快
参考文献
后记
在线试读
《火车的文化政治学》：
保路运动的领导者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都是一群有功名在身的绅士，这群绅士们要借铁路一事来展示、维护他们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李劫人的《大波》三部曲以纪实性笔法完整地展现了保路运动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也略带嘲讽和贬义地将这些声名显赫的绅士们塑造成胆小怕事、空发议论、缺少头脑的弱势形象（张澜除外），他们在会议上经常群体性地大哭起来，相互间还容易发生吵闹，与地方官僚一样拘泥于各种烦琐礼节，临危有惧，不堪大任，在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面前表现出各种软弱与妥协。这种描述与历史上对他们的记载颇有差异，尤其是蒲殿俊，在小说中他的声望主要源自其社会地位，而非其具体的言行。但这批软弱的绅士的确促成并领导、发展了保路运动。
绅士与绅权古已有之，只在晚清中西交冲时期与“潜扶民权”连在一起，因此“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咨议局，而“自从咨议局开办以来，绅权是大大伸张了，国家的事，地方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过问的”①。当咨议局被中央政府视为无物，尤其是铁路国有政策撼动了地方绅士和民众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引导民众“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路搅动天下”②。在办铁路、保铁路的过程中，绅士们形成了晚清政府内部一股强大的反抗性力量。《大波》中写道，四川绅士除了发起保路同志会之外，还派代表刘声元进京，设法向摄政王请愿，陈明其公意“只在反对盛宣怀，并不是反对大清朝廷；反对盛宣怀，也只反对他妄改先皇诏旨，不顾法律手续，欺君罔上，媚外营私”。因此，要求自办铁路的四川绅士，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所谓借债修路派就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两方。这种关于铁路的冲突正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对抗的集中体现。
《大波》中，盛宣怀指示赵尔丰和端方，“用严重手段直接对付那些少数绅士”，而绅士们的对策则是，“多派一些代表出去，把四川争路真像告诉大家”。同时请求两湖广东的咨议局和地方各法团起而声援，不要使四川陷于孤掌难鸣。由此可见，在冲突日渐激化的过程中，绅士原本具有的极强的地方性、乡土性特征逐渐分解，迅速成为具有国家性、全局意识的现代主体。“铁路成了一个把地方性的绅权连为一体的题目。”①他们并且将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合在一起，他们不只是要为地方争回本有的经济利益，还将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蒲殿俊和张澜等人都曾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澜在留学期间甚至曾因为倡议慈禧退朝而被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用先进的思想和立宪体制来改良中国，以促进国家富强。保路运动正是他们希望变革中国的努力之体现，因此这种地方与中央之经济冲突被上升为民权与专制的政治斗争：“须知川人之争，实民权与专制之争，川人不幸而失败，行见专制淫威泛滥国内，则身受其殃者，岂独川人而已哉！”②这就使四川绅士们领导的保路运动超越一省、一地之范围，超越经济、利益之偏狭，而成为所有身受专制之苦的民众都应该认可并参与的正义之争。
……
保路运动的领导者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都是一群有功名在身的绅士，这群绅士们要借铁路一事来展示、维护他们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李劫人的《大波》三部曲以纪实性笔法完整地展现了保路运动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也略带嘲讽和贬义地将这些声名显赫的绅士们塑造成胆小怕事、空发议论、缺少头脑的弱势形象（张澜除外），他们在会议上经常群体性地大哭起来，相互间还容易发生吵闹，与地方官僚一样拘泥于各种烦琐礼节，临危有惧，不堪大任，在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面前表现出各种软弱与妥协。这种描述与历史上对他们的记载颇有差异，尤其是蒲殿俊，在小说中他的声望主要源自其社会地位，而非其具体的言行。但这批软弱的绅士的确促成并领导、发展了保路运动。
绅士与绅权古已有之，只在晚清中西交冲时期与“潜扶民权”连在一起，因此“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咨议局，而“自从咨议局开办以来，绅权是大大伸张了，国家的事，地方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过问的”①。当咨议局被中央政府视为无物，尤其是铁路国有政策撼动了地方绅士和民众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引导民众“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路搅动天下”②。在办铁路、保铁路的过程中，绅士们形成了晚清政府内部一股强大的反抗性力量。《大波》中写道，四川绅士除了发起保路同志会之外，还派代表刘声元进京，设法向摄政王请愿，陈明其公意“只在反对盛宣怀，并不是反对大清朝廷；反对盛宣怀，也只反对他妄改先皇诏旨，不顾法律手续，欺君罔上，媚外营私”。因此，要求自办铁路的四川绅士，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所谓借债修路派就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两方。这种关于铁路的冲突正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对抗的集中体现。
《大波》中，盛宣怀指示赵尔丰和端方，“用严重手段直接对付那些少数绅士”，而绅士们的对策则是，“多派一些代表出去，把四川争路真像告诉大家”。同时请求两湖广东的咨议局和地方各法团起而声援，不要使四川陷于孤掌难鸣。由此可见，在冲突日渐激化的过程中，绅士原本具有的极强的地方性、乡土性特征逐渐分解，迅速成为具有国家性、全局意识的现代主体。“铁路成了一个把地方性的绅权连为一体的题目。”①他们并且将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合在一起，他们不只是要为地方争回本有的经济利益，还将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蒲殿俊和张澜等人都曾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澜在留学期间甚至曾因为倡议慈禧退朝而被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用先进的思想和立宪体制来改良中国，以促进国家富强。保路运动正是他们希望变革中国的努力之体现，因此这种地方与中央之经济冲突被上升为民权与专制的政治斗争：“须知川人之争，实民权与专制之争，川人不幸而失败，行见专制淫威泛滥国内，则身受其殃者，岂独川人而已哉！”②这就使四川绅士们领导的保路运动超越一省、一地之范围，超越经济、利益之偏狭，而成为所有身受专制之苦的民众都应该认可并参与的正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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