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2679
《京华心影：老地图中的帝都北京》，老地图像摆在地面的镜子，照出几百年前中国人如何互为邻里、如何共同生活的影像。
这些泛黄的遗存，以点线涂画，平淡冷峻，每一张都是一段时间切片，是不可分割的整个城市的代言人。
书中的地图有中国人刻制的，但大部分则来自西人的作品。时间跨度起始于15世纪，*晚延伸至20世纪的30年代。很多地图在中国没有被介绍过，或是虽有图样，但没有人做过考证解析演绎。
地图以一纸之轻，面子很薄，但眼界宽广，视角高扬。城市老地图，是图像人文遗珍中的一个品类。老旧的北京地图，像摆在地面的镜子，反照出帝都时代，北京城是如何布局、如何建筑，城中的地理、地标怎样影响了历史上的人与事，*终参与形成了北京的城市性格，以及北京人的风俗精气神。
写老北京的书，着眼民国以后的为多，讲述胡同轶闻趣事的为多，但那时，北京已经失去了帝都的气势，文化积淀相对浅薄。要尊崇北京的传统，礼赞祖宗留下来的辉煌，必须了解帝都时代的古城。
书中的地图有中国人刻制的，但大部分则来自西人的作品。时间跨度起始于15世纪，*晚延伸至20世纪的30年代。很多地图在中国从来没有被介绍过，或是虽有图样，但没有人做过考证解析演绎。
作者通过地图的制作，到流传的路径，经手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图上的信息，解读京城一脉相承的人文主线。
章
足下记忆，谁为帝都画地图
确定北京的地理位置，绘制准确城图，花去了昔人几个世纪的时间。伦敦、巴黎、罗马这些都城，都留下丰富古地图，藏纳着独特的都市文化与生活态度。 北京老地图虽没有那么丰富，却充分展示了东方帝都的建城理念，皇权统治的外在化过程，各类艺术形式的空间歌舞，以及天子子民的如烟往事。在地图的方寸之间，追溯始于足下的历史，理解多元的城市记忆。
第二章
营城传统，格局正直的大街
元代的忽必烈铺就了北京的朝天大道，是汉文化与游牧民族粗犷性格的结晶。明代的皇帝把牌楼树在街头，美化了城市，也弘扬着“致良知”的理性。清代的皇帝在街上修起了栅栏，加强了朝廷的管制，街名叫响了八旗的威风。看地图首先要熟悉大街的格局，正南正北，横平竖直，一眼就会知道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帝王之都。
第三章
中心环绕，皇帝的圈圈围城
西方人早期的地图，一下笔就抓住了北京是个圈圈围城的特点。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太和门，一圈一圈，环绕着皇帝高坐的龙椅，那是帝都的中心，也是帝国的中心。圈子的本质是封闭的，内外有别，圈子里面包藏着“内斗”与“贪腐”的文化。地图的绘制越来越精准，是由于法国人一步一步打入了皇家的小圈子。巴黎的皇权曾经与帝都的圈子为接近。
第四章
多元信仰，众神同在的都城
帝都是一座有信仰的城市，地图上的寺庙宫观可以证明。1920年北京次有了自己的城市年鉴，上面记载了帝都有966间房屋，约占当时居民住房的10%，献给了超越世俗的生活。不管你是住在原来的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哪个区，步行10分钟，就可以面见自己中意的神仙。
第五章
奔向皇城，和平的觐见之旅
17世纪荷兰人觐见顺治，俄罗斯人觐见康熙，18世纪英国人觐见乾隆，都留下了旅途地图。它们见证了东西方寻求交流的艰难，也记录了一路东行的风情地貌与旅人心绪的变化。与使团商团的觐见不同，传教士们来到了京城就永不离去，腾公栅栏的地图守护着百位神父在异乡的圣灵。
第六章
列强来了，就要住在二环内
从白河口岸西北上望的地图，记载着武力如何打开了帝都的大门。从文明到野蛮，只有一步之差。在皇城外玉河两岸，列强建立了公使馆。地图为这一地区留下了独特视角，影响大清命运重大事件曾经在这里上演，北京城建走向现代化，早的金融街，以及旅游业的发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起点的地标。
第七章
朕的新政，再回首已是百年
皇朝在1902年开始的改良，意在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分权予议会和国民。一张在日本印制的京城地图，留下皇上九百多字的“通谕”圣旨，中间是大清的青龙国旗，旁边有400多家各省在京的会馆。这张地图是谁画的，是力挽狂澜的皇族，是保皇党，改良派，还是与革命党? 朕的新政，新在哪里，是改变国体，政体，还是只挂出行政机关新的门牌号？地图会为我们解开这些秘密。
后记
理解历史，地图是脚踏实地的工具。老地图中的帝都，并没有离21世纪远去。
收到朋友发过来的一条微信，标题绊住了我的目光：“帝都堵车有多堵？”不消说，这是有人对路上大摆长蛇阵发发牢骚。憋屈在不到4平方米的铁盒子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在谁，都免不了嘟囔几句。这个“堵”字，抱怨的是状态，第二个“堵”字，吐槽的是心情。
不过，绊住目光的，不是状态与心情，而是另外两个字：“帝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名称与京城的现实完全疏离，不知怎的，现在它又悄悄溜回到了人们的口中，带着调侃谐趣。心情不佳的时候，有人愤愤地揶揄这座古城；心情大好的时候，也会听到“帝都亲们”的爽快呼声。陈年旧月，北京曾经有过不同的代指，如“京师”“京兆”“京都”，还有“首善之都”“天子之城”，现如今，唯有“帝都”这个尊号备受青睐，从故纸堆中飞升，登上了现代媒体搭建的交流平台。
它左手拉着时间，右手拉着人物，大大咧咧做成了文章的题目。
不消说，堵车这事儿，与彼时彼地的帝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然而文字有一种神奇的呼唤力，它唤起了沉睡的记忆。这座已经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否应当向历史转身，拜访一下为自己奠基的往昔？当年皇城北京的大路上，是不是也会堵个水泄不通？过往的故人，行路匆匆，挂在脸上的是何样表情？光阴倒回100多年前，我看到了重访帝都的门槛儿。亲眼见过帝都春秋的老人，时至今日，恐怕比从沙里淘出的金子还要少，说屈指可数，恐怕不夸张。2016年5月，一代文化宗师杨绛先生走了，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大清皇朝垮台的年份，距今百岁有五了。帝都和它的传统，那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会像人一样，百岁之后就寿终正寝吗？还是会像人一样，百岁之后，往事并不如烟,遗容旧貌益发受到后人的怀念？
一条微信的标题，拨动了我忆旧怀古的神经。我喜欢重温帝都的那些事儿。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年，我出过一本书叫《京华遗韵》，借着西洋古董版画，回望西洋媒体初识的明清帝都。我家里的墙上挂着许多老图旧画，珍贵的是几幅地图，它们是我居家的文化雅伴。今天，在写字台前，我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哎，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我默默地问，“帝都当年堵不堵，你能不能给我个答案？”
作为东方帝国的中心，帝都曾如日中天，光照大地，又如北辰，众星拱之。对它的历史研究排山倒海，随便拎出个问题，相信导师们都能给出答案。古老的东西，在时代进步的滚滚车轮下，总会受到各种碾轧。当社会、政治、主流审美取向都视古旧为敌人，弃传统为垃圾，那么帝都的答案，整体上也是批判的、悲观的、无关现实的，值得传承的遗产，数一数甚为有限。地面上的古都，经年累月不被珍惜，已如珍瓷失手，破碎凌乱，寻找故人往昔京城出行闲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的地图之问，不知道会翻出什么答案。
转身后退的步，我决定去请教著名的历史地理学泰斗、老北京的知音侯仁之教授。2007年，侯教授接受了一次采访，被问到他心目中的北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听到的回答，句很有底气，北京将“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任何城市都不能和中国北京相比”；第二句就有一点气短了，北京的“四合院拆得太厉害了，整个城市保护不了，皇城要保护下来”。四合院是城市民居的缩影，皇城是帝王统治的根基。前者是质朴的、民间的、环绕皇城的；后者是帝都的主轴与核心。两类建筑相辅相成，共同为整个京城奠定了基础。教授的回答显然对现状有所担忧，民间质朴的保护不了了，尽力留下以皇城为代表的帝都吧。
现状为何如此？往后再退一步，时间回到了2004年，北京刚刚推出了一稿的城市规划。这是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首都发展的目标蓝图，为达成共识，专家学者们整整苦干了一年。文件出台的时侯，京城房地产新高潮正热气腾腾，蔚为大观。四合院的临终判决书—圆圈中一个“拆”字，老城中随墙可见，旁边还常跟着四言四句的宣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几句话是原动力。京城，像一列已经冲出了站台的动车，风驰电掣，谁也没见过这样的发展速度。奥运开幕前夕，大街上拉出时代气息更为浓厚的彩色大横幅—“建设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人文北京”。此刻，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城市需要的是新名片。帝都的建筑遗产四合院，既不科技，亦非绿色，仅凭着人文，在新名片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
其实，老城的心，一直忐忑不安。20世纪中期以来，北京曾经历了6次主要的城市规划，每一次都提出不同的发展主题，也对老城何去何从予以新的定义。
1993年，一份关于未来20年的建设规划面向世界庄严宣告：北京，不但要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它永远是“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一次难得的安慰。规划中对旧城保护措施列得相当具体，例如，“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除规定的皇城以内传统风貌保护区外，分别控制在9米、12米和18米以下”。传统的民居是古都保护的重点之一，今后的新建，要“保持皇城内青灰色民居烘托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群的传统色调”。城门城墙虽已拆除，只剩下了前门、正阳门与德胜门，但仍然可以“沿城墙旧址保留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形成象征城墙旧址的绿化环。原城门口的建筑应体现城门旧址的标志特点”。对京城中轴线的保护，规划写得景中有情，“必须保护好从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条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点”“中轴南延长线，要体现城市南大门形象；中轴北延长线，要保留宽阔的绿化带，在其两侧和北端的公共建筑群作为城市轴线的高潮与终结”。
这个建筑规划是对80年代的回应。那时的北京城，站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它抱着巨大的希望，力图找回自己昔日的辉煌。然而古老的城墙城门、街头牌坊已经随风而去；寺庙宫观年久失修，香客不再，人断烟绝；老四合院中见缝插针修建简易房，已经成了“大杂院”。当世时，到处吹拂的是四个现代化的春风，北京要加快建设，老城还有什么戏好唱？90年代的安慰虽然来得晚了些，毕竟让残砖断瓦看到了希望。
在此之前的“文革”期间，北京在百忙中也出了一版城市规划，时间是1973年。老城在此规划中被隆重推出，唱了一场大戏。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北京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高朋贵宾。长安街上新建起了北京饭店，建国门外出现了风格迥异的外交公寓。与此相配合，被毁坏的宫殿坛庙重新修复，关闭已久的保留景区重新开放。帝都留下的文化遗产，装上五彩灯饰，仍旧是城市开放中无可替代的亮点。
重温那一段岁月，有助于反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北京对待帝都老城的保护态度。1950年1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三服务”的口号，即首都要“服务生产，服务劳动人民，服务中央”，要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引入轻重工业生产线。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基础的扎实，也直接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稳固，因为只有工业发展了，作为执政基础的工人阶级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60年代，不但京郊烟囱处处，老城区的王府宅门也塞进来各行各业的的生产车间。记得我参加工作时的街道工厂，就是借了一座大宅院，旁边有一座精致的小庙，每天定时接受生产车间吹过去的滚滚浓烟。
帝都命运起伏坎坷，并非始于20世纪的下半期。往历史深处再退一大步，就回到了世纪的早期。正是1911年的革命，决定了帝都必定会被时代冷落。城市的每一步变迁，都意味着它的颓败。民国拆改的铁锨，急不可耐，仅仅一年后就插在了城头上。失去了主人的帝都，风蚀雨浸一哄而上，比人世还无情。它浑身都带着皇朝遗老遗少的毛病，谁会为“肿瘤”的切除手术给予文化的怜悯与超越理性的说情？
我的脚已站在了帝国的门槛儿上，再退一步，踩到了古都留下的老旧地图。
这些泛黄的遗存，以点线涂画，平淡冷峻，每一张都是一段时间切片，是不可分割的整个城市的代言人。它们在等待我的到访，欢迎我的发问。一刀一刻，一墨一印，它们带着我，挖掘微信中呼唤着的帝都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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