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8442
《诗探索》 编辑委员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的新人。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不断扩展 《诗探索》 的有效读者群。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和有特色的诗歌奖项。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
《诗探索8》由吴思敬、林莽主编，分为理论卷和作品卷。理论卷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的品质，内容为来自名家或实力雄厚的新锐诗评家或诗人，具体内容包括诗学研究、路也研究、王单单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结识一位诗人、姿态与尺度、地域诗歌研究、罗振亚诗学思想研究、新诗理论著作述评、外国诗歌研究。作品卷是整理诗坛上出现的创新性诗歌作品而成，其中包括大量诗歌奖项的获奖诗人的优秀作品，具体内容包括诗坛峰会、2017 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专辑、汉诗新作、探索与发现、2017第七届“诗探索·红高粱诗歌奖”专辑。
理论卷
//诗学研究
2 形式主义美学对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影响……王汝虎
12 踏破二十四桥的月色
——周梦蝶与古典诗学……王 凯
//路也研究
30 路也诗歌版图的扩展……陶 迁
44 在闭锁与敞开之间写作
——路也新世纪以来诗歌研究……李 扬
62 是的，从今往后
——路也近年诗歌中的基督教文化质素评析……刘丽霞
75 山巅之上是星空……路 也
//王单单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80 初识王单单……雷平阳
84 王单单，或他诗中的“气”……刘 汀
89 叛逆的水在我们中间流淌……西 娃
93 这是什么地方，竟然如此荒凉
——刘年读王单单……刘 年
96 孤独的自我
——王单单诗歌的一个侧面……闫克振
//结识一位诗人
104 扎根南方的诗性叙事
——陆辉艳诗歌浅论……董迎春 吕旭阳
111 现代问题与现代意象的组合
——简评陆辉艳的《妇科病房》……刘诗宇
114 生死之间
——评陆辉艳《缺席》……张静轩
117 诗歌的“互博术”……陆辉艳
// 姿态与尺度
120 谈雅丽：水边的抒情诗人……龙扬志
// 地域诗歌研究
128 简论“江南七子”诗歌的语调及其旨趣走向……沈 健
// 罗振亚诗学思想研究
142 看见真相的眼睛
——关于罗振亚的诗学精神……林超然
149 三十载不离不弃的诗学守望
——罗振亚诗歌研究论……于文秀
156 才、胆、识、力兼具的新诗学者罗振亚……王 珂
165 先锋诗学的奠基与延展
——关于罗振亚诗歌批评的再定位……宋宝伟
173 “隐性诗人”罗振亚……胡清华
// 新诗理论著作述评
182 宏观的历史·独特的生命·永恒的诗歌
——读子张诗学论稿《历史·生命·诗》……戴柏葱
186 带着心跳和体温的别样写作……王 永
190 史学意义上的学术旅行
——读姜红伟《大学生诗歌家谱》……陈爱中
// 外国诗论译丛
194 谈 话……德里克·沃尔科特 马修·霍利斯 著
姚 瑜 章 燕 译
作品卷
// 诗坛峰会
2 诗人蓝蓝
3 诗人蓝蓝介绍及创作年表……蓝 蓝
7 蓝蓝诗歌二十八首……蓝 蓝
26 诗人老井
27 坐井观天——诗三十首……老 井
47 深入生命、灵魂与历史生存的诗写
——论老井诗歌创作……刘 斌
// 2017 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专辑
52 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名单
53 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 获奖理由及诗歌作品选
54 残简：语人（外三首）……沈 鱼
58 逆 光（外三首）……江红霞
62 她（外三首）……林 珊
64 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获奖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64 流水说……沈 鱼
65 谈谈诗人沈鱼……朱霄华
68 属于自己时，多么喜爱……江红霞
71 被诗歌塑造的人……温奉桥
74 悲悯与欢喜……林 珊
75 美丽的遇见……胡笑梅
// 汉诗新作
78 新诗七家
78 关山物语（组诗）……彩 虹
87 外面下着雨（组诗）……阿 民
92 诗十五首……何居华
100 诗十八首……如月之月
111 诗十三首……殷修亮
120 这样的春天我无法躺下身来（组诗）……白庆国
127 诗五首……唐小米
131 山东诸城诗人小辑
黄 浩 管清志 李成武 冰 云
海 青 胡文彬 娄 军
142 短诗一束
温 青 李山冕 安 遇 袁忠良
何小龙 王德席 海 尧
// 探索与发现
154 槛内谈诗
154 坚守和突围都在路上
——从首届“中国新诗发现奖”获奖作品
看当前中国新诗创作的审美倾向……吴玉垒
160 “阳光中的向日葵”，你看到了吗……赵 青
165 作品与诗话
165 岁月十二行诗（十八首）……梁志宏
175 十二行诗创作谈……梁志宏
// 2017 第七届“诗探索·红高粱诗歌奖”专辑
180 2017 第七届“诗探索·红高粱诗歌奖”获奖名单
181 2017 第七届“诗探索·红高粱诗歌奖”获奖诗人简介及
获奖理由
184 2017 第七届“诗探索·红高粱诗歌奖”获奖诗人作品选
184 深秋写意（外三首）……高若虹
187 与 子（外三首）……侯存丰
189 大地上的灯盏（外三首）……张佑峰
191 2017 第七届“诗探索·红高粱诗歌奖”提名奖作品选
马 行 万小雪 木 叶 石英杰 纪开芹
江红霞 刘 郎 宇 轩 果玉忠 李克利
李永普 肖 寒 麦 豆 苏 南 林 珊
祝立根 梁尔源
形式主义美学对二十世纪中国
诗学研究的影响
王汝虎
在西方古典美学传统中，形式因作为与质料因相对的范畴，是事物得以显现的方式，内容与形式之辨则成为西方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而在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中，形式崇拜则成为一种理论主潮，在直觉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等诸多贯穿于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传统中，形式成为至为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和原范畴，形式主义美学成为西方当代美学理论重要的一极。而如克罗齐的语言即是形式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瑞恰兹的文学语义学等现代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则对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美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所代表的历史批评和政治批评一直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且形式主义美学一度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反的思潮，但在对诗歌形式规律特别是新诗格律的探讨中，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建设作用。而作为外来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主义美学对中国旧诗理论的建设，亦起到了间接而复杂的参考作用，以一种隐性的存在参与了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理解与整合过程。
如“五四”以后的胡适和王国维，看似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 一个为专注古文字和文化研究的代表，他们对待中国古代诗词的态度本有极大的差别，但在差别背后对于诗歌格律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思维方式， 均共同批评了重内容而轻形式的机械思维方式。任访秋1933 年曾发表《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比较了王国维和胡适前后相差十余年脱稿的两部重要著作之异同，颇有新意，其言：“的确！ 这两部书在近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的地位太重要了，而两书的作者又都是近代中国学术界之中坚，故彼等之片言只字，亦莫不有极大之影响。自此两种书刊行后，近年来一般人对词之见解，迥与前代不侔。王先生为逊清之遗老，而胡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但就彼二人对文学之见地上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堪耐人寻味的事。”a 他比较王国维和胡适的词论和词选后，认为二者的共同点为： “他们形同的地方，即批评的方向还算一致，即比较重内容而轻格律。这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新的趋向。但王先生在十年前即有此见解，竟能与十年后新文学之倡导者胡先生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的识见之卓绝了。”b 的确，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是有重内容而轻格律的。胡适号称恨律诗，求“作诗如同说白话”，《文学改良刍议》中要求“诗须废律”（1917 年），但其实他并不是认为诗歌格律或形式不重要，而是认为新诗的途径必须是打破旧体诗的所有形式，寻求新诗新的形式，在其1919 年所作《新旧诗表现力之比较》一文中他提出： “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 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c 其所谓不重格律，正是认识到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 要表现新内容和新精神，必须打破旧诗格律的束缚，才有新内容和新精神的可能性表现。这其实从反面印证了格律之于旧诗之重要性。王国维和胡适确实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路与方式，代表着两种中国诗学研究的两种分途。前者乃是融西学入中国诗学研究，以传统的语言术语和传统的诗话体式进行批评，“能耐人寻味，以其言短而意长”；后者则是以西学术语和西学理论思维剖析传统诗学，“比较有组织，有条理，而且明白条畅，一目了然”。前者更贴合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于五四以来的新诗研究中。而格律或形式乃是两种诗学研究共同关涉的核心问题，均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着西方形式美学的影响。分叙如下。
一 对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影响
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对中国“五四”时期新诗的理论和创作影响是直接和深刻的。虽然胡适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极力要求废除诗律，但如从理论思考角度来看，中国新诗的创作者和诗学研究者们则均能意识到形式或格律之于诗歌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美学理论之后。
如闻一多认为：“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地解释艺术的起源， 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不能废除格律。格律在这里是form 的意思。‘格律’两个字近含着了一点坏的意思；但是直译form 为形体或格式也不妥当。并且我们若是想起form 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form 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a（《诗的格律》）闻一多把西方美学的概念“form”对应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 并且指出了律诗和新诗在格律上的不同。实际上诗歌形式并不只包括格律，中国古典诗学中体式、字法、句法、章法等均可对应于西方具有先验性的形式范畴，但闻一多将格律与形式相对译，确实抓住了中国古典诗学中声韵这一核心问题，这直接塑造了中国新诗创作中重视音乐性的特质，亦成为连接旧体诗与新诗的桥梁。
直承克罗齐直觉说的朱光潜，更是不同意胡适对格律的否定，在《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一文中，他提出： “‘所以情感在先，语言在后；情思是因，语言是果；情思是实质，语言是形式’的见解根本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在各种艺术之中，情思和语言，实质和形式，都在同一顷刻之内酝酿成功。世间没有无情思的语言， 世间也没有无语言的情感。”“情思和语言不可分离，实质和形式不可分离，他们中间并无‘先后’、‘表里’、‘因果’种种关系。”b 对应于中国诗歌，他认为中国诗歌的“形式则为语言所取的声调格律”（《诗的实质与形式》）。他进而提出关于诗的实质和形式的三个结论：凡具诗的形式者不必尽为诗；凡诗不必都具诗的形式；大多数诗都具有诗的形式c。实际上，朱光潜与胡适、郑振铎等人的争论，涉及新诗与旧诗的分途，古典诗与现代诗的区别，更关涉中国新诗的发展命运。朱光潜的核心观念，即来自于克罗齐美学中“审美事实就是形式，而且只是形式”的理论，强调材料与形式、内容与形式在审美过程中的密不可分性， 认为“在各种艺术中，实质和形式都是在同一刹那中孕育出来的”a 。梁宗岱一开始并不同意朱光潜的观念，在其《论崇高》一文1936 年的注释中，言：“当时光潜是服膺于克罗齐的美学的，我则始终以为忽视‘传达与价值’，为克氏美学底大缺点。我们底争端便在于此。—— 二十五年七月作者注。”b 而经过“五四”新诗十余年的发展后，新诗诗人特别是现代派诗人均认识到了诗歌形式或格律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一文中，他从创作者的角度，比较坦白地承认：“诗，的文学，遂不能不自己铸些镣铐，做它所占有的容易的代价。这些无理的格律，这些自作孽的桎梏，就是赐给那松散的文字一种抵抗性的”c，在《论诗》一文中亦说：“我从前是反对打破了旧镣铐又自制新镣铐的，现在却两样了。我想，镣铐也是一桩好事（其实文底规律与语法又何尝不是镣铐），尤其是你自己情愿带上，只要你能在镣铐内自由活动。”d（《论诗》）这样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从胡适打破镣铐开始，梁宗岱又开始提倡自愿戴上格律之镣铐，算是新诗诗学理论的一种总结与提升。在《谈诗》一文中，他更是与朱光潜的诗学理论高度一致，提出“在创作度的火候里，内容和形式是像光和热般不能分辨的。正如文字之于诗，声音之于乐，颜色线条之于画， 土和石之于雕刻，不独是表现情意的工具，并且也是作品底本质：同样， 情绪和观念——题材或内容——底修养，锻炼，选择和结构也就是艺术或形式的一个原素。”e（《谈诗》）认为艺术的本质在形式，题材或内容只不过是艺术的一个元素，可以说自己亦变成了与朱光潜一样的克罗齐主义者。
与梁宗岱一样，李健吾在三十年代亦认识到了新诗创作在形式上的迷途，在1935 年发表的《〈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一文中，他对“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做了具有一定高度的理论总结，他认为：“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和散文比较，诗的运气显然不佳。直到如今， 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磨难。我说少壮诗人，因为，新诗一直没有征服旧诗的传统，而且恐怕还有些降了过去；同时第二，诗本来也就属于青春。我不是有意用这两个古老的名词，形式和内容，证明新诗的落后。其实，正相反，站在客观而又亲切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 初新诗仅只属于传统的破坏。这里有两种倾向：，废除整齐的韵律， 尽量采用语言自然的节奏，因为半路出家，形式上少不掉有意无意的模拟；第二，扩大材料选择的范围，尽量从丑恶的人生提取美丽的诗意， 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旧日的典故辞藻，因之染有传统的色彩。一句话，人是半旧不新，自然也就诗如其人。他们要解放，寻不见形式，只好回到过去寻觅，于是曲，词，歌，谣，甚至白乐天的诗，都成为他们眼前的典式。”a 这段论述，实际上总结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窘境，特别是新诗与旧诗在诗歌形式上的纠葛和矛盾，新诗在十余年的发展中并没有开掘出能够表现新思想和新精神的形式，导致新诗创作在三十年代的困境。李健吾以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观念特别是象征派美学批评新诗，尤重诗的形式美感。他认为“决定诗之为诗，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内容的问题，更是一个感觉和运用的方向的问题”b。“然后这些青年，渐渐明白内容和形式虽二犹一，体会出这里金声玉相，潜下心来学习。……但是内容和外形析离，我们明白根本没有那样的作品。”c （《答〈鱼目集〉作者》）此时的李健吾已明确体会到，虽然理论上可以区分内容和形式，且如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学派把批评重点放在诗歌所传达的所指和价值上，然而优秀的作品却是内容与形式合一的，在文学创作的角度上，如何传达才是创作的核心。
由此，有学者提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存在着一种“新形式诗学”，其欲超越“五四”以来的白话—自由诗传统，“它虽然与新诗不无联系，但已不完全是一种‘新诗’理论，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更具理论的独立性，因而其理论概括也更具普遍性的‘新’诗学。要而言之， 所谓‘新形式诗学’其实不仅是一种‘新诗’学，而是一种在新诗运动刺激下发展起来但终却超越了‘新诗’的范围而致力于用新的眼光探讨整个汉诗艺术形式问题的‘现代’诗学。”d 由此可见，在三十年代诸诗人和学者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形式理论思潮，显示了建构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自觉。而这种理论自觉，正是以西方形式主义美学为理论资源和参照体系的。
梁宗岱在1936 年发表《新诗底分歧路口》一文中更是直言：“譬如，形式是一切艺术底生命，所以诗，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a 可以说这是象征主义文学、形式主义美学、直觉美学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理论呼号。此种观念在林庚、李广田等人的诗学研究中亦有呼应。如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导言（1941 年）中认为： “诗歌是精炼的语言艺术，它需要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不断地进行诗化……语言诗化的过程包含着形式、语法、词汇等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 使语言更富于飞跃性、交织性、萌发性，自由翱翔于形象的太空。”b 其言“诗化”即为艺术的形式化。又如李广田在《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中认为（1943）：“好的诗，应当要那好的章法，好的句法，好的格式与声韵，以及好的用字与意象。”c 对应于西方文论，他提出中国新诗要注重形式，其形式即是对应于中国古典诗歌之形式或形态范畴的章法句法、格式声韵、用字意象等。王力1945 年到1947 年间写就的《汉语诗律学》，在系统总结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基础上，还比较分析了白话诗和欧化诗的形式与格律问题。他亦认为商籁体即可称为西洋的“律诗”，实际上打通了中西诗学体式格律上的理论隔阂，他进而对新诗格律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近二十年来，中国一部分的诗人确有趋重格律的倾向，而方便的道路就是模仿西洋的格律。纯粹模仿也不是个办法；咱们应该吸收西洋诗律的优点，结合汉语的特点，建立咱们自己的新诗律。”d 此亦是对“五四”以来新诗格律建设的一种理论总结。
当然，像梁宗岱和李健吾这样鲜明地受象征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的新诗理论，在全面抗战后迅速沦为边缘化的观念，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现实矛盾，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成为洪水猛兽，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后中国主流文论、诗论所遗弃。这种遗弃固然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必然性，但对中国新诗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却是一种断裂和停滞，甚至直接影响着八十年代之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和命运。显然， 忽视语言的典雅性和格律的音乐性，必然导致文学艺术美感的丧失，终反而使艺术为人民所远离。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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