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影像文丛系列）

序 / 3

章 身份 / 9

第二章 概念的产生 / 37

第三章 渴望 / 81

第四章 图像 / 14

5第五章 方法 / 225

尾 声 / 267

索 引 / 281

译后记 / 285

     通过对摄影的诞生所做的缜密分析，本书考察了近年来对这一媒介的种种说法。本书标题出自路易·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Daguerre）写于1828 年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合作伙伴尼塞福尔·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我怀着热切的渴望，想看到你用大自然做的实验。”“热切的渴望”也体现了本书自身的无数渴望。它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对于摄影的一种解读，即对诸多说法的某个方面相对精确的解读。同时它还试图重写传统上关于摄影概念起源的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书收集了大量与摄影早期实践及其环境有关的材料。这类信息都被融入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谱系学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所提供的历史批判模式中。重要的是，本书着重指出，历史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栖息于现在（或译“当下”——译注）：历史实践始终是一种权力的应用；就历史一词的全部意义而言，历史举足轻重。读者必须明确，这些渴望是否得到了满足，是否还可以提出尚未被本书作者认识到的其他渴望。

     本书的结构非常简单直接，虽然全书的结论并非如此。章考察了针对摄影的历史和本体身份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很多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包括约翰·塔格［John Tagg］、艾伦·塞库拉［AllanSekula］、维克多·布尔金［Victor Burgin］和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AbigailSolomon-Godeau］）主张，因为一切意义都是由语境决定的，摄影本身并没有什么身份，而摄影的历史也没有完整性。这种观点与形式主义批评家（好的例子就是约翰·沙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的观点正好相反，后者根据媒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来识别和评价摄影。于是，摄影纠结于两类人之间的斗争中：一方把它同文化联系起来；而另一方寻找其固有的本质。但是这两种方法真的就像它们看上去那么差别巨大吗？

     第二章在这一媒介起源的基本沿革中，寻求摄影身份问题的可行方案。不过，对这一沿革进行的缜密分析却揭示出，在1790—1839 年间，欧洲7 个国家中至少有20 个人产生了摄影的念头。本书从福柯的著作中得到了灵感，着眼点从摄影的成功发明，转向了摄影这一渴望的伊始。特别关注的是让任何一个人构思出摄影的那种条件。这就把摄影起源的历史推向了19 世纪早期，而且质疑了判定摄影诞生年代这一做法的意义。

     第三章详细考察了这一点，审视了20 位原始摄影师所表达的渴望中的每一个（自然、风景、镜像、自发性），并揭示了摄影渴望的每一个元素，在19 世纪初都处在深刻的危机当中。这一危机在原始摄影师们的话语中体现出来，他们一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让他们自己的文本条理化。凭借语言一次获得成功的努力，摄影的命名再现了它自身“不可能具有”的身份这一有意思的困境。第四章把这一分析加以延伸，涉及一直被认为是该媒介起源的各种“早的照片”。这其中包括了一些不大可靠的候选者，例如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一幅木版画、德比的约瑟夫·怀特（Joseph Wright of Darby）的一幅画、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的一些速写，以及尼塞福尔·尼埃普斯、路易·达盖尔和希波利特·巴耶尔（Hippolyte Bayard）的早期摄影成就。

     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摄影的起源被差异性令人困扰的作用取代了，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延异”（différance）过程。摄影的当代诠释者们希望把它与自然或文化等同起来，而这个媒介早的拥护者们则提供了更模棱两可的表述，融合但更倾向于对两极都有所依赖。第五章分析了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带来的结果，后简单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摄影理论的局限性。除了毫无疑问的强有力的洞察力之外，后现代主义在其活动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再现了同样的逻各斯中心论机制，不仅维系了形式主义，而且支持更广泛的具有压制性的体系，例如男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本书的结尾是一篇“墓志铭”，针对的是近年来数字技术引发的摄影之死这一焦虑，主张这一争论又再次提出了摄影的身份这一重要问题。

     本书初写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84 年前后，当时我是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罗宾斯坦独立研究项目的研究生，受到像罗恩·克拉克（Ron Clark）、伊冯娜·蕾娜（Yvonne Reiner）、玛莎·罗斯勒（MarthaRosler）、本杰明·布洛赫（Benjamin Buchloh），尤其是克莱格·欧文斯（CraigeOwens）等一流学者和艺术家们的启迪，我对摄影的政治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忠实于后现代主义批评的逻辑，我想提出一种谈论摄影的方式，不仅关注政治观点的再现，也关注摄影再现本身的政治。约翰·塔格、艾伦·塞库拉和维克多·布尔金等批评家的著作是重要的范式，为我早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理论平台。更重要的是符号学的经典著作，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在悉尼大学讲授福柯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她的出色教学证明了当代哲学对于文化批评而言可能的确是有用的，我越是考察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哲学提出的疑问，就越觉得有必要回到摄影和现代主义之初，详细考察它们作为文化实体而同时出现的历史。

     这项修订的计划不久便成为一篇题为《摄影写作学：摄影史与理论的研究》（Photogramatology: 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Photography）的博士论文，经过几番失败的动笔和重写，博士论文终在1990 年提交给了悉尼大学。这要感谢我的论文导师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他给予我耐心的支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安妮－玛丽·威尔斯（Anne-MarieWillis）在写作过程中的协助，以及麦克·卡特（Mick Carter）在编辑方面给予的建议，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充当了我的临时导师。伊恩·博恩（Ian Burn）有关澳大利亚艺术史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模本——如何以应有的理解力和密切关注来解读图片。我的父母大卫·巴钦（David Batchen）和吉莉安·巴钦（Gillian Batchen）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给予了慷慨的鼓励和支持。

     许多人在论文和手稿完成的过程中，以批评、翻译协助、研究资料以及大有帮助的参考资料来鼓励我，其中包括维姬·科比（VickiKirby）、休·比斯特（Sue Best）、诺埃尔·格雷（Noel Gray）、玛丽·麦凯（MaryMackay）、托尼·弗雷（Tony Fry）、海伦·格雷斯（Helen Grace）、朱利安·佩法尼斯（Julian Perfanis）、凯蒂·瓦塞利乌（Cathy Vasseleu）、马里亚纳·弗卢斯（Marina Vloss）、希尔达（Hilda）和盖尔·泰伊（Gail Tighe）、卡特琳娜·摩尔（Catriona Moore）、马尔科姆·安德烈（Malcolm Andrews）、南希·吉勒（Nancy Keeler）、格雷厄姆·豪（Graham Howe）、海伦·恩尼斯（HelenEnnis）、卡特·戴维森（Kate Davidson）、伊娃·库雷里克（Ewa Kurilyk）、麦克·韦弗（Mike Weaver）、奥拉夫·威斯特法伦（Olav Westphalen）、艾莉森·金吉拉（Alison Gingeras）、苏珊·舒普雷（Sussan Schuppli）、琼·霍斯泰特勒（Joan Hostetler）、瓦莱丽·哈兹尔（Valerie Hazel）、道格拉斯·尼克（Douglas Nickel）、谢尔顿·诺德曼（Sheldon Nodelman）、伊娃娜·利雅（Evonne Levy），凯瑟琳·韦尔（Katherine Ware）、贝吉·史密斯（BeckySmith）、玛利亚·沃尔纳·玛丽恩（Mary Warner Marien）、埃德·迪蒙伯格（Ed Dimendberg）、惠特尼·戴维斯（Whitney Davis）、利·安妮·兰格维尔（Leigh Anne Langwell）和霍兰德·盖洛普（Holland Gallup）。理查德·特尔迪曼（Richard Terdiman）教授在1988 年指定我做他的研究助手，时间长达两个季度，让我有机会使用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我初的研究也得到了1985 年悉尼大学授予的国家研究生研究奖学金的资助。该奖项使我能够利用戴安娜·蕾娜德斯（Diana Reynolds）的研究服务；如果没有她起决定作用的专业知识，本书的插图也不会出现。我还要感谢提姆·诺厄（Tim Nohe），感谢他极宝贵的帮助，为出版提供了一些影像。此外，拉里·沙夫（Larry Schaaf）极为慷慨地从他的收藏品中为我提供了当作插图的资料。

     在本书的写作期间，其中很多论点曾发表在各种刊物上，通常是以不太成熟的、片段的形式。我对编辑和出版人的建议与支持表示感谢。他们分别是《余像》（Afterimage）的洛林·肯尼（Lorraine Kenny）和纳丁·麦克盖恩（Nadine McGann）、《西部》（West）的海伦·格雷斯（HelenGrace）以及《摄影历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的海因茨·赫尼施（HeinzHenisch）、麦克·韦弗和安娜·哈蒙德（Anne Hammond）

     从博士论文终转变成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主考官、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海顿·怀特（Hayden White）和维克多·布尔金以及悉尼理工大学的罗斯·吉布森（Ross Gibson）大有帮助的建议下促成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组织的不具名的手稿审核人给予的批评意见，对这一过程也大有帮助。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编辑罗杰·康诺弗（RogerConover）和他的助手丹尼尔·莱文（Daniele Levine）的鼓励和建议，感谢桑德拉·闵奇恩（Sandra Minkkinen）专业的编辑知识以及米谷织（OriKometani）雅致的设计。

     后，如果没有维姬·科比的鼓励以及理性和情感上的支持，本书也无法付梓。我满怀感激之情，谨将本书献给她。